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经》是春秋时期老子李二的哲学著作，又称《道德经》、《老子》、《老子五千言五千文》，是中国古代先秦学者分离前的一部著作，是道教哲学的重要渊源。 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道德经的论文的文章3篇 ,欢迎品鉴！
【篇一】道德经的论文
摘要：在《道德经》中，有多处谈及“道”，但本文作为一篇论文的篇幅，不可能对所有谈及道的地方逐一讨论，只能选取两处有代表性的文本研究。本文重点在于指出“道”与“人”在《道德经》里的密切关系，“道”是人行，“人”是“道”成。不应该把《道德经》之“道”理解为脱离一切的形而上之“道”。
关键词：道德经；道；人；玄；有无
《道德经》第一章：
道，可道也，非恒道也。名，可名也，非恒名也。无，名万物之始也；有，名万物之母也。故恒无，欲也，以观其妙；恒有，欲也，以观其所徼。两者同出，异名，同谓。玄之又玄，众妙之门。［1］
现在人们一谈论道，尤其是谈到《道德经》里面的道，就开始“玄之又玄”了。这跟历来名家们的解释也是分不开的，总是给道披上一层先验的、神秘的外衣。比如王弼的注解：“可道之道，可名之名，指事造型，非其常也。故不可道，不可名也……”［2］很明显，王弼认为“道”有其常，或者说在这个“可道之道”外另有一“常道”。这一章作为道经的开篇，一上来就如此之“玄”，下文就不知道该“玄”去何方了。
“道”，一开始的意思，就是道路，至于规则、道理甚至本体的意义是后来才出现的。而所谓道路，必然是人行的，离开了人去谈论一个虚无缥缈的“道”，又岂能谓“得道”？
“道，可道也，非恒道也。”这里的“可”，不能解作能够。道可以道，就是一句废话。“可”在这里的意思是适合。全句的意思是：“人走在适合的道路上，但这适合的道路并不是永恒不改、一成不变的。”原句其实是“道，道可也，道非恒也。”的倒装。同理，第二句的意思是：“所谓名称，实则是人为了便于抽象而赋予事物的，而不是事物天然就有一个不变的名称。”
以往对《道德经》的解释，总是把人抛在一边去谈论一个虚无缥缈的类似哲学上所谓本体之类的“道”，由此把《道德经》读得支离破碎，常常是一章一种理解，全文没有整体性可言。
“无，名万物之始也；有，名万物之母也。”正所谓“有无之相，生也。”这里是互文的写法，并不是说“无”单指万物之“始”，而“有”单指万物之“母”。“有”，用哲学的语言来说，就是存在的意思，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就是从认识其存在开始的。如果说“有”是存在，那么“无”就是不存在。“不存在”当然不存在，仅仅是对存在、或者说“有”的启示。此所谓“有无之相，生也。”
“故恒无，欲也，以观其妙；恒有，欲也，以观其所徼。”上句说了有无之相，及其如何生生不息，这一句其实是说明了有无之相的原因。以往一般的大家解这句，往往不怎么考虑主语，常把“故”理解为“所以”或干脆忽略。因此，对“欲”的解释就离题万丈了，像台湾学者严灵峰，更直接把这“欲”理解为“欲望”，真不知其“欲”也。“欲”，从谷从欠，最早是没有什么褒贬义的，仅仅是“需要”的意思。“需要”但没有，自然就“期愿”，“期愿”而不得，自然就要不择手段去“贪求”、“欲望”。“欲”在这里意思就是最早的本意，即“需要”，引申为“要求”。但不同于下文出现的“恒使民无知无欲也”中“欲”的用法，这是因为“欲”的主语是不一样的。“故”不是“所以”的意思，是指下文所谓的“古之善为道者”，与“古”通假。
因此，“欲也”的主语是“古之善为道者”，而“无知无欲也”的主语是“民”，“欲”所表达的意思当然不同。顺带一提，“民”的“无知无欲”中“欲”的用法其实是“期愿”，如《论语》：“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3］
而原句用一种更好理解的写法是：“古之善为道者，以恒无观之，得其妙，欲也；以恒有观之，得其徼，欲也。”“恒无观之”就是“观之以无、观之以恒”。用现代白话文的说法就是：
“古时候善于道的人，持一种否定的眼光去观察事物，是要考察事物的前提和条件，但这仅仅是观察所需要的一种角度啊！古时候善于道的人，持一种肯定的眼光去观察事物，是要考察所谓事物的指称范围和名词的边界，但这仅仅是观察所需要的一种角度啊！”
潜台词就是：不管“恒无”还是“恒有”，都仅仅是人的“欲”，不是什么神秘的“恒”。离开了现实中的人，把《道德经》理解得神神鬼鬼的人，还能“其鬼不神”吗？
“两者同出，异名，同谓。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上一句的主语是“故”，自然就不是这里所说的“两者”，“两者”就是指代更上一句的“有”“无”。这里有点奇怪，怎么才刚说完“有无同出，异名，同谓”，就突然“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名家们到了这里就各说各话、各走各路了，也不回头看看自己的解释有没有连续性和逻辑性。
“玄”，人们认为其最古义为“黑而有赤色者为玄”。［4］但如果今天的人们还这么理解，就不恰当了。比较语言学的发展，已经说明了在语言发端的早期，是没有抽象的概念的，每一个词或字的对象，最早都是与实物相对，不管“玄”的本义究竟为何，肯定不是所谓的“黑中有红”这样的抽象的颜色的概念。“玄”在这里的意思，单取《说文》的“幽远”则可，由“幽远”和其字形引申出“曲折”、“反复”、“相继”。“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其实就是“玄之于有，又玄之于无，众妙之门。”任何对象的“有”“无”不是天上掉下来的，离不开人对其的“曲折”，“反复”，以及一代又一代人“相继”的实践。
何谓“众妙之门”？道也。
《道德经》第二十五章：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呵寥呵，独立而不改，可以为天地母。吾未知其名，字之曰道。吾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返。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国中有四大，而王居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5］
