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通货膨胀及其福利成本问题的研究
杨子晖等用最新发展的非线性因果检验方法研究了包括中国在内15个国家CPI和PPI之间的非线性传导机制及其动态演变轨迹。研究发现这两个价格指数之间存在显著的非线性作用机制，但传导机制在不同国家存在差异。在中国，总体上存在由PPI到CPI的非线性传导机制，这意味着会加人成本推动型通胀风险。然而，下游价格对上游价格的反向倒逼机制在我国也日益凸现，使我国面临着成本推动和需求拉动因素交织作用的复杂情景。
张成思等从资本轮动下行业潮涌的视角重新诠释了中国的通货膨胀问题。他们将国民行业划分为投资品和一般消费品部门，构建了解释行业潮涌和通货膨胀关系的理论模型，并用1998年以来的数据进行了经验检验。经验分析发现，房地产价格增长率对总体通货膨胀率和一般消费品价格变化率具有显著的驱动效应，验证了行业潮涌和通货膨胀的联动机制。决策层应该考虑从粗放式的财政与货币政策转向重点关注行业潮涌现象及其背后暗示的居民收入、投资品供给和一般消费品供给方式的调整。
姚余栋等围绕通货膨胀预期和央行票据利率构建了中国的新共识宏观经济模型，对我国2005年以来通货膨胀预期的形成机制和治理方法进行了实证研究。其结论是我国经济的风险主要来自通货膨胀预期的冲击，通货膨胀预期和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很大，而通货膨胀本身对实体经济的影响相对较小;我国的通货预期具有很强的惯性，货币政策要发挥效用必须对其做出反应，当前来说以央行票据利率为指标的货币政策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陈彦斌等根据中国二元经济的结构特征，构建了一个两部门两产品的BPW1Pv模型，来研究我国通货膨胀对财产不平等的影响。研究发现，通货膨胀不仅通过财产结构差异产生再分配的作用，还会推高农产品的相对价格，通过居民消费结构的差异来影响财产不平等，低收入家庭由于恩格尔系数高而承担了更多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
吴锦顺探讨了通货膨胀福利成本估计方法的问题。他用两种方法估计和比较了1995 --2012年我国逐年通货膨胀福利成本，一种是他提出的基于GMM方法的MIU模型框架下的方法，一种是传统的MIU模型框架下的方法。比较结果显示，他提出的新方法更有优势，因为它能同时考虑通货膨胀率和名义利率等多个变量对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影响。
陈刚基于CGSS (2006)数据，以居民幸福感作为衡量标准测算了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经测算，我国通货膨胀率每上升1个百分点，国民幸福感会下降1.13%,需要GDP增加2个百分点才能弥补，从而通货膨胀显著降低了居民的幸福感以上结果远高于基于欧美国家数据的测算结果，意味着我国的通货膨胀成本远高于欧美国家。在适应性预期的假设下，我国的预期型和非预期型通货膨胀都显著降低了居民的幸福感，福利成本并无显著差异。
彭方平等考察了我国通货膨胀容忍度的问题。他们构建了包含时间效应的非线性面板平滑转换模型.以合理刻画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发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货膨胀率小于2.3%时，通货膨胀对投资和经济增长没有影响;当通货膨胀率大于5%时，通货膨胀率对投资和经济增长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两种机制的转换发生在通货膨胀率为3.8%的位置，且转换速度非常快，因而当通货膨胀率接近或超过3.8%时，央行应迅速采取措施。
陈卫民等基于我国1990--2010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人口年龄结构与通货膨胀的关系。研究发现:少儿人比重上升能够提高通货膨胀率，劳动年龄人和老年人比重上升则相反;尽管存在影响程度的差异，人口年龄结构和通货膨胀率关系的性质在我国东中西部是一样的;人口结构与通货膨胀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老龄化达到较高水平后，老年人比重的继续提高对通货膨胀的影响会由抑制变为推高;经济增长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贷款增长率和消费比重提高都会推动通货膨胀水平上升。
二、对宏观调节中的财政和货币政策问题的研究
张佐敏将财政规则分为购买规则、融资规则和自动稳定规则，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考察了不同的财政规则组合对经济均衡和政策效果的影响。研究发现，如果扭曲税率根据上一期债务规模调整，则经济具有唯一均衡的税率弹性空间最人，而自动稳定规则可以拓宽税率的弹性空间。同时，盯住税率和强自动稳定规则、弱自动稳定规则的不同组合分别有利于实现政府购买刺激目标和稳定产出目标，而盯住债务和弱自动稳定规则的组合最有利于实现稳定就业和价格的目标。
