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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西安事变纪念馆心得体会篇1
西安事变纪念日学校组织了学习活动，参观西安事变纪念馆。
西安事变纪念馆位于陕西省西安市建国路，是以原张学良公馆、杨虎城止园别墅为基础的西安事变旧址改建的，是遗址性博物馆。
包括张学良将军公馆、杨虎城将军止园别墅、西安事变指挥部、新城黄楼、高桂滋公馆、西京招待所、五间厅等处旧址，并举办有“张学良将军生平展”、“杨虎城将军生平展”和“西安事变”等基本陈列。共展出700余件历史照片、大量历史文件及几十件文物等。
没有历史功底的朋友估计会觉得很单调，但是如果懂点历史的话，会觉得这里非常有意思。西安事变纪念馆位于陕西省西安市建国路，现在看到的“西安事变纪念馆”是以张学良公馆、杨虎城别墅为基础的西安事变旧址改建而成的，属于人文景观。
西安事变纪念馆是免门票的，整个景区分为四部分，平楼、两栋小楼、花园。建议从平楼第一展厅开始看，这样符合历史顺序，会让你循环渐进，真实的感受当年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是如何舍身救国。张学良将军以兵谏改变了中国历史，换来了几十年幽禁岁月，却从不后悔，不得不令人钦佩。第一栋小楼有他的'题诗一首：不怕死，不爱钱;丈夫绝不受人怜。顶天立地男儿汉，磊落光明度余年。
很震撼人心，像先烈们致敬!
参观西安事变纪念馆心得体会篇2
西安事变的起因就是九一八事变：1931年9月18日夜，一声巨响，南满铁路柳条湖一小段铁轨被炸，打破了东北大地的宁静，原来是日本侵略有预谋制造的，但他们的.目的却是侵略东北，他们反诬中国军队破坏铁路，并以此为借口，进攻了东北军驻地北大营，炮轰沈阳城。九一八事变爆发了，而这件事变的真相在战后才被揭开。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蒋介石的想法是借用日本人的刀杀掉共产党。只是出于这一目的，他采取了不抵抗政策，他密电给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只有四个多月，东北一百多平米的锦绣河山，全部沦于敌手，但是当时中国还有局部的抗战力量。东北人民和未撤走的东北军部队，组织起抗日义勇军，抵抗日军的侵略;中国共产党派杨靖宇等在东北组织游击队，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参观西安事变纪念馆心得体会篇3
提起红色，也许有人会想到艺术家笔下那象征着热情的色彩，也许有人会想到夕阳西下时西方那一抹灿烂的晚霞，也许有人会想到那象征着爱情和幸福的玫瑰......在我的脑海中寻觅关于红色的元素，蓦然间，对五星红旗的敬意油然而生！我明白了，红色是革命先辈在战场上撒下的殷殷热血！
20xx年2月14日，一个细雨蒙蒙的清晨，我们怀着崇高的敬意来到了浙江革命烈士纪念馆。进入纪念馆的大门，一块巨大的浮雕映入眼前，浮雕上刻着一张张栩栩如生而亲切的面孔—那是在革命战争中为取得胜利而壮烈牺牲的英雄们的面容！轻轻抚摸这些浮雕，我眼前仿佛呈现出了一个个壮烈的场景。有的面对敌人的酷刑却大义凛然的维护地下党组织的利益；有的临上刑场的战士们却一脸乐观地憧憬着美好未来并唱着属于胜利者的赞歌；还有的被囚禁在监狱里，面对死亡仍坚贞不屈的吟诵道：“高唱凯歌葬送蒋家王朝！”......看到*被共产党员玩弄于鼓掌之中的时候，我感到大快人心；看到两位共产党员英勇就义的时候，我默默地流下了两行眼泪；看到*滥杀无辜的时候，我气得火冒三丈；看到江姐面对敌人的残酷拷问却不肯透露一个字的时候，我十分愤怒而又心痛，默默地为勇敢的江姐揪心......现在我明白了，红色是最庄重的颜色，是用革命先烈的热血书写的华丽篇章！新时代的少年们，请努力学习吧，用我们的汗水书写出更辉煌的篇章！
走出纪念馆，我们来到革命烈士纪念碑之前，大家不约而同地向这块记载了所有荣耀和历史的纪念碑庄重地敬礼；向那些英勇的战士们，向那些为人民的利益奉献出生命的英雄们，深深地鞠躬！同时，我们暗下决心：一定要成为祖国发展的栋梁之才！
