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世纪的晚清财政史研究，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也存在着一些阙失，值得认真回顾和总结。在已经发表的有关学术史综述中，对晚清财政史的研究涉及很少，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本文在总体回溯的基础上，重点缕述几个重要的专题研究和突出成果，最后讨论晚清财政史研究的特点与不足。同时需要说明，由于视野和语言的限制，本文所涉及的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主要限于日本。挂一漏万与不妥之处也请读者批评指正。
一、学术史回顾：晚清财政史研究概述
应该说，对晚清财政史的研究，并非始于20世纪，在19世纪末已经开始。1897年，上海广学会出版了英国驻上海领事哲美森的《中国度支考》(林乐知译)，该书虽冠名“中国度支”，实则专门叙述清代特别是晚清的财政。该书的目录较为庞杂，共分为“总论”、“政府疆吏交际”、“直省解京款项”、“漕运京饷”、“额外京饷”、“海关洋税”、“岁人总论”、“地丁银”、“漕粮”、“盐课盐厘”、“百货厘金”、“新关洋税”、“常关税”、“土药税厘”、“杂税”等36目。仅从繁杂的目录来看，《中国度支考》不是一部研究性著作，更多的具有资料选编色彩。当然，其资料也弥足珍贵，刘锦藻编撰的《清朝续文献通考》就有所引用①，并称晚清户部的报告，“多脱误，外人指其不合”，而哲美森的记述，“外人信为无误”。这也正揭示出《中国度支考》的史料价值。
进入20世纪后，广智书局1904年出版了梁启超的《中国国债史》，梁氏对晚清的“国债”进行了初步的梳理。而吴廷燮的《清财政考略》(1914年铅印本)，则是国人从整体上研究清代财政的第一部著作，对晚清财政亦有涉及。191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王振先《中国厘金问题》，是国内学者研究厘金问题的第一部著作，受到同时代的国外学者的注意。②此后，专门研究清代财政的专著不多见，最值得注意的是罗玉东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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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清朝续文献通考》卷66，“国用四”；卷68，“国用六”，商务印书馆1955年重排本。
按：《清朝续文献通考》卷66在引用时作者记为“哲美森”，卷68则记为“遮密孙”。
又按：《清朝续文献通考》卷68在叙述光绪朝财政时，还引用了日本人根岸佶的著作，并称：“吾国财政向无报告，国人鲜有知者，近年始见预算案，然肯细心研究者亦不一二，觏日本人根岸佶为同文会会员，于吾国生计状况钩稽之勤，用力之久，远驾吾国人士之上”。
20世纪上半叶的晚清财政史研究专著虽不多见，但有关著作对晚清财政多有涉及。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立足于民国时期的财政研究，对晚清的财政问题进行回顾性研究。
第二，财政通史著作中对晚清财政的研究。
第三，通史性的专题史中对晚清财政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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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另外，盐务署主持编撰的《中国盐政沿革史》，分盐区进行叙述，1914年出版《长芦》分册，1915年出版《奉天》分册。笔者最近在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图书馆仅见到这两" 册。就这两册来看，所谓的“中国盐政沿革史”。主要仍是叙述清代。
与同时期的国内学者的研究相比，国外学者的研究值得重视。在日本，20世纪初至40年代，形成了对晚清财政的研究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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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东亚研究所报》第20号，1943年。已由郑永昌译成中文，附录于《财政与近代史 论文集》下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9年版)。