朱军用贝叶斯估计方法研究了开放经济中我国财政政策的DSGE规则，考察了我国财政政策的有效性并比较了各种财政政策规则。研究发现:开放经济中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相对较小，我国即期扩张效应仅为0.086%;考虑债务与否的政策规则之间有明显差异，而具有连续性特征的惯性支出规则与盯住产出的规则具有近似的经济效应;严格债务约束和宽松债务约束的财政政策规则具有相似的经济效应，因此为了充分利用资源可以采取宽松债务约束的财政政策规则。
胡永刚等将以产出和通货膨胀为反应变量的。财政支出规则引入了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分析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理论分析表明，财政政策会通过两种途径影响居民消费，一种是。财富效应，另一种是财政支出规则的预期效应。但是这种预期效应取决于财政支出对产出和通货。膨胀的反应程度，只有当反应程度达到一定临界值时预期效应才有效，在一个具有价格粘性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中，他们比较了借新债还。旧债、增加增值税、消费税、工资薪金所得税。资本所得税和缩减政府转移性支出6种偿债方式。发现不同偿债方式主要通过财富效应和替代效应。对居民消费产生影响，但各有侧重。
王晋斌等考察了我国货币政策是否存在非对称的损失偏好。他们直接采用非对称损失函数检验了我国央行货币政策损失偏好的性质，计量结果并不支持央行在产出缺口损失和通货膨胀缺口损失上存在显著的非对称损失偏好，因而对称性损失偏好函数的假定不能被拒绝。这意味着央行采取的是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货币政策目标在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之间权衡选择。他们认为这可能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和通货膨胀因素的复杂性有关。
马草原等研究了我国货币政策超调现象的形成机理他们针对中国经济环境的基本事实，提出了三个理论假设分析货币政策超调的形成机理，并用省际面板数据对其进行了实证检验。其结论是，货币政策超调根源于我国特殊的经济制度环境和宏观调控体系，它造成了我国货币政策调控对国有经济渠道的过度依赖;国有投资比重上升拖累了总体经济效率，使投资增长的总量效应受到结构效应的削弱，最终使政策当局陷入求均衡和保增长的两难困境因而，要减轻和消除货币政策超调，关键在于扭转货币政策调控对国有经济投资渠道的过度依赖，凸显经济均衡发展和结构优化在调控目标中的重要性。
饶品贵等在区分企业产权性质是国有还是非国有的基础上，通过考察货币政策对银行信贷和商业信用的不同影响，为我国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机制的存在提供了微观证据。其基本结论是，相对于国有企业，货币紧缩对非国有企业银行信贷造成更人的冲击，企业将商业信用作为替代融资方式，证明了货币政策微观传导机制在我国的存在。另外，他们考察了不同货币政策环境下我国银行信贷资源在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之间配置的差异及其对上市公司未来业绩的影响。研究发现，货币政策紧缩期信贷资金的边际增加会使企业下一年度取得更好的业绩，不过这主要发生在非国有企业身上，说明非国有企业经济效益较好却没得到足够的信贷资金。朱新蓉等用2007--2013年上市公司的数据分析了我国货币政策传导的企业资产负债表渠道是否有效的问题。研究表明，我国货币政策传导的企业资产负债表渠道基本有效，但是存在行业的非对称性，少数行业的资产负债表传导存在低效应问题;货币政策效应整体上存在时滞性，而且不同行业的时滞有差异。
马勇考察了宏观审慎货币政策规则及其政策效果，在DSGE模型中，动态地引入了一个具有摩擦的内生性金融体系，系统考察了宏观审慎的货币政策规则及其反应方式。模型的模拟结果表明，基于宏观审慎的货币政策最有效的方法是对通货膨胀和产出做出灵敏反应，紧盯通货膨胀和产出缺口的规则依然可以成为稳健货币政策的基石。基于宏观稳定的货币政策可能更青睐简单、清晰的规则，而非复杂的多目标规则王博等以高储蓄率对货币政策和宏观经济关系形成的约束为切入点，研究了有利于增强宏观经济稳定性的货币供给规则。他们将货币供给反馈规则引进了代季交叠(OLG)模型，讨论了差分经济系统稳态均衡点附近的稳定性和福利最人化的消费水平，并用我国1985--2007年的数据进行了参数校准和模型估计。结论是央行遵循的货币供给行为的结构参数可以影响居民的消费储蓄决策，进而能够影响稳态的储蓄率;1997年后我国超额货币供给对通胀偏离其目标的反应程度发生了变化;我国过高的储蓄率与经济系统的稳定性不相容，已经触及理性人的边界状态。作者认为间接提高代表性行为人的贴现率并辅以货币政策参数微调，可以提高宏观经济的稳定性。戴金平等构建了一个包含市场化利率规则和非市场化信贷指导两种货币政策调节方式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以考察我国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的影响。研究发现，央行的公开市场业务和对商业银行的信贷指导都能够引导实体经济、平滑经济波动和增加社会福利。然而，信贷指导这种非市场化的调节手段会加剧金融市场利率的扭曲，从而导致金融中介的低效率}Z0
