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表现特征论文范文 第一篇
照片中醒目的红色手印，遮盖在女孩充满委屈与无奈的脸上，引人深思
当地时间20_年6月6日，在巴西里约热内卢著名海滩科帕卡巴纳海滩上出现了420条女性_，在_旁边，摆放着20张高2米的女性巨幅照片，一排女性站在照片墙前。据悉，这一引人注目的展示开始于当地时间早上6点，吸引了数万名巴西人和游客的参观。
照片中，一个个模特的眼中充满泪水，有的面露怒意。而每幅图都由一个醒目的红色手印遮住了半张脸。宣誓着当下女性面对暴力对待的无奈与委屈。
活动中的照片来自摄影师Marcio Freitas的展览 “永不沉默（Nunca me callaré）”。意在抗议巴西频发的性侵案件，倡导社会关注女性社会地位。而摆放的_数量则代表着巴西境内72小时内登记的平均遭遇性侵的女性人数。
据发言人称，在每3天内，巴西平均有420名女性遭遇性侵，每年约有5万例此类事件，而大部分遭遇性侵的女性选择沉默。
其实早在此事之前，类似的抗议活动就曾在里约上演过。去年的11月份，300多名女性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了年度“荡妇游行”（Slutwalk）活动。她们抗议女性长期遭受性暴力对待以及“因为女性穿着暴露才引发性侵”的这种社会偏见。
面对种种对女性不公平的待遇。组织者希望通过这一装置艺术，呼吁社会更多的人能够重视女性，尊重女性。 巴西公益组织在海滩竖起装置艺术呼吁社会尊重女性 一公益组织者站在照片墙前
女性表现特征论文范文 第二篇
摘要：中国女性新文化有着两次重要的历史性进程：一是她们在男性同盟者的帮助下，尝试改变传统文化中既定的女性角色身份与位置；二是她们尝试更深入地认识并摆脱自我形成与自我生存过程中无所不在的男权状态。后者使她们在目前陷进了一种类似孤军奋战的困境。
关键词女性文化女性主义中国传统
现代化一传统文化中的中国女性中国女性文化伴随着中国漫长的父权封建制社会形态与文化形态的形成，形成了一种可谓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内涵，在这个内涵中，“性别／位置／角色／属性”是一串重要的文化识别符号。它们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它们中间任何一个符号的出现，同时也意味着其余符号意义的同在。在实际运用上，它们成了可相互取代的指称。假设一个人生下来就是个“女性”的，那么，她就被社会意识“意识”了自己这一生所处的“阴”的位置。而阴位，即“坤位”，早在中国上古时代的卜筑之书《易经》里，这种位置的属性便已被规定好了：“坤，顺也。”①顺，即顺从。之所以要“顺从”，是因为这个位置的“卑”，阳为天处上而尊，阴为地处下而卑，“古者生女三日，卧之床下，……明其卑弱，主下人也。”②这是中国数千年以来至今仍盘踞在广大国民意识深处之“男尊女卑”观念的显在。同时，她的角色分配业已注定：主内，做一个媳妇、妻子与母亲。在这之前，她必须在娘家(女儿期)接受一整套的妇德教育，为着将来扮演好这些角色而精心准备。因此，在中国封建社会，做为女性，她们最高的人生价值、美德规范是做一个孝妇、贤妻与良母。她们会因之受到男权社会的极大称颂，会被记载在男人专权的典籍中，尽管她们大多数仍旧无名，只以某氏、某妻或某女的模糊名目出现。如被记载在《明史》中韩太初妻刘氏的孝行：她以自己的血肉为药引子，多次治好了婆婆的病，挽救了婆婆的生命，推延了婆婆的死亡。②这是一个媳妇用肉体最痛苦的“凌迟”之刑来完成的道义上最美满的孝行，它表示了一个女人必须对其公婆履行的一系列孝顺义务的限度，同时也表明一个女人修持圆满妇德所必具有的血腥方式与实质。在有关清末慈禧太后专权过程的多种故事版本里，人们最津津乐道的是西太后慈禧虽因子母贵，但对懦弱的东太后慈安原还是有所忌惮的，因为传闻慈安手中持有咸丰遗沼。于是慈禧效孝妇之行，则肉做药引子，慈安因此对慈禧大为感动与放心，终于当面烧毁了咸丰帝暗遗的那条专辖慈穆保护正宫安全的密沼。④可见当时社会，人们对孝妇褒扬与崇尚的程度，慈禧利用了这一点，为自己专权参政扫清了来自宫内的阻力。贤妻，在今天的中国，仍然是丈夫对娶妻的最普遍心理期待，也是社会对妻子角色是否称职的评价。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因为夫妻关系的主从性质，妻子的本份与职责就是为满足丈夫的需要而存在的。汉时的女教圣人班昭形象地说：“夫者天也，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离也。”⑥事夫便当如事天。如何“事”呢?其一，是需对丈夫的事业及生命有助，谓之贤内助也。元关汉卿的著名杂剧《望江亭》中的潭记儿很能代表这种内助的作用：身为潭州理官的白士中，面对待皇帝尚方宝剑与金牌前来取他首级的杨衙内束手无策，妻子谭记儿挺身而出，扮做一美丽渔妇，以酒色迷之，赚取杨的皇帝宝剑、金牌，从而保住丈夫的官职与性命。