一些基本的概念把握了，对这一章的解释就不必一字一字的推敲了。但把人引进那不可言喻的神秘之“道”的，估计也就是这一章起了主要的功劳。尤其是最后一句，似乎显示了层层递进的关系。先看这“法”字：从水从去，如水之东流入海，或迂回曲折，或浩浩荡荡；水势无形，其状不可胜数，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人对世界的认识和改造，在不同的现实环境下，就要像水在不同的地势地貌下，总能结合当下的客观去达成。在每一个具体的当下，有其现实的逻辑关系相对应，由此引申出“法度”的意思。
可见，“人法地”同时必然也是“地法人”，没有离开了“人”的所谓“地”，而也没有离开了“地”的“人”。最后一句其实是：“人法地而地法人，地法天而天法地，天法道而道法天，道法自然。”何谓“自然”？“有所趋向而无所自”之意。人进入天地，天地也在进入人；人行道，道也成就人；一体而相成，实无分彼此。
“王”字，按董仲舒的说法：“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參通之者王也。”［6］此章说“国中有四大，而王居一焉。”居一者谁何？大哉人也！人能王、能地、能天、能道！名家们只见“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却不识“有人成，先道生”。何谓“独立而不改”？说的是“道”，但“道”，却总是人行的。所谓“独”，所谓“立”，所谓“不改”，都是借“道”而喻“人”：一人成大而天地小！所以为“天地母”。
以上所发议论，不过末学一家之言，敬请各学人指正批评。
注释：
［1］高明：《帛书老子校注》，中华书局，1996年
［2］楼宇烈：《老子道德经注校释》，中华书局，20_年
［3］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
［4］许慎（汉）：《说文解字》，中华书局，20_年
［5］高明：《帛书老子校注》，中华书局，1996年
［6］许慎（汉）：《说文解字》，中华书局，20_年
【篇二】道德经的论文
[摘 要]老子著作与思想在西方世界的传播，是中华传统文化走向世界传播中的经典案例。笔者梳理了两百年时间里，老子著作与思想在西方世界翻译传播的历史，重点介绍了老子著作思想在英语世界、法语世界、俄语世界、德语世界和西班牙语世界的传播情况。
[关键词]《道德经》;老子思想;域外传播
[中图分类号]B223.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63（20_）05—0015—08
Abstract：ThespreadofTaoTeChinginthewesternworldisaclassiccaseofChinesetraditionalculturegoingtotheworld.ThisarticleoutlinesthediachronicspreadofLaoZi'swritingsandideasinthewesternworld，includingtheenglishworld，frenchworld，russianworld，germanworldandspanishworld，duringthepasttwohundredyears.
Keywords：TaoTeChing;LaoZi'sthought;internationaltransmission
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代表性典籍，《道德经》进入西方世界，与西方传教士来华密切相关。据英国科学家李约瑟（JosephNeedham）考证，《道德经》最早的西方文字译本是17世纪末比利时传教士卫方济（FrancoisNoel）的拉丁文译本。此后，翻译、研究《道德经》的外语语种与文献数量逐渐增多，在西方社会的传播广度和深度也逐渐加大。
时至今日，《道德经》已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国内学者，如丁巍、苏丽湘等人于21世纪初曾对《道德经》的海外翻译情况进行统计分析参见河南省社科院丁巍副研究员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老学典籍考》（批号为97BTQ004），其最终成果是工具书《老学典籍考：二千五百年来世界老学文献总目》。。美国学者邰谧侠（MishaTadd）于20_年发表《〈老子〉译本总目》。总目涉及73种语言，1576种译本。我们进一步搜集完善了译本信息，同时汇集了世界主要语种研究老子及其思想的著作、论文和学术机构信息。经过梳理与统计，截止到20_年5月，《道德经》英语译本553种，法语译本91种，俄语译本69种，德语译本298种，西班牙语译本95种。我们拟以上述资料为基础，探寻和理清老子著作与思想在西方主要语种，包括英语、法语、俄语、德语、西班牙语世界中传播的历史。
一 《道德经》在英语世界的傳播
《道德经》自1868年开始进入英语世界，距今已有150多年。一个半世纪里，《道德经》的英译版本种类繁多，流传广泛。
（一）1868年～20世纪初，老子思想与基督教义的相遇
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之后，以英国为代表的英语国家愈来愈多地派传教士入华。起初，西方传教士一心想把《圣经》介绍给中国，对中国本土文化并无太多重视。文化的隔膜导致其传教过程障碍重重。为了更好地履行在中国传教的使命，传教士开始研读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他们期望透过对中华文明的认知和了解，洞察中国精英阶层和普通民众的精神世界，走近中国人，为教义传播做铺垫。在此期间，传教士发现老子的思想具有一定的普适性，在某些方面能够与基督教思想相契合。因此，《道德经》便成为其嫁接中华文化和基督教义的一个连接点。传教士经常将《道德经》与《圣经》相比照，有选择地对《道德经》进行解读，以求找到“类同性的话语支持”。据王剑凡对英语世界《老子》早期译本的考证，自1868年到1905年的37年间，英语世界共有14个译本问世。这些译本中有8个从基督教立场解读《老子》，其余6个译本虽然基督教倾向不太明显，但某些章节依然会看到基督教思想的影子。可以发现，这一时期《道德经》英译工作的宗教特色十分明显。为了实现传教目的，译者大多根据自身理解对《道德经》进行翻译，缺乏对《道德经》文本以及背后所蕴含的深厚中国文化内涵的观照与探究。
