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通过有计划地进行大规模的建设，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具有发展潜力的经济大国之一，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本站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了中国经济国内国际双循环心得体会论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中国经济国内国际双循环心得体会论文
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笔者看来，双循环的提出，既是对短期疫情冲击下国内外经济政治环境新情况、新问题的应对，更是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长远出发，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展望未来，立足大循环，促进双循环，直面国内经济的结构性失衡，释放内需潜力，对于我国实现跨越式发展，实现创新驱动下的经济增长，至关重要。
促进国内大循环是应对世界大变局的必然举措
20_年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世界经济陷入深度衰退，中美分歧与博弈加剧，全球供应链、产业链遭遇明显冲击。而早在20_年，习近平主席便多次提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美国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兴起，给多年来形成的国际规则和世界秩序带来了严峻挑战，深刻影响着大国关系。此时形成国内大循环、构建双循环，是适应外部环境新变化、新局势的重要战略部署和要求。
从产业链层面来看，在过去几十年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国际分工与合作不断得到加强。在此过程中，我国形成了相对齐全的工业生产体系和相对完整独立的产业链条，并深度融入了全球价值链：占全球制造业附加值的近30%，占全球进出口份额的23%。然而，随着疫情催生产业链回流、中美贸易摩擦持续，以及全球成本竞争优势发生转移，使得国际大循环面临前所未有的变动。
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新冠肺炎疫情下，多国反思缺乏基础医疗设施自主生产能力、过度依赖我国的困境，借此加大了吸引制造业回流的力度，这可能导致涉及民众医疗卫生、国家安全等基础产业的全球产业链重构。二是中美贸易摩擦削弱了我国商品在美国的竞争力。目前，我国过去四年出口到美国的前15大商品中，已有14类占美国进口市场的份额在减少，其中不仅包括劳动密集型商品，甚至高附加值商品的出口也受到来自美国近邻墨西哥的竞争。三是东盟凭借劳动力、资源等低成本优势，在全球贸易活动中的重要性持续上升，一定程度上压缩了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全球的占有率。
更加深刻的变革来自于中美关系新格局。近期，中美交锋正在贸易、金融、科技、军事、意识形态等诸多领域展开，且博弈不断升级。
在政治方面，20_ 年 7 月 14 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香港自治法》，以我国通过《香港国安法》、破坏香港自治为由，授权行政当局针对我国相关人士及金融机构，实施包括禁止财产交易在内的制裁措施，首批制裁清单包括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中联办主任骆惠宁等 11 位香港及内地驻港高级别官员。从目前的博弈态势看，不能排除在11月3日美国大选投票前，特朗普最大限度使用其拥有的法律授权，扩大制裁范围的可能。
在技术领域，最近一段时间，TikTok被美国政府要求强制出售，白宫展开以去中国化为目标的“净网行动”，接着又颁布行政命令封杀TikTok和Wechat。美国针对我国科技公司的“组合拳”接二连三，不仅针对“硬科技”，还加大对“软科技”企业出手的力度，加速与我国在科技领域脱钩。如果科技脱钩的趋势无法改变，一场影响更加深远的新型数字铁幕或不可避免地要落下。
在金融领域，美国就中资企业海外融资加大限制。如近期中美会计准则和审计合作之争加剧，美国财长姆努钦表示，中国和其他国家不符合会计准则的公司到 20_ 年年底，需从美国退市;而之前参议院通过的《外国公司问责法案》(待众议院通过和总统签署)亦对我国赴美上市企业提出苛刻要求。除此以外，美国还可能会加大对部分中资金融企业的制裁。
变局同时蕴含机遇与挑战。笔者总体认为，从“国际大循环”到“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体现了我国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积极战略选择与调整。
促进国内大循环是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疫情冲击下，我国经济表现出了较强的韧性。二季度，我国GDP增速重新回升至3.2%，在全球范围内首先走出了疫情阴霾。然而，尽管迎来疫情后的经济快速反弹，但当前我国经济仍面临四大结构性失衡，给经济反弹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挑战。
一是生产端的恢复快于需求端。当前工业生产恢复较快，4.8%的增速接近疫情之前;但需求端的恢复要相对缓慢，7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为-1.1%，仍旧处于负增长区间。