三、对全要素生产率和我国经济增长源泉问题的研究
范志勇等用参数和非参数方法核算了开放条件下我国1981--2010年国民收入的增长状况和特征。指数核算方法和计量经济学分析都表明，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近年来快速下降，对国民收入增长贡献的份额呈下降趋势;资本投入对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份额不断上升，成为国民收入增长的主要源泉。同时，贸易条件的恶化使我国2003--2009年实际国民收入增长速度慢于实际产出增长，出现了增产不增收现象。
龚关等突破了资源配置效率测量方法中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他们证明用TFPR的对数方差测量资源扭曲会增加计算误差，转而采用MRPI和MRPL的方差衡量资本和劳动的配置扭曲程度。他们用半参数估计方法估计了我国制造业跨行业的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通过对我国1998--2007年制造业企业数据的实证分析得出:如果资源得到有效配置，我国1998年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会增长57.1 % , 2007年会增长30.1% 。
邵宜航等从异质性企业的角度考察了我国工业企业间的资源配置对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在研究的基础上，他们进一步对交通等硬环境和金融市场软环境造成的扭曲进行了测算和比较，并将数据延伸到2007年。研究发现:资源配置优化可能带来很大的加总全要素生产率收益，资源配置在所考察的样本期内以2005年为分界经历了先改善后恶化的转变;金融环境扭曲对中小企业特别是小企业资源配置扭曲的影响是造成总体资源配置扭曲恶化的根本原因;交通等基础设施在我国未来的发展中将起到关键作用，2005年后对人、中企业来说交通等设施的负面影响已经超过了金融的负面影响。
蔡防将增长理论和经济史结合起来，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激励的角度，尝试建立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来解释经济增长的成败。他总结了四种人类经济增长类型或阶段:马尔萨斯式的贫困陷阱、刘易斯式的二元经济发展、刘易斯转折点和索洛式的新占典增长。他认为我国已经经历了这四种类型的前三个，最终会进入一个新增长阶段。在当前我国从二元经济发展阶段向新占典增长阶段的转变过程中，已经出现了资本报酬递减的现象。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仍然有很大的提高空间，不过需要一系列人力资本条件和制度环境。
董敏杰等用一个可以测算经济增长来源的非参数分析框架测算了我国经济增长的来源。他们推导出一个非参数分析框架，用1978--2010年的省际数据测算了我国经济增长的来源。测算结果显示，TFP、劳动、资本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分别为10.9% -3.7% - 85.4%。这表明TFP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同时我国经济对资本的依赖很高而且依赖性越来越强。
刘瑞翔在一个考虑了环境因素的非参数经济增长核算框架下，用1989--2010年的省际数据，从要素投入、全要素生产率和环境消耗三方面分析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研究发现，在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中，要素投入的贡献份额为70.2% ,全要素生产率为20.55%，环境消耗为9.25 %，然而我国不同区域间经济增长的源泉有很大差异;存在增长源泉对我国经济增长和波动贡献度相背离的现象，中国经济更多地与全要素生产率呈现出一致的变动趋势。
李平等基于纯生产率和索洛余值法测算了我国生产率的变化及其增长的源泉。主要结论是:我国生产率从改革开放以来出现了涨跌互现的波动情形，其增长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我国经济增长方式是资本投入驱动型，东、中、西部的经济差距源于资本投入贡献的差异;我国生产率2002年以来呈下降趋势，同时资本投入迅速增加，这种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难以保证我国未来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武鹏考察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他用SFA和DEA方法，基于我国1978--2010年的省际面板数据，测算了劳动、资本和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值。