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在现实认知观的基础上，对其描写成非常态性现象。是文学体裁的一种，侧重于事件发展过程的描述。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毛泽东的感人小故事范文(通用5篇),欢迎品鉴!
毛泽东的感人小故事1
948年5月1日，毛泽东致信香港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和民盟负责人沈钧儒，信中写道：“弟已拟了一个草案，另件奉陈，以上诸点是否适当，敬请二兄详加考虑，予以指教。”在给陈嘉庚的信中说：“为此亟待各民主党派及各界领袖共同商讨。先生南侨硕望，谨请命驾北来，参加会议，肃电欢迎，并祈赐复。”在给司徒美堂先生信中说：“至盼先生摒档公务早日回国，莅临解放区参加会议。”对于这些民主人士，毛泽东用了几个极为谦逊的词，如“弟”“予以指教”“并祈赐复”“至盼”等，谦虚之情跃然纸上。
1949年６月，毛泽东再次诚邀宋庆龄，写道：“庆龄先生：重庆违教，忽近四年。仰望之诚，与日俱积。兹者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致候，专诚欢迎先生北上。敬希命驾莅平，以便就近请教，至祈匆却为盼！”信中的谦词——“违教”“仰望”“趋前致候”“敬希命驾”“就近请教”“至祈匆却为盼”等，字字彰显出毛泽东为人的谦恭和对革命事业的孜孜以求。
谦虚是一种品格，一种姿态，一种风度，一种修养，一种胸襟，一种谋略，更是一种智慧。从西柏坡时期毛泽东的谦虚风范可以看出，“谦虚”，蕴涵了对中国共产党人理想、宗旨、奋斗目标和作风风范等极为丰富的时代要求，开拓了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走向执政地位的新视野和新境界。
毛泽东的感人小故事2
亲手工作算自己的劳动
四川阆中人熊云，1933年参加红军，曾任中央军委机要科译电员，华北特种兵新建工厂政委。1983年6月，我还在编辑《星火燎原》的时候，听他讲了毛主席在延安参加大型生产运动时的经历，至今记忆犹新。
1942年底，延安大规模生产运动开始后，毛主席更加忙碌。他有一个习惯，喜欢晚上工作，有时候忙碌是通宵。这样，毛主席的睡眠时间越来越少。在大规模的生产运动中，他经常忙碌一晚，第二天下午照常和中央机关的同志一起去工作。
当时熊云在中央机要科当译电员，和主席一起住在枣园。枣园有一排窑洞，用两面墙隔成三个院，主席住在北边的院子里，机要科住在中间的院子里。
机要科的同志们看到主席工作那么忙，休息时间却那么少，很担心他累坏了身体。趁主席到地上去的时候，他们几个机要员一合计，就抢着跑到主席面前，提出帮他挖地。主席慈祥地笑了笑，看着他们这群十六七岁的年轻人，挥手示意不让他们帮忙，并说：你挖的地，不算我的劳动，亲手干才算自己的劳动。
就这样，毛主席花了几个下午，亲手挖了两亩多地，在地上浇了水，施肥，种了番茄、辣椒等蔬菜。不久，绿色的蔬菜和丰富的果实使枣园的后山坡更加美丽。
看着这丰收的景象，中央机要科的同志们非常感慨，因为在这片土地上，洒下了毛主席辛勤劳动的汗水！
毛泽东的感人小故事3
有轿车不坐
老红军杨辛克，贵州松桃人。抗日战争时期，曾担任毛主席的警卫员。后任抗大学员、八路军129师358旅教育干事、指导员、公安总局科长、豫西地区副专员、贵州省工业厅副厅长、省经委副主任。1983年6月，杨辛克同志向我回忆起抗日战争时期毛主席在延安坐车还是骑马而引发的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抗战时期的延安，中央领导到哪里都是骑马或步行。一位华侨送给延安两辆小轿车，警卫战士们有说不出的高兴：“这回毛主席外出开会再也不用骑马、走路了！”