新中国成立以后，直到80年代之前，中国大陆学者对晚清财政史的专题研究虽然不突出，但也取得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成果。许大龄《清代捐纳制度》(燕京大学1950年版)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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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许大龄《明清史论集》收录。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新一代学者的成长，同时也由于以往研究的积累，晚清财政史的研究也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其标志有四：
二、专题研究与资料汇编
在以往的晚清财政史研究中，有若干研究专题形成了热点，并取得了突出成就。
1．晚清财政体制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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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陈锋《清代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的调整》(《历史研究》1997年第5期)一文，较系统地探讨了有清一代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的关系。对于晚清的财权下移，陈文认为，“晚清的财权下移是一个复杂的现象。财权下移之局的形成，因为时局的变化，既有督抚专权的意蕴，又有时势所迫的政策导向因素；财权下移的结果，既标示着中央财政对地方财政的失控，又展现出财政体制极端混乱之后，地方漫无限制的筹款，一方面使清廷和各地方渡过了重重险关，另一方面又不可避免地导致弊端迭出。”同时，陈文认为，晚清的财权下移事实上为清廷所不容，因此便有种种清理整顿财政的措施出台，并对此做了具体的分析。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② 已收入该氏的论文集《清代财政史研究》。
2．货币研究
近年出版的货币研究著作较多，前已揭明，不赘述。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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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外债与赔款
许毅等《清代外债史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年版)，是近年出版的集中研究外债的专著，涉及了“西征借款”、“海防、塞防的建设与外债”、“四大军事工业的创立同外债的关系”、“洋务运动与外债”、“中法战争与外债”、“中日甲午战争与外债”、“清末矿业借款”、“清末电讯借款”、“清末地方政府借款”、“清末驻外使领馆借款与留学生学费借款”、“清末内债演变为外债的几次借款”、“币制实业借款的发生发展过程”等若干专题。有些专题前此学者涉及较少，值得注意。至于其他相关的论文，俞建国《清末财政性外债及其对中国自主权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集刊》第10集，1988年)一文，富有特色，该文不但缕述了清末的几次主要的外债，而且分析了外债对清朝财政的影响与控制。
在晚清的赔款中，庚子赔款影响最大，也最为纷繁，研究成果相对较多。王树槐的《庚子赔款》是专门研究庚子赔款的著作，该著分“庚子赔款的议定”、“中国的筹措”、“偿付的波折”、“各国的退还”诸章，对庚子赔款的议定、筹措、偿付等做了系统的研究。作者写作该书的目的，是“综观庚款前后经过，比较各国的用心，分析其利弊得失，阐明对中国财政、教育、实业等各方面的影响”。由于作者利用了大量的中外档案，且分析透彻，使该书成为一部国内外学者注目的名著。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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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关税(海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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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该书1938年在上海用英文出版。1958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中文本，姚曾廙译。