无数英勇的烈士们用宝贵的生命，为我们换来了现在和平美好的生活。身陷囹圄的革命者始终将读书当做生命的第一需要和生活的享受，把监狱变成学习共产主义的“大学”。我们正值学习的关键时期，应该用实际行动来向他们证明：他们的子孙会做好产主义的接班人，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贡献出自己的力量，让他们欣慰：这就是我们的中华，这就是中华的少年！
这场蒙蒙细雨带走了人们心头所有的寒意，冲刷了地面上所有的污秽，坚定了我们为祖国建设而努力学习的决心！最后我们围成一圈，默默地憧憬美好的未来，并一起宣誓：一定要好好学习，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努力！
参观西安事变纪念馆心得体会篇4
渭河正阳大桥项目人员参观西安事变纪念馆(张学良公馆)，公馆位于陕西省西安市建国路69号，大门开在北墙正中，四周筑砌青砖围墙，公馆整体布局分两部分，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东西排列的三座三层砖木结构灰色西式楼房(东楼、中楼、西楼)，对面一排平房是张学良将军的生平陈列馆和史实陈列馆。
东楼是机关楼，是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叶剑英、李克龙、泰邦宪(博古)等爱国将领曾居住过的地方;中楼一楼是客厅、会议室，二楼是公馆机要秘书、公馆侍卫副官办公及卫士住所之地;西楼是张学良及其眷属居室;三栋大楼静静地矗立着，像是在守望着主人的归来，这种安详的氛围令人不禁肃然起敬。
西安事变，又被称为双十二事变，1936年12月12日，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逮捕了消极抗日、积极的蒋介石，最终蒋介石被迫接受“停止剿共、一同抗日”的主张，迫使国民政府放弃“攘外必先安内”基本国策，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主张和平解决，以粉碎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亲日派的阴谋，促成国共合作，团结抗日。
通过此次参观教育大家深受教育，纷纷表示要以本次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为契机，牢记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弘扬实事求是、甘于奉献的优良传统，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努力营造团结和谐的良好氛围。
参观西安事变纪念馆心得体会篇5
刚看完《西安事变》这部电影，深深地被张学良和杨虎城的爱国精神所折服，他们明明白以下犯上是不允许的，一旦兵谏不成功就意味着他们会面临着人头落地的危险，但他们为了整个中国，整个民族的存亡，宁可冒着生命的危险而去进行了兵谏，他们的爱国情怀是多么的深，中国哺育了他们两个，他们誓要保卫自我国家的领土，保护自我的民族，保护自我的国家的尊严。这是多么伟大的爱国精神啊，身为和他们相同种族的中国人的你我，难道不就应弘扬爱国精神吗
他们为了国家的存亡，最终却落得客死异乡的收场，但相比之下，使我想起了那个可恶的中国汉奸——川岛芳子，中国可恶的女汉奸，纵观她的一生，同样是中国人民，但她却丝毫不爱国，多次策划大阴谋，完全不把国家人民的生命当作一会事，多次卖国，真是令人发指。她的爱国精神去了哪里竟然为了利益而放下自我的祖国，试问这与杨虎城和张学良根本是天壤之别。身为现代主义的中国人，我们务必向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强烈爱国精神学习，大力宣传爱国精神，了解中国当年抗日战争和抗美援朝的史实，明白他们的英雄事迹，学习他们的精神、弘扬爱国精神。
虽然在社会飞速发展的这天，也许不再需要学《西安事变》中的张学良和杨虎城那样为中国而献身，可是我们有职责爱国，在胡锦涛主席所提出的“八荣八耻”当中也有提及到了“以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所以弘扬爱国精神是现代社会中不可却少的，我们虽然是未成年人，但也务必拥有爱国精神，也有职责去弘扬爱国精神，使中国人民团结起来，使中华民族成为屹立在世界强大民族之林吧!
