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反思
社区是疫情联防联控、群防群控的关键防线。中央政法委不久前印发《关于进一步发挥基层综治中心和网格员作用筑牢疫情防控第一道防线的通知》，对各级党委政法委和乡镇(街道)政法委员统筹协调有关基层力量，共同参与疫情防控提出明确要求。这对于推动防控力量向社区下沉、向网格延伸，在法治轨道上推进疫情防控，有着重要意义。
疫情发生以来，我国基层治理体系发挥了巨大作用。党员干部冲锋在前，网格员、社区工作者等积极投入疫情防控工作，通过网格化管理，将一个个社区和街道打造成为严密、安全的“抗疫堡垒”，为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作出了突出贡献。作为基层治理的一个创新，早在2003年非典疫情防控时，网格化管理就曾发挥过重要作用。当前，随着信息化技术的发展，网格化管理日益成为一种新型城市治理模式。也正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强化社区防控网格化管理”。落实这一重要指示精神，需要以信息技术为抓手、以精细化管理为目标，充分整合基层资源，实现社区疫情的精准防控。
经过多年实践和探索，我国基层网格化管理已经积累起比较成熟的经验。尤其是信息化、大数据、物联网的快速发展，早已让基层网格融入了社会治理的大格局。当前，一些地方全面启动网格化管理，把居委会、业委会、物业以及社区、民警等各方面力量组织起来，建立起立体的防控工作体系，实现地毯式排查，并做好监测、消毒、通风和卫生环境整治等各项日常防控工作。接下来，还要进一步统筹整合现有的基层力量，推动相关部门协调联动，共同做好收集信息、研判形势、解决诉求、化解风险等工作。
以网格化管理精准防控疫情，需要善用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手段。在疫情防控中，许多地方运用技术手段，结合本地实际，推出了一系列举措，比如用无人机巡逻、用社区APP收集信息等，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未来，有必要进一步完善数字化管理模式，缓解基层人手不足的压力。
推动防控力量向社区下沉、向网格延伸，不仅仅是防控人员的下沉，更是防控重心的下沉、防控资源的下沉。这需要基层干部找准中央要求与本地实际的结合点。现实中，一些地方存在网格员忙于应付各种表格和要求，真正的防控工作顾不过来的情况，还有个别地方出现过度管控，忽视法治要求的现象。对此，中央政法委的通知要求，及时推动纠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倾向，明确网格员的具体任务，疫情防控期间网格员原则上由所在社区调度，避免多头指挥。同时，要求引导社区运用法治方式和法治思维开展疫情防控相关工作，避免出现过度管控做法。把这些要求落实到位，才能让这些“好心好意，好费力气，好不容易”的基层干部和网格员真正把好事办好。
网格化管理是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通过疫情防控检验和完善社区网格化管理机制，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才能更好激发我们的治理效能，彰显制度优势，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疫情反思
时代的一粒灰，在2023年，悄无声息地落在我们的身上，有那么一瞬间，每个人，仿佛都将与病毒对决。从武汉封城到小区联防，恐惧与迷茫的种子播撒在了所有人的头上，但是，再黑暗的夜晚也会有璀璨的星河，地球不会停转，和煦的阳光终会将我们照耀。
随着“护鄂运动”的进行，疫情逐渐平息，但病毒毕竟还是刻下了不可磨灭的伤痕。对于国家而言，花相当长时间去“收拾旧山河”，重振经济，总结防疫经验在所难免。对于位于疫情中心的人们而言，花相当长时间去倾诉悲伤或分享喜悦也可以预见。但我们这些处风暴之外的“热眼旁观”者，在吞吐了人世百味后，思想的波涛又将翻涌何方?疫情初露端倪时，大家并不在意，武汉的“百家宴”似乎还在告诉我们：新冠病毒离每一个人都是遥远的，不必惊慌。异常乐观的人们可否想过，将为此付出多大的代价?那时，社会上的大部分声音，对此仍不在意。吹哨人的呐喊，被置若罔闻，甚至被当作异类来对待，直到国士钟南山发出警告后，病毒才被真正正眼相看。