1868年，英国布道会传教士湛约翰（JohnChalmers）出版第一本《道德经》英译本《老子玄学、政治与道德律之思辨》（TheSpeculationsonMetaphysics，Polity，andMorality，of“TheOldPhilosopher”，Lao-Tsze）。他对于《道德经》的翻译与解读具有强烈的基督教色彩，直接将《老子》中的“帝”翻译为基督教的“God”，将《老子》中的“神”翻译为基督教的众神“Spirit”，以基督教词汇对译《老子》。
英国汉学家詹姆斯·理雅各（JamesLegge）的英译本于1891年出版。他的翻译工作虽然没有完全脱离传教的目的，但是比较尊重中国传统文化典籍的思想与哲学内涵，详细阐述了老子之“道”与基督教“上帝”的本质区别。
1895年，由亚历山大（GeorgeGardinerAlexander）翻译的《道德经》英译本《老子，伟大的思想家：关于上帝的本质和表现的思想》（LaoTsze，theGreatThinker：withaTranslationofHisThoughtsontheNatureandManifestationsofGod）出版。他丝毫不掩盖自己的观点在译作中的主导作用，直接将原文的“道”翻译成了“God”或“Creator”，还以“his”这个第三人称代词来做翻译指涉。这样一来，《道德经》被翻译成了与基督教教义相关的文本，语言更为通俗易懂，深受西方国家读者的欢迎。 保罗·卡鲁斯（PaulCarus）的译本《老子〈道德经〉》（Lao-Tsze'sTaoTehKing）于1898年出版。这是第一个由美国人翻译的《道德经》译本。该书详细介绍了老子以及《道德经》，并将中文原文与英文译文逐字对照，还对每个汉字做了注音。保罗·卡鲁斯的译本在美国产生了较大影响，成为众多美国学者研究老学和翻译《道德经》的范本。
除此之外，1884年，巴尔福（FredericHenryBalfour）的《道书：伦理的、政治的、思辨的文本》（TaoistTexts：Ethical，Political，andSpeculative）出版。1886年，翟理斯（HerbertAllenGiles）发表了《老子遗集》（TheRemainsofLaoTzu）。1903年，海森格（I.wHeysinger）出版《中国之光：老子之道》（TheLightofChina：TheTaoTehKingofLaoTsze）。
（二）1919年～1972年，寻求老子思想对于西方现代文明的启示意义
一战和二战的爆发，在一定意义上标志着上帝和理性文化的终结。面对战争，学术机构、宗教组织瘫痪，学者和宗教领袖根本无力把人们从战争的阴云中拯救出来。西方文化和价值观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与挑战。灾难过后，西方学者开始反思西方文明的缺陷。另一方面，西方第一、二次工业革命完成，社会生产力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整个社会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提高。然而，在享受到科技进步带来的益处之后，人们面对的是资本剥削所带来的失业、贫困等一系列问题，社会思潮因此而复杂多变。英国的“愤怒的青年”文学运动“愤怒的青年”文学运动在创作上多采用现实主义手法，批判揭露资本主义社会，同情中下层人民，想要改变社会但又对社会弊病的根源认识不清。、美国以“垮掉的一代”文学为代表的反正统文化潮流
反正统文化以非理性主义哲学为思想基础，主张“恢复人的自然本性的纯洁，发展内省经验，崇拜下意识，寻求宗教神秘意识”，“把对真理的追求诉诸于盲目的、本能的欲望和情绪发泄”。（杨生茂、陆镜生，1990：503）。，正是这一时期的代表。在对自身文化和价值观感到失望与迷茫的同时，西方一些学者开始接受非理性和存在主义，肯定人的直觉能力，主张用人的存在来解释现实世界，关注个人的生存境遇，追求人性的复归。这种思潮本质上和老子“不出户知天下”“少私寡欲”“为天下谷，常德乃足，复归于朴”的思想存在一定的相通之处。老子所主张的“万物和谐”“无为而治”“以德治国”思想与两次世界大战所引发的西方社会的反战情绪产生共鸣。老子著作与思想对于现代文明的启示意义，被发掘和凸显出来。
反思、批判西方现代文明的思潮，以及社会思想的多元化，为老子学说在英语世界的传播提供了契机，第二次英译高潮由此出现。这一时期《道德经》英译本的数量达到54种。
1934年，亚瑟·韦利出版了《道与德：〈道德经〉及其在中国思潮中的地位》（TheWayandItsPower，LaoTzu'sTaoTeChingandItsPlaceinChineseThought）。此译本注重对《道德经》原文、原意的探讨，致力于传递文本中的思想内核。他指出译介《老子》的目的就是为了“用细节的准确性给出源文本的意思”。
值得关注的是，这一时期，中国学者开始了《道德经》的英译工作。1936年，胡子霖英译的《道德经》出版。这是中国人英译的第一个《道德经》译本。1937年，初大告的《道德经》英译本在伦敦出版。1939年，吴经熊的《老子〈道德经〉》（LaoTzu.TaoTehKing）问世。1948年，林语堂的《老子的智慧》（TheWisdomofLaoTzu）出版，并在英语世界产生广泛影响。中国学者在翻译中尽可能地保留文化特性、语言特征和表达方式，以源文化为底蕴，向英语读者呈现中国古代的智慧和哲学。他们的加入，为《道德经》英译注入了新的活力。
（三）1973年至今，强调学术性的老子著作和思想传播
经由考古发现和改革开放，中西方文化交流进入到一个全新的阶段。这一时期，能源短缺、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威脅着世界。垄断资本主义拉大了贫富差距，社会矛盾不断激化。英语世界学者对自身所处的国家、社会所信奉的价值观产生怀疑，发起批评。越来越多的学者重视《道德经》与老子思想，期望从中寻找到解困的途径。