可是没料到，在分配车时，毛主席提出要考虑军事工作的需要，照顾年龄较大的同志。
尽管大家都希望配给毛主席一辆轿车，可在他的一再坚持下，一台配给了主管军事工作的朱老总，另一台配给了延安的“五老”（徐特立、董必武、谢觉哉、林伯渠、吴玉章）。
一次，毛主席骑马去枣园开会，在回来的途中，马突然受惊，将主席从马背上摔了下来，左手摔伤了，手腕肿起老高。担任警卫员的辛克既着急，又害怕。主席见他紧张，一边安慰他，一边把马缰绳递到他的手中，自己步行回到了延安。
出事以后，朱老总和“五老”都要把车让给毛主席坐，甚至把车都开到主席跟前来了，全让主席给“撵”了回去。
毛泽东的感人小故事4
毛泽东的读书习惯在青少年时期开始养成，他一生与书，与图书馆结下不解之缘；同时，在毛泽东身上，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总是紧紧结合在一起，这成为毛泽东一步步成长，直到成为伟人必不可少的条件。可以说，是读书和实践哺育了毛泽东的成长，同时养育了他的豪气。
唐家坨藏书的蓄积
毛泽东出生在韶山冲一个农民的家庭，这里交通不便、风气闭塞，他两岁至八岁在外婆家唐家坨度过，且在整个少年时代，他经常去外婆家，尤其是1906年到1909年间那一段辍学的时间，外婆家的藏书和表兄文运昌从新式学堂带回来的新书，极大地慰藉和丰富了毛泽东的少年生活，更重要的是引领了他未来的方向。
湘乡在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将全县划成12个乡，乡以下划分为44个都和3个坊，都以下分区，区以下分牌；分别由都总、区总、牌头行使管理职权。唐家坨属于湘乡县凤音乡第四都，毛泽东的七舅文正兴(字玉瑞)当着都总。毛泽东来到这里时，外婆家已是一个大屋场，拥有房屋90多间，田地140亩；里外住着许多文姓人家。房屋的东头即是外祖父文芝仪家，西头则住着叔外祖父文芝祥一家。整个一幢屋，取名“三芝堂”，表示三兄弟——芝兰、芝仪、芝祥共有，正堂屋大门贴着一个大大的“福”字，两旁写着对联：潼川世业，潞泽家声；横批：介景绥多。
对联昭示着文家的来历、郡望和家风。堂屋里满室书香，正中有神龛和一块“天地君亲师”的牌匾。神龛两旁挂着一副对联：洛社英凤昌百代；文山浩气壮千秋。这是毛泽东的八舅文正莹(即文玉钦)所写。联中的“洛社”“文山”分别指三国时期魏国的大将文聘和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均系文氏祖先里赫赫有名的杰出人物。
堂屋两边还挂着3块横匾，一块是亲友送给毛泽东的外曾祖母贺氏的“贞松长茂”；一块是送给毛泽东的外婆贺氏的“厚德延年”，还有一块是送给毛泽东的八舅文玉钦的“积厚流光”。
毛泽东大约在1896年春来到唐家坨，也就是他的弟弟泽民将要出生的时候。毛泽东的八舅文玉钦为人正直，注重节操，又是读书人，他在家开设蒙馆，毛泽东向八舅要求读书，八舅认为外甥还不到开蒙的年纪，只让他旁听。
外祖家风对早年毛泽东曾发生极为深刻的影响，特别是在成才、读书方面发生了非常积极的影响。
从读书方面来说，直接影响毛泽东的是八舅文正莹。
文正莹(1859—1929)，字玉联，号玉钦。他是毛泽东母亲文七妹的二哥、毛泽东的二舅父，因在同族兄弟中排行第八，所以毛泽东称他为八舅。文正莹是一位正直而温和的乡中儒士，在家中开了个小私塾，教族中子弟读书识字。