所谓的“官宣”与谣言的转化在疫情初期往往只是一瞬间，大众没有渠道去调查，选择相信官方后，被几次“事件”冲击得更加恐慌，不久就谣言满天飞。可如果我们能多一些独立判断的能力，在最初时保持沉默观望，而不是一味的谩骂与质疑。如此，社会应对灾难的从容度就会增加;同时，政府也应在充分调研后再向公众发布，而不是急着用一些半真半假的幌子安抚人民，如果证伪后就会适得其反。就算真相来得稍晚，我相信，谣言也会在有公信力的政府面前不攻自破，砰然坠地。当城市沉重地呼吸，也正是每个人应承担责任的同时，很多人却在网络的影响下，成为了时时需要被保护的、脆弱的“孩子”，经受不起任何一点的风吹草动。从直升机泼洒消毒水到母猪开口说话，背后是理性与冷静的极度收缩，而一句客观的言论，往往也会被指责为包庇真相的“从犯”。
舆论像是一张灰色的巨网，将一线人员压得更加喘不过气来。后来的事实证明，社会理智的回归是逐渐的，可它本就不离失。提高公民综合素质，在这次考验后，也应迫在眉睫。那些抱着键盘在网络上“开火”的人，那些“批判”、造谣、传谣、的人却显得若无其事，他们除了添乱，没有做出任何贡献，还不会受到制裁，这岂不是更加可笑?当然，群众的质疑与监督是合理的，但可否在冷静分析后去表达，且不要添加煽动情绪的修饰，一个小小的错误就上升到民族大义的高度，这样的小题大做，往往会引起社会动荡。所以我们表达意见时，应客观充分，冷静理智，而不是打着唤醒大众的旗号，拨乱社会情绪，成为所谓的“带路党"。
疫情结束胜利在望，雾霭终将消散，霁云到来之日，我们收获喜悦，穿过人海，拥抱亲友时，也希望可以进行一次反思，既找出要排除的疏漏，也寻觅出应坚持的自信。若如此，多难兴邦，也就不会成为一句空谈。越是千钧一发，国家危难之际，人性闪耀的光辉，凡人的高贵伟大也就越可见，但同时也会暴露出一系列存在的问题，勇于面对，也是我们这一代人应有的自信。“福兮祸之所依，祸兮福之所伏"，灾难不会使我们退缩。正如尼采所说：凡不能毁灭我的，必使我强大。
疫情或许也正是中国走向大国的一个跳板，把握时机，共克时艰，将同胞安危与国家富强系之于心，不断充实自己，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便有希望。
疫情反思
明确直报系统的责权界定至关重要
从2003年以后，通过在技术、资金及人员配备等方面的巨大投入，中国建立起了自上而下的直报系统。无论如何，此次疫情表现出来的问题很难用直报系统技术层面上的条件来做主要判断。换句话说，因为疫情本身非常突然，新冠病毒又是新生事物，直报技术系统远未达到替代人为决策的智能程度，这是可以理解的。直报系统从技术层面上汇总疫情的相关信息，但是决策层面上来看，这些信息是否能够被及时地、全面地加以利用，从而能够在第一时间帮助政府和社会采取最有效的行动，这不是一个单纯技术系统能够完成的工作。
为了更好利用直报系统的信息，我们需要在授权问题上去进一步探讨。从此次抗疫的观察看，相关的授权政策或制度安排相对滞后。如果能够完善与直报系统更相适配的各级使用规范和授权界定，这个系统就可能发挥更好的作用。从系统优化的角度来看，如何发挥直报系统的效率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制度设计。由于涉及各级相关部门的责任、权力的定位，这个系统工程要比技术平台的搭建复杂许多。
近来几个月，国家疾控中心在疫情防控过程当中的作用一直被广泛讨论，然而大家对其下属各级省市地方疾控部门如何发挥更好作用的责权界定则考量较少。除此之外，卫健委系统与疾控中心是什么关系?中央国务院、地方市政府、省政府与疾控中心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如何建立既能集中统一、又能够最大程度地发挥每一个环节上的行政主体的高效作用的机制?上述问题的解决要求我们对其长效机制进行改革完善，直报技术系统和责权决策系统缺一不可，二者同步运行才可能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做出更好的有效响应和及时行动。
疫后要大力加强基层卫生服务体系建设
在常态下，医院的主要职责是为公民提供个人层面所需的专科、急诊与住院所需的医疗服务。当然，一旦发生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包括医院在内的医疗服务机构都有责任参与急救过程。此次应对新冠疫情，各地前去支援武汉的4万多名医务人员就是从全国各大医院集结而成。这既有各国医疗系统反应的一般性，也有中国高度集中调动资源的特色之处。当然，抗疫之后，医院担负的常态中心任务还得回归常规的诊疗服务，并不会因为应对突发事件而发生本质改变。
