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凡英雄有谋有略,有胆有识,他们的“所见”常会“不谋而合”。不是吗?韩信为兴汉灭楚设“暗渡陈仓”之计策,当初张良建议烧毁栈道的时候,也曾向刘邦预先说过。刘邦见自己麾下这两位英雄先后所定的计策,竟然完全一样,高兴地说:“英雄所见,毕竟略同!”在赤壁之战的打法上,周瑜和诸葛亮都主张用火攻,这也是“英雄所见略同”的一例。古今中外,“英雄所见略同”的事例不胜枚举。
然而,“英雄所见”未必全都“略同”。英雄毕竟有独立人格,其见解睿智常有独到之处,因此“所见略异”在所难免。鲁迅和郭沫若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两位巨匠,但他们对文学运动和文学流派的“所见”多有“略异”,彼此进行过多次论争。由于两位英雄“大战斗却都为着同一的目标”,“决不日夜记个人的恩怨”,虽有“笔墨相讥”,但还是牢牢把握着斗争的大方向,始终把斗争的矛头直指共同的敌人,不失为一位革命家和一位无产阶级文化战士的风度。
从辩证法的观点来分析,“同”是相对的,“异”才是绝对的。人类正是在“同”与“异”的比较和较量中不断向更理智、更科学的方向发展,日臻高度文明的境界。如何对待“所见略异”?英雄们会有不同的答案。纵观这些答案,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党同伐异。或利用权势,或利用势众,或利用权术,一方英雄无情讨伐另一方“所见略异”的英雄,直至置其死地而后快。二是求同存异。不视“异”为“异端邪说”,而是在求大同的前提下允许“存小异”,这多少有点民主意识。三是敬贤纳异。出于对英雄贤士的尊重,尽管有“异”,但能采纳其合理内核以滋补自己的学识,完善自己的理论,共同尽力于文明建设。由此可见,“求同存异”和“敬贤纳异”在政治生活和学术研究中的重要作用。倘若舍此,那么,政治生活将是“一言堂”的专制统治,而学术研究则是“万马齐喑”的颓败境况。
英雄所见“略同”者,有之,“略异”者,有之,甚或“略反”者亦有之。王安石和苏东坡是宋朝文坛上颇有成就的人物,同时也是政治上非常著名的活动家。这两位英雄在文学上的“所见”可谓“略同”(同列为“唐宋八大家”),但在政见方面,尤其是改革方面,两位却“所见略反”,矛盾尖锐,在朝廷上常为具体的改革方案(如“青苗法”等)而唇枪舌剑,苏东坡甚至上书反对王安石变法。但是,由于两位英雄都是以利民兴国为出发点,而不以个人的得失来“暗算”对方,因此, “所见”虽然“略反”,但并不影响两人之间的关系,也不有碍共同竭其心力来利民兴国。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所见略同”,英雄们和睦相处,这固然是件好事。那么,“所见略异”,甚至“略反”呢,也应有宽容和忍让的态度(当然并不排除必要的“争辩”),这可要有一种坦荡荡的政治襟怀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