⑥其二，是对丈夫的忠贞守节，从一而终，不管丈夫在世不在世。中国大地上虽经_破坏而今犹存的贞烈石头牌坊，就是用节妇们的青春与生命换来的。也许可以用曹禹的名作《雷雨》(1934)中男性家长周朴园对妻子繁漪的态度来说明：周令其妻吃药，莫妻表示不想吃，周说：“就是自己不保重身体，也应当替孩子做个服从的榜样。“服从的榜样”，这就是传统文化对良母品质最重要也是最具体的要求与认定。二接受现代化洗礼的中国女性中国女性“孝妇贤妻良母”的角色文化模式，在本世纪初中国剧烈的社会变革与思想变革中受到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重大冲击。当时的有识之士，面对中国腐败没落之现实，无不痛感封建体制的腐败没落，人心不古，人心思变，反封建主义思潮遂成为主流。而西方现代文化挟物质文明、学术思潮，还有军事侵略，长驱直人国力衰弱、国门洞开的中国，在引起国人极大的震惊外，同时也引起国人对自身文化的反省与批判，尤其是对可称为惨无人道的女性文化。在关注国家与民族前途的视野中，在关注“人道”状况的视野中。女性所身受的非人待遇才被人们前所未有地关注并被力倡改善。在此情况下．中国的“男人接过女权主义反对封建主义”。⑦女性在这场推翻封建固有秩序的斗争中，可以说是不“自觉”地就成为一个“妇女解放”的天然同谋者、参与者与受益者。另外，在中国女性文化传统主流之外，也一直存在着一种反女性文化传统的声音。她们并不安于既成命定，她们通过改变服装的方式来改变文化性别，从而改变了自己命定的身份与位置；从而脐身于男性角色的行列中得于一展毫不逊色于男性的才华；从而打破了一种有关于男女能力与智力有别的神话界限。如从著名的六朝乐府《木兰诗》中的花木兰女扮男装替父从军，一直到胰炙人口的清长篇弹词《再生缘》里的盂丽君女扮男装中状元。而在清末出现的反封建战士，女革命先行者秋瑾(1875一1907)就是这一隐形传统的承继者与显在看。中国女性的传统文化使她不得不成为这样的一个女人：当她定上革命道路之日，便就是她不能不背弃做“孝妇贤妻良母”之时棗她不得不抛夫弃子离家而去。她常常把自己妆饰在一袭男装之下参与社会活动，这种反传统规范的行为是否反过来也可以这样证明：即便是做为革命者的秋瑾，在她文化女性的意识深处，仍隐藏着她对是女性棗以文化本质的服装为性别鉴别棗就该天经地义地成为孝妇贤妻良母的潜在认同?但对其家庭来说，她事实上就是一个十足的不孝之妇、不贤之妻、不良之母。这也许便是秋瑾每每慨叹身不得男儿列的隐情隐痛吧”。在秋瑾同时或稍后，一批生长在较为开明的中国贵族家庭或知识家庭的女性，得西洋现代风气尤其是女权思想之先，也不约而同鄙视并拒绝自己本该扮演的传统角色。如杨绛的姑母们，一定深受当时西洋女权思想的影响，否则她们恐怕很难做出：虽由父母之命而嫁，然而“出嫁后都和夫家断绝丁关系”。尤其是三姑母杨荫榆，其夫为独子，她不仅抓破丈夫的脸皮，后索性就不回夫家，更莫谈为夫家生儿育女。她抛弃了做“孝妇贤妻良母”的角色后，苦学勤工，先后留学日本、美国，从事女子教育，直至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校长。⑩她们是五四运动前后一大批从家门中跑出来，从夫门中跑出来，从封建婚姻中跑出来的女性代表。她们厌弃传统文化，她们企图从西洋现代文化知识的汲取中，来改变自己的传统属定命运，做与自己的祖辈女性不一样的人，过不一样的人生，与此同时，在中国广大的地区与众多家庭中，“孝妇贤妻良母”仍在源源不断被制造产生。如巴金小说《家》中的人物瑞压。巴金用传统经典的女性形象，一个典型的“孝妇贤妻良母”的形象塑造与其死亡，不再重弹“善有善报”老调，而是以其悲剧的毁灭，涉及了传统女性角色事实上毫无生路的揭秘。这无疑从另一个角度促动了人们反省：中国女性也只有接受现代化。把目己从传统角色中解放出来，才有出路与生机。传统与现代化狭缝中的中国女性艰巨的、复杂的中国妇女解放，却意想不到地被挟在中国民族革命、阶级斗争的过程中，随着无产阶级政党的胜利与无产阶级_的建立而顺利完成。此后，女性问题，不再因反封建任务的需要与迫切而被重视与提出。这就造成了‘种奇怪的现象：在妇女解放了的表象之下，四妇女参加社会工作，同工同酬；在制造了女性对自己性别意识的漠然之下，如妇女半边天，男文都一样，性别压迫与性别歧视依然强大地存在于革命阵营、社会关系、人际关系、家庭关系、天妻关系以及个人意识之中棗反几千年封建文化意识的任务实际上远远还未完成，也不能就此完成。中国女性陷进了一个对性别问题既十分敏感又认识模糊、既言不由衷又无法言说的境地。从说个体(女性)话语蜕变成说大众(革命)话语的女作家丁玲，在四五十年代书写了大量的革命作品间写了一点对女性问题的观察与思考的作品，便被革命视为异己分子，直至远远发配到北大荒不再写作发言为止，可见当时意识形态对女性问题(当然还有别的问题)忌言的程度，中国重提女性问题是在被称为本世纪第二次思想解放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包括女性主义在内的西方现代思潮，再次藉世界性文化交流之气候与中国加速现代化之契机，堂而皇之地涌进国门，给思想文化界带来了革故鼎新的助燃剂。