二是工业恢复快于服务业。第二产业GDP增速大幅反弹14.3个百分点至4.7%;而第三产业仅回升7.1个百分点至1.9%。部分服务业(如住宿餐饮、租赁与商务服务业)还处在深度负区间。
三是大型企业恢复快于中小企业。7月，限额以下企业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为-3.7%，连续五个月低于限额以上企业，且差距进一步拉大;制造业PMI也显示，小型企业景气度趋于回落，与大型企业表现显著分化。
四是实体与金融的不平衡，即实体经济下滑、金融体系扩张。疫情之下，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加大，资金流入股市现象显著;但在实体回报率仍然低迷的情况下，流动性存在“脱实向虚”的倾向。
此外，在过去三十年的经济高增长中，供需失衡、区域失衡、行业失衡、企业失衡的矛盾有所加剧，成为困扰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难点。例如，实体经济结构方面，我国长期面临产能过剩局面，但供给难以满足需求，不少高品质商品还需依靠外部渠道才能获得满足;区域层面，东部沿海城市发展较快，中西部地区发展相对滞后;行业层面，金融业和房地产扩张与实体经济回报率下降形成反差;企业层面，民营经济发展常常面临着“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等障碍，生存空间弱于国有企业。
因此，通过优化经济结构，持续释放内需潜力，缓解结构性失衡，立足内循环，促进双循环，是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立足大循环，实现双循环的政策着力点
内外部经济形势的深刻变革以及我国经济面对的长短期的挑战与压力，使得我国决策层做出了“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最新部署。而这也可能成为贯穿我国未来5—10年发展的战略纲领,成为“十四五”规划的指导方针。为了促进双循环，如下五大政策发力点值得特别关注：
第一，“双循环”并非闭关锁国，应保持积极开放态势。我国巨大的市场规模、完整的工业体系、完备的基础设施,在全球范围内独具吸引力。在产业链转移风险加大的背景下，仍应通过加大开放措施，加速海南自贸港建设等，吸引外资流入。与此同时，也要做好外部经济衰退背景下的政策应对，包括：鼓励出口转内销，在电子、医疗、高端制造等关键行业提供政策优惠，大力推动进口替代;以多边主义稳定贸易投资，加快中日韩自贸区和中欧投资协定等经贸框架的谈判;在保证产业链不过快流出的情况下，积极发展与东南亚等经济体的经贸关系;助力外贸企业寻找替代出口市场。
第二，培育高质量的国产服务供给，扩大国内最终消费。短期内，应通过出台扶持政策措施，稳住目前的消费回暖势头，加大对消费薄弱地区和低收入人群的定向支持。如可通过增加转移支付、金融定向支持以及发放消费券、现金券等方式，提高特定群体的可支配收入水平，延续国内消费难能可贵的回升态势，进而推动服务消费尽快回到正轨。从长期看，我国经济具有巨大的市场潜力，其零售市场将取代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零售市场。未来，应将要素市场化改革作为主要抓手，以推进新型城镇化为主要方向，进一步释放市场活力。
第三，提高科技供应链的韧性。短期而言，应对美国对中方的技术封锁，应当筛查海外供应链，特别是具有战略安全意义的海外供应链，查明上游设备、零部件、软件等受美国管控的部分，对其中不能自产的，要提前准备非美国的替代品。长期而言，根本的解决途径仍然是加强基础研究，提高政策层面对基础研究的支持力度。此外，在创新科技领域，我国应该积极参与国际数字经济贸易和服务规则的制定，把数据安全、技术安全、金融安全问题留在经贸框架内，主动打造国际贸易的前沿阵地。
第四，建立更加协调的区域经济体系。鼓励通过新型城镇化建设释放经济增长新动能，推进西部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中部崛起、长江经济带开发、京津冀协同发展等地区协调平衡战略，缩小区域经济之间的差距;同时，降低沿海外贸企业的成本与转移压力，尽可能鼓励和引导有条件的企业留在国内，与中西部地区形成梯队承接，避免大量对外投资对国内制造业形成抑制，促进区域的均衡发展。
第五，全面深化改革，激发实体经济活力。要推进传统行业数字化转型，推动创新生产要素供给;释放民营经济活力，推动教育和科技体制的改革;深化多层次资本市场改革，优化资源配置，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推进农村土地市场化改革，释放要素市场化改革红利。
中国经济国内国际双循环心得体会论文
20_年特朗普上台之后，美国希望与中国脱钩的趋势愈发明显。而20_年初爆发的新冠疫情更是让全球的经济雪上加霜,世界经济的衰退已成定局。虽然中国依靠自身对疫情有效的控制而率先复工复产，给世界经济注入一剂强心剂，但中国经济也难以独善其身。
针对上述情况，5月1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指出：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充分发挥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5月23日，总书记在看望政协委员时再次指出：“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7月30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更是明确了“内循环”是一个中长期的战略：“当前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严峻，不稳定性不确定性较大，我们遇到的很多问题是中长期的，必须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这一“内循环”+“双循环”的中长期战略到底有何目标，又有何挑战呢?