难能可贵的是，毛泽东外婆家有一间藏书室，藏书包括四书、五经、唐诗宋词、百家经典及明清小说等，八舅是毛泽东幼儿时的启蒙老师，八舅的书斋就是毛泽东人生的第一座图书馆。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外婆家唐家坨移交给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一批珍贵的古籍，这些书相当一部分是毛泽东少年时代读过的，计有：乾隆丁亥(1767年)刊印的《御批通鉴辑览》58册；清嘉庆十三年(1808年)刊印的《礼记精义》1册、《周易精义》1册；同治三年(1864年)刊印的《尚书》4册、《礼记》10册、《诗经》4册；同治八年(1869年)刊印的《续资治通鉴》60册；光绪元年(1875年)夏刊印的《资治通鉴》104册；1926年刊印的《饮冰室文集》41册；另有《十三经注疏》3册、《论语》2册。
当然，唐家坨的藏书数量远远不只上述这些，仅从历经数十年残留和移交的这些书中，可见文家读书氛围之浓厚，对毛泽东影响之深远，特别是《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御批历代通鉴辑览》，更是毛泽东一生中读得最多，受影响最大的书籍，其初读极有可能就是从他舅舅的藏书室开始的。至于《诗经》《尚书》《周易》《礼记》《十三经》这些国学经典也颇早进入到毛泽东的阅读视野，即使幼年时期还不可能有能力阅读，但在毛泽东的少年时代，在他不断地往返于舅舅家唐家坨与自己家韶山冲期间，他是阅读甚至深读过的。
毛泽东在舅舅家读过的书除了国学经典和各种古籍，还有时论新书。
咏昌先生，书十一本，内《盛世危言》失布匣，《新民丛报》损去首叶，抱歉之至，尚希原谅。
泽东敬白
正月十一日
又国文教科书二本，信一封。
文运昌是毛泽东舅舅的儿子，即毛泽东的表兄，也是毛泽东早年读书的引路人之一。这个还书便条是有关毛泽东借书的最早的实证。
东茅塘藏书的熏陶
1909年，毛泽东辍学3年后，得到重新入学的机会：父亲输了一场官司，山林被霸占，毛泽东趁机向父亲提出重新读书的要求。父亲想：儿子要能学会打官司，也可为自己争一口气!韶山冲东茅塘附近的乌龟颈，有一位懂得官场世故的老先生在家授徒。“我到一个失业的法科学生家里，在那里读了半年书。”毛泽东回忆的“失业的法科学生”是指毛岱钟，毛岱钟的父亲就是毛泽东的老师毛简臣。
毛简臣，又名恩镕，字羽仪，是毛泽东的本族叔祖父，其父毛相才(派名祖南)与毛泽东曾祖父毛祖人为堂兄弟。他是1881年二修《韶山毛氏族谱》的缮写和校阅以及1911年三修族谱的编修。
毛简臣青年时代投湘军，随左宗棠部远征新疆，充当钱粮师爷；他善于记账，能双手打算盘。1900年，也就是毛泽东7岁时才回到韶山，种田兼教书。
1909年前后的毛泽东，求知欲望颇强，他不喜欢学打官司，因此在毛简臣门下只读半年，就转到他非常敬佩的毛麓钟先生那里去了。
毛麓钟谱名毛贻训，学名绍芳，字麓钟，号云阁，生于清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农历十月二十四日。祖父毛兰芳与毛泽东的曾祖父毛祖人系堂兄弟，既有文才，又善辞令，其父毛鼎臣有5个儿子，毛福生居长，毛麓钟排行老二，还有寿生、喜生、全生。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毛麓钟中了长沙府学秀才。他青年时代投军，甲午战争后，辞职回乡，以“韶山小隐人”自居。
毛麓钟的家在东茅塘。这里也是毛泽东的祖居地，毛麓钟与毛泽东的父亲是共曾祖父的堂兄弟。早在毛麓钟祖父毛兰芳手里，就在这里创办一所私塾，叫作面山楼，这是韶山冲最出名，育人成果最大的私塾。毛兰芳给面山楼留下大量诗书及他自己的手稿(包括一套完整的《毛氏族谱》)；毛兰芳之后，毛福生、毛麓钟又添置许多经史子集，结果，这里成了一座小型图书馆，毛泽东大开眼界，遍览群书，尤其还读了一些带有新潮意味的书籍——这是毛泽东少年时代在韶山接触各种书刊最多的一次，由此生发了对中国历史的浓厚兴趣。
