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经济全球化和世界主要国家实力相对变化决定了世界经济体系的演化过程和未来的发展方向，贸易便利化和投资自由化向更深层次发展、美国主导下的“一体两翼”新世界贸易体系挑战WTO体系、新兴市场国家成为构建新世界经济体系的重要力量、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特殊地位逐步被削弱是新世界体系的发展特征。新的世界经济体系将在高新科技产品贸易、亚太地区的经济地位和地缘政治利益的地位方面对中国形成负面冲击，但也可能给人民币的加速国际化提供机会。
关键词：世界经济体系；一体两翼；人民币国际化
一、战后世界经济体系演变的阶段
按照美国对国际经济主导权的变化，可以将二战后到现在的世界经济体系分为三个阶段：
1. 战后初期到 20 世纪 60 年代末。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英、法、德和日本为代表的传统资本国家实力遭到了严重的削弱，美国和苏联成为二战中的最大获益者，美国在经济领域的实力尤为强劲。
不过，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别，在政治上形成的两大阵营也反映到经济层面上，即世界经济体系分割成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体系和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体系。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建立与以 GATT 为核心的世界贸易体系和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核心的国际金融体系，GATT 成为后来推进贸易便利化、投资自由化的基石，布雷顿森林体系则为战后国际金融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尽管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签署了一系列经济合作协议，但是受制于苏联重视军事的国家战略和计划经济的制约，社会主义阵营的经济合作协议更多地体现了在政治意义上，对后来世界经济体系的发展并没有什么贡献，因此，一些学者在讨论战后初期到 60 年代末这段时期的世界经济体系时，往往忽略社会主义阵营间的经济合作，认为这一时期只是构建了以美国为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
2. 20 世纪 70 年代到 20 世纪 90 年代。 原来建立在美国超级综合实力基础上的世界经济体系开始出现了瓦解，随着西欧、日本等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世界经济开始出现多极化发展趋势，但是整体而言，世界经济体系仍在美国的可控范围之内。进入 20 世纪 70 年代后“，石油危机”的冲击下使原本就深陷经济危机频发困境的美国雪上加霜，导致美国黄金储备急剧减少和高通货膨胀。1973 年，美国的黄金储备从战后初期的 245.6 亿美元下降到 110 亿美元，同时，美国的消费物价指数在 1974 年达到了 11%。1971 年，尼克松政府宣布停止美元兑换黄金，随后的 1973 年西欧国家取消了固定汇率制度，正式标志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取而代之的是“石油美元”体系。这段时间世界贸易体系出现了全球层面的合作和区域一体化齐头并进的趋势，GATT 转变为更高水平的 WTO，更多国家加入了WTO 贸易体系，形成了以 WTO 规则为核心的全球贸易体系。同时，欧盟在 1991 年取代了欧共体，实现了欧盟内贸易自由流动，对外统一关税;美国和加拿大等 1994 年建立北美自由贸易区;东盟国家在1992 年提出了建立自由贸易区。这些自由贸易区试图建立比 WTO 更高水平的自由贸易体系。此外，还需要指出的是，1991 年苏联的解体标志着社会主义阵营不复存在，也就意味着计划经济的解体，原社会主义国家也开始融入以 WTO 为核心的世界贸易体系和以美元为核心世界金融体系，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
3. 21 世纪后至今。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包括中国在内的更多发展中国家加入到 WTO 以及全球分工的进一步深化，各国对世界经济体系提出了新的要求。虽然 WTO 贸易规则涉及贸易的多个领域，但是对于非关税壁垒的限制仍然不能满足贸易便利化的需求，因此，推动 WTO 在降低非关税壁垒的谈判就变得非常必要。但是遗憾的是，由于 WTO 不同的成员国具有不同的利益诉求，使 WTO 谈判自多哈回合之后难以进展，于是一些有着共同利益诉求的国家便开始建立 FTA，谈判变得活跃起来。
美元的超发引起相当多国家的不满，为欧元、日元甚至人民币的国际化创造了机会。与此同时，一直作为美国掌控世界金融体系工具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面临着严重的挑战。美国一方面要求中国、巴西、南非、印度等新兴市场国家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出资，但是另外一方面又不给予相应的话语权，导致包括中国、巴西等新兴市场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不满，由此催生了金砖国家开发银行。