一、 短期与长期：以时间换空间
1、“内循环”=“扩大内需”?
目前，有相当一部分人士认为，“内循环”等于“扩大内需”。我们认为，“内循环”与扩大内需有根本的不同。
扩大内需是各国在面对经济危机，尤其是外部需求疲软时，最常用的应对方法之一，其目标是通过提振内部的消费和投资，保障就业，消化过剩产能，从而避免经济衰退以及系统性风险。因此，扩大内需通常是短中期的刺激政策，并不涉及产业结构的调整。
更何况，如果把“内循环”简单理解为扩大内需，则很容易走进政策误区。在宏观经济统计上，素来有消费、投资、净出口的“三驾马车”一说。在不同的经济增长阶段，三者对GDP的贡献是不同的。著名发展经济学家罗斯托曾将经济增长划分为六个阶段，其中的第四阶段和第五阶段分别是成熟阶段和大众高额消费阶段。成熟阶段的典型特征是制造业基础和出口产品高度多元化，交通基础设施(铁路、公路、机场等)和社会基础设施(学校、医院等)发展迅速，投资和净出口是此阶段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但净出口和投资带来的经济增长势必导致国民收入水平的上升，进一步传导到消费总量和消费GDP占比的上升，最终进入大众高额消费阶段。
以进出口依存度(即进出口额占GDP的比例)为标准来检验，中国的经济增长过程大致符合这个理论。如下图所示，从20_年加入WTO到20_年金融危机爆发前，中国历年进出口依存度持续上升，可谓典型的世界工厂。虽然一度因全球金融危机打乱了步伐，但进出口依存度还是呈现出倒U型曲线。20_年中国的进出口依存度分别递减至14.5%和17.4%，达到近20年来的历史低位。这表明中国的经济结构未来将迎来质变，会重点借助国内的资源，深耕自己的市场。当然，中国对外贸易额的绝对值扩大与在比例上外贸依存度的渐进下降并不矛盾。不过，中国目前尚未进入大众高额消费阶段，而是处于成熟阶段与大众高额消费阶段之间的过渡期。按照罗斯托的论述，大众高额消费阶段的典型特征是第一产业的GDP占比大大下降，以汽车为代表的高档耐用消费品走向普及。中国目前第一产业的GDP占比虽然已低至约7%，但仍明显高于美国1%的水平。而20_年中国第一产业人口比例仍高达约40%，不仅远高于美国同年的17%，甚至比美国在1960年的30%水平还要高10个百分点。换言之，中国尚未走完成熟阶段，国民收入尚未提升到足够高的水平。加上中国今年上半年的居民负债率(即债务额占GDP的比例)接近59%，社会保障制度体系也尚不完善，这些都制约了内需对中国经济的推动能力。
因此，尽管提振内需是很重要的发展环节，但如果“内循环”只是“扩大内需”，那么结果未必会明显，甚至可能揠苗助长。所以中国除了有为居民消费的提升提供条件保障，仍然需要更大程度的对外贸易与开放，进一步加强与世界经济的联系和“外循环”，从而切实提高国民收入水平。
2、“内循环”+“双循环”：以时间换空间
当前的世界经济衰退不是进入了经济周期的萧条期，而是新冠疫情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叠加效应，且短时间内危机很难结束。因此，仅通过“扩大内需”是无法应对新局面。中国经济需要更持久、更具体、也更深层次的经济制度和产业结构的双改革，将“扩大内需”与“供给侧改革”相结合，从供给和消费双向促进经济结构转型的政策，也就是“内循环+双循环”的经济模式。因此，“内循环+双循环”是一个中长期的战略，更是一个以时间换空间的战略。
因为疫情的冲击，国际贸易短期内即便不再大幅下跌，也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保持低位。在全球产业链分工高度细化的背景下，许多产业在疫情之后的重启都需要时间。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不能坐等全世界的经济复苏，而是需要主动苦练内功，以更好的制度环境和产业能力来准备迎接疫情后全球产业重启和重新洗牌的局面。而只要我们做好了“内循环+双循环”，不浪费这段全球产业重启前的时间，那么我们在疫情之后，即便中美脱钩的趋势持续，中国和全球经济的联系将更加密切，而中国也将处于更加有利的状态。这是以时间换取未来中国经济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因此，“内循环+双循环”不仅仅是扩大内需，而是通过“内循环+双循环”改善制度环境，激活创新创业潜力，提升产业能力，改善产业结构。这些方面的提升空间是巨大的。按照黄奇帆同志的提法，“中国要以高水平开放反制逆全球化、以改善营商环境反制撤资论、以超大市场的吸引力反制脱钩论”。