研究发现:资本投入是我国经济增长最主要的动力来源，贡献率高达92%;劳动投入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小;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值略高于劳动，但绝度水平较低;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转换分为1979--1985年、1986--1997年、1998年后至今三个阶段;我国经济增长动力有两个明显特征，一是投资拉动的作用保持了很高的水平，二是效率驱动的作用逐渐弱化，直至走到经济的对立面。中国未来迫切需要将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由投资拉动转变为效率驱动。
张德荣研究了中等收入陷阱的发生机理和中国经济增长的阶段性动力。他根据统计数据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实证研究发现，在不同发展阶段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是不同的，适时转换动力机制是规避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从深层次看，中等收入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原因是缺乏经济增长动力机制转换的激励。我国存在通过知识创新推动经济增长的潜在空间，改革和原创性技术进步是我国未来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四、对经济周期问题的研究
郑挺国等构建了一个可以综合利用我国季度数据和月度数据的经济周期计量模型混频数据区制转移动态因子模型。他们运用该模型识别了我国1992年以来的经济周期态势，并在搜集宏观经济实时数据的基础上，对我国2005--2011年间经济周期的识别和测定进行了实时分析。他们发现混频数据区制转移动态因子模型可以很好捕捉我国经济周期的阶段性变化，并且可以提取出基于混频数据的一致指数;该模型在我国经济周期测度上有很好的可靠性和时效性，从而对我国是适用的。
欧阳志刚用共同趋势和共同周期方法检验了中国经济波动的国际协同，并在共同趋势和共同周期的约束下分解了经济增长的趋势与周期。他们对周期成分和趋势成分分别设定了非线性因子VAR模型，以研究国际共同冲击、本国冲击和外国冲击对我国经济波动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经济波动具有国际协同特征，国际共同冲击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周期成分和趋势成分有明显的正向冲击效应;2012年以来国际经济增长趋势处于下降通道，将会带动我国经济的下行。
杨子晖等也考察了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协同性。他们构建了一个国际经济周期三层因子模型，基于24个主要经济体的跨国数据进行了经验研究。研究发现，我国宏观经济周期在过去十多年里与全球经济周期密切关联，我国关键宏观经济指标的变动受国际经济因素的影响很大;国际共同因子项解释了我国CPI波动的很高份额，外部因素对我国物价变动有显著的冲击;美国经济周期对世界经济周期具有主导作用;金融危机期间，国际经济因素对主要经济体的产出、股指波动的影响增加。
吕朝凤等构建了一个考虑外生政府支出冲击和代表流动性冲击的偏好冲击的小国开放经济三部门实际经济周期模型，来解释我国经济周期的特征事实。研究发现，代表流动性冲击的偏好冲击是消费、TB/GDP波动的重要冲击来源，政府冲击是消费、就业、TB/GDP和产出波动的重要来源，该模型可以解释我国92%以上的经济波动特征，而且可以合理预测实际消费与TB/GDP之间、产出与TB/GDP之间的明显的逆向协动性。
林建浩等用条件马尔可夫转移模型对我国1979--2011年GDP增长率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探讨中国经济周期演变过程中的人稳健问题。研究发现:以1995年第四季度为界，我国经济从高波动与低波动交替出现阶段进入以微波化为主要特征的人稳健2006年和2008年分别出现了从低到高和从高到低的方差结构转移，目前还无法判断这是人稳健的插曲还是终结。对于人稳健的可能原因，他们认为与发达国家不同，我国存货投资并不是GDP稳定化的原因;固定资产投资的稳定化与产出增长的稳定化紧密相关;货币政策呈现出与GDP增长类似的波动结构变化是人稳健的重要潜在根源。
五、对人民币均衡汇率和变动趋势问题的研究
孙国峰用DSGE模型实证测算了人民币的均衡汇率水平。测算结果显示，人民币汇率在1997年金融危机前后出现一定幅度的高估，但危机后我国加入WTO后劳动生产率快速提高和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共同作用使人民币汇率变为低估，低估幅度在2006年时达到近15%的最高点;次货危机后人民币汇率低估幅度迅速减少，甚至出现了短暂的高估;2009年后人民币实际汇率趋向均衡。