二、世界经济体系演化的动力机制
世界经济体系一直在不停地演化、变动，那么是什么力量驱使着其前进呢?经济全球化和世界主要国家实力的相对变化在其中起着巨大的作用。
1. 经济全球化客观要求加快经济自由化
经济全球化最早由 T·莱维在 1985 年提出来的，但是至今仍然没有形成一个公认的定义，尤其是经济全球化从什么时候开始存在着很多争论。不过从全球经济联系越来越频繁的事实来看，一般认为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了经济全球化，这个时期的全球化进程超过了以往的任何时期。从图 1 中可以看到，亚洲、欧洲、非洲、南北美洲和大洋洲的经济全球化水平自从 1970 年开始一直呈现不断提高的趋势，尤其是 1991 年之后，经济全球化进程进一步提速。【图1】
世界经济体系变化是经济全球化水平提高的必然要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认为：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经济、市场、技术与通讯形式都越来越具有全球特征，民族性和地方性在减少。从OECD 对经济全球化的描述中可以发现：(1)经济全球化进程客观要求商品、要素、技术等在全球更大范围内流动，这就要求推进贸易便利化和投资自由化;(2)经济全球化要求各国国内的经济规则不断趋于一致。但是这些经济规则对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有着不同的影响，各国从自身利益出发往往会对这些规则进行抵制，短期很难在大范围内达成一致，因此出现了多哈回合谈判进程受阻和区域 FTA 方兴未艾并存的局面。
2. 国家实力的相对变化
战后美国经济在世界上处于绝对的领导地位，1948 年美国工业 生 产 占 资 本 主 义 世 界 的56.4%，出口贸易占 33%，黄金储备占 75%，正是这一强大的经济基础，使 GATT 和布雷顿森林体系得以顺利建立。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之后，由于美国经济陷入危机，传统产业被日本和德国赶超，新兴产业尚没有成长起来，美国的经济实力开始下降，直接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随着二十世纪九十年来美国信息革命的推动，美国 GDP 占全球的比重从 24.2%上升到 2001 年的 32.5%，而此时不仅战后美国最大的战略对手苏联解体，而且经济上的强大对手日本则在“广场协议”后陷入了困境，美国在经济上重新找回了强大的竞争力。不过，此时以德国和法国等为核心的欧洲经济仍然维持着良好的增长态势，欧盟的建立以及后来发行的欧元都对美国主导的全球体系带来巨大的挑战。
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经济又遭受到巨大的打击，欧洲陷入了主权债务危机的麻烦，日本还在延续着“失去的十年”，为了走出危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需要建立新世界经济体系，以充分发挥其竞争优势。由于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不断提升，变成了美国的潜在竞争对手，而中美双方在地缘政治上利益诉求的冲突和意识形态的差别，使奥巴马政府抛出了“重返亚太”的再平衡战略，这一战略在经济上的体现就是建立 TPP，它不仅加强了美国和亚太国家之间的联系，而且还起到了在经济上遏制中国的目的。于是中国积极推动与新兴市场国家的合作，以试图转移美国对华遏制的压力。
三、世界经济体系的发展趋势
经济全球化和世界不同经济力量相互博弈的结果共同决定着世界经济体系发展方向，世界经济体系的发展呈现以下特征及可能的趋势：
1. 贸易便利化和投资自由化向更深层次发展
世界贸易体系就像一辆自行车，贸易便利化和投资自由化就是这台自行车的两个轮子，只有这两个轮子不停地向前，才能维持世界贸易体系的平衡而不至于倒下去。TPP 被奥巴马政府认为是具有“高标准的 21 世纪”自由贸易协议，在 TPP 中不仅仅有高标准地执行大部分 FTA 都要求的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促进服务贸易的要求，还添加了诸如劳工、环境保护、限制国有企业等等议题。TiSA 是一个由澳大利亚和美国共同推动的服务贸易便利化协议，其内容既包括原先 WTO 体系下 CATS 的一般性条款，诸如定义、范围、市场准入、国民待遇和安全标准例外、最惠国待遇例外等，还包括每一个谈判方的“负面清单”，即参与谈判方需要出具本国服务业禁止和限制进入的领域，没有禁止和限制则默认为是允许的。投资自由化主要包括扩大外资准入、禁止履行要求、按照国际法标准处理投资待遇和投资争议解决方法的国际化。投资自由化减少了资本国际流动的障碍，促进了资本在全球范围的流动，使资本配置的效率显着提高。
2. 美国主导下的“一体两翼”新世界贸易体系挑战 WTO 体系
