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生逢1966》(上海文艺出版社2019年6月版)，我的感觉是复杂的。这样一部带有自传色彩的小说，无可避免地留下了时代的烙印。它写的是畸形年代里的那段扭曲、压抑、晦涩的青春。小说引起了众多作者同时代人的共鸣，他们在这里读到了共同的集体记忆，读到了自己狂热的、荒唐的、痛楚的、热血沸腾的、不堪回首的过去。整部作品具有真实到残酷的力量。
不过，在阅读中，我仍旧有某种惶惑。我生晚矣，那个时代对我而言，何其陌生与隔膜。正因为我面对的是一部小说，而不是报告文学或其他，我便自然而然地以对待文学的挑剔眼光去看它。如果说，“老三届”们从中读出了某种亲切的话，我则在短暂的惶惑之后，逐渐从文字的背后读到了撼人心魄的东西。这种东西与时代符号无关，与小说本身的形式无关，与读者的年龄阅历无关，甚至，它也与流行的阅读时尚无关；但它确如河底金沙般散发出沉着的光芒。在我看来，这才是小说的最为成功之处。
我要说的，是这一类的东西，比如，小说主人公陈瑞平和他生命里最初两个女孩的情感胶着与彷徨，或陈瑞平面对母亲生死存亡时的矛盾与痛楚。
自从陈瑞平的父亲死去后，他的母亲一直在生死之间徘徊，儿子与地主成分的她划清了界限，四十三天没喊过她一声“妈妈”。母亲生了胰头癌，她已经在和死神面对面，但她心有不甘。虽然顺从了世道，顺从了命运，但毕竟不甘啊！那边厢，儿子也在反复问着自己：“我能喊一声妈妈吗？一个红卫兵能喊地主分子一声妈妈吗？”
“谁说过不能喊呢？她确实是你的妈妈。谁又批准你能喊呢？”作者冷静地写道。就在喊与不喊之间，母亲生命的游丝渐弱，“瑞平赶到床头的时候，是早上六点。妈妈已经去世了。一旁是呆呆站着的蔡小妹。瑞平一下子将手捂在了心口，他的心先是重重地落下，妈妈死了，他没有机会叫一声妈妈了。然后又突然荡了上来，妈妈死了，我不用叫妈妈了。他的身体突然不受灵魂的控制，他喊了一声‘妈妈’之后就嚎啕大哭……”
有人说，现代化进程牺牲的是充沛的情感，是悲悯的情怀。冷漠似乎成了一种人际态度。但是，面对这样的叙述，是否会感到身处一种压抑的悲剧性境况中，正有温热的暖流淌过心灵，让你产生欲哭无泪的冲动呢？
是的，文学没有理由否认情感与生命在社会发展中的价值，也没有理由否认它们在审美上的价值。小说里关于陈瑞平与蓓蓓的初次灵肉“相遇”，也写得节制、含蓄，充满无奈、怅惘，而又满含着复杂的美感。
作者保持了相当的镇定和克制，这样奇特的细节超出了个人经验所具有的意义，它已经悄悄地产生了属于文学本身的阅读魅力，成为属于人类共同的精神性的东西。
而在那特殊年代里，儿童们的表现也是作者的一个颇有意思的发现。在遭遇了那夜众人的窥视后，陈瑞平成了弄堂里指指戳戳的对象。事后对他紧追不放的不是大人，却正是半懂不懂的孩子，他们追在他身后唱暧昧的童谣。“在任何时候，孩子都是弄堂的真实体现”，“不少在大同坊被批判过的人全部被孩子跟过”，在这里，弄堂孩子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纯洁化身，而成了畸形年代里饶有意蕴的象征，懵懂孩童参与了集体的狂欢游戏，童言无忌，传递的却是复杂的成人世界的险恶。
正因为有了上述这些东西，才使《生逢1966》在褪去小说时代背景等附加符号后，仍能散发璀璨的光华。这些东西，就是历史中的生命体验。我正是被它所感动的。也因为有了它，这小说也才真正属于文学。
苏童的长篇小说《城北地带》讲述了一代少年的故事，这个故事也是属于香椿树街的一代少年的故事。
小说中的四个少年，李达生、沈叙德、王小拐和孙红旗同属于城北的香椿树街，他们一直不学无术和放浪形骸，整日游手好闲晃晃荡荡，而且被学校开除学籍也毫不关心，他们的理想就是在香椿树街这个地方，在城北地带扬名立万，他们瞄准了扬名立万的方式就是逞凶斗恶，通过蛮狠暴力建立自己在城北地带的赫赫威名。而在父母的眼里，这群香椿树街的少年当然是属于问题少年，有小偷小摸的习惯的不良行为，鄙视亲情特别是父母，父母在他们心里成为了可以任意侮辱和取消的对象，他们追求自由，力争挣脱束缚，性格冥顽冷酷。后来经历了一系列的事件之后，四个人的多舛的命途有了不同的落场：李达生在一场一对众徒的斗架中丧了命，沈叙德与骚货金兰私奔到了青岛，王小拐因为举报有功而成了香椿树街的模范人物，孙红旗早早地因为案件而进入了草篮街的监狱。本来是形影不离、朝夕相处的玩伴，最后落得个曲终人散，人鬼殊途。