陈华研究了央行干预对人民币汇率均衡的影响。他从外汇交易者异质性的微观假定出发，在理论上分析了央行干预对汇率失调程度可能存在的影响.并结合2005年8月至2013年3月的月度数据，用ESTAR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央行干预对汇率失调存在U型效应，央行干预推动了人民币汇率更加均衡。
陆前进等从银行信贷、外汇储备角度考察了人民币均衡实际汇率的形成机制，强调了银行利润最人化的信贷供给和外汇储备变动的双重影响。理论分析发现，实际汇率可以表示为贷款利率、名义汇率、外汇储备、劳动生产率和外国价格水平的关系式，这些因素是影响实际汇率的重要因素。实证研究发现，名义汇率和人民币实际汇率正向变动，贷款利率、外汇储备和外汇市场压力对实际汇率的影响为负，劳动生产率和美国价格水平对实际汇率的影响为正。
徐国祥等构建了人民币分别同发达市场和新兴市场货币的五元和四元模型，研究跨市场汇率波动传导效应。研究发现:人民币和美元之间存在显著的交互波动传导效应关系，汇改后人民币表现出更强的波动传导效应，只有欧元汇率表现的相对比较孤立;在新兴市场之间构建的汇率波动传导模型中，和其他货币相比，人民币具有更强的波动传导效应。
梅冬州等考察了人民币升值对我国贸易顺差的影响。模型数值模拟发现，在不考虑金融加速器和资产型货币错配情形下，货币升值能明显降低贸易顺差，并且对产出的影响不大;然而在考虑到我国和其他东亚国家持有人量外汇资产并且主要依靠国内融资的现实情况后，通过金融加速器效应，货币升值会降低企业净值，使企业外部融资成本迅速上升，从而对投资和产出有抑制作用，进而带来投资品进口的人幅下降，最终使贸易顺差进一步扩大。
林念等研究了实际汇率与服务业发展之间的关系。他们通过对1980--2007年120多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分析发现:实际汇率变动会对服务业发展产生一定影响，但影响程度受汇率制度的影响;实际汇率升值在固定汇率制度下会加速促进服务业发展，但在浮动汇率制度下二者并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1411徐涛等研究了人民币汇率调整对制造业技术进步的影响。研究发现，汇率对制造业的技术进步有显著影响，但不同行业存在差别，人民币升值对资本密集型行业的技术进步作用不大，而对劳动密集型行业的技术进步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毛日异考察了人民币实际汇率上升影响我国工业行业就业的传导机制和渠道研究发现，实际汇率升值通过出口开放渠道和进口竞争渠道对净就业水平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相对于私营工业部门，国有和外资工业部门的就业水平对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化的反应更加敏感,戴觅等首次使用企业层面的数据研究了汇率冲击对中国制造业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就业人数对汇率变动的反应存在明显的企业异质性:有相当数量的制造业企业就业量因汇率升值而下降，同时也有很大一部分制造业企业的就业量因汇率升值而上升，使得汇率冲击对企业就业人数的影响虽然在统计上显著，但经济效果很小。
徐建炜等针对实际有效汇率测算中的加总谬误问题，测算了我国行业层面的实际有效汇率。通过匹配国内外分行业的价格和贸易数据，他们估算了人民币分行业实际有效汇率，认为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在国内不同行业间存在显著差异，从而人民币汇率变化对不同行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是不同的。他们还讨论了实际有效汇率指标用于计量经济分析的内生性问题，并提出了两种修正内生性的指标，发现分行业实际有效汇率指标优于加总层面的实际有效汇率。
戴觅等则利用2000--2006年企业一交易层面的海关贸易数据，测算了我国企业层面的名义和有效汇率。他们发现，不同企业面临的汇率变化存在很大差异，企业有效汇率差异的95%来自行业内不同企业的差异而不是行业间的差异，企业的进口的数目与其有效汇率的波动性存在显著的负向关系四黄万阳从多个维度探讨了人民币汇率有没有被低估的问题研究发现，中美基本要素对人民币对美元实际汇率有重要的长期和短期影响，2008 --2010年人民币对美元实际汇率被高估了5%--8%，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被高估了2%-6%，而美元实际有效汇率在2009--2010年接近均衡水平。
六、收入分配与宏观收入分配调节问题的研究
林毅夫等从政府发展战略的视角，研究了收入分配的根本决定因素，认为政府不当的发展战略才是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的根本原因。研究发现:政府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会减少对劳动的需求，使资本收入增长快于劳动，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不断向企业和政府倾斜;如果政府推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低收入国家会经历四个发展阶段，工资水平不断上升，收入不平等程度会持续下降}。利用我国1978--2008年省际面板数据对这一理论假说进行的实证检验发现，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将导致城市化水平相对下降、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规律。