中国文化女性在较为宽松而活跃的人文环境中，开始尝试直面男性谈论男权状态下存在的性别歧视与性别压迫问题。女作家开始在自己的文学本文中呈现这个问题和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孝妇贤妻良母”的角色内涵在两性关系的历史层面上，受到前所未有的质疑与剖析。在大陆，受西方女性主义思潮“启蒙”与女性主义话语渗透现象是显而易见的。在职业女性身上，她们从并不意识到自己是女性性别始，或是忌讳或是模糊，到意识并强调自己的性别，并把自己的性别意识带进自己的工作或作品中去。人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涌现的一批女作家从努力创作与男性作家同步话语的作品，到终于有意识、且不耻讲述出自己有关于性别问题的种种体验与故事。张辛欣《在同一地平线上》率先尖锐地把一个长期以来人们避而不谈，或无法说清的问题揭示出来：即在中国目前的性别意识状态下，即使是一个接受过高等教育，有良好文化素养的知识女性，也根本不可能在自己的追求事业、坚持独立与做一个贤妻良母的角色之间兼得；同时她还揭示了当代中国知识女性所特有的两难境地，即要爱就必须牺牲，牺牲自我、个性。
譬如，在爱人面前最好只表现你的女性气质，对爱人温柔、顺从、注意不要在爱人面前显示你比他高明，事业更成功，或仅仅是社会事务更多；但同时，你也不能纯粹按传统方式做一个完全的贤妻良母，因为，他再不会喜欢一个完全没有自我没有个性的女性。这就是张辛欣的女主人公在男主人公指责她太要强时的感觉：‘‘我根本不是要强，而是你把我推到不得不依靠自己的路上。”但她真的要依靠自己时，她便要面临失去他的爱，因为他并不欣赏她“太”要强。⑥所以，中国的现代知识女性就不能不成为躲避在张洁的《方舟》里的那三个结过婚了的知识十职业女性。她们各自从家里、丈夫身边逃出，当然不可能是“孝妇贤妻良母”，同时，她们也无法成为好的、成功的职业女性，因为她们再也无法从社会里(大家)，从男性(同事、上司)身边逃开。其实，从女性在家中的遭遇，实际上也基本可以明了她们在社会上的遭遇，家在中国，历来就是国的缩影。⑩同时，另外一批女作家的作品表明，即使是在知识女性以外的劳动人民阶层，传统女性角色是否存在也很值得怀疑。以写实著称的女作家方方在她的《风景沪中，池莉在她的《你是一条河》⑩中，第一次让读者面对了这样一个不无残酷的事实：她们在这样的生存境况逼迫中，怎么可能会成为“孝妇贤妻良母”?在公众道德价值的评定中，她们也许是；可在她们自己家人心目中，她们也许根本就不是。而被认为具有现代派写作风格的作家残雪，在她作品中出现的女性，往往更是妻不妻，母不母，女不女。近两年倍受批评家瞩目(还包括非议)的中国女性主义文学，如翟永明、伊蕾、唐亚平、邵藏等的诗歌创作，如林白、陈染、赵玫等的小说创作，如叶梦、唐敏、荒林等的散文创作……表明在新一代的知识女性那里，一种中国传统文学中前所未有的，显然受当代西方女性主义话语所启发、所熏陶出来的新女性话语的出现。譬如林白创作的《致命的飞翔队从写作行为到作品本文显然与法国女作家埃莱娜·西苏关于“飞翔是女性的姿势”的隐喻有着一脉相通之处：女性用语言飞翔也让语言飞翔。⑥林自在她的小说里，让现代都市女性继李昂笔下的那位传统乡村女子在性压迫下失常而举刀杀夫后，也举起刀理智地杀向让自己在性爱中倍受屈辱与不平的爱人。⑩这在中国，是很石破天惊的一次女性性感觉的暴露。’因为，在中国的两性生活中，做为妻子(或情人)，她被注定有义务、天经地义地永远为性伴侣的需要奉献自己，甚至男性还乐于看到对方的不能忍受或痛苦，他们可以以此向他人夸耀证明自己的性强大与征服力；而女性则永远不能表示自己对对方的不满足，甚至羞于仅仅是向对方启齿，因为这则表明女性在道德品质上的败坏。在台湾，西方女性主义思潮比大陆更显“风起云涌”。⑥女作家廖辉英的《油麻菜籽》(1982)展示“贤妻良母”那“油麻菜籽”命的无可奈何的悲哀生命实质；李昂的《杀夫》(1983)，表现女性如何被此挤压得被动定向“文化”的反抗面去的。而衰琼琼用《自己的天空》(1980)一脉相承了西方女性主义的经典话语(如英国女作家维吉尼亚·吴尔夫的重要文献《自己的房间》)，象征了女性做为一个独立于世的人所必备的一个生存空间棗这个空间已经被人们，包括女性自身忽略掉很久了棗它显然既是物质的，同时又是精神的。中国女性新文化正在进行时综上所述，近100年来现代西方女权思想与女性主义思潮对中国女性文化有着两次重大的冲击。