二、以空间换时间：产业链与产业升级
“内循环+双循环”也是一个以空间换时间的持久战战略，这样我们才能理解习近平总书记为何要强调“必须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内循环+双循环’”。
美国目前对中国经济最具活力的部分进行打压，其核心目的是为了延缓中国进一步缩短和美国的技术差距和经济总量差距的步伐。换句话说，美国希望通过局部甚至全面的打压来换取时间。而无论国人接受与否，至少在短期内，美国的打压是起到了作用。
在这样的态势下，中国只有放眼更长的时间，保证自己能够稳步缩短和美国的技术差距和经济总量差距。因此，中国需要用空间来换时间，这也是“持久战”的精髓。
而在以空间换时间的目标中，核心产业的升级毫无疑问是重中之重，即优先发展目前中国所欠缺的尖端产业。一句话，“补要害的短板”。
中国近四十年来改革开放过程中，无数次遭受发达国家“挟技术以漫天要价”。而当中国通过自己研发掌握了该项技术时，又会面临外国厂商大幅降价以扼杀中国尚处于萌芽状态的研发成果。而通过发展“内循环+双循环”的经济模式，则可以合理地保护中国的市场健康和新的研发成果。进而可以作为谈判筹码，有利于拿到合理报价;退可以保护中国的技术成果不被价格战扼杀在摇篮中。
发展“内循环+双循环”经济、弥补产业短板一定程度上也是在号召和推动各产业链的龙头企业向自身的上游产业布局。保证龙头企业在非正当竞争时期的长期、稳定的运营就是在保护我们过去四十年改革开放产出的相对全面且稳定产业链这一珍贵果实。产业链对经济的作用无异于神经网络与身体，只有神经完整健康，身体才可控，遇到危机才能开展合理自救。另一方面，各行业的龙头企业通常是最了解产业链、最清楚中国产业链短板的角色，由龙头企业带头纵向布局产业链，发展产业内循环，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可以最大限度地优化资源利用效率。
短期内，“内循环+双循环”有利于产业链较短的行业，且这些行业的短期经济带动能力强。产业链较短的行业受到国际关系影响的程度较小，因此在促进内循环时可以得到快速发展，并拉动经济、保就业。这与“扩大内需”一致，是有效缓解经济压力的手段。发展国内大循环也是国内欠发达地区一个弥补发展的极好机会，过去盈利困难、缺乏发展动力的产业迎来了一次发展良机。欠发达地区可以通过对标国外优秀企业，来发展与自身条件相适应的上中游产业，从而积蓄力量，加入到下一轮经济发展当中。
三、“内循环”+“双循环”的挑战
任何战略都是有代价的，也是有风险的。那么“内循环+双循环”的代价和风险在哪里呢?要面对这些问题，我们需要思考：哪些产业更适合开展“内循环为主、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换句话说，哪些产业开展内循环为主的经济成功概率大?而哪些产业不容易成功?基于产业链分析，我们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
1. 优先“卡脖子”的产业和技术
“内循环+双循环”有非常明确的发展方向：最优先发展那些已经被卡脖子或可能被卡脖子的产业，而不是探索逻辑尚未明确的新兴产业。这样可以免去产业发展中的探索和试错环节，节约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
以半导体产业为例。半导体产业是一个成熟的、国际分工高度明确的产业。其上游为EDA软件业和光刻机等设备制造业，中游有芯片设计、晶圆代工、封装测试等产业，下游为消费电子、电子通讯等产业。而中国目前在上游和中游整体水平较为落后。我们可以通过对标国际巨头、借鉴其发展经验，达到少走弯路，缩短差距的目的。但在产业发展的具体规划上，仍需要一步一个脚印。以光刻机为例，荷兰的阿斯麦公司(ASML)是该领域的龙头企业，占据全球80%以上的市场份额，而且垄断了高端光刻机市场，故而有着超过40%的毛利率。近些年，由于美国方面的压力，阿斯麦迟迟无法向中国晶圆代工企业出售最先进的EUV光刻机，延缓了中芯国际在工艺制程上的追赶步伐。而美国今年5月的新一轮制裁，更是让国产光刻机和晶圆代工之痛波及到了华为。因此，光刻机显然应该成为“内循环+双循环”的发展产业之一。