无论是 GATT 还是 WTO 都集中体现了美国对世界贸易体系的诉求，但是在 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认为形成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除了对金融市场的监管存在缺陷外，还在于美国经济存在着严重的失衡：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严重脱节，过度消费进口产品导致美国巨额的贸易赤字。基于此，奥巴马政府提出了“出口倍增计划”和“重振制造业”的美国经济发展新战略，为了配合这一战略的实施，不仅需要扩大美国制造业产品的出口，还需要对世界其它制造业大国进行遏制，于是美国政府希望能够建立体现美国自由资本主义意志的新世界贸易体系。这种新的世界贸易体系原本是可以通过 WTO谈判来实现的，但是现在的 WTO 成员国众多，各自的利益诉求差异较大，美国几乎失去了对 WTO 的主导权，导致美国对新世界贸易体系的诉求至少在短期内难以通过 WTO 来实现，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以北美自由贸易区为蓝本，分别推行 TPP 和 TTIP 建设，形成了所谓的“一体两翼”战略。北美自由贸易区、跨太平洋自由贸易区和跨大西洋自由贸易区基本涵盖了当今世界上最主要的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国家，集中了世界上绝大部分的工业总产出和贸易量，如果这一战略得以实施，将会对当前的 WTO 体系构成严重的挑战，甚至将 WTO 体系架空。
3. 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特殊地位逐步被削弱
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地位并没有发生太大的改变，支撑美元世界货币地位主要有四点：第一，美国强大的创新能力和稳定的投资环境，使美国资产价值被长期看好;第二，美国具有全世界最发达的资本市场，能够为美元流动和结算提供便利;第三，美国拥有强大的军事和政治影响力，这种影响力一方面促使美国的一些盟国在国际结算中使用美元，另一方面也对欧元和日元试图挑战美元地位的计划进行了控制;第四，以石油为主的国际大宗商品普遍使用美元结算，国际大宗商品采用美元结算维持和强化了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特殊地位。不过，近年来美元也陷入了困境，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由于美国存在着巨额的贸易赤字和政府债务，美国通过增加美元的发行来弥补贸易赤字，美元的贬值导致诸如中国、日本等外汇储备大国的利益受损，同时，美元的贬值推高了其它货币的汇率，相应提高了其它国家出口产品的价格，降低了这些国家产品的国际市场竞争力;第二，由于政治方面的原因，俄罗斯和伊朗两个世界主要的能源出口国积极推动石油贸易中的非美元结算，而与此同时，作为全世界能源的最大买家中国也积极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对石油贸易中采取人民币结算持积极态度。美元超发对美国国际货币的特殊地位尚不足以构成致命的威胁，但是如果在世界大宗商品贸易结算中美元的垄断地位被挑战，这是对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特殊地位的一个巨大打击。
4. 新兴市场国家成为构建新世界经济体系的重要力量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以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等五国为代表的一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增长，尤其是进入 21 世纪以来，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实力得到了进一步提升，在全球贸易和投资份额中的比例不断提高，科技实力与发达国家不断缩小，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不过，在新兴市场国家的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着两个问题：第一，经济发展缺乏稳定性。除了俄罗斯等少数国家外，新兴市场国家都是脱胎于原来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市场发育不完全，政治治理结构也存在着很多不合理的地方，容易受到外部因素的冲击，譬如东南亚国家 1998 年在国际游资冲击下诱发了金融危机，阿根廷迟迟没有走出“拉美陷阱”和其政府的不断更替密切相关。第二，发达国家对新兴市场国家的围堵。发达国家对新兴市场国家的发展存在着矛盾的心里，一方面希望能够利用新兴市场国家廉价的资源和宽松的环境管制，为发达国家生产物美价廉的商品;另外一方面又不希望新兴市场国家发展到足以和其展开激烈竞争。因此，发达国家便利用自己控制的世界经济体系，强迫新兴市场国家接受其制定游戏规则。为了加强经济抵抗外部冲击的能力和获得与发达国家在世界经济体系谈判中的有利地位，新兴市场国家之间存在着较强的合作动机，目前，以“金砖”五国为核心的新兴市场国家合作机制开始逐步建立，并取得了实质性的成果。
四、新的世界经济体系对中国的影响
