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出口公司(以下简称发货人)出口861箱/8400件PVC雨衣，装40货柜EISU1303383于1998年7月31日从福州港起运，并向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福建省分公司(以下简称保险公司)投保海洋货物运输一切险附加战争险，保单号为FC07/9806342，保险金额45540.00美元，目的港为希腊的比雷埃夫斯港。货物运抵目的港后，收货人发现货物短少103整箱，另有6箱破损内容不齐，经保险当地代理UNITED INDURANCE &SERVICES CO.LTD.现场检验，确认损失金额为5442.85美元，同时发现货柜的铅的封号046128与提单注明038445号码不符，并认为货损原因与此有关。随后将所涉整套单证寄送保险公司审核。
收货人提货时的货柜铅封号与提单注明的原始铅封号不符，这已表明货柜曾在承运人的照管期间被开封，对发生短少货物无疑属于承运人掌管期间的责任范围。保险公司鉴于此，及时对境外的收货人履行赔付义务，合计赔付货损的收据及权益转让书后，保险公司立即转入对承运人的追偿。
在追偿初期，考虑到案涉货损金额较小，保险公司与提单签发人EVERGREEN(长荣海运公司)驻榕办事处以及一程船东马尾轮船公司致函联系，协商解决赔偿事宜，后者亦有和解愿望，但其随后调查，变动的铅封号是福州海关验货时更换的，因而主张货损是托运人原装短少所致，拒绝赔偿。保险公司至此向厦门海事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前述承运人应依法赔付因其管货不周而给保险公司造成的经济损失。
二、法庭审判经过
第一次开庭，被告辩称：第一，原告保险理赔不合法，无权行使代位求偿权。被告声称本案货物短少是发货人原装短少所致，不属保险责任范围。第二，被告进而提出，既然货物短少是发货人短装所致，本案不属保险事故，因此，保险人赔付属于错误理赔，取得的代位求偿权无效，也就无权行使提单的有关权利。第三，原告理赔过程有过错，没有认真核实集装箱换封的实际情况。第四，即使本案货损发生在海关抽验过程中，因第三人盗窃行为引起的，保险合同也是无效的，因为投保人、被保险人未尽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的告知义务，将码头开箱的事实告知原告。
上述抗辩咄咄逼人，对保险公司代位求偿权的质疑旨在*保险公司的整个追偿基础。休庭后保险公司为查明货物是否确属短装，要求发货人提供出货当时的装箱交接记录，但发货人表示实际装箱由工厂操作，目前因生意上的原因与工厂闹翻，相关证据无法取得。
那么货物短少、灭失究竟发生在什么环节?客观分析上述调查结果和现有证据，货物发生短少存在两种可能：要么发货人当时的确少装货物;要么短少发生在承运人接货后和最后封货柜之前照管期间。而保险公司经过研究本案的所有事实、证据和相关法律的规定，随后基于以下的抗辩理由主张保险公司有权行使代位求偿权，无论基于何种情况被告均应对货物短少灭失负赔偿责任：本案的第MT806PIR30E79AB号提单批注“SHIPPER`S LOAD & COUNT”(发货人装载、点数)，因而施封并非发货人进行的。在货物交接时，被告作为承运人在核对货物后施封，在理货后也未提出数量异议，在庭审时又无法提供理货单据，因而事实完全表明，被告在接受货物时并未发生短少及任何灭失，应当依法对本案货物短少及灭失负赔偿责任。即使承运人未及时修改提单记载的原始封号，而误导了保险公司对货物短少的事实判断，如果承运人主张保险公司理赔有过错，那么该过错显然与承运人的疏忽或未克尽职责有着明显的因果关系。可见，承运人必须对其签发的提单负责而不论该案货物发生短少的事实如何。
第二次开庭，被告再次提出抗辩：第一，最后的铅封号046128是福州海关抽验后重新封上的，提单上的，提单上的服务方式注明为“FCL/FCL、0/0”(意即满箱装承运人不负责货柜装箱、责任起讫是海洋至海洋或舷至舷)，因此，承运人的责任不覆盖在此前后的任何区间。第二，本案涉及更改航期的事实，而7月21日出具的保单却载明航班船名为31日改期“闽台88号V9830E”而未附加任何船批单，因此，保险赔付是在非承保的航班航次条件下履行的保险理赔义务，保险人因此获得的代位求偿权依然无效。被告又一次对代位求偿问题提出质疑。
对此保险公司当场抗辩：承运人尽管不负责货柜装箱，但证据表明，案涉货物在1998年7月28日即已在承运人的照看管理之下(货物运进新港码头时已在承运人看管下施封，封号为038445)，发货人已完成了货物交接手续并失去了对货物监管能力，按航运惯例也免除了监管货物的义务，对货物的监管义务转由承运人承担。因此，被告在提单服务方式/类型上注明FCL/FCL、0/0，属于免除及减少其责任之行为，按提单载明适用的《海牙规则》第3条第8款规定，应作废并无效。所以保险公司方认为，本案货物短少发生于被告接收货物并加以铅封之后，被告另存有预借提单的违法事实，原告在给付理赔以及取得被保险人出具的权益转让书的基础上，即使被告主张的货物短少系托运人短装所致的证据充分的情况下得以成立，仍然不影响原告合法取得的代位求偿权，原告有权根据案涉提单向被告追偿所遭受的经济损失，且被告对此负有完全的不可推卸的赔偿责任。