毛麓钟的侄儿、毛泽东的堂兄毛宇居这样记述这间藏书楼：
予与季叔辈尚在童年，只知嬉戏，叔父(指毛麓钟)时严加课读，常率读书于住宅面山楼，每日课以经文；迨予年稍长，常指历藏之书籍告之曰：某箧为兰芳公之手册，某箧为汝亡父臣公(即毛恩甫)之遗稿，某箧为予手所购订。均经批点，无不一字一珠，宜珍惜之。
在毛兰芳先生留下的面山楼，毛麓钟慧眼识才，将毛泽东收为学生。于是，继舅舅的“乡村图书馆”之后，毛泽东又在他人生的第一阶段极为难得地得到第二座“乡村图书馆”。他在这里受到了毛麓钟先生的精心培育，正是有了面山楼书籍的熏陶和毛麓钟先生的指引，毛泽东有了对中国历史的浓厚兴趣和当时中国前途命运的强烈关注，并下决心离开韶山，走向外面的世界。
少年毛泽东读书的经历，让人们清楚地了解到：书在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从韶山地方的非正规的“乡村图书馆”到湖南省城的图书馆再到京城的北京大学图书馆，读书养育了毛泽东的豪气，读书成为毛泽东人生不可或缺的内容。
毛泽东的感人小故事5
毛主席对毛岸英“约法三章”
“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这是毛主席对自己儿子的“约法三章”。一些领导干部的腐败，常常都是因子女而引发的，如果他们也用毛泽东的这个“约法三章”，党内又何来因子女而产生的腐败呢？
田志芳，四川广安人。1933年参加红军，抗日战争时期曾任营长、团参谋长，建国后，曾任东北军区后勤部车管处处长、沈阳军区后勤部军事代办处顾问。如今回想起，1983年12月他跟我说的延安时期毛主席对儿了毛岸英严格要求的故事，对毛主席的崇敬之情再一次油然而生。
1946年初夏的一天，在中央机关大食堂吃晚饭时，田志芳发现新来了一位同志，高个、宽肩、体格健壮，着一身洗得干干净净的蓝布军装，显得很精干。他发现这人有些面熟，在哪见过呢？寻思半天，可怎么也没想起来。
吃完晚饭，田志芳来到杨家岭沟口的花园。这里原来是个墓地，叫杨家坟。中央机关搬到杨家岭后，就在这里种上花草、瓜菜，便成了个小花园。这会儿，红茸茸的鸡冠花、紫幽幽的牵牛花、黄橙橙的南瓜连成一片，别有一番情趣。
田志芳在一个石羊背上坐下，掏出整风文件准备看上两页。这时，只见自然科学院院长徐特立和一个青年慢慢走来，细瞧正是那位面熟的新同志。他们一边走，一边亲切交谈，从他身旁走过。他连忙问身边的一位同志：“和徐老在一起的是谁啊？”
“那是毛岸英同志，刚从苏联回来。”
“毛岸英？”
“就是毛主席的儿子。”
哦！田志芳猛地拍了一下脑门，怪不得面熟呢，原来是毛主席的儿子。
可他又有了疑问：“怎么毛主席的儿子还和咱们一起吃大灶？他刚从苏联回来，能吃惯咱这小米饭、山药蛋？”
那位同志瞥了田志芳一眼说：“毛主席一向对自己要求严格，给毛岸英‘约法三章’，要他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啊，原来是这样。
过了一段时间，看不到毛岸英同志来大食堂吃饭了。后来，在国民党向解放区大举进攻的前夕，毛岸英又回来了。他的脸变黑了，身体也瘦了。一打听，原来是毛主席把自己的儿子派到最艰苦的山区，上“劳动大学”去了。在那儿，他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
身为领袖的毛泽东同志，对自己的子女严格要求，使边区军民很受教育。由于党的领导同志都这样以身作则，所以，艰苦奋斗的精神在延安才得以蔚然成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