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半年一直在奔波中。从央视到世界新闻报，再到深圳电视台，再回到北京来。打一枪换个地方，在各种战壕间匆忙游走却到哪里都无所适从。在大学生活进入倒计时阶段，任何回顾性的文字都难免要带上一些个有气无力的喃喃自语，以此给自己一点慰藉并作吓唬低年级的小辈们。这种唬人的念头其实很多人都在酝酿，只不过最后大多在"我很卖命实习很圆满"中收场。我无意于用这种方式浪费看客的感情，不过借这个机会，静下心来好好梳理下半年来自己的轨迹。一半是例行差事，一半是发泄。
新闻系毕业的学生在工作后多年，大多会有种走上不归路的自我放逐感。当然，前提是他还在媒体圈子里混。我这人并没有多少高瞻远瞩，连当初进新闻系也是在阴差阳错的恍惚中完成。不过在这个准圈子里混了三年，自然也沾染了一些圈子里好大喜功的习气。二零零四年七月，在教二那个明亮教室的讲台上，雷蔚真老师负责代表学院向台下二十五个懒散且孩子气十足的学生宣布你们的实习开始了。我的位置距离雷老师不是很远，在这个重要时刻，雷老的表情被我很不小心但很忠实地记录下来。这是一种复杂的表情，一种过来人的故作镇定和一丝狡诘。台下这批学生的实习以及以后的命运，似乎早已在他的意念之中——至少看起来是这样的。对于实习，台下的学生看起来有很多选择，不过实际上就两种：决定工作的，去央视新闻中心实习，为的是毕业时能在那里留下几个;想考研的，自己找个地方弄份实习鉴定有大红公章就行。我当时就知道这是新闻人的试行放逐，为了见识一下我泱泱大国第一大台的风范，我没多想就选择了前者。于是在七月中旬的一个下午，我被告知我的发配接收地是央视新闻中心编辑部时段一组。
所谓时段一组，就是早间组。所谓早间组，就是夜班。夜班组三班倒，也就是说干一天休息两天。这个待遇很是不错，搞得我上铺的小c很是艳羡。我得以将夜猫子的习性在夜间央视方楼二层发挥得淋漓尽致，白天则回到宿舍蒙头睡觉。现在回想起来，这种生活实在有悖人性。我现在回忆那段时光，马上感觉有千万个苍蝇瓮地冲进脑袋并将其吞食。人说睫毛长的人爱睡觉，我睫毛长，但根据多年生活经验，我了解自己并不是很嗜睡的人，我能一次性熬个48小时不睡觉，但我却始终没法适应没48小时就要倒一次生物钟的生活。我没有熬过几个班就开始疲倦并开始怠工。到最后虽然我的怠工并没有影响我留下的可能，但几个月下来我欠下的睡眠帐最终让我选择离去。
在早间组值夜班，所谓长夜漫漫，无心睡眠。其实我是有心睡眠而身不由己啊。工作其实很简单，就是把地方台用卫星传送过来的稿子放到对编机上重新编辑一下。这个工作没什么挑战性，因此我的斗志在无用武之地的情境下开始休养生息。说到这里要提醒诸位看官：想做事的兄弟，就找点挑战性的工作，不然斗志会很快消磨光，等哪天你想振作一下都找不到感觉了。我就在那里无意识地消磨着我的斗志。看看hbo的电影，翻翻栏目组的杂志自得其乐。每每自感无聊之时，就开始做起未来的春秋大梦来。我开始规划自己毕业后的生活：钱多，活少，逍遥，有自己时间可以搞点私活。按照这个标准看，央视编辑部的日子也是过得的。只是最终我实在没法忍受那万恶的夜班，只得拜拜了。
在这期间，我还跟cri的《世界新闻报》有过一段短暂的邂逅。一次偶然的机会在网上看到她的招聘启事就投了份简历。后来就被通知笔试，然后面试。很轻松的搞定了一切，然后过去上班。主编对我也是颇为照顾，他安排我跟他做头版。在msn上我跟他说前辈您要多多照顾我，他回话说没问题你很有灵气。现在想起来，在一个新环境中领导这种赏识还是相当难得的。以后我还碰到过一些领导就没那么好了。于是我又得出个结论：在别人瞧得起你的时候，千万别瞧不起人家，等到你之后被另外的人家瞧不起时，你会很怀念被人瞧得起的时光。这结论对于找工作的人来说很是重要，遗憾的是我当时竟以为有央视的夜班在手，工作便不用发愁，参加cri的招聘只是练练兵而已。当然，报纸本身有它自己的局限，我知道这个事情做不大。于是带着半分糊涂和半分理智，我向主编提出我要回去考研。主编有些愕然，他肯定明白这是个托辞。当然我也知道在他看来，这无意于一种背叛。在我留下工作证走出cri的大门一刹那，我有些莫名的怅然，又有点莫名的释然。