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汉墓帛书《道德经》，掀起了世界老学研究热潮。从此，《道德经》进入第三次英译高潮，并一直延续至今。据统计，此时期《道德经》英译本的数量和质量均有显著提升，译本的数量高达485种。
韩禄伯（RobertG.Henricks）的《老子道德经：新出马王堆本的注译与评论》（TaoTeChing：AnnotationsandCommentsontheNewMaWangDuiBen）、刘殿爵（D.C.Lau）的《老子：〈道德经〉》（LaoTzu：TaoTeChing）、《老子〈道德经〉：据马王堆本翻译》（LaoTzu“TaoTeChing”：TranslationoftheMaWangTuiManuscripts），以及梅维恒（VictorH.Mair）的《〈道德经〉老子》（TaoTeChingLaoTzu），均是这一时期马王堆出土的汉墓帛书《道德经》的重要英译本。
20世纪8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出于学术研究的目的，深入探析《道德经》文本中所富含的哲学智慧。在研究方法上，他们也不再用单纯的文献考证、文本解读等方法，而是采用西方哲学的概念、范畴和分析方法对《老子》进行解析。
这一阶段，英语世界研究老子思想的著作不断涌现。1985年，约瑟夫（Hai-Nguyen，JosephQ.）在《老子哲学中“无”的作用》（TheFunctionofNon-BeinginthePhilosophyofLaoTzu）中论述了老子的“无名”“无为”“无欲”。1989年，葛瑞汉（A.C.Graham）在《道家之争：中国古代的哲学论证》（DisputersoftheTao：philosophicalargumentinancientChina）中以“天人关系”为主线，视“道”为中国哲学的中心范畴，对老子思想进行了评述。安乐哲（RogerT.Ames）的译本《道不远人——比较哲学视域中的〈老子〉》（TheTaoisnotfaraway——“LaoZi”inthefieldofcomparativephilosophy）在比较哲学的视域下对《老子》进行解读，尝试依照中国思想文化本有的框架来理解中国哲学，诠释中国哲学经典。他的成果，在英语世界老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道德经》在英语世界的传播，出现过三次高潮，与历史环境密切相关。传教士在第一次英译高潮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出于传教的目的，以基督教义解读《道德经》，是这一时期英译本的典型特征。两次世界大战促使《道德经》第二次英译高潮出现。英语世界的学者开始发掘老子思想对于现代文明的启示意义。随着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深化，第三次英译高潮中的学者，运用西方哲学研究范式，对老子著作及其思想进行深入的理论探索。
二 《道德经》在法语世界的传播
法国作为中国文化向欧洲传播的桥头堡，相较于其他西方国家，《道德经》的翻译与研究起步较早。
1838年，由耶稣会传教士波迪（Podi）翻译的《道德经》法译本出版。这是法语世界首个《道德经》法文全译本，也是《道德经》在欧洲的第一个法文全译本。老子著作与思想在法语世界的传播历程大致可划分为两个阶段，即19世纪～20世纪中期、二战后至今。
（一）19世纪～20世纪中期，“东学西渐”潮流中《道德经》在法国的传播
17世纪，法国传教士进入中国，接触到了儒家文化。在宗教与儒家文化交流中，以《论语》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开启了“东学西渐”路程。18世纪以后，法国的耶稣会传教团在中国更加活跃，为中国传统文化传入法国创造了良好条件。与此同时，法国专业汉学机构的创立与发展，也促进了《道德经》的法译。1814年，法兰西学院创建汉语与满语语言文学教席，学院制汉学诞生。对于汉学家来讲，翻译中国典籍是一项主要工作。
雷慕沙（Jean-PierreAbel-Rémusat）、鲍狄埃（GuillaumePauthier）、儒莲（StanislasJulien）是这一时期的代表性译者。雷慕沙是法兰西学院汉语与满语语言文学教席的首任教授。1823年，雷慕沙的论文《论老子的生平与学说》（MémoiresurlavieetlesopinionsdeLao-Tseu）翻译了《道德经》部分章节的内容，开启了法语世界对《道德经》的翻译和研读工作。鲍狄埃在1831年～1842年间所写的7篇文章，如论文《论道教源流与传播》（Mémoiresurl’origineetlapropagationdeladoctrineduTao）（1831）、《论印度哲学》（Surlaphilosophieindienne）（1833），均或多或少地涉及《道德经》不同章节的翻译。儒莲于1842年出版的《道德经》法译本《老子道德经：道路与道德之书》（LAOTSEUTAOTEKINGLelivredelavoieetdelavertu）是目前为止在法国影响最广、再版次数最多的译本。
这一时期，法国的一些著名学人和作家受到老子思想影响。谢阁兰（VictorSegalen）在学习老子思想的过程中发现了一种“醉态视觉”，即与物相溶的原始本质目光。他在《致克娄岱尔书》（LettreàCledale）中提到：“透过沉重和繁杂，它使人看到事物的正反面，在稍纵即逝的表象中妙不可言地品美。”诗人亨利·米修（HenriMichaux）十分崇拜老子。他的诗歌中经常会引用或转译《道德经》中的诗句。例如，《趋于宁静》（Tendanceàlatranquillité）（1934）便对“不出户知天下”（《道德经》第四十七章）进行了转译。
（二）二战后至今，戴高乐主义对老子思想在法语世界传播的推进
20世纪中叶，法国在外交上推行戴高乐主义，重视发展同中國的友好关系。这一外交政策为法国汉学的发展带来了蓬勃生机，法国汉学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在法国汉学家的努力下，中国传统文化的生命力与魅力被充分挖掘，《道德经》的译介和研究空前活跃。