20世纪80年代以后，又有赵淑敏《中国海关史》，卢汉超《赫德传》，汪敬虞《赫德与近代中西关系》，蔡渭洲《中国海关简史》，叶松年《中国近代海关税则史》，陈诗启《中国近代海关史。晚清部分》、《中国近代海关史问题初探》，戴一峰《近代中国海关与中国财政》，冈本隆司《近代中国与海关》出版。这些著作代表了最新的研究水平。其中，戴一峰的著作，更注意研究海关与财政的关系。该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为“中国近代海关的历史沿革及其与中国财政关系的演进”，重点探讨了晚清时期的海关与财政、民国时期的海关与财政；下编为“中国近代海关与中国财政关系面面观”，重点探讨了海关与常关、海关与厘金制度、海关与内外债及赔款、海关与晚清的财政整顿和改革。作者认为：“在近代中国，列强侵华势力控制下的中国海关在它与中国财政的关系中，典型地扮演了双重角色：它既是列强扩大对华经济侵略，控制中国财政经济命脉的工具，又是列强改造中国财政体制的样板。”该书列制的25个统计表格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冈本隆司的著作，也分为上、下两编，上编注意研究晚清海关的起源与税务司制度，并对粤海关、上海关进行了重点分析。下编则从海关税与借款、赔款以及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的关系着眼，探讨晚清以迄民国年间海关体制、海关税征收与财政经济的变化。陈争平《1895—1936年中国国际收支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也对晚清的海关贸易统计、走私贸易、国际收支平衡等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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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厘金
在厘金研究方面，前已揭示的吉田虎雄《中国关税及厘金制度》、王振先《中国厘金问题》和木" 村增太郎《中国的厘金制度》，是最早的研究著作，具有开拓之功。可惜的是，后来的相关论著鲜见提及。
吉田虎雄的《中国关税及厘金制度》，除“税关”一章中有厘局的叙述，“关税”一章中有鸦片厘金的叙述外，对厘金的研究以“各省的厘金制度”为名，分省区进行，分别对江苏、浙江、湖北、四川、福建、奉天、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甘肃、安徽、江西、湖南、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吉林、黑龙江等省区的厘金做了概要的叙述。其中详于江苏省的厘金。
王振先的《中国厘金问题》，分为7个篇目对厘金进行了初步研究，其中“各省厘金之制度”与吉田虎雄著作中的“各省的厘金制度”大致相似。王氏曾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是否参考吉田氏著作或二人相互切磋，不得而知。其他篇目则有其独到的见解，如在“厘金之沿革”中，将厘金的沿革分作三个时期：一是创办时期，包括雷以緘的创制和曾国藩、胡林冀的仿行；二是推广时期，认为，“办有成效，各省争自仿行，不数年间，厘金遂推及于各地。开办伊始，厘局地点尚限于水陆冲要、货物辐辏之区。自商贾谋脱税趋歧路，承办厘金之局员，复认额包征，藉以牟利。时捐输之例即开，纳贿得官者相望于道，其势不能不多取盈。防奸商趋避之弊，不免多设分局，在在盘诘留难，商民益受其累”；三是发达时期，认为，咸丰末年，虽已认识到厘金的弊害，屡有裁减厘局之谕，但因为财政困难，厘局难撤。至光绪年间，厘局益繁，病民亦愈甚。“江苏一省，有四百余所之分卡，自大运河上流宿迁县至镇江，其间距离仅六百里，而厘局及常关之数，达十有九。又由河南省卫辉府经卫河输送货物于天津，历河南、山东、直隶三省，沿途纳税须十余次。其烦苛可想……所谓厘金发达时期，即其殃民最甚之时。”文中同时指出，民国初年，“厘金有议裁之说，未能实行，间有一二省行之者，旋复其旧。未几以厘金为国税，命各省国税厅掌之。民国三年，官制改正，各省设财政厅，厘金亦归管辖。自是以后所差异者，只其征收考成及整顿办法特见明文，以为施行标准耳，于免厘加税之根本问题无与也。”又如，在“厘金之税率及其税额”中对厘金课税、征收方法的归结：“其课税法有二种，一日配赋法。各地运行之物品，而以其数配赋于商民。其弊也，此地税轻，彼地税重，甲货税轻，乙货税重，不公孰甚。此在同治四年以前各省尚多用之，其后知有流弊，乃渐改革。一日定率法。先将税品公估一定之价格，刊印成帧，使各地按率以征收之。然货色贵贱、货价高低，因时与地而各不同，欲悬定价，强不可齐者，而齐之亦未足以言平允。于是局员藉斟酌变通之美名，行因缘为奸之实事。兼以官吏包办，多方取盈。其征收方法，有一起一验者，有两起两验者。逢起则税加重，逢验则税稍轻。前者谓之纳税二次之制度，后者谓之纳税四次之制度。究之二次四次之外，尚有层层留难，暗中需索者。手续愈繁，弊端愈多，商民之负担亦愈重……或谓统捐之制，比较为良，然各省有行之者，卒以脱税甚多，收入锐减，并此新制不能维持。”这些论述，均值得予以注意。