在四个少年身上发生的事件互相交织在一起织成了一部属于香椿树街的某个年代的历史。通过一个个事件我们看到了一些比较有趣的东西。《城北地带》是先由李达生身上展开故事情节的，最后也是在李达生的身上结束了小说的叙述，这可以认为是前后呼应的一个轮回，具备了时代的意味，有历史的痕迹在里面。小说的最后是李达生的母亲腾凤在寻找李达生遗失在他丧命的现场的那只双猫牌闹钟，双猫牌闹钟的遗失意味着属于李达生他们那个少年时代的结束，意味着一片时间，一个时代，一段历史的结束，是青春一去不复返的意思，是一种悲剧性的色彩；沈叙德的一生可谓都搭在了骚货金兰的手上了，是宿命中无法挣脱的冥冥之意，他跟金兰私奔后在火车上丢下了钥匙，钥匙意味着开启的意思，有开启未来之门的意味，所以丢弃钥匙意味着沈叙德的前程也将变得下落不明，变得扑朔迷离了；王小拐可以说是四个少年中最风光的一个人了，但是王小拐是个瘸子，也是一种残缺不全的意思，环绕他身上的光环是一种暗淡的光荣与荣耀；孙红旗因为了美琪而进了监狱，是比较有现实意味的破碎结局。由此可以知道，四个少年的故事都带着时代变迁的影子和烙印，到此我们可以推知苏童写作这部小说的企图只是缅怀了一个时代，追忆了过往的岁月，怀旧了一番历史而已，而其中透露的则是一些悲观的感性情感与对旧时光无限消逝的惋惜和追恋。
如果说发生在少年身上的巨变是城北地带的时代变迁的缩影的话，那么从香椿树街上也可以看到时代变迁的影子和写意。比如小说中提到，以前夜饭花是香椿树街的标志性植物，可是后来太阳花代替了夜饭花。夜饭花是一种在晚上盛放的话，而太阳花向阳开放，这里也许代表着苏童唯一的一点乐观的对于香椿树街的想法或者期盼。另外化工厂在小说中是从一而终的角色，是小说中静止的事物，而化工厂对环境的严重污染也许是苏童一直控诉的对象，他似乎也很痛恨工业发展中暴露出来的弊病，他产生了不满，进而进行抨击。
以上所提到的都是苏童从正面叙述了时代的变迁，小说中也穿插了第三者的旁观眼睛，通过这个眼睛我们也看到了香椿树街和城北地带的变与迁，那个第三者就是拾废纸的人物老康，老康从一名寿康堂药店的老板被划分为四类分子，他的身世的跌宕起伏与时代的发展是交相辉映的。从老康的眼中我们看到的也是一代不如一代的历史演变。
时代自有它的传奇色彩，老康就是一个传奇的色彩泼洒在香椿树街上，老康被王小拐揭发了他暗藏地窖的秘密，老康的真实身份在香椿树街上就成了一种传奇被人们议论着，一个时代因为有了传奇色彩已经成型了一半。时代的另一半在于它的神秘色彩，这一半神秘色彩在小说中是由幽灵美琪来充当的，香椿树街上许多人都说目睹过幽灵美琪，她神出鬼没的影子成为了香椿树街人们心头的一块阴影。这神秘色彩也是苏童的一种悲观意识的凝结，说明美好的事物，比如美琪，只能以一种虚无的、不现实的成分而存在，也许可以被目睹，但事实上也许只是人的幻觉与臆想在作祟而已。
香椿树街在苏童的作品中一直是一个一而再再而三被提及的地方，是苏童虚构出来的另一个与现实世界相互依存的地方，那里发生的事情是现实世界的折射和反映，我们也可以认为香椿树街就是苏童的精神层面的东西的依附之地，而在《城北地带》中，什么是香椿树街的精神代表呢？也许是李达生一类少年渴望一战成名的理想，也许是老康一直想要回来的寿康堂，也许是化工厂、是玻璃厂、是石桥洞、是北门大桥之类的事物，又或许就是美琪的幽灵，这些也许都是不得而知的。
也许另一种成功的写作方式就是效仿苏童，构造一个固定的属于自己的精神层面的地方，属于自己的香椿树街。如果你清楚香椿树街每户人家里发生的故事，那么让你写十个时代，百个时代都书写不完，因为精神联想可以有许多外延的方向，因为精神是具有可塑造性的。
多一点现实关怀，多一份体察生活的耐心，是《城北地带》带给我的一次写作启导。
