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确保实现今年经济增长8％的目标，政府采取了扩大内需，适度增加投资和消费需求，促进出口增长等政策。这些都是典型的市场经济下积极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内容。在这种背景下，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组成部分的财政政策，也应当是积极的。
目前我国经济出现市场型过冷状态，直接表明我国的企业部门在市场机制的约束下，已拥有“过剩”的资源和要素，可以并且必须转用到政府部门上来了。因此，市场过冷的根本经济涵义就在于，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应从以往过多注重个人产品的生产，转到较大幅度地增加公共产品的供应上来，具体地看主要是应当较大幅度增加政府的预算支出。
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起飞的阶段。世界经济发展史表明，一个国家的经济起飞，首先需要作好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等方面的先期准备；而在20世纪即将结束的今天，大力发展新兴产业等，又是关系到我国能否赶上世界发展潮流和实现经济腾飞的根本问题。由于我国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几十年来我国经济发展主要以增大个人产品的产量，解决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为首要目标，这是完全正确的。但也在基础设施等方面产生了严重的“欠债”问题。随着经济的发展，“路不畅，电不明，水不足，话不通”等基础设施的不健全，已愈益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改革开放以来尽管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作了很大努力，也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但离满足经济腾飞的需要仍还有很大的差距。
这样，我国目前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的意义，就不仅是刺激和提高经济增长速度和实现8％增长率的问题，更主要的还是通过财政政策的运作，调整企业部门和政府部门在GDP中的相对份额，从而为我国经济的长期发展打基础的问题。
目前我国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在国债大规模增发的背景下，国债的发行收入应基本上用于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投资，而不应用于填补财政的经常性支出亏空，这应是我国财政避免陷入债务危机的基本前提。财政的经常性支出必须以经常性收入为来源，而国债作为财政的临时性和补充性的收入来源，显然不宜用于经常性开支，否则必将出现国债规模逐年递增的惯性膨胀状态，而使财政陷入债务危机之中。相反，基础设施等投资是财政的非经常性支出，其年度投资规模是可以依据当年经济的宏观景气状态而灵活地扩张和压缩，不仅可以产生有力的反经济周期的政策效应，而且当经济景气时还可以相应压缩债务发行规模，减少债务负担。此外，由于投资性支出将形成相应的国有资产，这就使得国家债务与国有资产形成对称状态，因而此时的国债具有“虚”国债的性质，这与被用于经常性支出而纯消耗的“实”国债，是有着根本差异的。
第二，积极的财政政策应伴之以财政管理上的严格“增收节支”。我国目前国债的发行收入有相当份额是用于填补经常性支出亏空的，其弊端人所共知，也一直在努力纠正，因而是有着很大的不得已性的。这就需要严格财政管理，通过增收节支，力求以税收等经常性收入去满足经常性支出的需要。此外，我国正在建立健全各项社会保险基金，各级财政是其主要的财力来源之一，但这是财政的经常性支出，因而是不能以国债和各级地方财政的准公债收入为来源的。但社会保险基金的建立又需要庞大的财力投入，这也需要严格加强财政管理，才能解决所需财力。
第三，目前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应以财政政策为主，其中又以扩大财政投资为主。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运作，主要是通过增大货币供应量来影响企业和个人需求以产生政策效应，如果企业和个人需求由于种种原因没有相应回应，就不能出现预期的需求扩张。财政的公共投资政策运作则不同，它直接形成着社会需求，而无需企业和个人需求的相应回应，从而可以产生货币政策所不具有的政策效应。目前我国已连续运用各种货币政策手段刺激经济，但市场远未作出相应的反应，因而远未达到预期的政策效应。为此，我国目前的宏观经济政策抉择，应当从货币政策为主转到财政政策为主，而其中又要以财政投资政策为主上来。这就是应主要依靠大规模增加政府的投资来刺激经济回升。否则目前的连续降低利率和扩大贷款规模，已产生了巨大规模的货币存量，一旦我国的市场在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刺激下复苏，则可能立即转入急剧的通货膨胀之中，“前门拒狼后门进虎”，其结果将是宏观经济的过分波动和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过度摇摆。如果联系到对我国金融状况有着巨大压力的亚洲金融危机一时难以结束，我国更应未雨绸缪，尽可能消弭通货膨胀危险于未然。因此，不仅从加大今年经济发展速度，而且从宏观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和防范金融风险着眼，都必须将我国目前的宏观经济政策重心转到大规模增大财政的基础设施投资上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