但鉴于中国当前的国产光刻机技术与阿斯麦相差甚远，甚至没有一家国内企业位列阿斯麦的17家核心供应商。如果以生产相同技术水平的国产光刻机为目标，恐怕在很长一段时间都难以实现。因此，一个可能的做法是，集中力量在光刻机的一些核心零部件(比如光源、镜头等)上下功夫，争取在零部件上实现产品赶超，进而成为阿斯麦的核心供应商之一，在EUV光刻机的进口谈判上获得更大的主动权。而这一策略也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和起点，进而实现内外“双循环”的良性互动过程。
2. 下游产业短期缺少发展动能
“内循环”发展的重点还必须是“具有盈利能力的上游产业”。这就意味着短时间内，国内的一些下游产业可能会受到影响，无法获得高速发展所需的上游资源。发展关键的上游产业是为了创造出更适宜下游产业生长的土壤，但这需要通过牺牲一部分下游产业的短期利益，来换取更长期、更持久的稳定收益。在当今的市场经济环境下，这样的集体行动并不容易实现，估计需要政府和企业协调才有可能达成。
中国在过去快速发展过程中，经常是产业链“跳跃”式发展，而这必然导致产业链结构不稳定、不健全。“内循环经济”的最终目的之一是为了弥补这一缺陷。因此适合以内循环经济来发展的产业应当是在上游和下游都已经存在一定布局，但在上下游产业之间却存在一定技术断层、产业链断层现象的产业。
其中下游产业发展程度要比上游产业发展程度更加重要。这也可以解释中国当前为什么选择扶持半导体产业，而不是EDA软件或光刻机制造业;以及为什么中国的电动汽车领域可以拥有较为完备的内循环体系，在全球汽车产业变革来临之际，拿到了一张宝贵的入场券。
3. 当前处于贸易顺差的产业存在隐患
中国在许多产业上处于贸易顺差地位。然而，贸易顺差也意味着本国的产能大于本国的需求，一旦贸易环境有所恶化，受到的负面冲击会更大，且难免要去产能。因此，鉴于目前的国际态势，处于贸易顺差的产业适宜优先开展“内循环”建设，使整个产业链进一步延伸，并尽快实现升级，确保未来的国际竞争力。
结语
“内循环+双循环”的模式到底要持续多久呢?中央的会议虽未提及具体时限，但参考国务院随后出台的对半导体产业的扶持政策，为龙头企业开出“十年免税”可以看出，“内循环+双循环”的模式至少是十年时间以上的发展方向。这就意味着，“内循环+双循环”对中国未来10年的经济影响将是深远的，而这些影响也是商界、学界和政府部门需要深入思考，共同面对的一个大趋势、大格局。
中国经济国内国际双循环心得体会论文
中国传统医学历史悠久 底蕴深厚，担负着除病济世 造福百姓的重任，凝聚着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博大智慧，为中华民族健康繁衍生息和文化传承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此次新冠肺炎患者救治中，中医药显示了明显成效，发挥了重要作用。面向未来，我们要深入挖掘中医药宝库中的精华，做好传承创新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瑰宝，一定要保护好 发掘好 发展好 传承好。”在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中，我们坚持科学防控，在药物研发和疾病救治上坚持中西医结合 中西药并用，充分发挥中医药的独特作用和价值，取得了显著成效。中医药抗击疫情的疗效备受国际关注，完全能够为维护人类健康发挥更大作用。
中医药为中华民族健康繁衍生息作出重要贡献
