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肯尼的奇迹
肯尼出身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拉昆村。当母亲看到婴儿只有半截身体时，哭得死去活来。做父亲的比较冷静，再三安慰妻子：“我们要面对现实，不要绝望，生命还在，希望还在。” 肯尼1岁半的时候做了两次手术，腰以下的神经无法恢复，连坐都成了问题。医生却劝肯尼的母亲：凡事要尽量靠他自己的意志和能力去做。几个月后，肯尼竟奇迹般地坐了起来。不久，他开始尝试用双手走路。 肯尼开始上学了，每天都要装上重达6公斤的假肢和一截假胴体。坐着轮椅上厕所很不方便，每次都有同学帮助他。在这样的环境熏染下，肯尼爱生命，爱身边的每一个人。 肯尼是个摄影迷，一有空，他就挂上相机，摇轮椅到附近公园去。他一边给人拍照，一边说：“你的眼睛真漂亮，等照片洗出来我要挂在房间里做装饰。”说得姑娘们喜滋滋的。他帮妈妈买东西，有时也替邻居洗车、剪草。这对一个没有下肢的人来说，要有多大的毅力啊！ 如今，肯尼已经是加拿大的小影星了。他成功地主演了影片《小兄弟》。 肯尼的一位邻居说：“我们热爱肯尼，因为有了他，我们提高了战胜困难的勇气。我们要像肯尼那样，对生活充满自信！” 生活总会有无尽的麻烦，请不要无奈，因为路还在，梦还在，阳光还在，我们还在。
2、莫为尊者讳
写东西出现笔误，这是难免的事。笔误如果出在一般人身上，那就是小事一桩；如果出在领袖人物身上，那说不定会成大事了。 学识渊博的毛泽东，也同样会出现笔误。1957年，毛泽东写给《诗刊》的一封信中，将“贻误青年”的“贻”，误写为“遗”。这封信的手迹发表后，北大一位学生写信给毛泽东，直言指出“遗误青年”的“遗”应为“贻”。毛泽东欣然接受这个意见，并专门给《诗刊》编辑部打招呼：请予更正。 这件事使人感到有点遗憾。不妨设想一下，毛泽东写给《诗刊》的信，在发表之前，看过的人何止一个？别人不说，《诗刊》的编辑、副主编、主编总该看过吧，但他们为什么没有纠正这一笔误呢？这封信的手迹公开发表后，看过的人何止万千，为什么惟有北大这位学生敢于指出这一笔误呢？
3、关怀
关怀，就是拥责任入怀，拥苍生入怀。 ——联合国总部，一只高悬的“贫困钟”上红色数字显示地球上每分钟就有47人加入到庞大的贫困队伍里 人都有喜怒哀乐，这个避免不了。我现在认为应该做到三条，第一就是克制，第二就是谦虚，第三就是执著。 ——有人问海尔集团首席执行官张瑞敏是否感到过情绪低落又是怎样克服的，张瑞敏这样回答 我所做的工作都是自己认为不擅长的工作，但我不怕困难，最终把这个工作做好了。 ——SAP公司CEO孔翰宁上大学读的是物理专业，但他的经历让他相信，只要敬业和用心，没有什么事情做不好。 脸红一阵子，安全一辈子；侥幸一下子，后悔一辈子。 ——国家税务总局纪检组组长贺邦靖在深圳检查工作时妙论廉政建设 生命并非一个发现的过程，而是一个创造的过程。你并不是在发现你自己，而是在重新创造你自己。所以，别急于发现你是谁，而该急于决定你想做谁。 ——美国教育家威廉·沃德如是说 永远不要回头看，有些人可能会瞬间超过你。 ——美国最负盛名的棒球手佩奇对儿子的告诫
4、向动物学习
