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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全会学习体会
把握新发展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归根结底要把新发展理念贯穿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价值立场，进一步明确和重申了当代中国发展的价值指向与诉求。
把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急所盼作为发展的重心所在，把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作为奋斗的最高目标，让发展成果真正转化成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在这一理念引领下，创新发展为了给人民群众创造更有质量的生活;协调发展为了让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人民群众都能与国家发展大体同步;绿色发展是通过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回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开放发展让人民群众在更大范围内、更高水平上分享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红利;共享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在发展领域的展开，是为了真正实现2035年远景目标中“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的要求。
新发展理念致力于解决如何发展的问题，体现了当代中国在从大国迈向强国的新发展阶段对发展规律的科学遵循，体现了在世界经济复苏乏力背景下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的发展自觉。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问题、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更好结合的问题、坚持系统观念的原则等等，都可看作是在新发展阶段对新发展理念的创造性坚持和创新性运用，是辩证处理发展与安全的关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坚持全国一盘棋，坚持发展的前瞻性、全局性、战略性、整体性，为我们在新阶段实现新发展确立了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
五中全会学习体会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着眼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强调要“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当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胜利在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在环境、安全等方面的要求持续增长。“十四五”时期，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应在以下方面加快补短板，让生态环境得到根本好转，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基本实现。
统筹资源、环境、生态协同发展，全面推进“十四五”时期生态文明建设。“十三五”期间，我国加大污染防治力度，在推进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环境综合治理、健全生态安全保障机制等方面取得明显成效。以水资源利用效率提升为例，20_年全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分别由20_年的81立方米、52.8立方米降至60.8立方米、38.4立方米，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由0.542提高到0.559。然而，当前资源节约、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三大领域的协同作用尚未得到很好发挥。事实上，环境综合治理是生态保护修复的必然要求，只有将三大领域的战略规划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统筹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建议》围绕“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从加快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持续改善环境质量、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全面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等四个方面提出具体要求。各地应注重提高资源节约、环境治理和生态建设在政策设计中的地位和占比，更加注重系统观念，统筹资源环境生态源头化治理，加快形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控制环境污染、保护生态系统三者相互促进的生态文明建设格局。
