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人口大国，粮食问题从来都是中国政府首要关注的问题，也是1949年刚刚成立的新中国面临的一个严峻挑战。在百废待兴的建国初期，农业生产的恢复，特别是粮食生产的恢复和粮食产量的提高，成为整个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的基础。对此，作为一国总理的周恩来有着清醒的认识，在建国初期即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粮食问题的解决作为战略问题和民生问题提上了工作日程，提出和主持制定了一系列稳定粮食市场、促进粮食增产的措施和政策。在这一过程中，周恩来逐渐形成了若干关于解决粮食问题的独到思想。
(一)粮食问题是关系民生的首要问题
粮食问题是最直接关系到百姓生活的第一问题，因此，也就是一个国家最大的民生问题。周恩来多次强调指出，粮食是人的第一生活需要，人民首先需要的就是粮食，衣服可以穿破的，可以少穿一件，而粮食每天要吃。粮食是保证人民生活和发展整个农业经济的基础，我们必须加以足够的注意。可以说，解决好百姓吃饭这个最大最重要的民生问题，政权才能真正稳定，其他的一切才会有可能，这是周恩来粮食思想的一个基础。
(二)粮食问题的解决是国家工业化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
农业，特别是粮食的增产和如何流通也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这是周恩来粮食思想的又一突出特点。他认为，在决定国民经济发展速度时，必须要考虑农村到底能供应城市多少商品粮、劳动力、工业原料，可以解决多大的市场问题。如果盲目提高工业速度扩大城市规模，而最基本的粮食供应不上，那么一切还都会退回来。他多次强调，农业的发展速度要与工业发展相适应，必须首先要在原有基础上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以满足工业对粮食的需求。在这里，周恩来不仅仅把粮食看作是国民经济恢复的基础，而是把它进一步看作是国民经济发展和国家实现工业化的必要条件。这个认识是符合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的。建国初，在各生产部门的国民生产总值中，农业所占的比重是最高的，因此农业也就成为为工业化积累资金的首选了。同时，当时我国农村经济结构比较单一，除了少量家庭副业和手工业外，占主导地位的就是种植业，而在种植业中粮食生产又占到了极高的比重。可以说，在粮食经济几乎就是农业经济时期，我国要完成工业化目标所需的资金积累就只能靠粮食了。因此，早在1949年12月参加全国农业会议、钢铁会议、航务会议时，就党的工作重心转移问题，周恩来着重强调应该正确认识工农业关系，指出不能因为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城市了就忽视了农村忽视了农业。如果没有广大农业的发展，工业发展是不可能的。明年计划增产一百亿斤粮食，经过三五年的努力就可以恢复到年产二千八百亿斤的战前最高水平。
建国初期严峻的粮食问题促使周恩来认识到，粮食问题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吃饭问题，而是农业发展的基础，是国民经济恢复和政权稳定的基础，是直接关系到新生政权稳定的头等大事。这成为建国初期周恩来粮食思想的主要内容。鉴于此，在建国的头几年里，周恩来通过会议谈话或者主持制定相关指示等，从粮食的增产、公粮的征收、农业税收等多个方面尽一切可能改善民生，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以求得农村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
(一)采取各种措施促进粮食增产
周恩来从建国起即十分注意粮食的增产增收问题，并采取各种措施，以求从不同方面共同促进粮食的增产增收。
用极大的力量注意发展农业，保证农田的及时耕种与投入，注意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这是粮食增产的前提。对此，作为政务院总理的周恩来十分关注并总是及时批示其他同志关于春耕生产的建议和意见。1950年3月10日，他以政务院总理名义公布《政务院关于春耕生产的指示》，要求新解放区的政府工作人员一切工作均应服从春耕生产，以恢复粮食生产，促进粮食增产。为此，各地政府要禁止荒废土地，如有荒废土地者，得给以处分，而对垦种荒地者，则一律免征农业税一年至三年。同时为着解决农业生产资金，政府要有计划地发放农贷给农业生产资料，如耕畜、农具和肥料;要注意奖励勤劳耕作和改良技术，注意增加各种肥料，注意先进增产经验的积累和推广，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在推广先进经验和推行先进技术措施时还必须要根据当时当地的具体条件，规定适当的实施步骤;应该征求当地农民特别是有经验的老年农民的意见。看得出，对大到粮食政策的制定实施，小到粮食耕种的时间、面积、农具、积肥、耕畜等等一系列影响粮食生产和增产的问题，周恩来都考虑得周全且细致。
(二)实事求是地认识和制定粮食产量指标
粮食产量的增加会受到自然和人为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因此，在计划粮食产量指标时必须实事求是地考虑各种因素。周恩来一直认为，提高农业生产的产量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能乱来。我们国家的粮食亩产是低的，要想一下子跳到亩产一千斤，根本不可能。1955年在编制新中国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时候，随着《农业十七条》(毛泽东在1955年11月中旬主持制定的，确定粮食产量在1967年达到10632.8亿斤)的提出和对右倾保守思想的批判，部分同志要求将1962年粮食产量的指标定为6336亿斤，实际上是要在1955年的基础上以10.3%的速度递增。最初周恩来对《农业十七条》的意见也是同意的，但是，根据前几年粮食每年递增3.9%的实际，他很快就看出其中不符合粮食现有生产力的问题。面对这种不切实际追求高指标的情况，周恩来指出：我们要科学地来算，农业生产在二五计划期间也会有丰年、平年和歉年，水、旱、虫灾天天都在影响着粮食生产，所以粮食生产很难以每年6%以上的速度增长。他强调：农业生产一算高了，农业税、轻工业利润、基本建设投资和财政预算等一系列数字都受到影响。这是一个根，而这个根是我们最不容易掌握的。那样假设的农业指标一旦不能实现，必然危及整个国民经济计划的完成。
(三)处理好粮食与其他农业部门的关系
鉴于粮食在国家稳定和国民经济中的战略地位，因此，建国初期中央和地方都将农业发展的重点放在了粮食的恢复和增产上。在当时的局势下这样的重点是必须的。但是，如果单纯重视粮食、棉花等重要战略物资而忽视或者放弃其他作物的生产，最终只会造成单一经济，这既会严重影响农业和农村的全面发展，也会影响到农民生活的改善和致富。周恩来注意到了这个当时受到普遍忽视的问题。为此，周恩来在党的八大《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中专门指出：粮食是保证人民生活和发展整个农业经济的基础，我们必须加以足够的注意。这几年来，各地方重视了粮食和棉花的增产，这是完全必要的。但是，有些地方却因而对其他农业经济除棉花以外的各种经济作物、畜牧业、林业、水产养殖业、蚕桑业和各种农家副业的增产注意得不够，加上有些农业产品和土特产品受了收购价格的影响，结果使农业经济不能够全面地和充分地发展，从而影响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影响到农民的收入。
建国初期周恩来将粮食问题定位于国家政权稳定的基础和民生的首要问题，并为之付出了极大的心血。同时，他在解决这一问题时所主张的若干思想蕴涵着超前的科学理念，如粮食的可持续发展、粮食增产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关系等等，这些都值得我们深思。与建国初期相比，今天，我国的粮食形势已经出现了根本性的好转，但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和国家经济建设对粮食的持续要求，粮食问题在我国并未得到彻底解决。同时，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下，中国的粮食问题已经和世界粮食问题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在这种局势下，我们了解和总结、借鉴和继承发展建国初期周恩来关于粮食问题的思想，并将之用于灵活运用于解决当今的粮食问题上，毫无疑问是非常有意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