参观西安事变纪念馆心得体会篇6
说到西安，最先让你想到的是什么?大雁塔?兵马俑?羊肉泡馍?我最先想到的是西安事变，因为我小时候学过一篇课文，题目就是西安事变，那个时候年龄还比较小，学完课文，也不知道西安在什么地方?但是从那个时候就特别地敬佩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就想着，长大了，一定要来西安，长大了，一定要当兵，要做像张学良、杨虎城将军似的人物。今天来到西安，就急着要先去西安事变纪念馆。
现在的西安事变纪念馆就是张学良将军公馆和杨虎城总将军公馆，他们的公馆都是具有民族建筑风格的小楼。室内展出的张、杨将军的生平、史迹，从这些展品，足以表明他们是一位坚毅、自信、深沉、乐观的铮铮铁汉。
几十年过去了，西安事变纪念馆，已成为峥嵘岁月的历史见证，当年的一代风流，一个壮志未酬年轻爱国将军，在这里，做出了惊天动地的大事，多少年过去了，人们并没有忘记张、杨二位将军，他们的名字将记录在千古功业的史册，将成为中华民族的骄傲与自豪。
一个上午，我一直在激动、惊叹的情感交融之中，参观西安事变纪念馆，并在张学良、杨虎城二位将军的公馆拍照留念。只可惜西安事变纪念馆留言桌上的笔没有水了，我的留言，只在在电脑上写了。
参观西安事变纪念馆心得体会篇7
西安事变是中国历史的重大转折点，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各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
西安事变发生的背景是：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华北相继沦陷，红军三大主力长征后胜利会师。当时的形势是国难当头，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成为中华民族的主要矛盾。但蒋介石倒行逆施，顽固抱住“攘外必先安内”的内战政策不变，仍然调张学良和杨虎城的东北军、西北军继续“进剿”陕北延安的红军。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东北军打回老家去的希望日渐渺茫，反战情绪日益高涨，在民族大义的感召下，张学良、杨虎城发动逼蒋抗日的兵谏“西安事变”。
以“大历史”观来看在“西安事变”历史舞台上表演的各方，其“历史逻辑”也清晰可见：蒋介石有着使中国真正统一的“雄伟抱负”，其在日强中弱的现实下是否真有“攘外”的决心暂且不说，但先“安内”以解除后顾之忧的策略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只是他缺乏了一点儿审时度势的眼光;中共高举“抗日”大旗自然是出于国家和民族的意识，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显然首先还是为了自身的生存，只不过其巧妙地将生存需要附着在了“国家大义”的口号之中;张学良，有“大少爷”的狂傲自大脾气，怀着杀父失地之恨，其亟欲以“抗日”洗刷“不抵抗将军”的耻辱和想开创自己的“新局面”的冲动自然强烈，蒋介石想单纯以“亲如父子”的感情驾驭他显然是过于自信了。由此可以说，当年国、共、张三方在“西安事变”舞台上的表演都有其“合理性”，这“合理性”既包括他们从各自思想理念出发对国家命运的关切，也包含他们对自身利益的考量，而这些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受“大历史”操纵的结果。
周恩来说：“政治是无情的。”的确，张学良、蒋介石金兰之交，座上宾、阶下囚转瞬间，令人叹息和扼腕。张学良和杨虎城当时的悲壮和后来的命运又使人伤感，但我总以为，我们通过对“西安事变”这一历史事件的客观研究，以史鉴今，从而对现在和将来的社会发展方向有所思索，这却是十分必要的