1967年，刘家槐的译本《道家哲学，第一辑：老子、庄子、列子》（Philosophestaostes，I，Lao-Tseu，Tchouang-Tseu，Lie-Tseu）出版。之后，其所译的《老子：道德经》（Laozi：TaoTeChing）分别于1985年、20_年、20_年多次出版。20_年，吉·马萨（GuyMassat）、亚瑟·席瓦斯（ArthurRivas）合译《道德经》，对其中的核心概念进行全新的翻译。
学者克丽斯特娃（Kristeva）注重研究和阐释“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道家思想。1967年，图尔尼耶（MichelTournier）的长篇小说《礼拜五：太平洋的飘渺之境》（VendrediouleslimbesduPacifique）发表，其中表现了老子“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的思想。帕梅拉·J·鲍尔（PAMELABALL）《“道”之本》（L’EssenceduTao）（20_）、迈克尔·普埃特（MichaelPuett）与克里斯蒂娜（Michael、Christine）合著的《“道”：中国哲学如何帮助我们重新思考》（“Tao”：Commentlaphilosophiechinoisenousaideàrepenser）（20_）等著作也相继出版。
法语世界对《道德经》的翻译工作从最初选取部分章节进行节译，到逐渐扩大为全文翻译，并对法国的哲学和文学活动产生影响。“东学西渐”浪潮和戴高乐主义的外交政策都对老子著作与思想在法语世界的传播产生了推动力量。
三 《道德经》在俄语世界的传播
《道德经》是俄罗斯众多文化典籍中复译本最多的经典。《道德经》在俄语世界的传播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即18世纪初～20世纪初、20世纪初～20世纪70年代、20世纪70年代至今。
（一）18世纪初～20世纪初，东正教布道团推动《道德经》俄译工作起步 16世纪起，中西方交流逐渐频繁。俄国出于商业利益的考量，利用自身的地缘优势，积极参与到这一潮流之中。1608年，沙皇下令寻找通往中国的道路。1618年，俄国向明王朝派遣使者，中俄两国进入交往的初级阶段。
俄国东正教布道团对《道德经》在俄语世界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俄国早期的汉学研究属于官方控制下的学术行为。东正教布道团的主要任务是传教，同时对中国的经济、政治等情况进行了解，搜集信息和情报。因而，沙俄的汉学家起初并不重视老子的著作与思想。直到1818年，亚历山大二世发出谕令，要求驳斥道家学说，《道德经》才开始受到重视。1828年，宗教使团的司祭西维洛夫（Д.П.Сивиллов）完成了《道德经》首个俄译本《道中之德抑或老子之道德哲学》（ДобродетельвДаоилиМоральнаяФилософияЛаоцзы）。
伟大作家列夫·托尔斯泰（ЛевНиколаевичТолстой）在《道德经》俄译的起步阶段作出了贡献。1878年，托尔斯泰开始着手《道德经》的翻译工作。1913年，其从法语转译的《老子道德经或道德之书》（LaoziDaodejingилиКнигаМорали）出版。托尔斯泰深入研究道家哲学，以“道”和“无为”为探讨重点，写作了《中国圣贤老子撰写的道和真理之书》（КнигаДаоиИстины，написаннаякитайскимсвятым）（1884）、《中国圣贤老子的名言》（ИзречениякитайскогомудрецаЛао-Тзе，избранныеЛ.Н.Толстым）（1910）。
（二）20世纪初～20世纪70年代，马克思列宁主义语境下的《道德经》传播
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取得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十月革命推动了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促成中苏两国站在社会主义同一阵营，两国的文化交流愈加广泛密切。
十月革命重新塑造了俄国的人文社会科学。汉学家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改造俄国汉学，致力于建设全新的苏联汉学。1948年，学者杨顺兴完成了《道德经》的俄译本。他在《道德经》的俄译工作中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出发点，将中国传统文化以及典籍中所包含的哲学思想传达给读者。
（三）20世纪70年代至今，译介视角丰富多元
随着苏联的解体、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中俄两国政治互信逐渐提高，经济联系日益紧密，双方的交流更为深入。俄罗斯民众学习汉语的热情高涨，对中国传统文化表现出强烈的兴趣。此一时期，俄罗斯汉学家从更加丰富多元的视角来译介、审视老子思想。
1990年，俄国诗人佩列列申（В.Ф.Перелешин）翻译的《道德经》发表在《远东问题》上。卢基扬诺夫（A.E.Лукьянов）撰写的《道之本源：中国古代世界》（ПроисхождениеДао：древнийкитайскиймир）于1992年出版。20_年，马良文（VladimirV.Maliavin）与李英男共同翻译的《大中华文库·老子》（LAOZI）采取归异化结合的翻译策略，让读者在最大程度上感受原文的语言特色与哲理内涵。还有一些译者，如萨夫卢辛（Savlusin）、鲍鲁什科（О.Барушк）等则尝试采用诗歌体对《道德经》进行翻译。
《道德经》在俄语世界的传播历程，是中俄两国文化交流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18世纪初，俄国东正教布道团启动了《道德经》俄译工作。苏联时期的学者则致力于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出发点，对《道德经》进行翻译与研究。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汉学界试图从更加丰富多元的视角来介绍、研析老子思想。《道德经》俄译本数量虽远不及英译本，但对东欧国家影响深远，推动了匈牙利、罗马尼亚、波兰等国的《道德经》翻译和研究事业的开展。