中国传统医学历史悠久 底蕴深厚，担负着除病济世 造福百姓的重任，凝聚着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博大智慧，为中华民族健康繁衍生息和文化传承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与疫病斗争的实践中，中医药防疫理论体系和治疗方法逐步形成和完善。《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温病条辨》《温热经纬》《神农本草经》等众多古代典籍，形成了较完善的疫病防治理论和技术体系。中医学对于疫病有许多先进的理念和防治方法。中医学在秦汉时期已经认识到疫病病因不同于普通疾病，并论述了疫病的传染性 传染方式以及潜伏期等内容。在疫病防治学方面，早在秦汉时期，《黄帝内经》就系统论述了疾病预防理论，在战国时期就已设有与清洁卫生有关的官职和除害防疫的专职人员，在汉代已经出现了通过消毒来防治疫病传播的方法。中医还创造了疫病预防内服和外用方药，并形成了系统理论，至今仍在临床中广泛应用。
新中国成立后，中医药在治疗乙脑 麻风 结核 手足口病 甲型H1N1流感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在20_年抗击非典疫情时，中医药疗法在减轻发热症状 控制病情进展 提高治愈率 缩短治疗时间 降低病亡率 减少并发症等方面成效明显，得到世界卫生组织的肯定。
中医药在历史发展中取得重大成就，不仅守护了中华民族的健康，也对全人类的健康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我国明 清时期发明的预防天花的“人痘接种术”是医学接种免疫预防的先驱，曾传播到西方并产生很大影响，为全球最终消灭天花作出了贡献。青蒿素的发现也是从中医药典籍中获得灵感，已经挽救了数以百万计的生命。
中医药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发挥重要作用
在我国新冠肺炎患者救治中，中医药显示了明显疗效，在抗击疫情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中，有超过7.4万人使用了中医药，占91.5%;
其中，湖北省超过6万人使用了中医药，占90.6%。临床疗效观察显示，中医药总有效率达到90%以上。这一突出成效得到国内外广泛关注和积极评价。在诊疗中，群众对中医药有迫切需求，隔离的患者希望中医药早期介入，轻症患者有90%愿意用中药进行干预，重症患者有80%愿意接受中西医结合治疗。实践证明，中医药在此次疫情防控中的独特优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改善疾病初期症状。对于密切接触者，通过中医药“治未病”来预防，运用中医药调节机体状态，提高免疫力，抵御病毒 阻断病情发展，可以减少发病或者实现不发病。对于已经有发热症状 不能排除是新冠肺炎的患者，中成药具有明显的抑制病毒感染引起的炎症反应作用，可有效降低群体发病率。
减少轻症向重症转变。对于轻症 普通型患者，可以有效阻止其向重症 危重症转变。中药汤剂与成药剂型相得益彰，中医药救治机理 方法和方剂能够快速改善确诊轻症患者症状，在病人退烧和减轻咳嗽 咽喉痛 体虚乏力等方面改善比较明显，见效比较快。
通过中西医结合缩短病程，提高救治质量。在中西医结合治疗新冠肺炎的临床研究中，患者平均体温恢复时间 症状消失时间 平均住院时间等都明显优于单纯西医治疗。对于重症及危重症患者，一方面，可以减缓 阻止重症向危重症转化，提高治愈率，降低病亡率;
另一方面，在治疗重症方面有较好效果，不仅能改善重症患者症状，还能保护患者脏器功能。
帮助患者康复，提高生活质量。在患者恢复期运用中医药特色疗法，可以更好地改善肺功能，避免引起后遗症。一些益气健脾 益气养阴 化痰通络的药物和针刺 艾灸 八段锦 穴位贴敷 隔物灸 热敏灸 拔罐等非药物的中医特色疗法，在帮助患者增强体质 加快康复方面有明显效果。
推动中医药在传承创新中发扬光大
中医学与西医学的研究方法及理论体系差别很大，治疗疾病各具特点 各有优势。中医学的研究方法蕴含着系统论，主要以整体为着眼点，多以定性观察为手段，一般采用综合的方法进行辨证论治;