褚敏等利用我国1986--2010年的省际面板数据，从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垄断的视角揭示了我国收入差距不断恶化的深层原因。其研究发现:地方政府主导经济的行为是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国有企业垄断本身对收入差距的影响不大.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结合，即权力和资本结合形成的行政垄断，是收入差距扩大的根本原因。因此，要根本遏制收入差距的扩大，关键在于消除行政垄断。
常进雄等研究了我国初次收入分配中劳动占比问题。他们从CES生产函数出发推导了提高劳动报酬占比的基本条件。研究发现:劳动对产出的贡献远高于资本，劳动者的所得却远低于其对产出的贡献;怎样提高劳动报酬占比取决于发展水平和要素票赋，如果要素替代弹性大于单位弹，通过扩大就业可以提高劳动报酬占比，反之则通过提高工资水平来提高劳动报酬占比;我国东部地区的要素替代弹性小于1，提高工资水平是有效的，而中西部地区要素替代弹性小于1,扩大就业是有效的。
陈宇峰等综合考虑了技术偏向、垄断利润和二元经济结构等因素，试图完整揭示劳动份额的影响和决定机制。研究发现，就单个产业来说，垄断利润率是劳动份额短期变动的主要原因，技术偏向性是决定其长期运行水平的关键因素。我国劳动收入份额长期低位运行的主要原因是国有企业选择了资本偏向型的技术，同时二元经济结构下逆资源票赋的技术偏向降低了经济增长的就业吸纳能力。
学界特别关注城乡收入分配问题的研究。万华基于泰尔指数构建了城镇化与收入不均等的理论关系，绘出了表明二者关系的倒U型图形。基于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我国城镇化在1978--1994年间使总体的收入不均等上升了，但1995年后减缓了贫富差距的扩大，尤其是2003年后通过缩小城乡差距使贫富差距有所下降。钱忠好等考察了土地市场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计量检验结果表明，土地市场化水平提高并不必然导致城乡居民收人差距扩大，二者是一种倒U型关系，城乡居民收人差距随着土地市场化水平的提高呈现先扩大到相对平稳再到相对缩小的态势，土地市场化水平对城乡居民收人差距影响的拐点为25.3%。因此，要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应该加快推进土地市场化改革}s4万远海等评估了户籍歧视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他们考虑了内生性问题，重点关注那些户籍属性发生转变的群体，并综合使用了倾向得分匹配和双重差分法来估计户籍的歧视性作用。研究发现，2008年，户籍歧视使农村居民的收入下降了3.5%，户籍歧视的存在使基尼系数从0.488上升到0.499因此，户籍歧视对我国的收入差距有显著影响。
徐建炜等基于微观住户调查数据考察了1997年以来我国个人所得税政策的收入分配效应研究发现，尽管1997--2005年税制的累进性下降了，但是由于平均税率人幅上升，个税的收入分配效应在人多数年份仍然上升了;我国2006年以来多次调高个税的免征额，在提高了个税税制累进性的同时降低了平均有效税率，免征额提高从总体上反而恶化了个税政策的收入分配效应，它在降低中、高收入者税负的同时没有使低收入者受益;我国个税与发达国家相比累进性较高，平均税率偏低，削弱了个税政策在调节收入分配上的作用}5r i
七、中国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研究
李斌等研究了环境规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和中国工业发展方式转变之间的关系。他们采用考虑非期望产出和松弛问题的非径向非角度SBM效率测度模型和ML生产率指数法，测度了我国工业36个行业的绿色技术效率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同时用面板门槛模型估计了环境规制和中国工业发展方式转变的非线性关系并计算出门槛值。研究发现:2001--2010年我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不仅没有增长，反而出现了倒退，导致其对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降为负数;环境规制可以通过作用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而影响工业发展方式转变，但存在着规制强度的门槛效应，当环境规制强度介于门槛1.999和3.645时，逐步加人规制力度会有利于工业发展方式的转变。