一次发生在本世纪初左右，它使中国先进女性在她的同盟者先进男性的召唤下与帮助下，从封建家长制束缚下解放出来，实现婚姻自主，从而使自己有可能因为参与社会角色的扮演而不能扮演专属女性的“孝妇贤妻良母”角色；一次发生在本世纪的七八十年代，它使中国女性从中苏醒过来；从停滞在“男女都一样棗以说男性的话、做男性工作、穿男性服装”为标志的“平等”之中，开始性别的觉醒，针对有史以来于今仍存钩两性间的不平等状态，真正关注自身性别的历史状况，审视其文化形成，呈现其性别生存现状，争取其性别利益。从近几年来的女性文学本文中，我们发现，新一代的知识女性不仅拒绝女性传统角色“孝妇贤妻良母”在自身上的延续，而且反过来质疑并解构“孝妇贤妻良母”的定义及其存在。她们正在寻找“女性是什么”的道路上艰难跋涉。如果说，中国女性在前一次现代性的进程中有男性同盟者的话，那么，这一次，她们不能不、不得不呈孤军奋战之势，是在进行“一个人的战争”⑩：在外部，它似乎直接表现为一个性别针对另一个性别的思想之争；在内部，它直接表现为现代女性针对传统女性的思想之争。但是，与中国现代知识女性对两性关系、对性别文化呈愈演愈烈的探秘之势相比较，一种属于公众的、社会的、传统的，实际上就是男性视点的强大话语则表明了不以为然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态度。1996年在中央电视台公演的一部被重点宣传为重新呼唤我们民族优良传统的电视剧阳自爸咱妈》中，来自乡村的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二媳妇心兰，被赋予经典的“孝妇贤妻良母”的品质与温柔贤淑的可亲形象。与之相比照的则是来自都市现代知识分子十高级干部家庭的相当洋派的大媳妇罗西，她不仅不愿花钱为公公治病，最后还与丈夫离了婚，离开孩子。其自私刻薄的形象令人厌之唾之。可以想象，在这样的形象定式后面，显然是一种以土(本土的或认同传统的)抗洋(外来的或西化的)，以乡土文化(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积淀的)抗都市文化(深受西方现代文明浸染的)的意识在支配着创作。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部精心策划，重‘点宣传的道德剧中，它不再是简单地重复劳动人民是唯一道德英雄的观念，有现代化知识装备的人才也被特别重视。只是，这种又有知识又现代化同时又兼任传统道德英雄的角色，无一例外落在男性身上。在卵自爸咱妈》剧中是乔家伟，乔家伟既是劳动人民出身，本人又是知识分子，从事高科技工作，同时他又是个尽孝之子，仁义丈夫，有责任感的父亲。这样的一个男性，代表着本士文化与现代文明的最理想结合。而在女性形象身上，她们只有分裂棗她们在大众的审美期待中，被编导分裂：要么是士里土气的传统式“好女人”，要么是洋里洋气的现代式“坏女人。可见，虽说在目前的中国，女性要摆脱自身的旧文化因袭已不可能不接受西方女性主义的冲击与影响，而且改革开放也提供了这样的良机：社会现代化不能被中止，中国女性的现代化也不可能被中止。自强自立自尊自爱的新女性话语被各级妇联组织反复灌输给基层妇女，以取代她们的旧文化观念便是明证。接受现代化洗礼的女性清醒地意识到自己不可能回到从前的“非人”状态中去。但在她们还远未建立起一种融旧与新／本土与外来／传统与现代之精华为一体的新文化女性的模式之前，在女性自己的愿望、实践与仍作为“民族的“‘本士的“‘传统的”的公众期待之间，的确存有相当的差距，甚至矛盾。迄今为止的中国女性文学本文的某些遭遇，足可表明女性主义在中国仍然处在“自话自说”的状态。它的价值在于，它提供了自鲁迅的《伤逝》产生的时代以来，众多的文学文本欲说还休的中国女性生存真相：她们是如何不得不进入社会角色之中以求摆脱她们的传统角色与既定命运；而她们社会角色的形成，又如何扰乱了原有的社会关系、两性关系的传统秩序，以及她们身置其中前进的困难、停滞不前、甚至倒退的状况。它甚至会被用很不乐观的叙事基调警示，两性现时正在渡过的是一个重新建立两性新秩序的艰难前期；传统的两性关系由于女性的新文化正面临着危机，甚至崩溃。因此，女性主义在中国要达到一种理想的渗透，在中国落实化并本土化t恐怕还有待时日；建立一个两性认同的中国现代女性角色的新模式以取代传统模式，也还有待时日。
注释：①元阳真人著，倪泰一编：《易经说势传》，《同易》，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83页。②班昭：《女诫·卑弱第一》，《后汉书》眷八十四《列女传·曹世叔妻》，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787页。②《明史》卷一八九，《列女传一》，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7691页。④蔡东藩：《慈搐太后演义》，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⑥班昭：《女诫·专心第五》，第2790页。⑧减晋叔编：《元曲选》，中华书局1958年版。