1999年6月23日，厦门海事法院签署(1999)厦海法商初字第016号民事判决书：
“……原告作为涉诉货物的保险人，所签发的保单经合转让后，与收货人之间形成了海上货物运输保险合同关系，收货人取得保单下的权利义务，与原告和托运人/发货人之间的保险合同关系中的瑕疵并无关系，被告以托运人未尽通知义务为由，认为保险合同无效的辩称不予采纳。货物短少经目的港检验机构与船东代理联合检验，推测原因为失窃，属于保险责任范围，原告据此理赔并无不当。被告认为本案货损短少是发货人/托运人未将部分货物装运，但不能举证，故对其辩称不予采纳。”
“被告作为本案货物的承运人，有义务按提单记载状况交付货物，根据我国《海商法》第77条的规定，其与收货人间的权利义务依提单的规定确定。被告应保证按提单记载的包括铅封在内的集装箱表面状况完好交接，根据《海商法》第77条的规定，其提出铅封因海关查验而更换的证据不能对抗收货人。由于原告已取得收货人的代位追偿权，被告也不能以此对抗原告。因此被告之一提单签发人长荣海运公司应对货物短少承担责任，被告之二一程实际承运人马尾轮船公司在其承运期间集装箱交接完好，对货物的短少不承担责任。”
“根据《海商法》第51、77、78条第1款、第252条第1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长荣海运股份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理赔款5442.85美元，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息支付自1998年10月21日起至今实际付款日止利息;二、驳回原告对福州市马尾轮船公司的诉讼请求;三、本案诉讼费人民币1850元，由被告长荣海运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一审判决后，被告人长荣海运股份有限公司没有上诉，向保险公司汇付了上述款项。
三、判决评析及代位求偿权深层定位的思考
综观本案，被告的抗辩亦有相当分量的事实基础，案涉货物铅封变动是福州海关的码头验货使然，而该批货物为塑料雨具，属低值易耗品，在码头监管森严的情况下，论理不易成为偷盗的主要目标。因而，本案货物原装短少的可能性似乎更大些，且被告提供福州海关第249号《作业流程表》为证，已尽举证义务，法院完全可以在被告举证的基础上认定货损属于原装短少，但法院最终判决保险公司胜诉!值得思量，其实这也正是本案的典型之处。
我国属大陆法系国家，受法制环境的限制法院不能应用法理判案，只能依据现有成文法律来判案，因此，法院在本案的判决中欲对保险公司的代位求偿予以保护，只能在判文上使用技巧，如：判决认定货物短少缘由的依据是目的港检验人的“推测原因为失窃”，并以此认为“属于保险责任范围，原告据此理赔并无不当”，对保险公司的代位求偿权予以保护。法院对货损发生的实际原因亦未查明，推测为失窃的模糊语言并不排除货物原装短少的可能性，而在此种情况下以“被告认为本案货损短少是发货人/托运人未将该部分货物装运，但不能举证”为由支持了保险公司的诉讼请求，无疑内在包含着保险人善意理赔的法律保护。
而法院对善意理赔的保险人利益予以保护的意图，从其对本案举证责任分配问题上明显向原告倾斜亦可见一斑。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谁主张，谁举证”的规定，原告主张案涉货损是承运人责任期间发生失窃所致，依据是货柜铅封变动以及目的港检验人“推测为失窃”的结论。被告举证表明货柜在进入码头前是原铅封号，海关验货后更换新的封号，所换铅封号在整个航程中均未再发生任何变动，因此主张在码头并未发生失窃，货损是原装短少。客观分析双方举证责任完成情况，原告明显处于劣势，因为推测为失窃与事实发生了的失窃显然不同，唯有真实的失窃才属于保险事故应予理赔，原告在被保险人索赔时，没有相反证据表明货损短少是其他不属保险范围的事故造成，所为理赔无可厚非，符合保险法及时赔偿的立法宗旨，也维护了自身的商业形象。然而问题在于被告完成了“铅封变动是海关在码头验货使然”的举证责任后，主张在码头货物失窃的举证责任论理又应落到保险公司头上，而保险公司并没有进一步的证据支持该主张。但厦门海事法院则见仁见智，从被告主张“货损短少是发货人/托运人未将该部分货物装运但不举证”的角度判令其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瓜果，究其原因，这显然是在自由裁量的范围内，倾向于保护善意理赔的保险人的利益。因此，本案判决中无疑昭示着保险人的善意理赔应获得法律保护的审判价值理念。