常会兴趣盎然地看着我家那群小狗在嬉戏，它们仿佛遵循某种约定俗成的法则，以防止对游戏行为的误解。某只狗在发起“进攻”或者要厮咬其他小狗前，都会做出一种类似“鞠躬”的动作，即蜷曲前肢，同时把屁股翘起来。如果大狗有兴致参与进来，作为强者往往会故意小输几下，让弱者占上风，从而使游戏能顺利地继续开展下去。 另外在一部电视专题片中，让我对动物有了一种更深刻而惊喜的认识：一只饥饿的猕猴如果发现自己拿食物会让另一只猕猴遭到电击，就不会去拿。在另一个实验中，老鼠在发现自己的“偷吃”会给同伴带来痛苦后，也会立即停止行动。美国旧金山州立大学的哈尔先生在20年前发布的一项研究结果中说，在训练长尾猴把一枚辅币塞入投币口以获取食物时，他发现一只公猴帮助没有学会这一做法的最老的母猴，有3次这只公猴拾起母猴失落的辅币，投进机器，然后让母猴获取食物…… 由此，我相信一些科学家的断言，动物们具有道德感赖以存在的情感，并且它们会按规章行动，从而获取群体生活的好处，并让整个群体受益。动物中普遍存在“共情”，自然界并不总是充满残忍血腥的争斗。那么，还有什么理由让我们不能友善相处？
5、司马光砸缸的缺失
司马光砸缸的故事源远流长，自古被传为佳话。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发问：假使司马光不是施救者，而是掉进水缸中的溺水者，并且旁边又没有可以砸缸救他的另一个“司马光”存在，此时，他应该怎样做？若问及今天的家长或老师，有谁不会大瞠其目呢？毕竟我们很少接受过这种教育啊！ 我们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历来注重的都是“他救教育”，即“见义勇为”、“舍己为人”之类，这固然是很重要的，但往往忽视或根本就没有进行过的就是这种“自救”教育。 所以我们的大多数孩子在自身安全受到威胁时，表现出的往往是惊慌失措，无计可施。 北京市中小学心理研究所的专家对某小学数百名小学生进行过一项测试调查，结果是：当遭遇火灾时会主动拨打119报警电话的占45%；会主动使用湿毛巾临时救急的占12%；会想办法从窗口逃身自救的竟几乎为零。而在欧美国家，从幼儿园开始，就要对儿童进行诸如消防、报警、识标、解危等生活常识方面的素质教育。 因此，反思今天正在倡导的“素质教育”，我们难道不觉得有什么缺失或正在被忽视么？
6、本源的快乐
某喜剧大师去找心理医生求诊，说他不快乐。心理医生劝告他，去看某喜剧大师的表演吧，他会让你快乐。可喜剧大师说，我就是他。我送给观众快乐，但那只是我的工作。快乐是他们的，我不快乐。 这件事对心理医生触动很大，他弄不清楚快乐是谁的，于是也开始忧郁。心理医生去找喜剧大师，说我也不快乐了。喜剧大师说你治好了许多人的抑郁症，让他们重新感受到了快乐，你为什么不快乐呢？心理医生说，可那只是我的生活。快乐是他们的，我不快乐。 我也曾有过不快乐时候，直到看到乔叶讲的一个故事，改变了我的看法。她说公共浴池里有一位搓背女工，每次她去都要问：搓背吗？乔叶说不用。谢谢。女工说，老熟人了，可以少收钱。乔叶依然摇头。可你自己怎么搓呢？女工真挚地担忧着，不要钱给你搓，可以吗？ 故事讲到这里，乔叶和我一样地惊讶了，自然要问：那你图什么？女工说，我是干这个的，这是我的工作。工作本身就是美丽的，就是快乐的；生活本身也应该是美丽的，快乐的。
7、心灵的落点
一支开拔远征的军队，要穿过一片积雪区域。天空纷纷扬扬地落着鹅毛大的雪花，士兵们的眼前除了白茫茫，就是素裹银装。忽然，有一个士兵痛苦地捂住双眼，“上帝啊！我什么也看不见了！”没过一会儿，几乎呈几何级数增加的士兵身不由己地患上了这种怪病。 这件事在军事界掀起了轩然大波，后来这桩怪事终于真相大白——原来致使那么多军人失明的罪魁祸首居然就是人的眼睛——人的眼睛总是在不知疲倦地搜索世界，从一个落点到另一个落点。如果连续搜索而找不到任何一个落点，它就会因过度紧张而导致失明。 后来，聪明的研究人员想出一个办法，那就是在大部队出发之前，先由先头部队将沿途的树木上的雪摇下来，从而使大部队的眼睛不至于因没有落点而连续搜索，这个故事，最终被编入了美国西典军校的教材里。 人生亦是如此，当一个人的心灵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落点时，他不是也需要清理出一棵“树木”做心灵的落点吗？