⑦[清]李渔短篇小说集《十二楼》之《奉先楼》，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⑧李小江等主编：《性别与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168页。⑨曹禹：《雷雨》，四川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⑩李小江等主编：《性别与中国》，李小江认为这是女权主义进入中国的一个特点。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5页。⑩郑云山著：《鉴湖女侠秋瑾》，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⑩杨绦：《回忆我的姑母》，《将饮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87?/FONT>116页。⑩张辛欣：《在同一地平线上》，《收获》1981年第6期。⑩张洁：《方舟》，《收获》1982年第2期。⑩方方：《行云流水》，长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88一150页。⑩拖莉：《你是一条河》，《小说家》1991年第3期。⑩埃莱娜·西苏：《美杜莎的笑声》，张京援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03页。⑩林白：《致命的飞翔》，《花城肥995年第l期。⑩这里借用台湾子宛玉主编的《风起云涌的女性主义批评》一语，以概台湾女权运动与女性主义思潮流行的现象。谷风出版社1988年版。⑩这里借用女性主义作家林白的小说之名《一个人的战争》，以概括中国女性在当下文化进程中的精神状态。小说见《花城》1994年第2期。⑩《伤逝》中的新文化女性子君置社会家庭的非议于不顾，勇敢争取婚姻自由，成功地与爱人渭生同居，但渭生不久后就发现成为妻子的子君全然与先前不一样了，平庸、怯弱、依赖，在渭生的冷淡与厌弃下，子君只有回到娘家，并寂寞地死去。鲁迅《访捏》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l14一137页。
女性表现特征论文范文 第三篇
总之，在五四运动后，小说作家在进行女性形象的塑造中，与原先不同的是以人道主义立场塑造女性形象，因此能够将当时社会的风貌真实还原。身为作家，通过现实主义精神揭示与反观农村熟悉的生活，是对鲁迅先生说过的“揭除病痛，获得疗救关注”做到切实领悟。作家选择社会最底层农村妇女的形象展开描写，为后人记录了那个时代非常悲惨与贫困的生活情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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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中国文学作品中“典妻”女性形象分析[J].
出处：今古文创,20_(25):24-25.
女性表现特征论文范文 第四篇
一、社会生态系统理论
社会生态系统理论受达尔文进化论思想的影响，把人类成长的生活环境（如家庭、社区等）看成类似生物周围的生态系统，强调人的社会生活环境对于分析和理解人类行为的重要性，特别强调人与生活周围环境之间各系统的相互作用及其对人类行为发生的影响。该理论的基本假设是：每个人自生来就有与环境系统互动的能力，人与环境的关系是互惠的，个人的意义是环境赋予的，要理解个人，就必须将其置于其生活的环境之中；个人的问题是生活过程中的问题，对个人问题的理解和判定也必须在其生存的环境中来进行。最早提出社会生态系统理论的是著名的心理学家布朗芬布伦纳。他用公式D＝f（PE）阐明人的发展是人与环境的复合函数关系，指出D（Develop－ment）即发展，P（People）即人，E（Environment）即环境，认为人的发展就是人与环境交互作用的结果，这些环境系统直接或间接地以各种方式和途径影响着人的发展。这些环境系统从主到次分别是：微观系统、中观系统和宏观系统。微观系统是指影响个人的生理因素和人格特质因素，中观系统是指家庭、群体等组织，宏观系统一般指大的社会系统。三个系统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其中个体微观系统受到中观系统家庭的影响比较大，同时，还受诸如社区、社区文化、制度的影响和制约。同样微观系统对中观系统和宏观系统也有一定的影响。微观系统、中观系统和宏观系统构成一个大的社会生态环境共同作用于某一个体或群体，有学者将这一生态环境又做了具体归类：即“滋养性环境和不友善环境。滋养性的环境能在适当的时刻和方式下，提供必要的资源、安全与支持给个人。不友善的环境则缺乏或扭曲了资源支持的提供，因而阻碍了个人的发展”。依此，农村女性文化贫困，并非完全是经济原因所致，更主要是长期不友善的环境的压迫及资源享受不公等原因所致。生态系统理论主张提供多层面、多元化的全人服务，为研究农村女性反文化贫困对策措施提供了较为广阔的框架，本文在社会生态系统理论视阈下，从滋养性环境和不友善环境等外在影响因素，探讨农村女性陷入文化贫困的成因，思考农村女性反文化贫困对策建议。