当前中国经济已经成为世界分工体系的重要部分，特别是中国和美国“一体两翼”战略中所囊括的国家间有着密切贸易往来和分工合作关系，如果将中国排斥在“一体两翼”的体系之外，将会对中国的贸易、亚太地区的经济地位、地缘政治利益等带来一定的损失。此外，新的货币体系中美元走弱可能给人民币的国际化带来机会。
1. 中国高新技术产品贸易受到遏制
在新的世界体系中，对中国贸易的影响主要来自 TPP 和 TiSA 这两个协议。尽管以美国为主导的TPP 原则上欢迎所有亚太国家的参与，但是其设置了较高的进入门槛，中国要迈过这个门槛需要付出较高的代价，尤其是其中关于市场竞争和国有企业方面的条款，可能对中国的经济体制带来根本性的挑战。如果中国被排除在 TPP 外，从理论上讲，TPP 作为一种高水平的关税同盟将对中国形成贸易歧视并产生贸易转移效应。但中国是一个大国，且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建成了面向外向型经济的基础设施，培养了一支熟练的劳动力队伍和外向型经济管理人才，形成了成熟的相关产业配套体系，这些优势可能使贸易转移效应大打折扣。而 TPP 对中国贸易最大的挑战在于阻碍了中国高端制造业的进出口，并进而制约了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譬如 TPP 中大幅度提高了知识产权保护标准和执法标准，这直接隔断了中国企业“模仿—创新”的路径。TiSA 主要是针对服务贸易自由化问题，其中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则可能加快中国服务业和国际的接轨速度，从而获得跨越式发展的机会，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新增长点。
2. 亚太地区经济地位被削弱
目前，中国参与亚太地区经济合作的机制主要有亚太经济与合作组织(APEC)和东盟“10+3”。美国构建跨太平洋自由贸易区的最初想法是借力 APEC，但是 APEC 在经济推进经济领域的合作机制进展缓慢，其合作的内容也难以达到美国的要求，美国转而以新加坡、智利、新西兰和文莱等四国达成的 P4 协议为蓝本构建了扩大到覆盖亚太地区的 TPP。同样，中国也难以借助于 APEC 合作机制来提升其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地位。而在东盟“10+3”合作机制中，中国具有一定的主导权，中国有望通过东盟“10+3”的合作机制来提升其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地位，甚至可以按照中国自己的诉求来制定出相关的游戏规则。不过，随着美国在亚太地区积极推进 TPP，东盟“10+3”合作机制面临着解体的风险。首先，与东盟“10+3”经济合作机制相比，TPP 中构建的自由贸易区标准要更高，更加符合贸易便利化和投资自由化发展的方向;其次，TPP 的谈判效率较东盟“10+3”合作机制更高。TPP 是“从上向下”进行谈判，即先设立一个既定的目标，然后在既定目标下进行细则谈判，一旦达成后所有成员国包括未来加入的成员国都必须接受，而东盟“10+3”合作机制谈判中，基本上是遵循先易后难的谈判原则，而且东盟“10+3”合作机制中还存在着东盟“10+1”的谈判，以及中国、日本和东盟等对区域合作主导地位的竞争，严重影响了东盟“10+3”合作机制的谈判效率;最后，美国的全球影响力迫使东盟“10+3”弱化。在当前的 TPP 中，已经有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文莱等成为其成员国，日本和韩国也宣布参与TPP 谈判，未来可能还有更多的东盟国家参与到 TPP 谈判中来，这样 TPP 就可能最终取代东盟“10+3”合作机制。如果东盟“10+3”合作机制弱化或者解体，对中国而言就失去了提升在亚太地区经济地位的唯一渠道。
3. 地缘政治利益遭受损伤
东亚国家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着名的“雁阵模式”，特别是近年来在制造业领域形成了远东产业链，东亚国家在经济上的密切联系也推动了政治上的融合。中国在东亚地区的影响力与日剧增，潜在地威胁了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传统利益。美国在亚太地区推进 TPP，强化了其与亚太地区的经济联系，再辅之以传统的政治和军事联系，试图使中国陷入一个两难的选择：或者中国被排斥在美国制定的游戏规则之外，中国和东亚其它国家间的经济一体化进程被割断;或者中国被迫接受美国制定的游戏规则，成为美国在东亚地区“诚实的小伙伴”和缺乏政治影响力的跛足经济大国。
4. 人民币国际化迎来契机