木村增太郎的《中国的厘金制度》，主要叙述了厘金的沿革、厘金的性质与种类、厘金的征收与裁撤，内容较为简略，基本上与该氏随后出版的《中国财政论》一书中的“货物税”重复。
另外，金子隆三《中国的厘金制度与产业政策》也值得注意。①该书的分量较足，其“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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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该书属于“支那出张复命书”第四编《厘金》、第五编《支那的产业保护政策》的合集。《中国的厘金制度与产业政策》藏于东京大学经济学部图书馆，资料卡上注明：东京，出版时间不详。该书亦没有版权页，但贴有东京岩松堂书店的售书小票。书中引用资料的最后时限是1916年。又，东洋文库的藏本作：金子隆三《支那出张复命书》，大正七年（1918年）。
金”部分多达16章，章目如下：第一章，厘金的沿革；第二章，厘金的本质；第三章，厘金局的组织(包括清代的厘金局组织、现行厘金局组织等)；第四章，各省厘金局的名称及总数；第五章，厘金征收制度(包括一起一验制、两起两验制、统捐制、出产税、销场税、产销税、落地税、过境税等)；第六章，税率；第七章，征收规定；第八章，制裁规定；第九章，各省的厘金制度；第十章，铁道厘金(包括京汉、京奉、津浦、山东铁道厘金等)；第十一章，特种厘金及与厘金类似的杂税、杂捐(包括盐厘、糖厘、家畜厘、茶税、丝蚕捐、烟酒税捐等)；第十二章，厘金收入及其归属；第十三章，厘金的弊害；第十四章，厘金与子口半税的关系及得失；第十五章，厘金改良计划；第十六章，废厘加税问题。仅从章目已可看出其探讨厘金问题的全面。由于该书属于调查报告的性质，当然不乏识见，但更偏重于资料的汇集。如第三章中对重庆厘金局、汉口征收局、长沙厘金局、广东韶州厘金局组织机构的示列；第六章中对湖北、山东厘金税则的统计；第十一章中对广西与江西的糖厘、江苏与浙江等地的丝蚕厘列举等，都颇为细致。
1932年出版的井出季和太氏的《厘金》也属于调查报告的性质①，内容更为翔实。分别对厘金的沿革、厘金的意义、厘金的种类、厘金的征收机关、厘金的税率、厘金的利弊、各地的厘金制度、铁道厘金、特殊厘金、厘金收入、厘金减免等问题进行了叙述。在对“各地的厘金制度”的叙述中，大多数省份都将清代和民国分别论列，在对“特殊厘金”的叙述中，盐厘和鸦片厘金均是分省区论列。而且，将引用的典籍文献和论著加以揭示(重要者如《湖南厘务汇纂》、《福建省例》、《广东全省厘务总局新刊厘则》、《福建省厘捐类沿革利弊说明书》、《阁钞汇编》、《户部陕西司奏稿》、《丁恩改革盐务报告书》、《各省厘金状况调查统计表》、《支那经济全书》、各省财政说明书以及《中国度支考》、《中国厘金问题》、《中国关税制度论》、《民国财政史》等)，该书在资料性和学术性方面，超过了前此各种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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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烈的《厘金制度新探》晚出，对厘金的起源、厘金对晚清财政的贡献、厘金制度的弊端、厘金与晚清政局等都有较好的论述。事实上，在《中国厘金史》的基础上撰写该书，本身就需要相当大的勇气。何烈在《厘金制度新探》的“绪论”中说：“关于厘金制度之研究，最具成绩的当推近人罗玉东，罗氏所著《中国厘金史》，堪称研究中国厘金制度的权威著作。书中详述厘金制度之创立及推行全国的经过，举" 凡征收制度及收支状况，均有颇为详尽的叙述和分析，并分别说明各省实施厘金制度的沿革、税制与收支情形。书后附录各种统计表、各省厘票及表报式样等，都极具参考价值。由于该书所引用的部分原始资料(如故宫档案及宣统年间所编各省财政说明书等)与重要参考书(如《湖南厘务汇纂》等)，目下在台湾已很难找到，愈使该书身价增高，殆已成今日研究厘金制度必不可少的锁钥。《中国厘金史》出版于1936年，作者的研究方法容或未能尽善，但其著述态度是相当严谨的，见解也颇为独到。可惜书中所讨论的，只限于百货厘金一种，而收数颇大的洋药厘、土药厘、盐厘及其他杂项厘金，均甚少涉及。而且作者的研究重点，似乎是详于前而略于后(事实上，该书内容多为光绪三十四年以前的分析讨论，其后则甚为简略)，详于制度沿革而略于影响分析。令人深觉此一问题仍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何烈还点评了前揭美国学者E．G．比尔《厘金的起源一一1853—1864》一书，认为，“所持论点，大部因袭罗玉东，创见不多；引用资料，尤嫌贫乏”。不过，何烈对前揭吉田虎雄、王振先、木村增太郎、金子隆
