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
生于1911年8月，山东清平(今临清市)人。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修德文。1935年秋入德国哥廷根大学主修印度学，先后掌握了梵文、巴利文、佛教混合梵文、吐火罗文等古代语言。在德期间，发表论文多篇，获得国际学术界高度评价。1946年回国，受胡适、傅斯年、汤用彤三位先生之聘，为北京大学教授，主持创办东方语言文学系。1956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78年后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所长等职。期间还先后担任过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会长、中国南亚学会会长、中国民族古文学学会名誉会长、中国语言学会会长、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等。 季先生的学术研究领域主要有印度古代语言、中印佛教史、吐火罗文译释、中印文化交流史、比较文学、文艺理论、东方文化、敦煌学等，范围之广，国内外罕见。他的100多部著作已汇编成24卷《季羡林文集》。他主持编纂的《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传世藏书》、《神州文化集成》、《东方文化集成》等大型丛书在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弘扬中华民族精神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季羡林先生清华园日记节选
二十五日
以前我老觉到学生生活的高贵，尤其是入了清华，简直有腚上长尾巴的神气，绝不想到毕业后找职业的困难。今年暑假回家，仿佛触到一点现实似的。一方又受了大千老兄(美国留学生)找职业碰壁的刺戟——忽然醒过来了，这一醒不打紧，却出了一身冷汗。我对学生生活起了反感，因为学生(生活)在学校里求不到学问，出了校门碰壁。我看了这些摇头摆尾的先生我真觉得可怜呵!
我对学问也起了怀疑。也或者我这种观念是错误的。
现在常浮现到我眼前的幻景是——我在社会上能抢到一只饭碗(不择手段)。我的书斋总得弄得像个样——Easy chairs，玻璃书橱子，成行的洋书，白天办公，晚上看书或翻译。我的书斋或者就在东屋，一面是叔父的。婚姻问题，我以前觉得不可以马虎，现在又觉得可以马虎下去了。
我时常想到故乡里的母亲。
(补)早晨的生活同昨天差不多。午饭后访杨丙辰先生，杨先生早已进城了(刚才长之去访他来)。回来后，又忽然想到发奋读德文，并翻译点东西给杨先生去改。第一个想到的是J . Wassermann，但是他的短篇小说太长。于是又读Hölderlin的Ein Wort über die Iliad，里面有句话：Jeder hat seine eigene Vortrefflichkeit und dabei seinen eigenen Mangel。午饭前，刚同长之谈杨丙辰、徐志摩，长之说：杨先生攻击徐志摩是真性的表现，他捧孙毓棠是假的，因为人在高傲的时候，才是真性的表现，并且人都有他的好处和坏处……他刚走了，我就读到这一句。我简直有点儿ecstatic了!
杨丙辰攻击志摩，我总觉得有点偏。
杨丙辰——忠诚，热心，说话夸大，肯帮人，没有大小长短……等等的观念。
阅报见姚锦新(我们系同班女士，钢琴家)出洋，忽然发生了点异样的感觉。
晚访王炳文，请他说替找的宿舍能否一定。
忽然想到翻译Die Entstehung von Also Sprach Zarathustra，是Nietzsche的妹妹Elizabeth Förster Nietzsche作的，据说最能了解他的。岷借去十元。
二十六日
昨天同岷源约今日同往图书馆找沈先生托往英国购 William Blake：Songs of Innocence & of Experience(一镑十先令)。今晨往访岷，竟不遇，心中忐忑不安，盖余若决意办某事不达目的心中总是不安的。刚才岷来找我，我们去找了沈先生，大约二月后书就可以到了。到时，经济或发生困难也未可知，反正不要紧，不必管它。(上午九时)
午饭时遇长之于食堂，他说他借我的《新月》“志摩纪念号”看完了，他作一篇文，分析里面所载的十几篇纪念志摩的文章，大意是骂他们。不过，我对他这举〈动〉，颇不以为然。杨丙辰先生骂徐纯是杨个人的偏见——也可以说是谬见，他并不能了解徐。我承认，最少徐在中国新诗的过程上的功绩是不可泯的。长之也承认，他近来对杨先生戴的有色眼镜太利害了。杨不是坏人，但不能因为这一点，他一切都好。长之不该为他张目，难道为的在《鞭策》上登一篇稿子就这样作吗?
刚吃完饭，长之又来找我谈，谈的仍是徐志摩。他说自徐死后，这些纪念文字都没谈徐在文坛的价值。我想这也难怪，因为纪念徐志摩的这些人都是他的朋友，蓦地一个亲爱的朋友死了，他们在感情上是怎样大的创伤呵!他们的感悼还写不完呢，谈他的价值，是以后的事了。比如我们一个朋友死了，我们作文章纪念他，这文章登出去，别人一样拿来当艺术品(自然够不上)读，我们这死朋友不必在文坛上或什么坛上有多大价值。长之说，这样还不如印荣哀录或挽联录。这话仍是他的偏见。
后来，他又说，要组织一个德国文学研究会，请杨丙辰作指导。
晚饭后，姜春华君来访，他才从山东回来。谈许久，他说要以后常谈谈。
过午睡了一过午，晚间还是困，真不〈得〉了。
写致遇牧、剑芬信。
理想不管怎样简单，只要肯干，就能成功，“干”能胜过一切困难，一切偏见——这是我读《新月》“志摩纪念号”任鸿隽译的《爱迪生》起的感想，长之释之曰：干者生命力强之谓也。
二十七日
今天是孔子的诞日，偶然从长之的谈话里，我才知道的。
近几日来，大概因为吃东西太多太杂，总觉得胸口里仿佛有东西梗着似的。今天尤其利害，弄得一天不舒服，以后吃东西非要小心不可。这几天来总是阴沉沉的，今天过午又忽淋淋地下起雨来。我觉得非常寂寞，因为岷源进了城了。我跑阅报室跑了好几趟。内田发表狂谬的演说，汪精卫、张学良演的戏……都引不起我的兴趣。我对所谓报屁股或社会新闻(尤其是《上海报》，最近我才开始看《上海报》)倒很感到兴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