二、农村女性文化贫困内涵界定及成因的社会生态系统分析
（一）农村女性文化贫困内涵界定
联合国开发署在《1997年人类发展报告》中正式提出“文化贫困”（humanpoverty）概念。报告指出，贫困不仅仅是收入低微、经济贫困，更深刻的是人们在寿命、健康、居住、知识、参与、个人安全和环境等方面的基本条件得不到满足，即知识缺乏、参与不足、能力低下、素质不高、权利无法保障、健康状况差等的“文化贫困”。世界银行研究报告明文指出：贫困不仅表现为饥饿、寒冷、无助，远离政治生活、绝望、没有尊严同样也是贫困。20_年联合国开发署进一步指出，文化贫困是指人们生活中最基本的发展能力的丧失，包括文盲、营养不良、预期寿命不足、母亲健康恶化、可控疾病感染，其间接衡量指标包括缺乏获取维持基本生活能力需要的商品、服务和基础设施（能源、卫生、教育、通信、饮用水）的途径。我国著名社会学家陆学艺指出，文化贫困是指一些国家或地区文化滞后于时代发展并影响到其生存与发展的落后状态。学者秦存强等人分析指出文化贫困的表现是：人们有一种强烈的宿命感、无助感和自卑感；他们目光短浅，没有远见卓识；他们视野狭窄，不能在广泛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去认识他们的困难。中国农村实事表明，女性较之男性往往更易陷于贫困，即我国农村女性文化贫困是相对于农村男性群体的事实存在。而且从本质上看，农村女性贫困并非是单纯的物质贫困和经济贫困，她们更多的是处于文化贫困状态。农村女性文化贫困是就指这一特殊群体或个人在接受教育、个体主体性、思维方式、价值理念、行为模式以及生活样式等方面落后于当代经济社会发展，从而影响到自身生存与发展的落后状态。作为占农村人口一半以上的农村女性，她们的文化贫困不仅在家庭内部形成代际恶性传递，对其后代产生难以克服的消极影响，而且严重延缓了农村的发展进程，制约着城镇化的进程和农业现代化的实现。文化贫困是一切贫困的总根源，消除女性文化贫困，将有利于从根本上消除物质贫困和经济贫困，提升农村女性个人的文化素质，进而全面推进城市化进程和农业现代化的实现。
（二）农村女性文化贫困成因的社会生态系统分析
1．个体微观系统自卑心理、依赖心理导致其主体意识缺失、社会参与不足等文化贫困。
个体微观系统是指个体生理的、心理的以及社会的系统，三者之间相互作用，影响或决定个体的生存与发展状态。在分析农村女性文化贫困现状及成因时，需要深入分析微观系统三个要素及其之间的相互关系。在许多女权主义者看来，女性生育的生理功能，是她们受剥削的根本，也是她们无法摆脱弱势地位的症结。因为从生理因素上看，女性较之男性，肌肉生长较为细腻，骨骼较小，力气不足。由此限制农村女性多数只能留守农村，导致农村女性不仅经济收入十分有限，而且生活范围、生活内容也十分狭窄和单一，进而致使其形成消极的自我评价，自我效能感低、眼界狭窄、自卑心严重等心理偏差。在这样的心理系统和生理系统的互相影响下，逐渐走向自闭，拒绝社会交往，进而逐渐被限制在农村社会公共领域之外，而农村女性这种参与公共生活不足的状态又导致其对自身的社会价值认识不足，加重了其自卑心理。此外，农村女性自我认知生理性别意识的弱者定位，使女性人格表现出一定的依附性，她们缺乏自主、自立意识，缺乏独立开辟事业的精神。而没有属于自己的独立事业又会导致其经济收入的有限和不足。这种物质贫困、经济贫困致使其产生强烈的宿命感、无助感和自卑感，使其陷入视野狭窄、缺少主体意识、社会参与不足等文化贫困境地。
2．中观系统中婚姻家庭体制的负向影响，造成农村女性知识和能力欠缺的文化贫困状态。
家庭系统和社区系统是对农村女性生存发展状态影响较大的中观系统。由于传统因素的影响，中国农村重男轻女的现象依然存在，这一现象的结果是农村女性婚前、婚后都很难获得对家庭的土地、财产的支配权力，接受教育权也极易被剥夺。家庭因素对农村女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1）农村女性的受教育机会明显少于男性。
农村家庭受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伦理观念的影响较深，重男轻女依然存在，导致对女性充满了偏见和禁忌，使农村女性的受教育机会明显少于男性，对农村女性文化贫困造成了深刻影响。中国从事传统农业劳动的女性人口中，大多数是文盲或半文盲。调查数据显示：“文盲和仅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农村妇女占农村妇女总数的60．9％，远远高于城镇妇女22．7％的水平。农村妇女中文盲、小学、初中文化比例分别为67．7％、67．0％、51．2％，均高于农村男性相应的32．3％、33．0％、48．8％的水平；高中（中专）和大专以上学历中，农村女性所占比例分别为38．8％、27．3％，远低于农村男性61．2％和72．7％的水平”。农村教育的男女差异，造成农村女性知识和能力的欠缺，是导致农村女性易于陷入文化贫困的主要原因。
