企业并购重组是搞活企业、盘活国企资产的重要途径。现阶段我国企业并购融资多采用现金收购或股权收购支付方式。随着并购数量的剧增和并购金额的增大，已有的并购融资方式已远远不足，拓宽新的企业并购融资渠道是推进国企改革的关键之一。以下是i乐德范文网范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中央企业并购重组存在的问题及建议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阅读!
中央企业并购重组存在的问题及建议全文如下：
随着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入、资本市场的发育以及产业结构和企业治理结构的逐步完善，我国企业并购重组数量和交易金额在增加，而我国境内并购重组活动受政府政策导向与管制影响大的特点，使得央企并购重组成为近年并购市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一、中央企业并购重组的理论基础
(一)制度学派与凯恩斯主义
制度学派强调非市场因素是影响社会经济生活的主要因素，认为市场经济本身具有较大的缺陷，主张国家对经济进行调节，以克服市场经济所造成的弊端和缺陷。凯恩斯主义主张国家采用扩张性的经济政策，研究国家干预或宏观调控等政府主导方案的重要作用和实践意义。认为政府干预是必要的，因为市场经济的调整过程运转得较缓慢。
制度学派、凯恩斯主义以及其后期的发展理论认为市场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市场经济无法自发的调整为最优情况，因此不能任其自由发展，需要政府制定相应的制度来引导市场，发挥国家制度对于宏观经济的影响作用，而其中政府主导作用的重要性为分析企业并购重组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委托代理理论
委托代理理论指的是在委托代理关系中，代理人追求自己的工资津贴收入和闲暇时间最大化，而委托人追求自身财富最大化，因此委托人和代理人的效用函数不同，这必然导致两者的利益冲突。当研究我国中央企业并购重组的理论基础时，委托代理理论揭示了契约设计过程中代理人与所有者利益的冲突，为解释央企并购重组过程中的特点及整合所遇到的困难提供了理论支持。
二、重组中存在的问题：保卫战与代理问题
首先，作为两种不同的组织类型，中央重组企业和国家政府存在代理人冲突问题，可以看作是委托代理理论中的代理关系，因为政府注重公益性和国家利益，论文格式属于公共部门，而企业是以盈利为目的的盈利组织。
其次，代理人于委托人之间的目标冲突日益成为我国央企重组的阻碍。因为我国具有相对复杂的企业和管理部门之间的关系，企业的管理层和政府有关部门的负责任都有可能是国有产权的代理人，即重组双方都是代理人.
因此，这就导致重组双方都有可能因为谋取自身利益最大化而阻挠重组方案的进行。在我国官本位的文化下，在央企重组过程中由政府主导时就会使得代理人丧失控制权，从而往往意味着代理人自身利益受到损失，这就使得代理人在重组的过程中通过各种理由曲线的组织重组的实施。这种局面是在央企重组过程中普遍存在的问题，也是目前众多央企重组后业务整合举步维艰的关键因素。
三、针对央企重组并购的结论及建议
第一、进一步发挥国资委的作用。作为出资人，国资委要加强和改进监事会工作：进一步完善出资人财务监督制度体系，全面开展中央企业经济责任审计工作，推动企业建立不良资产管理长效机制，防止国有有资本流失;加快建立资产经营公司：积极探索以资产经营公司为平台推进中央企业的调整重组，发挥资产经营公司在、推进企业改革、促进资本流动和吸引战略投资者方面的重要作用，调整国家产业结构。[论文网 LunWenDataCom]
第二、受前期计划经济制度和公有制产权结构的影响，形成了央企重组过程中代理人利益冲突导致的抵触心理和行为。按照委托代理理论的研究结果，可以按照代理契约来解决相关问题。针对我国央企重组实施过程，把代理人利益与公司业绩或重组实施的条款相联系。比如完成了重组阶段或者达到了相应的公司业绩目标，则赋予代理人相应的权利和利益。这样可以实现重组效益的最大化，同时也解决了重组过程中双方不配合，出现打公司保卫战的问题。
第三，避免拉郎配的结果及行政化色彩。在央企重组的过程中，由于地方政府需要考虑地方的经济利益，因此很容易造成拉郎配,这就需要政府进行角色的重新定位，对市场秩序进行规范，监管市场上可能出现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并购限制关键领域;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从而保障就业。防止出现违反经济规律的现象，避免部分企业为了自身发展而甩包袱.
第四、央企改革形式可以多样化：综合应用多种形式比如整体出售、股票上市、内部收购、国有民营等，比如只针对高管期权激励的方式在央企改革中就可以用员工股权激励的做法来代替。员工股权激励比起纯粹的高管股权激励更容易使得改革方案得到贯彻和执行。员工股权激励可以改善企业的经营管理机制，增强职工参与企业管理的意识，从而使每个人为企业的长远利益着想，同时也使得股权得以分散，减少了高管手中的股权。通过这些措施，企业职工的主人精神得以成长，也从另一个角度实现了国有资产公有化。
央企重组是资本主义市场走过的路，无论是从理论研究还是实施运行方面，我国的并购重组比发达国家起步晚了近百年的时间，而改革有利于企业经营效益的提高、国有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以及抗风险能力的增强，政府财政负担的减轻，从而提高和发展国民经济的整体素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