三、井出季和太诸氏所著各书都没有提及，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
在研究厘金的论文方面，周育民《晚清的厘金、子口税与加税免厘》(上海市历史学会1986年年会论文集《中国史论集》，内部刊印)，王翔《从“裁厘认捐”到“裁厘加税”》(《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3期)，杨文华《论中法战争以前厘金与子口税的消长变迁》(《史学月刊》1989年第工期)，汪敬虞《威厚阔、李德立与裁厘加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4期)，戴一峰《论晚清的子口税与厘金》(《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4期)，马敏《清末江苏资产阶级裁厘认捐活动述略》(《马敏自选集》，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等，均以晚清厘金的变制为研究重点，也是值得注意的。
6．资料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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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该调查包括“江宁藩库”、“江安粮道库”、“江南盐巡道库”、“江海关道库”、“金陵防营支应局”、“江南筹防局”、“金陵善后局”、“金陵厘捐局”、“江宁劝办房膏总局”、“徐州膏捐总局”、“裕宁官银钱局”、“江南银铜元局”、“皖南茶厘总局”、“徐州土药统捐总局”、“江宁府屑清赋督垦局”、“吴淞口平粜义捐总局”、“上海摊地局’’等。见《支那经济全书》第l辑，东亚同文会1907年版，第64—674页。
三、晚清财政史研究的特点与不足
概观20世纪的晚清财政史研究，我们可以总结出如下特点：
第二，在晚清财政史研究的起步阶段，国内学者已比较注意国外财政学的理论著作翻译，有亚当士(斯)的《财政学大纲》(刘炳麟译，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柏克的《市预算》(孙树兴译，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塞力格曼的《租税转嫁与归宿》(许炳汉译，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等等。同时，国内学者也开始撰写自己的财政学著作，先后有雍家源《中国政府会计论》(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胡善恒《赋税论》(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尹文敬《财政学》(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马寅初《财政学与中国财政》(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这些财政学著作，一方面，注重财政理论与方法的探讨，对初始的财政史研究具有引导与规范作用；另一方面，注重论与史的结合，注重现实与历史的关系，对去时不远的晚清财政予以了关注和评说。胡善恒的《赋税论》对赋税的分类、赋税的原则、赋税的负担、赋税在经济上的影响以及我国的税种与西方国家的税种进行了分析论列。尹文敬的《财政学》在“预决算论”一编中，述及中国的预算起源时即云：“中国编制预算，起于满清末年。光绪之季，政府以筹备宪政之名，注意清理财政，定清理财政章程三十五条，在京设财政清理处，各省设清理财政局，由部派财政监理官。令各省财政清理局将收支存储粮银各数，编造册籍并盈亏计算表送部。此种办法，已具会计出纳之形式，而为预算之先声……”这可以看做是在研究相关理论时对晚清预算的初步梳理。