8、越石父不领赎身情
越石父是春秋晋国一个很有才学的人，可因家里贫穷，只好给有钱人当家奴。有一天，他背柴返家途中，被出使晋国的晏婴碰到，晏婴当即将他赎身，带回齐国。不料，到了晏府门口，越石父并没有千恩万谢，而是跳下车扭头便走。晏婴见状愕然，责问道：我与你本来素不相识，只是因为同情你，才为你赎身，你为何就这样不辞而别呢？越石父回答说：一个人对别人有恩，不能趾高气扬；受了别人的恩德，也不能低三下四。何况你一路上一副傲慢，毫不谦逊，因此我想离开你。经越石父这么一说，晏婴连忙致歉，设宴挽留，纵论国是。晏婴在担任齐相期间政绩斐然，其中不少得益于越石父的提醒。 在封建社会里，权力被视为私有产物。晏婴为越石父赎身，原以为越石父会依附自己，日后好为自己驱使，不料越石父根本不吃这一套。所幸晏婴不失为开明通达之人，不仅不为所恼，反而知过即改，实属难能可贵。 现在领导干部中，存在这样一种现象，自己亲手提拔的部属，就得听话，就应感恩戴德，言听计从。一些得到领导提拔的人，往往在报恩心理的支配下，放弃原则，盲目追随，甚至同流合污，沆瀣一气。这种现象究其原因，还是旧社会“人身依附”的陈腐思想在作祟。
9、领地
一位心理学家曾做过一个实验，当他与朋友在餐桌上聊天时，他有意识地将桌上一件件的餐具往朋友那边移动，结果本来谈得很热烈的朋友开始变得心神不定，最后终于提出了抗议，说他感到了某种压力。由此心理学家得出结论：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精神的领地。 有个寒冷的冬日，在路旁水泥台阶上，一个头发蓬乱、衣服油腻垢污的流浪汉，正在一边就着一小瓶散装白酒，一边吃着盒饭。他已忘记了周围的一切，完全沉浸在自己一个人的世界里。 但此刻路过他身边的我却很难受，不知是哪根神经被触动了，我很冲动地从兜里掏出了10元钱递给了他。他很吃惊地看我，仿佛从梦中醒来一般。他停止了咀嚼，小酒瓶也放下了，但没有道谢，只是怔怔地盯着那10元钱。这10元钱无疑成了对他处境的提醒，我听到了一声沉重的叹息。 或许，我们在善良的同时，还要学会给人保留一点心灵空间。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立的精神领地和自尊，在别人精神的领地里，不要以为凭借善良就可以随意闯入。
10、颠倒的荣辱观
1943年罗斯福总统秘密飞往卡萨布兰卡与英国首相丘吉尔会晤，制定盟军进攻欧洲大陆的计划。这次长达42小时的飞行，对双腿瘫痪的罗斯福是一场相当严峻的挑战。当时的飞行员奥蒂斯·布尔延回忆说：“他没有提任何特别的要求。事实上，我们移走了几个座位，给他铺了一张床，但他更喜欢坐起来，一路上都醒着，因为飞机上的其他人都没有地方可躺，他不想享受特别的待遇。” 罗斯福的这种行为与他个人的道德修养固然有关，与他所置身的社会文化环境恐怕关系更大。他觉得与人同甘共苦是值得尊敬的行为方式，其心理基础则是根深蒂固的人与人之间理应平等的社会意识。我认为这与文化环境有极大关系。 可是，在21世纪的中国，仍有不少人认为，搞特殊、高人一等，那才叫有身份、有地位、有面子。6月19日《新快报》报道说，有两位持有机场“控制区通行证”的“特殊人物”，要带一个朋友上飞机，而且拒不接受检查，遭到航空公司人员拒绝，他们就打电话“让飞机走不了”，而飞机果然就走不了，直到僵持了一个多小时，他们觉得闹够了，面子争回来了，航班才得以起飞。显然，在某些国人头脑中，荣辱观是颠倒的：平等待人、平等待己是无能之辈应被轻视，趾高气扬、众星捧月才有成就感。这种传统的荣辱观是与前现代的种种制度安排相适应的，互为因果，有自尊心的中国人对此应该自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