日本民族好学，善于取他人之长为己所用。远的如派出遣唐史，几乎从国家制度、思想文化到民风民习，大规模照搬唐朝，这种引进的影响力迄今仍处处可见；近的如明治维新，又是一次整体性的对西方文化的模仿，从而使国家一跃而变为东亚强国。
读读日本的读本小说，我们也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出日本民族的学习精神。
所谓读本小说，主要指日本江户时代译介改编中国明清世情小说而成的一种文学作品。它采用中国《剪灯新话》、“三言”、《水浒传》之类小说的基本故事情节，把人物、地点、历史背景改换成了日本的，又融入日本的民风民情，从而开创了日本小说发展的一个新时代。
这本《日本读本小说名著选》收录了《英草纸》《繁野话》《雨月物语》《忠臣水浒传》《曙草纸》《南柯梦》《飞弹匠物语》等读本小说名著，从中可以看出日本读本小说发展的主要脉络。
日本古代把小说称作“物语”。近世以前，物语文学主要为少数贵族阶层所欣赏和把玩。随着文化的世俗化需求不断增长，旧有的“物语”远不能适应时代要求，一些日本作家便把注意力转向了中国。其时正是明清之际，中国的世情小说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迅速发展，水准之高，内容之精彩，都是空前的。这倒为善于吸纳先进文化的日本人打破其国内小说创作停滞不前的状态提供了便利。于是，自浅井了意翻改明朝《剪灯新话》为《伽婢子》后，便陆续出现了一批译介名家，如都贺庭钟、上田秋成、山东京传、曲亭马琴等等，也产生了一批影响巨大的读本小说名作。这样的引进改编，对于中日文化交流，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日本人对中国文化的学习也不是盲目的。读本小说吸纳了明清小说中儒家文化的仁义道德主旨，佛教文化的劝善惩恶思想；也充分借鉴了世情故事情节的传奇性、可读性。然而，他们没有把他们认为是糟粕的东西也译介过去。他们认为，像《水浒传》《西游记》之类作品，固然是“裨史之大笔，和文之师表”，但也存在过于注重“强人之侠义”的不足；而“三言二拍”之类，则存在淫秽之弊。他们更需要忠臣孝子义夫节妇的故事，需要“示劝善惩恶于儿女”的故事，因此，像中国小说中的男盗女娼、偷香窃玉之类描述，就难得见于读本小说中。诚如石川五老跋《忠臣水浒传》中说：其内容认真记述三纲五常，可谓完全是警世之书。可以看出日本所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之深。而用意如此，并不意味着其作品内容一定枯燥泛味，他们会努力“施国字陈俚语”，让故事通俗易懂，让田客村童都晓畅明白，“使所谓市井之愚夫愚妇，敦行为善耳”。
日本人学习中国古典小说的创作艺术，经历了一个由模仿到创新的过程。初期读本小说总是以保留中国格调和汉语文风相尚，尽可能在小说故事中完整地再现明清小说原作里的精彩情节和精彩言词，从《英草纸》《繁野话》到《雨月物语》，无不打上了深深的中国古典小说烙印。尽管当时日本有少数人嘲讽这样做不过是制造了一批“傀儡院本”(式亭三马《阿古义物语》中语)，但这样的作品反映了日本人最初是怀着一种对中华文化无比敬仰的心情来认真模仿的，而且这种模仿，客观上也深受日本民众欢迎，并有力地促进了日本近世小说创作的新发展。随着译介作品越来越多，也随着作者们翻改水平的不断提高，他们开始关注于把中国式的小说本土化——虽然终究不可能彻底摆脱汉化影响(没有汉化影响，就不称其作品为读本小说了)，但他们努力从本国历史中寻找创作素材，借鉴《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形式，写出了具有浓郁日本风味、代表读本小说创作高峰的长篇章回体历史小说，如《忠臣水浒传》《南总里见八犬传》等，从中倒也可以看出日本人在经过学习和模仿后，总会把他山之石变为自己攻玉之具，走上自主创新之路。
从日本读本小说的发展中，或许我们也可以从中得到一些有意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