拓宽生态系统功能，创新生态产品形式。通过市场化运作将生态资源转化为兼具经济价值和社会效益的生态产品，是实现“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的重要途径。面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人民对环境的更高要求和更多期许，需进一步提升生态产品供给数量和质量。近年来，我国生态产品市场迅速扩大。一是绿色生态产品认证数量迅速增长。20_年至20_年，仅以绿色食品为例，其获得认证产品总数从9728个增长到36345个，年均增长量达1901个;二是生态文化产品繁荣发展。以浙江安吉为例，其依托“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发源地优势塑造的文旅一体化产业20_年总收入达388.24亿元;三是生态产权市场不断扩大。20_年起，福建不断深化林权改革，如今已确定期限长达30年、月息0.6%以下的林权抵押贷款制度。然而，我国经济产业对生态资源的利用与融合仍不完善，对生态系统的物质、文化、调节等功能均未充分利用，生态产品的创新开发潜力巨大。挖掘生态系统的多样化功能，创新生态产品形式，要充分依托良好环境为产品注入“绿色生态”“特色”“文化”等内涵，提升产品和服务附加值。要积极探索把生态资源转化为生态资本的有效途径。以森林碳汇交易为例，以森林碳排放量作为交易对象，加快设立碳资产管理部门，既拓宽项目融资渠道，又使得生态资产得到保值增值，维护生态系统稳定性。
深化生态资源产权制度改革，强化生态产品市场化基础。尽管当前我国生态产品市场规范已初步形成，但仍存在一定约束。其一，生态产权边界不明晰：一是空气、水等自然资源的自身属性决定其产权无法准确界定，二是国有自然资源的收益群体存在争议，导致产权边界难以界定，由此阻碍了生态资源转化为生态资产，进而影响生态资源转化为经济效益。其二，缺乏成熟统一市场体系：一是生态产品认证标准制度不完善，生态产品的供需双方信息不对称现象明显，二是由于难以统一制定生态产品价格标准，当前林权、水权、碳排放权等生态虚拟产权始终相互分离、自成体系，规范生态产品市场难度很大，市场体系化进程缓慢。为此，需完善生态资源的产权制度，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农房所有权、林权、水权等自然资源产权进行确权和赋权，力求“山有界、树有权、地有证”，为生态资源向生态资产转化奠定基础。另一方面，需建立完善的生态产品认证标准体系，加强生态产品标志管理，指导和监管生态产品生产过程，助推生态产品品质提升;规范生态产品市场标准，维护生态产品标准化市场秩序，引导生态产品市场消费。
扩大生态补偿覆盖面，完善生态补偿标准。当前，我国生态补偿覆盖面有序增加，逐步由单一的天然林扩展到水域、山区、农田等区域。但生态补偿标准亟待统一，在补偿主体界定、补偿方式、补偿资金来源与数量等方面均缺乏科学界定与统一标准。因此，一要统一生态补偿受益主体标准，改变当前生态补偿受益方多停留在政府层面的现状，将居民纳入生态补偿受益群体。二要统一生态补偿方式标准，当前我国生态补偿方式以单一财政支付为主，如果生态补偿方式标准无法统一，将进一步增大社会资金进入生态补偿体系的风险，从而阻碍生态补偿方式有序创新，导致生态补偿资金来源单一的困境无法突破。三要统一生态补偿资金标准，加快构建生态系统生态价值核算体系，在全国范围内统一生态系统生态价值核算标准，减少补偿资金的随意性，增强生态补偿制度的公平性建设。通过制定统一的生态补偿受益主体标准、生态补偿方式标准、生态补偿资金核算标准，在保障生态补偿资金的补贴性质基础上，进一步增强其对生态保护与建设的激励作用。
拓宽生态系统共建共享半径，激励公众绿色行为。生态系统是人类生存发展中不可替代的公共品，其建设维护及获益等各个环节应由全社会共担共建共享。“十四五”时期应着力探索社会参与生态系统共建共享的渠道，建立健全“绿水青山”的社会共建平台和“金山银山”的社会共享平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只有不断凝聚社会力量，才能将更多潜在的生态环境资源转化为更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让良好的生态环境成为人民美好生活的增长点，成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支撑点，成为展现我国良好形象的发力点。
五中全会学习体会
“一老一小”牵动着亿万家庭，对全周期美好生活具有深刻影响。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可以为人民生活更加美好、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等提供切实保障。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老有所养、幼有所育工作。近年来，《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制定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适时修订，事关“一老一小”的法规政策日趋完善，服务体系不断建立健全，有力促进了老年人、儿童及其家庭的民生福祉。也应看到，在即将迈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之际，我国养老托育服务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愈加凸显。
一是地方政府职责不清晰，越位和缺位现象并存。有的地方热衷高端项目，招商引资引来的养老地产项目有养老之名、无服务之实，个别早教项目违背规律、揠苗助长。有的地方“一老一小”工作还停留在保障传统福利对象的层面，城乡特困老年人、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以外的大量社会老人和儿童难以享受养老托育服务。
二是普惠性服务不足，供求结构性矛盾十分突出。一方面，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胜利在即，城乡居民家庭和老年人收入增长，却仍难以购买到安全有保障、价格可负担的服务。另一方面，养老托育市场潜在需求巨大，消费快速增长，但行业投资回报率依然偏低，大部分机构处于亏损状态。面向中等收入群体提供的服务短缺，“夹心层”问题突出。
三是传统政策效应式微，养老托育机构融资难。“一老一小”以地方事权为主，重视民生工作、财力雄厚的地方通常是养老托育服务发展较好的地方;片面追求GDP数字、公共财政底子弱的地区养老托育服务则普遍滞后。过去主要靠投资带动、靠贷款支持的政策方式效应在减弱，迫切需要探寻新的政策路径。
四是家庭能力弱化，主体责任履行面临困境。家庭本应是赡养老人、照料儿童的第一责任主体，但责任履行需要能力支撑，“上有老、下有小”的双职工家庭通常难以负荷。家庭规模小型化和能力弱化的趋势，客观上会增加家庭履职尽责不到位的风险。
五是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大，服务方式不适应新要求。在严格防控下，养老机构的家属探视、志愿服务等活动一度按下暂停键，托育机构不得不暂停营业。下一步，亟待探索符合常态化疫情防控要求的新型服务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