西安事变也教训了蒋介石。事变的成功发动使蒋介石认识到人心向背，抗日的怒潮非几十万大军所能阻挡，不得不正视历史发展趋势，择善而从，答应停止内战、联共抗日。所以他离开西安后，虽然违背诺言，扣押张将军，陈兵潼关，但并不敢再发动内战。而是以军事为后盾进行政治分化。最后蒋介石在南京和周恩来多次谈判，终于于1937年9月建立了第二次国共合作。
而这一切变化都与西安事变密不可分。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一直评价很高，认为是挽救国家民族一大危机，“成为当时停止内战、发动抗战的一个历史上的转变关键”。
西安事变的硝烟早已散尽，这段历史离我们也越来越远。但西安事变的历史意义巨大，我们不能忘记。若没有这次事变，国共合作抗日不知要推后多少年。若没有这次事变，还会发生什么……
参观西安事变纪念馆心得体会篇8
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
1932年1月18日，日军进攻上海，淞沪会战开始。
1932年3月9日，伪满洲国成立，日本加速肢解中国的步伐。
1933年1月3日，日本军队侵占山海关。
1933年2月21日，十万日伪军进攻热河省，热河省主席汤玉麟率东北军望风而逃。
一桩桩一件件，都是蛮横的日本侵略者在中华大地上横行无阻。而当中国大好山河屡遭肆虐之时，中国的统治者蒋介石却对日本的侵略和分裂中国的企图屡加容忍、妥协，在内战的“舞台”上”大方异彩。
1932年5月5日，签订《淞沪停战协定》。
1933年5月5日，设立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准备对日交涉停战。1933年5月31日，签订《塘沽协定》，将华北置于日本的监视之下。1935年5月，受日本要挟签订《何梅协定》出卖了河北省、察哈尔省的主权。1935年10月，蒋介石同意了日后成为日本进一步侵略中国的行动纲领的“广田三原则”。
1933年7月，蒋介石以“破坏整个国策”的罪名破事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的首领冯玉祥离开同盟军总部，方振武出国，孙良城解甲归田，而吉鸿昌更是被杀害于天津。
1936年6月1日开始，蒋介石与两广的矛盾险些酿成内战，他无视两广的北上抗日请求，还不断分化、胁迫、收买，使宝贵的抗日浪潮消解于无形，虽然两广的这个“抗日”口号只是借口，但这在当时的中国还是难能可贵的。
1931年开始，蒋介石就不断督促东北军围剿红军，扩大内战范围和程度。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蒋介石就不断无视中国共产党联合抗日的提议，依旧对红军步步紧逼。
一桩桩，一件件，在我看来，中国遭受的灾祸不仅是来自急于扩张的日本侵略者，更多的是来自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蒋介石及其控制的国民政府。
1931年11月30日，蒋介石在顾维钧就任外交部长职务宣誓会上的训词中公然声称：“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能统一而能取胜于外者。故今日对外，无论用军事方式解决，或用外交方式解决，皆非先求国内统一不能为功”。不可否认，“攘外必先安内”在某些情况下是非常正确而有效的，不过我认为在20世纪三十年代抗日战争情形紧迫，日军不断对中国进行蚕食之时，进行对外战争维持中国的存续远比用内战缓慢安定国内形势更为重要。蒋介石为了“安内”而对日本的妥协，使日本的胃口越来越大，对中国的侵略越来越肆无忌惮。在当时来看，中国所面临的主要威胁是来自日军的进攻、日本的扩张，而不是来自中国国内鲜能对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造成重大影响的反对势力，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与其红军。蒋介石不知道也不愿知道中国当时的矛盾已由国内各势力间的政治矛盾转移到中日间的民族矛盾，他只是为了一己私利，只想肃清国内的反对势力，成功地巩固自己对中国的统治、控制。而这，从爱国主义的角度上看，是与之完全背道而驰的。一个国家的统治者，若不坚定地奉行爱国主义，并把它作为行动的准则，不能在国家危难之时保护主权、领土的完整和人民的安全、权利，他还能称作、还配成为一位国家的统治者、领导人吗?我想这是不可能的。