这种不痛不痒的日子一晃就是半年，我逐渐从央视夜班的迷梦中苏醒过来。这里只会不定时地发一些钱，没有三保一金且不解决户口。工作到底是个什么样子，我并没什么感受，难道就是央视三天一倒的夜班?这不是我想要的。我必须要从头开始找工作。我被迫开始照相，做简历，去招聘会，到处乱撞。这届毕业找工作的形势并不好，同在一片水深火热之中，我和所有人一样感到彷徨，绝望。而实际上我到底要找什么样的工作，我心里并没底。直到深圳电视台的出现。我现在已经记不得是怎么得知深圳台招人信息的。在一个阳光有些刺眼的下午，我去中关村陪一个朋友看笔记本，顺便去了趟北大。在一个古色古香的木楼里，我漫不经心地填写了他们发给我的报名表。之后的第二天傍晚，他们通知我去深圳大厦参加笔试面试。我去了，依然是有些漫不经心。试的题很空，什么记者应具备哪些素质，媒体应该怎么有竞争力之类，都是博士论文的题目。我答起来竟毫无感觉，四道大题竟只用千把字答完了。接着就是面试，hr问我喜欢做哪类新闻，我说做时政类，他说做民生类你干不干。民生?我只在南方周末上看见有个民生版，似乎也有些深度，做起来也应该不难。于是我马上表示我是农村出来的孩子我了解下层人民生活疾苦云云。hr略略点头，跟他旁边两位同伴说还需不需要问其他的，另两位均表示没有问题。临走告别时，一位副考官冲我笑了笑，我知道这应该是个好兆头。
十二月底的笔试面试，等到一月中还没结果。同考的人曾打电话过去询问，那边说集团正在高层换血，需要缓一缓。我已托人买好了回家的车票，一月十九号。就在我准备收拾东西准备回家的时候，深圳电视台给实习消息了。一个年轻的声音通知我在三十一号之前赶过去报到并开始实习，时间是一月十七日上午十时二十分。
在家过了一个礼拜神仙的日子，二十七号，离过年还有十天，我却不得不坐上南下的火车。到达深圳后找电视台还颇费了一番周折。深圳电视台，现在全名叫深圳广播电影电视集团，在深圳却有着三处办公地点。我的住处，电视台的招待所，在深圳东面的罗湖区，而工作的广电大厦，却在深圳西头的福田。这样，我每天都在要坐着大巴穿越这个城市的东西。我是厌恶坐公交车的，但这是生活，由不得我的，只能忍忍了。不过等真正开始实习之后，才知道这原来只是个很小的case。
我被告知分到了都市频道的《第一现场》。去频道报到，总监说了很多，大意就是年轻人要多下基层锻炼之类。整日奔波于城市的大街小巷。《第一现场》的采编一共有五十多人。按照领导的安排，我加入了这支庞大的采编队伍。
很快便来玩真的了。第三天我便被派往关外去做一个不幸家庭的采访。夫妻二人在深圳打工，丈夫患上了尿毒症，毒素没法通过膀胱排出，肚子鼓得像只气球。现在丈夫的父亲想把自己的肾捐出来，这样可以将尿毒症根治。但这个手术费需要十万，小夫妻俩现在穷得家徒四壁，还有个九岁的女儿要上学。只得向媒体求助。这是我第一次出来做采访，大约花了一个小时时间搞定。回来之后片子也很快编出来了。我认为还是比较客观地报道了这个事，但主编看了过后认为稿子写得太正，煽情不足。这是我的软肋，我向来不滥情，但如今为了救人必须要我必须要牺牲本性。等到片子播出后，果然没见到什么反响，我有些沮丧。不过十多天后那对夫妻打电话给我们说，节目播出后，有个小学决定无偿赞助他们的女儿读完九年义务教育。这个有些迟到的消息多少还是给了我一点安慰。
这样温情的料并不是每天都能遇上的。后来我跟同事又合作做了几个片子，都是些......我也忘了。乱七八糟的，民工街头讨薪被打，老乞丐街头受冻，东门贩卖窃ting器，如此等等。我一个北人——其实这种说法并不准确，我是个"中部人" ，把中国地图上下对折，我老家就在这折线上。但因为人文地理学家们并没有提出"中部人"的说法，其结果便是这批人到了北方像南方人，而到了南方，便成了北方人。于是我在这里便以北人自居，操着一口带些京腔的普通话穿梭于一群南人之中——我一个北人，早已习惯了不紧不慢、伸屈自如的北京，面对这个大街上充斥着挟着大小公文包匆忙奔波人流的城市，多少会显得有些不适。
接下来便是一系列的暗访，街头聚众赌博，亲历关外黑诊所，深大西街妓女当街叫卖追踪。我虽然讨厌这让人不死不活的工作，但这种体验式的暗访却让人给人不少意想不到的刺激。去清水河商业街抓赌一节，我们被当地马仔盯上，倘不是报警在先，恐怕就难以脱身。深大西街抓嫖，我们没被窑子的马仔*，却被第二天当地派出所的"压惊酒"灌倒。最搞笑的是在黑诊所中，我的三位同事都被那里的医生诊断得了性病，并一口咬定他们肯定出去嫖过。当我们回台后，所有人见着我们都在坏笑：你个性病。
写到这里，我突然被告知本届学生将不用上交实习报告。于是这个流水账的帖子也该就此打住。那些抓嫖抓赌的细节，以后有空再说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