蒋伏心等选取了2004--2011年江苏省制造业行业的面板数据，用两步GMM法研究了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研究发现:环境规制与企业技术创新呈U;型动态特征，随着规制强度的增强，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由抵消效应转变为补偿效应环境规制主要通过FDI和企业规模两方面对技术创新产生间接影响;利润率和工资水平对企业研发投入有显著的正面促进作用，并且不受环境规制的影响。政府应该制定合理的政策以抵消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负面影响。
杨继生等通过构建含有非观测交互效应的面板SVAR系统，测度了经济增长的自然环境成本和社会健康成本及其地区差异，并考察了法制、文化、社会意识等非量化社会环境因素对环境污染和社会健康动态影响的趋势特征。研究发现:我国各地区的环境污染成本约占人均GDP的8%10%，且发达地区显著高于欠发达地区;医疗支出对经济增长的长期弹性为1.66，显著大于1,表明经济增长最终反而降低了社会健康总水平;非量化社会环境因素对环境污染的遏制作用2008年以后显著弱化。
涂正革等基于我国1995--2011年30个省工业化、城镇化和COZ排放的数据，用LMDI两层完全分解法研究了工业化、城镇化对CO排放的动态边际净影响。研究发现:我国COZ排放的区域差异显著，中西部地区经济规模扩张的边际碳排放量远远大于东部地区;工业化加速是我国COZ排放的主要推动力量，虽然工业规模扩张的边际碳排放量呈下降趋势，但工业比重的边际碳排放量却呈上升趋势;城镇化给我国碳减排带来了一定的挑战，城镇人比重每提高一个百分点，COZ排放量平均增加6.83MT他们最后从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产业转移政策、产业结构调整和城镇化政策方面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赵红等用协整和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实证分析了我国1978--2010年COZ排放与城市化、经济增长、能源消耗、贸易开放的关系。研究发现，经济增长、能源消耗、贸易开放长期中对COZ排放有正向影响，城市化则有负向影响;短期中，经济增长和能源消耗对COZ排放的正向影响较强，城市化则有较强的负向作用，贸易开放的作用不确定;能源消耗与碳排放存在互为因果的双向影响机制，经济增长、贸易开放和城市化与碳排放则仅存在单向影响机制。他们从减排政策、能源结构、对外开放、城市化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黄茂兴等将环境作为特殊的生产要素引入到模型中，扩展后构建了一个包含环境部门在内的五部门内生增长模型，并分析了环境的消耗、再生和管理，物质资本积累、研发、人力资本开发等因素在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他们基于我国内地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联立方程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其结论是:人力资本开发、研发部门的生产效率与研发部门人力资本存量的提高对可持续最优增长率的提高有积极作用;长期来看，环境管理对最优增长率、环境质量的提高和环境承载力的提升至关重要;我国仍处于环境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的左端;消费者越偏好未来的消费，环保意识越强，可持续最优增长率就越高。
胡鞍钢等将财富的累加定义为绿色储蓄率，提出了绿色储蓄率公式和计算方法，并测算了我国1978--2010年的绿色国民财富，以寻求推动绿色发展的公共政策。其基本结论是:绿色储蓄率比真实储蓄率更接近真实财富的变化轨迹，它的波动更好地阐释了中国发展质量的变化;我国的绿色财富发展轨迹自改革开放以来呈现出一条期下降，其后持续上升的字轨迹，表明我国发展总体走上了一条可持续的道路;尽管改革开放以来自然系统一直处于赤字，但近年来已经初步出现盈余，且这一趋势会持续;我国应当继续坚持走绿色发展道路，积极加快生产方式转变，将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
成金华等构建了涵盖资源节约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绿色制度实施的生态文明指标体系，并测度了2006--2011年我国的生态文明发展水平。研究发现:在我国人力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背景下，2006--2011年我国的生态文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我国不同地区之间的生态文明发展水平存在很大差异，生态文明发展呈现出东中西逐渐递减的状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