（2）在婚姻家庭制度方面的一些约定俗成的规则使农村财产仅由男性子嗣继承，子女随父姓，婚嫁从夫居，对女性的经济状况与地位产生直接而深刻的影响。
女性表现特征论文范文 第五篇
一、创作观念
女画家作为创作、生活与社会的多重性角色，使她们有着不同于男性画家的生命情感体验和思维特征，有着较男性更善于接受和感觉印象的能力，有女性体味世界的细微和善意，有将自己卷入情感和审美意愿的女性执拗和女性表达惯性。女性画家将感受与素质融入自己作品的主题与形象就使得绘画迂回着女性的自述话语，洋溢着女性的风采，熔铸着女性的思想。她们在以表现女性形象为主题的创作中，开始体现出对女性自身的认识和对母性与爱的认同以及其生存世界的关注。女画家在创作中通过形象表达女性对生活的态度和审美理想，形成与男性画家不尽相同的审美视角的创作风貌。女画家成熟期的作品已经跨越了生活的浅层描述和记录，以形象为载体蕴含着女性独有的心理、情感、状态、愿望等诸种体验，强化了创作中的主题意识，使画面更趋于深厚和内蕴，从而呈现出自述性特征。在今天多元的创作环境，不断深化的创作观念使得一些女画家将视觉转向女性本身。由对现象世界的描述转而进入女性心灵世界及主观感受的表达。英国女性文学先驱佛吉亚·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房间》里曾经指出：“一个写作的女性首先必须具备的条件是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这个房间恰是指作为女性为自己争取到的对人生的独立观察和思考的空间。女性画家以女性形象为载体，表达来自个体的女性感受是近些年来女性绘画特别是年轻画家的突出特征。她们用其特有的直觉和生存本能去体悟每一个生命的、情感的或充满人生意味的事实。这种从个人情感体验中生发出来的艺术更明显地带有自述性特征和个人审美征兆。女画家们表达其母性的体验，表达不明确的女性意识的视觉上的自立愿望，表达孕育生命的大地万物和由此关照的女性生命来源，表现由自然花草暗喻的生命状态和精神愿望，表现女性眼睛中的市井人海，表达来自女性生理与心理敏感的经验等等，女性绘画显出一个广大无限的创作天地和丰富多样的女性精神世界。我们从夏俊娜的《栀子花开》系列，徐晓燕的《秋季风景》以及喻红、申铃等女性画家的作品中都可以感受到其丰富又饱含内蕴的女性语言风采。这些女画家“从个人经验到个人天地的表达到人类社会问题的关注，反映了女性艺术无论从美学品格到文化指向均以进入当代状态，它既是在女性自我探询的语境中生成又以特有视角进入当代的公共话语之中”女性绘画使我们感觉到女性画家已经开始超越原有的传统见识；女性绘画概念由狭窄的局部而不断走向深入与宽广，女性艺术在本质上也属于人类文化的组成部分——但她用自己的声音来说话。
二、形象塑造
三、直觉品质
与普通人相比，艺术家的直觉更富于指向性，他们在迅疾感知外物的同时，也领悟和洞悉了潜藏于其中的意蕴，使主客体的结构在刹那间达到契和一致。表面上看，直觉似乎不太严谨，但它比逻辑分析、推理更完整、更深入。生命是感性的，任何逻辑分析都无法整体深层地把握它，只有直觉才能做到。
在艺术的形式和媒介里，由直观所把握的是一种观念的现实，它既是自然的现实，又是人类生活的现实。所有伟大的艺术品都是使人能以一种新的手段去接近自然和生活，并给予自然和生活以一种新的解释，但这种解释只能依靠直觉而非概念，用一种感觉的形式而不是抽象的形式。因此，意大利美学家克罗齐这样说：“心理只有借造作赋性，表现才能直觉”。艺术家在积累素材、感受生活时，在确立创作意图时，在谋篇布局时，无不着眼于一定的形式，而形式如果说在创作初始阶段尚未明确，在构思阶段一定具体为某种艺术类型，或绘画或雕塑。此时的艺术形式已深深浸透了艺术家对事物的艺术把握，直觉是感受或把握艺术符号形式的审美能力。艺术之所以能够成为情感形式，不是靠艺术家观察得来，而是通过直觉发现的。直觉并非纯粹的理性活动，它具有理解认识因素，这是对的，但直觉确实是一种对形式的根据把握。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一切符号表现都要包含着对形式的把握和认识的抽象活动，而这种抽象活动又是直觉的主要功能。艺术作品既然把心灵的东西表现于目可见耳可闻的直接的事物，艺术家就不能用纯粹的思考的心灵活动形式，而是要守在感觉和情感的范围里，或者说得更精确一点：“要用感性材料去表现心灵的东西”。