本案中保险人鉴于铅封变动及目的港检验人推测为失窃致使货损的结论下凭齐全的单证对货损予以理赔在主观上实无过错可言，但本案却属货物原装短少的可能性，却对传统的保险代位求偿权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若因循传统保险代位权理论，在前述情况下保险人理赔将由于此后的事实证明确属原装短少而被判不是保险事故，则无保险代位权可言，保险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法律上切实的保障。尤其是在海洋货运险业务中，收货人往往是处于法律环境大相径庭的异国他乡，向其追讨错误理赔款撇开事实上的困难不谈，还存在着可能由于具体法律规定的冲突(即依保险人所在国无代位权，但依收货人所在国法律在该种情况下则有代位权)而得不到保护。因此，本案的审判实践对保护保险人的善意理赔、对维护保险业的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既然传统的代位追偿权理论使保险人在追偿时受到限制，促使我们思考代位求偿权深层定位的问题。返观我国的《保险法》与《海商法》均未对保险代位权作详尽的规定。《保险法》第44条第1款规定：“因第三者对保险标的的损害而造成保险事故的，保险人自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之日起，在赔偿金额范围内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海商法》第252条规定：“保险标的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是由第三者造成的，被保险人向第三者要求索赔的权利，自保险人支付赔偿之日起，相应转移给保险人。被保险人应当向保险人提供必要的文件和其所需知道的情况，并尽力协助保险人向第三者追偿”。从立法的内容看，两部法律条文对保险代位权的行使规定了一个前提两个要件，一个前提即所发生的事故应是承保范围内损失(保险事故)，两个要件分别为支付保险理赔款以及追偿已赔付的保险金额为限、追回金额超过赔偿限额的应当归还给被保险人。就保险代位权的立法要旨看，上述规定实质上是要求保险代位权的行使应有保险合同上的依据。
然而，目前的立法实际仅是对保险代位权行使的依据作了规范，并没有回答到底什么是保险代位权，未对保险人在理赔时根据提交的齐全单证判断是保险事故，而在追偿时根据被告提供的证明表明该损失并非保险事故时是否仍享有追偿权(本案假设的事实正符合这种情况)作出进一步的规定，甚至也未对保险人在承保责任外发生损失的自愿赔付时规定如何操作。这也是上述案例中保险公司在本案中的处境，而该保险公司的代位求偿权始终被对方质疑，这在诉讼程序上并不鲜见。保险人作为原告在此类诉讼中，其代位求偿权问题经常被被告方利用作为抗辩的手段，被告方总是选择在保险人的追偿前提出先发制人，以达到回避在实质性问题方面的举证义务，而他们往往能够达到目的的原因之一，恰恰是我国《保险法》关于保险代位权的性质、成立和行使要件、行使方法及其内容、代位权行使的保障和救济、代位权的行使限制等许多理论和实务问题没有提供完整的答案，法院的审判实务方面，也没有经典的判例可以援引。
根据我国《合同法》第79条规定债权人可以将合同的权利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第80条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第81条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受让人取得与债权有关的从权力，但该从权力专属于债权人自身的除外;第82条规定债务人接到债权转让通知后，债务人对让与人的抗辩，可以向受让人主张。本文认为在保险合同中有关保险代位权的问题，同样涉及被保险人债权的转让，《合同法》中有关条款的规定，应当同样适用。亦即只要被保险人出具《收据及权益转让书》并将债权转让的事实有效通知第三方责任方，就意味着保险人取得的代位求偿权的有效性毋庸质疑。否则，保险人在赔付被保险人之后向责任方追偿时诉诸法庭，却首先面临的将是法官对“保险理赔是否符合保险合同条款”的审理，这对保险人不仅颇为不公而且会阻碍保险业的进一步发展。
我们不妨进一步设想，假如保险人在商业经营中从特殊的角度考虑(如保险条款不尽完善、政府部门的压力、与广大客户的关系等)，对承保责任范围外的损失作了自愿赔付或通融一定比例的赔付，那么保险人取得在该自愿赔付或通融一定比例赔付的金融范围内的代位求偿权是否有效?答案是肯定的，上述《合同法》规定仍然适用自愿或通融赔付的情况，因为保险人的自愿或通融赔付并不排斥或否定其代位权的存在，理论上保险代位权为保险人依照法律规定所享有的权利，其因为保险合同的订立而当然发生;保险人放弃依照保险合同而享有的免于承担保险责任的利益，并不说明保险人放弃了保险代位权，造成被保险人损害的第三人是否应当承担责任，并不因保险人自愿或通融赔付保险赔偿金而受影响，第三人仍得以其对被保险人的一切抗辩对抗保险人。所以，保险人在保险合同约定无须承担保险责任时，仍然给予被保险人以赔偿的，可以对造成被保险人损害的第三人行使代位权。因此，不论保险人的赔偿是否基于保险合同的条款规定，在代位求偿权的问题上，只要被保险人的损害从保险人处得到补偿而因此将补偿范围内的代位求偿权转让给保险人，保险人因此获得的代位求偿权当然有效，这样既方便和满足了商业贸易发展的需要，限度内尊重了当事人合同自由的权利，也杜绝了被保险人的诉权转让后双重获利的可能，符合保险损害的补偿原则，又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在我国现行法律仅规定法定赔偿下的代位权的立法实践下，应当许可和保护甚至鼓励自愿或通融赔偿情况下的代位权的产生、存在和发展，而不能、同时也没有任何理由以前者来否定后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