四 《道德经》在德语世界的传播
《道德经》是德语世界中传播最广和影响最大的中国典籍之一。《道德经》在德语世界的传播大致可以分为：18世纪～20世纪初、20世纪上半叶，以及1945年以后三个阶段。
（一）18世纪～20世纪初：宗教色彩浓厚的《道德经》德译本
18世纪初，以白晋（JoachimBouvet）和马若瑟（JosephdePrémare）为代表的耶稣会传教士入华。白晋等人运用《旧约》的索隐式注释方法来研究包括《道德经》在内的中国典籍，《道德经》由此在德语世界现身。
首個《道德经》德译本《〈道德经〉——美德之路》（Táo-tě-king——DerWegzurTugend）于1870年出版，译者为波莱恩克那教士（ReinholdvonPlaenckner）。同年，史陶斯（VictorvonStrauss）的德译本《老子的道德经》（LAOTSE'STAOTEKING）出版。他认为“道”与《约翰福音》中所说的“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神”十分接近。1910年，由朱利叶斯·葛理渥（JuliusGrill）主笔的译本《最高本质和最善的老子之书〈道德经〉》（Lao-tszesBuchvomhchstenWesenundvomhchstenGut）出版。他希望在《道德经》和《新约》之间，找到老子的哲学思想与耶稣的宗教思想之间的联系。
18世纪，老子思想深刻地影响了德国哲学家。最早接触老子学说的是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GottfriedWilhelmLeibniz），他通过学习《道德经》中所阐述的阴阳学说，提出了二进制思想。康德（ImmanuelKant）认为老子思想和学说堪称“自我意识下的哲学”。黑格尔（G.W.F.Hegel）肯定了《道德经》中的哲学内涵，并赞同老子所说的“三生万物”的观点。 （二）20世纪上半叶，《道德经》深度影响德语文学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失败给德国带来了深痛打击，社会出现剧烈动荡，浓重的悲伤与消极情绪蔓延。人民饱受战争折磨，精神上受到严重摧残。作为战败国，德国损失惨重并且面临价值观与文化危机。一些德国学者希望在东方文化中找寻解决方法。《道德经》中“顺应天道与自然”等思想引起了德国学者的共鸣。据统计，此阶段《道德经》德译本数量多达46本。其中，卫礼贤（RichardWilhelm）翻译的《老子，道德经——老子的“道”与“德”之书》（Laotse，TaoTeKing，DasBuchdesAltenvomSinnundLeben）一直被奉为《道德经》德译本的典范。
这一时期，老子思想深度地影响到德国文学界。1915年，德布林发表小说《王伦三跃》（DiedreiSpriingedesWang-lun），成为首位以文学方式诠释《道德经》的德国学者。该小说的出版推动了《道德经》在德语文学界的传播进程。布莱希特（BertoltBrecht）将老子“无为”“国家昏乱，有忠臣”的思想融入《伽利略传》（LebendesGalilei）和《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MutterCourageundihreKinder）中。黑塞（HermannHesse）的作品《在轮下》（UntermRad）（1906）、《荒原狼》（DerSteppenwolf）（1927）也体现着老子的“两极”思想，通篇充满刚与柔、实与虚的张力。
1933年，希特勒上台，汉学研究在第三帝国时期成为政治的工具。《道德经》德译本的数量和质量均有所下降。
（三）1945年至今，返璞归真的《道德经》译介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面临更为严重的精神危机。东方的“道”和“禅宗”引发“垮掉的一代”、“披头士一代”和“后现代主义一代”的深切呼应。此时，汉学在德国重新发展与兴盛。汉学杂志、书籍的增加和学术机构的建立，也带动了汉语典籍翻译和研究质量的提升。
这一时期的译者立足源文本，开始关注“道”的内涵。1961年，施密特（KarlOttoSchmidt）的《老子道德经：走向现实的道路指南》（Lao-TseTao-Teh-King：Weg-WeisungzurWirklichkeit）出版。他赞成采用“零翻译”手法在译本中保留“道”，把释“道”的空间留给读者。君特·德博（GüntherDebon）的《老子道德经》（Lao-TseTao-Te-King）（1981）、扬·菲利普·雷姆茨玛（JanPhilippReemtsma）的《道德经：智慧与美德之道》（Daodejing：DerWegderWeisheitundderTugend）（20_）等译本也丰富了德语世界的老学研究。
哲学与文学界有关老子思想的著作也日渐多样。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MartinHeidegger）在其著作中多次直接引用老子名言，他的哲学思想与老子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产生共振。在《形而上学的基本概念》（DieGrundbegriffederMetaphysik）中，其对于“无”的论述与老子思想不谋而合。文学性书籍《老子的思想世界》（LaotsesGedankenwelt）（1957）、《给道德经的信》（BriefanDaodejing）（20_）等的相继出版进一步扩大了老子思想在德语世界的影响。
总之，18世纪初，《道德经》德译本中包含有大量的神学和宗教因素。20世纪上半叶，《道德经》深度影响了德国文学。1945年以来，德国学者对《道德经》的译介返璞归真，也更加哲学化。
五 《道德经》在西班牙语世界的传播
与西方其他语种相比，西班牙语世界对《道德经》的翻译起步较晚。1916年，首个《道德经》西语译本在阿根廷出版，这是目前能够考证到的最早的西语译本。《道德经》在西班牙语世界的传播，可分为两个阶段，即20世纪初～20世纪70年代、20世纪70年代至今。