尽管美国试图通过“一体两翼”战略来尽力维持其在世界贸易体系中的地位，但是美元国际地位的衰落却是难以挽回。回顾美元霸权地位的形成过程，可以看到要形成这一地位需要两个条件：一是美国具有强大的综合国力，能够形成对全球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影响力;二是其它经济体的实力较美国有着很大的差距。同样，如果人民币要向美元的霸权地位发起挑战，就必须建立在中美两国综合国力的此消彼长上，即中国可以依靠其经济的发展，逐步在局部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和军事影响力超越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并率先在这些地区实现货币互换、人民结算等，逐渐推进人民币国际化。2008 年金融危机给美国经济造成了巨大的打击，加上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的拖累，使美国对其全球利益的顾及显得力不从心。随后爆发的乌克兰危机使俄美对抗走到了前台，俄罗斯在美欧的制裁下不仅开始倾向于寻找中国的支持，而且还使用诸多手段对美欧进行反制裁，这些手段中就包括对美元霸权的反制。与此同时，中国继续维持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并积极推进金融领域的改革，探索开放资本与金融账户、建立人民币离岸市场、货币互换和边境贸易的人民币结算等，尝试人民币在新兴市场国家间贸易结算的可能。人民币开始真正进入快速国际化时期。
五、中国应对新世界经济体系的战略
虽然美国构建了以“一体两翼”和 TiSA 为核心的新世界经济体系，但是国际经济走向自由化和多元化的趋势不可避免，中国需要积极顺应这一趋势，突破美国在亚太地区构建的 TPP 围堵，积极解决国内发展面临的问题，坚持开放型经济发展战略，增强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话语权。
1. 积极关注世界经济体系的变化，加快推进国内体制机制改革
尽管经过改革开放后历时三十多年的建设，中国在国际上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显着提升，但是尚不具备足够的实力去引领世界经济新规则的制定。同时，中国经济的发展也面临着重重问题，主要表现在政府和市场界限不清、产业转型升级缓慢、环境污染严重、人口结构快速老龄化和科技创新能力薄弱等。这些问题制约着中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而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是需要进行制度创新，积极推进国内体制机制改革。首先，要充分尊重市场在经济中的主体地位，通过简政放权，控制住政府那双总是“情不自禁伸出去的手”，将权力关进笼子;其次，着力推进教育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推进高校去行政化，对部分公立大学进行民营化改制，引进国外着名教育机构入华办学。提升教育质量有助于增强人力资本能力，有助于解决人口老龄化和科技创新能力薄弱的问题，并为转型升级提供有力的支持;最后，加快上海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尤其是服务业“负面清单”管理的试点，充分发挥其改革示范效应。
2. 认真研究 TPP 和 TiSA 条款，针对部分领域实现主动开放
在 TPP 和 TiSA 协议中涉及了贸易便利化和投资自由化的一系列内容，但是其中有些内容对中国而言在当下并不适合，同时，TPP 还包含着一些政治意图，因此，中国需要对 TPP 和 TiSA 条款进行认真研究，分析这些条款中哪些是中国当前可以落实的，哪些是可以通过一系列改革后落实的，哪些是难以落实的，还有哪些中国对世界贸易体系的诉求没有包括在内的。通过这样的梳理，逐步形成一个中国版的 TPP 和 TiSA，按照中国的实际情况逐步地实现主动开放，以抵消 TPP 和 TiSA 对中国的部分负面冲击。
3. 推动与相关经济体的 FTA 谈判进程，不断提高 FTA 建设水平
目前，我国已经和 15 个国家签署了自由贸易协议，还有一些在谈的自由贸易协议，其中最主要的是中韩 FTA。这些双边的自由贸易协议与多边的自由贸易协议相比，更加具有灵活性。因此，在双边FTA 谈判中，尤其在和亚太国家的谈判中，在某些个别领域可以给出比 TPP 更高的待遇或者更低的限制，增强部分亚太国家和中国建立 FTA 的吸引力，这样可以避免亚太地区都陷入美国的“一言堂”。
同时，中国要加快和拉美、非洲及欧洲相关国家的 FTA 谈判，并积极推荐新兴市场国家经济伙伴关系建设，化解美国“一体两翼”战略对中国的挤压。此外，对于已经达成的 FTA，可以视双边贸易和投资的发展情况，进行进一步的深化和拓展。
4. 积极推进人民币在国际大宗商品中的结算
近些年来，中国一直在为人民币的国际化进行种种努力，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和预期的目标仍然还有较大的差距，而当前世界形势的变化为人民币进入国际大宗商品结算领域提供了可能。
首先，中国已经成为国际大宗商品最大买家，中国市场的需求量左右了不少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其次，俄罗斯、伊朗、委内瑞拉等中国重要的石油和天然气进口国面临着美国的制裁，它们将在石油和天然气领域采取其它货币结算作为对抗美国的重要手段;再次，中国已经成功地建成了银联支付系统，并跻身世界三大支付系统之一，为海外支付提供了便捷通道;最后，中国经济规模位居世界第二，且展现了较好的经济增长潜力，以人民币计价的中国资产被看好。基于此，中国可以先从石油天气领域使用人民币进行国际结算开始，逐步开放资本项目下的管制，继而推进煤炭、铁矿、铜矿等资源型产品的人民币国际结算，最终使人民币成为具有竞争力的国际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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