西医学的研究方法体现着还原论，主要以局部为着眼点，多以定量实验为手段，一般采用分析的方法进行辨病论治。可以说，中医和西医是人类医学之树上生长出来的两个枝繁叶茂的分枝。现在，连接中医和西医的桥梁越来越多，正在相互结合 共同发展。现代医学的技术方法极大推动了传统中医药的现代机理研究，中医药的整体观和系统观极大丰富了现代医学的内涵，二者的结合应用极大提高了疾病临床治疗效果，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与推广。当前，中医药走向世界的步伐日益稳健，中医药服务遍及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40多个外国政府 地区和组织与我国有专门的中医药合作协议，3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办了数百所中医药院校，一批中医药海外中心在“一带一路”参与国家和地区相继建立，国际合作项目数量日益增加。也要认识到，在促进中医药发展过程中，挖掘中医药宝库中的精华并做好传承创新工作仍然任重道远。发挥中医药独特优势，使其发挥更大作用，需要付出更大努力。中医药走向世界还有许多瓶颈和门槛，仍有很多工作要做。
尊重中医药理论，加强现代科学研究。充分挖掘中医药宝库中的精华，深入梳理总结中医药学术思想，从更高 更深的层次探讨中医药辨证论治的精髓，更好发挥中医药学整体综合的原创优势。既把握传统理论与经典，又坚持守正创新。在尊重中医药典籍 遵循中医药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用现代科学技术深入研究中医药理论与临床应用，用现代科学语言阐释中医药独具特色的诊疗方法和作用机理，发挥中医药在个体生命全周期健康维护中的优势，发展适合中医药学自身特点的现代研究与评价体系。加大对中医药科研投入的力度，围绕国家战略需求及中医药重大科学问题，建立多学科融合的科研平台，开展防治重大 难治 罕见疾病和新发突发传染病等攻关，研究针对性诊疗方案，加快中药新药创制和临床应用研究，筛选出更多具有实效的广谱药物。
坚持中西医并重，充分发挥各自优势与特色。将传统中医药学与现代医学有机结合，推动中西医学相互促进 相互借鉴，取长补短 共同发展，在重大疑难疾病防治中有针对性地发挥各自优势 结合二者长处。加强和完善中西医结合教育，在培养一支“中医人，中医魂”的主体人才队伍基础上，培养一定数量多学科交叉的高层次中西医复合人才。提高医务人员中西医结合救治能力，规范开展中西医结合医疗救治，更好发挥中西医结合在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中的作用。
坚定文化自信，大力弘扬中医药文化。加大对中医药文化宣传推广力度，保护中医文化内核，促进人们对中医药提高认识 加强应用，坚定树立中医药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瑰宝这一文化自信。规范和推动中医药防病治病知识传播，综合运用新媒体平台和多媒体形式，以深入浅出 形象生动 人们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科学普及，营造珍视中医药文化 崇尚中医药学习 发展中医药应用的社会氛围。强化中医药在疾病预防中的作用，促进形成符合中医“治未病”理念的健康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
坚持开放共享，积极推动中医药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发挥更大作用。同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社会分享中医药防控 治疗新冠肺炎的中国方案，积极开展抗疫国际合作。加强中医药学与世界医学的沟通和交流，突出中医药绿色 可持续发展的优势，提升对话能力与解释能力，促进中医药文化海外传播，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加强中医药国际合作。中医药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既要保持自身特色，又要进一步与国际接轨。推动中医中药国际标准制定，积极参与国际传统医学相关规则制定，不断拓展中医药走向世界之路，让中医药更多造福人类健康，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发挥更大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