可以看到的是，医院在参与此次新冠疫情的过程当中，也有不少可以做得更好、更有效的地方。比如，大医院如果和社区诊所能够更好的有机结合或配合，就可能大幅降低轻症患者过多占用医院宝贵资源的程度。在这一点上，其它国家的处理方式就有不少值得借鉴的经验，比如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医院和社区诊所的分流合作机制发挥的作用就非常有效，其中的社区诊所大多是社会力量，高度灵活。因为社区诊所管理了大量的轻症患者，不仅为医院更好保障重症患者创造了条件，也减少了进一步交叉感染等次生灾害的风险，同时也降低了医疗救治总费用，所以应该是更可持续的节约型应对模式。对中国而言，不幸中的万幸，此次疫情主要集中在湖北武汉。试想，如果其它城市也同时爆发，全国疫情感染人数就不会是8万量级了，届时如果医院仍然作为应对疫情的核心平台，不堪重负所致的挤兑结果和巨大成本就可能是大概率事件。
由于历史原因，中国现行医疗服务体系本质上是医院主导的制度构架，虽然多年来国家医改一直强调分级诊疗，从而更好促进基层社区卫生的发展，但是在人财物的实际资源配置上与改革目标还有相当距离，尤其是社会力量所能发挥的作用仍有待大幅改善。通过对此次全球性抗疫模式的比较观察，如果大家能够更好认识大医院与基层医疗的互助和制约关系，而中国目前尚存巨大的改善空间，并能够在进一步的医疗体系的治理改革中加以积极完善，那么我们应对未来重大疫情冲击的能力就会更大，抗疫的综合成本效益可能更高。
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的建设，除了医疗服务机构，还需要疾控系统有更好的配套和衔接，同时加强卫生能力建设。如同国际医疗模式，中国医疗服务基本上服从所谓的“二八定律”，即20%及左右的患者可能需要到医院接受救治，而80%的患者所患的常见病、多发病，绝大多数情况的最佳就诊地点应在基层社区诊所，不仅更为便捷，也能得到更好的时、空条件的保障。事实上，也只有当现行卫生服务体系能够更好为80%的常见病和多发病患者提供健康管理服务，大医院才有可能为真正需要急症、住院的患者提供及时、温馨的服务条件，显著改善大医院一号难求、一床难进的拥堵局面。
公共卫生学院的建设要“因地制宜”
最近清华大学和南方科技大开始新建公共卫生学院，北京大学决定筹建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这是新冠疫情大背景下，整个社会关于人类健康和卫生教育重视程度的转型升级，相信会大幅促进未来社会经济与人类健康更好的良性互动与协调发展。
此次新冠疫情造成的巨大社会成本和经济成本，让人们意识到重大疾病的发生除了对生命、健康的影响很大之外，对社会经济的冲击同样巨大。考虑到新冠疫情有可能第二波卷土重来的高风险，很有必要系统研究如何更好实现防疫与经济双重目标的资源配置，最大限度降低国民健康损失以及社会经济活动的次生灾害。高校的研究力量相对强大，期待经过此次新冠疫情的冲击以及后续的系统研究，社会上下能够达成更好的共识，进一步意识到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建设，不仅仅是短期花钱的问题，也是保障经济在非常情况下如何更好运转的长线投资。
有必要指出的是，公共卫生与临床医学既高度相关，又各有侧重。在中国，公共卫生学院一般都与医学院同属医学部，这样设置的好处显而易见，包括临床基地和基础医学平台的共享和技术支撑。与此同时，一个长期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在临床和公卫之间进行更好的资源配置。一般而论，因为公众对临床服务的需求更大更现实，所以公共卫生获得的重视程度和资源配置处于相对弱势。长期下来，从招生、培养到就业的各个层面，中国公共卫生都面临与临床医学越来越大差距的挑战。
展望未来，如何更好推动公共卫生与临床医学的协调发展?中国入口众多，各地差异巨大，因地制宜是应该坚持的基本办学方针。国家应该鼓励、支持各地根据社会经济、医疗市场、卫生资源的不同情况，探索最适宜地方条件和发挥比较优势的办学模式，尽量避免政府有关部门“一刀切”的行政干预，为各地留下充分探索创新模式的发展空间。
解决公卫领域资源分配不均问题的根本是转变意识