（一）20世纪初～20世纪70年代，建立在间接译本基础上的《道德经》传播
《道德经》在西语世界的传播，很大程度上受到法国的影响。20世纪的前70年，《道德经》西语译本数量是11本。《道德经》西语翻译都建立在间接译本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其翻译的源语言并不是汉语，而是法语和英语。
1916年，由乌拉圭作家艾蒙多·蒙特雷（EdmundoMontagne）翻译的《道德经》（Ellibrodelsenderoydelalínea-recta）在阿根廷出版。此译本是由法国汉学家亚历山大·乌拉（AlexanderUla）的法语译本转译而来。1951年，根据林语堂的英译本转译而来的西语译本《老子的智慧》（LasabiduríadeLaotsé）在阿根廷出版。1961年，在马德里出版了由初大告的英译本（1937）转译而来的《道德经》。值得关注的是，《道德经的真知》（LagnosistaoístadelTaoTeChing）成为西语世界的首个直译本。该书由西班牙汉学家、传教士杜善牧（CarmeloElorduy）翻译，1961年出版。
（二）20世紀70年代至今，《道德经》在西班牙语世界的“国民认知度”提高
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道德经》，将西语世界的老学研究引至一个新层面。这一阶段《道德经》西语译本的数量达到84本，不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来讲，都较前一时期有明显进步。
1978年，由伊纳基·普雷西亚多·伊多埃（IakiPreciadoIdoeta）翻译的《道之书》（ElLibrodelTao）出版。此译本在翻译的专业性与准确度上有所提高。曾若镜和安赫尔·费尔南德斯·德卡斯特罗（ngelFernándezdeCastro）合作翻译的《老子道德经：道与德之书，评论》（ElTaoTeChingdeLao-Tze：EllibrodelTaoylaVirtud，comentado）于20_年出版。该书的出版意味着《道德经》的西译群体已逐渐从汉学家、东方学研究者等“内行”延伸到了中国文化爱好者等“外行”，《道德经》在西语国家的“国民认知度”达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道德经：在永远有可能的道路上》（Taotejing：Enelcaminodelosiempreposible）（1987）、《道德经：道之书》（TaoTeKing：EllibrodelTao）（1997）、《道之书：伟大的思想》（EllibrodelTao：GreatIdeas）（20_）等译本也是这一时期的主要译著。 此期间，研究老子思想的著作也趋向多样化。1994年，格雷格·约翰逊（GregJohanson）、荣·克尔兹（RonKurtz）的《恩典的启示：道德经精神的心理治疗》（Revelacióndelagracia：Psicoterapiaenelespíritudeltao-teking）出版。此书把《道德经》与当代心理治疗的实践联系在一起。1998年，由伊纳基·普雷西亚多·伊多埃（JuanIgnacioPreciado）主笔的《老子的教导》（LasenseanzasdeLaoZi）出版。书中揭示了道家圣贤生活的奥秘，并且清晰地阐述了道家智慧。此外，《老子与道》（LaoziyelTao）（1999）、《智慧的典范：从老子和佛陀到蒙田和尼采》（Elidealdelasabiduría：DeLao-ziyelBuddhaaMontaigneyNietzsche）（20_）等均对《道德经》内容进行了深入研究与详细阐发。
除杜善牧所翻译的《道德经的真知》外，早期的西语译本皆为转译本，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译本的准确性。此后数十年，西语世界对老子著作与思想表现出较高热情，“国民认知度”升高。
六 结 语
综上所述，两百年来，老子著作与思想在西方世界的传播，呈现如下特点：
第一，中国传统文化典籍的西传，具有强烈宗教热情和执着布道精神的传教士是重要的传播媒介。英语世界、法语世界、俄语世界、德语世界等最早的《道德经》译本和相关研究著作，皆出于传教士之手。致力于基督教“东渐”的宗教人士，对于中国文化经典和思想向西方传播，起着重要的启动和推进作用。
第二，西方民众的精神创痛或疑惑，无法被西方宗教和哲学思想抚慰指引时，具有道德价值、崇尚自然的中华文明，就拥有了西传的良好历史窗口。一战、二战之后，老子著作和思想出现西传的高潮，就是明证。
第三，强势语种的译介，可以间接推动其他语种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比如，早期西班牙语的老子著作，皆间接从法语、英语文本译出，法语、英语文化对于西班牙语的影响，助力了中国文化在西班牙语世界的流传。
第四，中国学者的参与，可以为中华传统文化的对外传播增添活力。在《道德经》的英译和俄译过程中，中国学者的贡献功不可没。
第五，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是中国传统文化向西方传播的重要纽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相当长时期内与苏联之间的亲密关系，极大地促进了老子著作与思想在俄语世界的传播。这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法国奉行戴高乐主义政策时期，也是如此。
第六，中国的强大是中华文化向西方传播的物质和精神基础。国家和民族强盛是文化魅力的体现。改革开放以来老子著作与思想在西方更受关注，中国的开放、文明、繁荣、强盛，是重要的凭借和依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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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三】道德经的论文