第三，某些现实问题的凸显和对现实的关注，导致了研究热点的形成。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关税研究热就是一个典型。武堉幹在其《中国关税问题》的序言中即称：“关税问题，系中国目前政治、经济、国权，均极重要。近年以来，有识之士，殆均注意及此，即坊间关于此项问题之著述，亦尝汗牛充栋。”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财政史学者的学术责任感和现实使命感。仅从武堉幹《中国关税问题》的章目中，此点可一目了然，如第二章“中国关税自主权丧失之沿革”，第三章“中国海关行政权旁落之由来”，第四章“中国现行关税制度之缺点”。关注现实当然不能代替严格的学术研究，但历史与现实的相互照察，却是学者的重要使命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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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清代四川财政史料》中，也有少量的档案资料。
以往的晚清财政史研究虽然取得了很多值得称道的成果，但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或者说存在着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
我们知道，晚清财政史研究与前朝财政史研究的最大不同，是有清代档案可资利用，由于许多学者大量利用现存档案，使得研究课题显得细致而深入。汤象龙、刘隽、罗玉东等人在早期的研究中已开了利用清代档案的先河。其后，彭泽益《十九世纪后半期的中国财政与经济》收录的晚清财政史论文，陈锋《清代盐政与盐税》以及《陈锋自选集》中收录的研究论文等，都是主要依据清代档案资料写成。但不可否认的是，许多论著对档案材料的利用仍存在着明显的欠缺，甚至一些重要的著作，如何烈《厘金制度新探》、《清咸同时期的财政》、周育民《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等，仅仅是从已经出版的档案资料汇编或他人的论著中转引了一些材料，基本上没有自己查阅的档案。至于其他一些著作，如左治生《中国近代财政史丛稿》、孙文学主编《中国近代财政史》等，连转引的档案资料也稀见。并不是说，转用或不用档案资料就写不出好的著作，但档案的利用程度毕竟制约着研究的深度。同时，档案资料的整理与出版亦明显滞后，虽然已经整理出版了许多档案资料，但与浩如烟海的清代档案资料相比还差之甚远，尚需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而且，除了整理出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台湾地区保存的清代档案外，各地方档案馆保存的档案也需要进一步予以关注。只有注意档案资料的利用，并加大档案资料特别是专题档案资料的整理出版，晚清财政史的研究才有望登上一个新的台阶。
另一个问题是，学术研究的规范性不够。关" 于这一问题，近年已有不少文章进行指摘，也已有所好转。这当然是值得高兴的。晚清财政史研究的规范性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相当数量的论文选题重复，没有新意或新意很少，甚至拼凑抄袭，不断地制造学术垃圾。二是有些论著既不进行学术史的检讨，也不借鉴或甚少借鉴他人的研究成果，这一方面可能是由于视野的受限，另一方面也有可能是有意无意的漠视。前已指出：“吉田虎雄《中国关税及厘金制度》、王振先《中国厘金问题》和木村增太郎《中国的厘金制度》是最早的研究著作，具有开拓之功。可惜的是，后来的相关论著鲜见提及。”这“后来的相关论著”即包括了罗玉东的《中国厘金史》和何烈的《厘金制度新探》等①，罗、何的著作堪称名著，亦有这种现象，其他著作勿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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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按：罗、何著都引用过《支那经济全书》，何著另引用过《清国行政法》、《支那经济综撒》等。
再者，某些财政专题的研究甚少或阙失，比如赋税征收册籍的研究、杂税的研究、晚清俸禄变革的研究、晚清新的财政支出的研究等等。
最后，尽管已有《清咸同时期的财政》、《晚清财政与中国近代化》、《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晚清财政经济研究》等著作出版，但水平不等，深度不一。从严格意义上说，至今还没有一部系统全面的晚清财政史著作。这既与汉、唐、宋等朝代以及民国年间的财政史撰写存在着差距，也与晚清财政史研究的活跃，以及晚清财政史研究的基本条件不协调。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是由于现存清代文献资料和档案资料过于浩繁，非一人之力、非短期内可以撮其精要，正确论述。从这个意义上说，存世资料的多少，对研究者而言，也是一柄双刃剑。另一方面，也与某些专题研究的不足相关联。如果没有高水平的专题研究作为基础，也就不可能有系统全面的晚清财政史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