公卫领域的资源比不上临床，不仅体现在教育层面，也体现在就业层面——公共卫生的职业发展空间有限，从业者薪水低、地位低、流动大，这也可能是全世界面临的共同难题。由于临床服务与公共卫生的工作性质差异，前者的重点是个体健康与疾病救治问题，后者的重点是在人群层面的疾病防控。此次新冠疫情发生以后，引发了全社会对公共卫生重要性的反思。重大公共卫生事件虽然不经常“造访”，但一次袭击，可能会对人类健康、社会经济造成地区性、甚至全球性大规模的“伤筋动骨”影响，相信会对各国社会产生重视公共卫生的深刻影响。当然，认识水平的提高不可能一蹴而就，犹如2003年的SARS一样，人们的短期反应可能强烈，所以及时推动力全国直报系统的建立。随着时间的推移，重视程度逐渐递减也很自然，因此要利用当下社会高度关注的发展契机，尽快启动重要的长线投资，促进公共卫生的教育、防控、服务体系的转型升级。
疾病防控类似国防建设，虽然没人希望灾难性事件发生，但是为了提高应对重大危机的水平，还得进行“养兵千日”的能力建设和资源储备，尽管这会耗资巨大。对此，人们不妨研究现代国家疾控与国防体系的可能交集与整合衔接模式，降低共享资源储备和技术平台的成本，提高应对重大突发事件的综合能力。
疫情反思
社区是疫情联防联控、群防群控的关键防线。中央政法委不久前印发《关于进一步发挥基层综治中心和网格员作用筑牢疫情防控第一道防线的通知》，对各级党委政法委和乡镇(街道)政法委员统筹协调有关基层力量，共同参与疫情防控提出明确要求。这对于推动防控力量向社区下沉、向网格延伸，在法治轨道上推进疫情防控，有着重要意义。
疫情发生以来，我国基层治理体系发挥了巨大作用。党员干部冲锋在前，网格员、社区工作者等积极投入疫情防控工作，通过网格化管理，将一个个社区和街道打造成为严密、安全的“抗疫堡垒”，为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作出了突出贡献。作为基层治理的一个创新，早在2003年非典疫情防控时，网格化管理就曾发挥过重要作用。当前，随着信息化技术的发展，网格化管理日益成为一种新型城市治理模式。也正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强化社区防控网格化管理”。落实这一重要指示精神，需要以信息技术为抓手、以精细化管理为目标，充分整合基层资源，实现社区疫情的精准防控。
经过多年实践和探索，我国基层网格化管理已经积累起比较成熟的经验。尤其是信息化、大数据、物联网的快速发展，早已让基层网格融入了社会治理的大格局。当前，一些地方全面启动网格化管理，把居委会、业委会、物业以及社区、民警等各方面力量组织起来，建立起立体的防控工作体系，实现地毯式排查，并做好监测、消毒、通风和卫生环境整治等各项日常防控工作。接下来，还要进一步统筹整合现有的基层力量，推动相关部门协调联动，共同做好收集信息、研判形势、解决诉求、化解风险等工作。
以网格化管理精准防控疫情，需要善用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手段。在疫情防控中，许多地方运用技术手段，结合本地实际，推出了一系列举措，比如用无人机巡逻、用社区APP收集信息等，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未来，有必要进一步完善数字化管理模式，缓解基层人手不足的压力。
推动防控力量向社区下沉、向网格延伸，不仅仅是防控人员的下沉，更是防控重心的下沉、防控资源的下沉。这需要基层干部找准中央要求与本地实际的结合点。现实中，一些地方存在网格员忙于应付各种表格和要求，真正的防控工作顾不过来的情况，还有个别地方出现过度管控，忽视法治要求的现象。对此，中央政法委的通知要求，及时推动纠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倾向，明确网格员的具体任务，疫情防控期间网格员原则上由所在社区调度，避免多头指挥。同时，要求引导社区运用法治方式和法治思维开展疫情防控相关工作，避免出现过度管控做法。把这些要求落实到位，才能让这些“好心好意，好费力气，好不容易”的基层干部和网格员真正把好事办好。
网格化管理是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通过疫情防控检验和完善社区网格化管理机制，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才能更好激发我们的治理效能，彰显制度优势，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