摘要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当今社会，各企业、各部门、各单位逐渐意识到，要提高自身竞争力，仅靠先进的科学技术是不够的。企业的精神凝聚力显得更为重要。而企业凝聚力的形成依赖于企业文化，有感召力的企业文化的诞生需要借鉴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从古文明中吸取营养。本文指出老子的基本观点，可供初读《道德经》者参考。
关键词道精神道德经
中图分类号：B223.1文献标识码：A
一、道是精神而不是物质
《道德经》第二十一章：“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阅众甫。何以之众甫之状哉？以此。”道能阅众甫，人能由道而知众甫之状，显而易见，道是精神而不是物质。
《道德经》是玄学名著。玄学也叫形而上学。有形有质者谓之形而上，无形无质者谓之形而下。形而下不仅包括各种物质，也包括各种影像和头脑中的虚幻图像。只有精神本身是看不见、听不见、摸不着、嗅不出、尝不出、想象不出的，是形而上学。所以说《道德经》是精神学专著。
《周易・系辞上传》第四章：“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也充分说明道是精神而不是物质。
精神是多层次的。在科学界，最早发现这一事实的可算是佛洛依德。但佛洛依德未能区分精神本体与精神活动，也未能揭示精神的更深层次。笔者借鉴世界传统文化，将精神分为以下四个层次：
（一）显精神。
显精神就是人们在精神状态时能感知到的自我精神。《道德经》第三章：“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第四十九章：“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第二十五章：“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此处的民心、百姓心、人等均指显精神。吴承恩在《西游记》第一回中对孙悟空有这样的论述：“内观不识因无相，外合明知作有形。历代人人皆属此，称王称圣任纵横。”佛洛依德将显精神称为意识，笔者认为意识是显精神的活动之一而不是显精神本身。下面讲下精神和潜精神而不讲下意识和潜意识也是此意。
（二）下精神。
下精神是人清醒时不能意识到其存在但能协助显精神完成某些行为的精神。如人在走路、吃饭的同时能谈话和思考问题。显精神只负责谈话和思考问题而没有支配走路和吃饭，但人能走好路、吃好饭，这就是下精神在支配人的行为。佛洛依德称之为下意识。《西游记》中用沙僧形象刻画下精神。
（三）潜精神。
潜精神是在显精神处于抑制状态时显现的精神。如梦境、精神病人的幻境等。佛洛依德称之为潜意识。吴承恩在《西游记》中用猪八戒的形象刻画潜精神。
以上三个层次的精神即相对独立，各有特性，又相互联系，不可分割。显精神对事物的认识变化快，认识能力强，认识结果明了，但视角极小，很难看到事物全貌，且狂妄自大。潜精神反应迟钝，欲望强烈，但有永远不忘的记忆力。下精神是显精神与潜精神之间的纽带。
（四）本精神。
本精神很难察觉，《道德经》中称之为道，《大学》中称之为明德，《周易・系辞上传》第四章中讲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邵雍在“冬至子之半，天心无改移。一阳初动处，万物未生时。”中将本精神称为天心，是相对于人出生后所具有的心即人心而言的，天心就是人出生前就有的心。佛家说“众生皆有佛性”，佛性即指本精神。《西游记》中说孙悟空求道来到斜月三星洞，斜月三星就是个心字，分明指本心。唐僧也是本精神的象征。
老子在《道德经》中重点讨论了本精神。但由于学道者是显精神，所以《道德经》也用了大量篇幅讨论了显精神与本精神的关系。对下精神未提及，对潜精神偶尔提及。
二、道是永恒存在的
《道德经》第五十二章：“即知其子，复守其母，没身不殆。”第二十五章：“有物混成，先天地生”，“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第四章：“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可见，老子认为道在宇宙诞生之前就已存在，而且将永恒存在。道是精神，又先于物质、独立于物质而存在、不随宇宙的毁灭而消失。因此可以肯定，老子是百分之百的唯心主义者，同时也是形而上学的。邵雍的“天心无改移”也表明了他的形而上学观和唯心观。
笔者并不认为唯心主义是错误的，也不认为唯物主义是错误的。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都关注精神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两者的区别是，唯心主义研究的是包括本精神在内的各精神层次与存在的关系，尤其重视本精神。而唯物主义只关注显精神与存在的关系。
笔者也不认为形而上学与辨证法相对立。辩证法认为宇宙间的万事万物都是运动的、变化的。形而上学认为道是永恒不变的。而宇宙不能包括道。道是在宇宙诞生之前就有的。所以宇宙间万事万物的运动、发展和变化与道无关。
三、老子著《道德经》的目的
老子本人学时渊博，思想深刻。曾为周朝书吏，多次向周天子进言，想以道教化百姓，以道治国，弘扬道德。但老子的思想少有人理解，不得已而隐居。在函谷关遇关令尹喜求书，才将《道德经》流传于世。可见老子著《道德经》的本意是以道来教化人，使求道者可以闻道，进而得道。
（作者：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20_级国际法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现就职于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助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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