爱国主义，是一种对国家、民族的深度信赖与忠诚，是一种对国家的认同感，是一种保留国家存续的强烈意愿，它暗示着个体应将国家利益置于个人与团体利益之上。在20世纪三十年代的动乱时期中，爱国主义我想就深切地表现在保护祖国不受外敌入侵上，它应该以国家的安全与利益为最根本，旨在维护国家的存在，因此损害国家力量的内战是不被允许的。在被日本大肆侵犯，国家处于生死存亡关头之时，奉行爱国主义，便应该集合国内所有的爱国志士，所有的可以保护国家的力量，进行抵抗和驱逐的战斗，而不应该继续内战，把“攘外”的珍贵力量都无谓地消耗在了内战的无底洞中。这种论调可能有些极端与短视，但当国家不复存在时，再长远的考虑也都只是镜花水月。因此，真正的爱国主义，便是抛却个人利益，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维护国家安全与利益。
对蒋介石来说，便是“攘外”大于“安内”。
蒋介石做不到奉行爱国主义，但有更多的国民与将领可以做到。于是，西安事变便是在这种爱国主义的背景下轰轰烈烈地开始的。
日军侵略我吉林省和黑龙江省，遇到不执行蒋不抵抗命令的东北军将士的顽强抵抗。
日军进攻锦州，戍守的东北军将士坚守不退，直到弹尽粮绝。
日军进犯上海，淞沪会战爆发，十九路军拒绝蒋介石的撤退命令，奋起抗击日寇侵略。
日军进犯长城各口，二十九军给日军以沉重打击。
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领导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成功地收复部分领土。中国共产党派遣一大批优秀党员进入东北组织抗日游击队，给日本侵略者以直接打击。
从九一八事变开始，南京、天津、汉口、青岛、太原、长沙等地的工人掀起了一系列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
青年学生更是成为抗日救亡运动的急先锋与主力，起了起了宣传者、鼓动者和组织者的作用，各地大量的罢课、请愿活动甚至直接参军显示青年们高昂的抗战意愿、强烈的爱国主义情绪。
虽然蒋介石极力组织，但抗日救亡运动还是愈演愈烈，人民大众的爱国主义思想是不能被阻碍的，顺之者昌，逆之者亡，1935年12月9日的“一二九学生运动”及1936年12月9日“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的纪念更是成为西安事变的直接导火索，让“逆之者”蒋介石尝到了被囚禁的痛苦和无奈。
一个有血性的国家，一个能长远存续的国家，她的大量的国民必定有着强烈而坚定的爱国主义思想。当国家的安全受到威胁，人民的生活不能保证时，爱国主义势必会爆发出惊人的力量，在无数爱国的人民的支持下。整个国家爱国主义的实现，必定是存在于一个庞大基数上的，有一个庞大的充斥着爱国主义情绪的人群，爱国的思想才会深入到国家的行动上去，而一旦有这个庞大基数的存在，爱国主义便是不可以阻挡的，它就会利用国家的一切力量，不论它们之前是友善还是敌对，去抗击侵略者，维护国家的安全与利益。
西安事变有一种必然性，它无关张学良还是杨虎城还是某个其他的将领，它是因国家、国民的爱国主义而必然也必须发生的，它是当时广阔的被爱国主义思想笼罩的背景下的必然产物，它是庞大的爱国人群传递爱国主义思潮、进行爱国主义运动的必需结果，它是全民爱国主义的一种深刻而直接的表现。“攘外”在爱国主义的渲染下必然大于“安内”。
因此，我认为爱国主义的存在和实现需要一个庞大的基数，只有大量清醒的爱国人群，统一而激烈的活动才能让爱国主义不会消失、不被篡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