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凡英雄有谋有略，有胆有识，他们的“所见”常会“不谋而合”。不是吗?韩信为兴汉灭楚设“暗渡陈仓”之计策，当初张良建议烧毁栈道的时候，也曾向刘邦预先说过。刘邦见自己麾下这两位英雄先后所定的计策，竟然完全一样，高兴地说：“英雄所见，毕竟略同!”在赤壁之战的打法上，周瑜和诸葛亮都主张用火攻，这也是“英雄所见略同”的一例。古今中外，“英雄所见略同”的事例不胜枚举。
然而，“英雄所见”未必全都“略同”。英雄毕竟有独立人格，其见解睿智常有独到之处，因此“所见略异”在所难免。鲁迅和郭沫若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两位巨匠，但他们对文学运动和文学流派的“所见”多有“略异”，彼此进行过多次论争。由于两位英雄“大战斗却都为着同一的目标”，“决不日夜记个人的恩怨”，虽有“笔墨相讥”，但还是牢牢把握着斗争的大方向，始终把斗争的矛头直指共同的敌人，不失为一位革命家和一位无产阶级文化战士的风度。
从辩证法的观点来分析，“同”是相对的，“异”才是绝对的。人类正是在“同”与“异”的比较和较量中不断向更理智、更科学的方向发展，日臻高度文明的境界。如何对待“所见略异”?英雄们会有不同的答案。纵观这些答案，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党同伐异。或利用权势，或利用势众，或利用权术，一方英雄无情讨伐另一方“所见略异”的英雄，直至置其死地而后快。二是求同存异。不视“异”为“异端邪说”，而是在求大同的前提下允许“存小异”，这多少有点民主意识。三是敬贤纳异。出于对英雄贤士的尊重，尽管有“异”，但能采纳其合理内核以滋补自己的学识，完善自己的理论，共同尽力于文明建设。由此可见，“求同存异”和“敬贤纳异”在政治生活和学术研究中的重要作用。倘若舍此，那么，政治生活将是“一言堂”的专制统治，而学术研究则是“万马齐喑”的颓败境况。
英雄所见“略同”者，有之，“略异”者，有之，甚或“略反”者亦有之。王安石和苏东坡是宋朝文坛上颇有成就的人物，同时也是政治上非常著名的活动家。这两位英雄在文学上的“所见”可谓“略同”(同列为“唐宋八大家”)，但在政见方面，尤其是改革方面，两位却“所见略反”，矛盾尖锐，在朝廷上常为具体的改革方案(如“青苗法”等)而唇枪舌剑，苏东坡甚至上书反对王安石变法。但是，由于两位英雄都是以利民兴国为出发点，而不以个人的得失来“暗算”对方，因此， “所见”虽然“略反”，但并不影响两人之间的关系，也不有碍共同竭其心力来利民兴国。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所见略同”，英雄们和睦相处，这固然是件好事。那么，“所见略异”，甚至“略反”呢，也应有宽容和忍让的态度(当然并不排除必要的“争辩”)，这可要有一种坦荡荡的政治襟怀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