女性在直觉方面，的确有较男性优越和敏锐之处，她们“匆匆作出结论”，并常常是正确的结论，以此显示她们的机敏。女性比男性更善于接受感觉印象，肯尼思·沃克尔说：“女人对感情刺激比男人敏感，她通过自己的感情看待生活只凭激情就可以得到许多真理”。女性画家在进行艺术创作时，当主题与画家的表现技巧吻合后，女画家能使画面似随手拈来般自如惬意无牵强做作之感，显现出女画家的直觉性天赋和恰似本能的美感修养。我们感受女画家笔下的纯与真，从动人的形象、漂亮的色彩到精巧的构思都是如此或造型上是工是写，主题是花是草，画境是浓是淡，都散发着女性的智慧活力，显现出女性对于艺术表现的直觉性特征和其敏锐且适度的创造力，她们以女性特有的细腻与敏锐、直觉与悟性、观察体味人生与世界，说自己的话，呤自己的诗，唱自己的歌，用纯粹的色彩、灵秀的线条和真挚的形象深化主题。
[参考文献]
1.《林语堂散文集》
2.《自我探寻中的女性话语》.贾方舟著
3.黑格尔语
4.《人类两性比较》.西奥·兰著
5.《第二性——女人》.西蒙·波娃著
女性表现特征论文范文 第六篇
千年以来，传统的封建思想无情地压迫着女性，使女性成了物件、财产、工具，最后才是一个人。同时，一直被排挤在经济社会的范围以外，让女性形成了自我奴役的状态，可将此类自我奴役视为安于现状的现象。虽说传统的封建思想已经根深蒂固，但通过“典妻”相关作品，也可以看到女性的反抗。虽说女性是在迫于无奈的情况下反抗，而这反抗微不足道，但也是对传统封建思想的挑战。例如，《蚯蚓们》中的李小媳妇在夫家收到“典妻”的钱财后，在被人劝告下，她向李小要钱当作孩子以后的私房钱。她心中只关心孩子，要钱是为了给孩子以后用。虽说这一行为是在别人劝告下做出来的，但这是以前从没有做过的事情。在《为奴隶的母亲》中，春宝的娘被典当到秀才家以后，从此过上了富裕舒适的生活，日子一天天过去，旧时的家，逐渐被她遗忘，而眼前的生活才是她所熟悉的。春宝的娘甚至产生了一个想法：等以前久病的丈夫去世以后，她就能永远的留在这个家，再祈求秀才也将春宝带回来。现下她唯一的牵挂就是孩子，她想尽所有让孩子和自己生活好点的办法。春宝娘和李小媳妇尝试借鉴外力让自己和孩子脱离原先那个家的困境，过上幸福生活，虽说属于一种无奈的抗争，但出现在这个时期的作品中却显得弥足珍贵。
时至1941年，路翎发出了反对“典妻”、卖妻的最强音，在《卸煤台下》中，工人阶级步入历史舞台。在这部作品中，路翎延伸了自己向来重视精神世界的写作特性，并放大了人物精神方面的疾苦。在内容方面，这部作品类似于左拉写作的《萌芽》小说，同样指的是阴暗的压抑，工人受资产阶级的剥削及他们的尖锐矛盾，在《卸煤台下》和《萌芽》中，工人精神领袖也存在诸多相似点，他们皆从远方而来，带着同情与工人共同度过苦难日子，并为了解放民族而努力。因解放工农的信念，最终踏上了流浪远方的生活。许小东在《萌芽》小说中也是一个如樊尚·马厄一般的贫苦工人，他在繁重工作、病痛、家庭的压迫下最终倒下，这个人身上最后的一根救命稻草就是卖妻。但是他不愿卖妻，但了解妻子在身边已经无法生存的时候，让妻子改嫁，许小东陷入疯狂的工作之中，并被驱逐到矿区。
以上大部分作品皆是因为时代潮流让这些作家开始对基层人民的苦难生活给予了关注，从阶级压迫的视角找出造成穷苦人命运不幸的根本原因。
女性表现特征论文范文 第七篇
在左翼文学思想的影响下，一些不是左翼的作家也开始对基层人民的不幸命运给予了关注，重视对作品社会内涵的深化，不同之处在于他们重视的并非是阶级差异的表现和分析，而是从社会民众角度去思考穷人不幸命运的表现。
在《生人妻》中，将夫妻视为一个整体，通过二人情感维系感情，在某种程度上，完全挣脱了男权社会中男女之间的隔膜和割裂，将重心置于他们在生活与困难面前共同承担与面对的表现。《生人妻》作品中，丈夫的男权意识仍然很强，表现在日常生活中他的脾气暴躁，会动手打妻子，导致妻子一见到他生气就会因为害怕往外走，他在生气的时候甚至还会拿起砖头打向妻子的头。但他对妻子并非一点情意都没有，由于卖妻，他备受妻子的指责时，不会和《为奴隶的母亲》中的丈夫一般不耐烦地走出家门，而是表现出在面对贫困时的迷茫和懊恼，他与妻子一样非常痛苦，更能呈现出他并非无情，他有情的地方表现在将妻子使用多年的簪子赎了回来，因为他体谅即将离家的妻子当时的孤独心情，希望有个妻子的旧物件能够陪伴着自己。妻子对待丈夫更加有情，在她看到使用多年的簪子被丈夫赎回来后非常感动，她明知簪子对自己而言只是精神方面的一种安慰，而对于丈夫而言属于生存的支柱，“银簪作为一柄锋利的利剑，为他们打开了心中的隔膜，在被划开的裂缝中体现出真诚淳朴的感情。”妻子对丈夫有情还表现在以下几个细节方面，如即便她即将离家孤独漂泊，还不忘关心丈夫别忘了桑树上晾着的他的汗衣，关注琐事与当时的悲伤场景反差很大，外加一句“当家的”展现出她对于丈夫的关怀与依赖；她受到胡大斥责非常委屈的时候，首先想到了丈夫，想他如果了解到了自己的痛苦，就算穷死也不能同意让自己过来，她惊慌逃跑时被石场的石头划伤了，清醒后立马想到自己逃跑了丈夫会不会被连累。妻子和丈夫在这里对待双方已经不再冷漠，而是被贫困生活捆绑在一起的兽，即便人分来了心仍旧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