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是所有中国政府关注的主要问题，在政治家的教育中占有一席之地。然而，根据我们今天所学的内容&ldquo经济学&rdquo相比之下，他们的研究更接近于经济学。 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史的文章16篇 ,欢迎品鉴！
第1篇: 中国的经济发展史
【摘要】本研究通过分析我国宏观经济态势，结合政府的财政政策，分析二者的匹配度，我国目前经济发展有所增长，只是增长速度有所下滑，提供的财政政策为积极型，虽然依旧是通过减少税收和增加政府支出，但作用方式和影响程度和往年存在一些差异，结构性减税成为当前扩张性财政政策实施重点。
【关键词】中国经济形势财政政策
一、我国宏观经济态势分析
(一)中国经济在动荡中前行
20_年全球金融危机，我国经济卷入一场浩劫，各行各业都受到一定影响，很多企业濒临倒闭，社会失业人数增加，经济水平下降。此次金融危机持续了5年，其影响规模巨大，以至于众多经济学家将其称之为百年难得一遇，我国政府通过宏观调控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来改善经济，虽然近几年经济开始慢慢复苏，但依旧在动荡中前行。根据以往经济发展规律，金融危机具有周期性和结构性的特点，在二次大战之后西方国家出现的经济危机，我们总说它的突出变化是周期缩短，原来7、8年一次，后来5、6年一次，3、4年一次，甚至是2、3年一次。为应对金融危机，各国都开始积极调整经济结构，比如美国、欧洲、日本等，而中国的经济结构本来就没法和这些发达国家相比，因此，截至目前中国的经济结构还不是很合理，这也是中国经济在前进中充满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GDP增速持续回落
20_年我国GDP为473104亿元，20_年我国GDP为519322亿元，20_年我国GDP为588019亿元，20_年我国GDP为635061亿元，可以看出20_-20_年我国GDP整体呈上涨趋势，但增长速度持续下滑，20_年GDP增速为7.7%，20_年下滑为7.3%。虽然增长速度持续下滑，但GDP整体水平还是很乐观的，20_年我国GDP水平首次突破10万亿美元，这一结果虽然比美国要晚上13年，但对我国而言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因为截至20_年，我国和美国是全球仅有的两个国家GDP超过了10万亿美元。20_年中国超越日本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_年中国经济总量首次超过美国一半;20_年，中国经济总量已约为第三大经济体日本的两倍，经济总量已于超过了整个欧元区;20_年中国经济总量突破10万亿美元，将意味着与美国经济总量差距进一步缩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对我国20_年的GDP增长速度的预测分别为7.5%和7.7%，由于近几年我国GDP增长速度有所回落，20_年的增长速度并没有预期高，而是相对20_年有所下滑。
(三)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中速增长阶段
对于中国的经济形势的研究相当多，对于我国经济发展规律的探讨各研究者都提出了不一样的意见，有的认为经济运行规律呈V字型，有的认为呈W字型，有的又认为是呈L字型，但无论呈现何种规律，都持同一种观点，就是我国经济具有一定的周期性。例如，有的研究者认为中国经济运行规律呈V字型，就是说如果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从11%下滑到6%，未来还是会从6%上升至11%，国家通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我国经济的调控使得经济发展呈现一定的规律性、周期性。
然而，我国经济的发展除了带有周期性规律之外，还呈现结构性发展特点，并且这种特点的影响程度还超过了周期性特点。正如事态的发展具有阶段性，中国的经济亦是如此，会有发展初期，成熟期、发展期等结构，经济增长也不例外，就目前中国的经济形式而言，经济增长处于中速增长状态。
二、中国财政政策的配置
(一)积极财政政策是扩张性操作的“主攻手”
宏观经济政策包括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在经济低迷时期，政府宜采用积极的货币政策和扩张性财政政策，而具体的货币政策今年和往年有所不同，今年的广义货币供应量高于去年，货币供大于求，理论上会导致利率下降，物价上涨，带动经济的发展，但实际上，这种扩张型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影响却比以往下降了，这是因为政府在控制物价和防范金融风险两者之间中和了。这说明，财政政策对经济格局的发展相对往年有所增长。因此，20_年，国家在实施扩张型财政政策时，要考虑到其对整体经济的影响度有所增长，要合理使用。
(二)补赤、减税、扩支是积极财政政策的三个支点
政府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无疑就是降低税收或增加政府支出，降低税收相比增加政府支出带来的扩张效益要小些，并且二者对经济运行的作用方式也是不同的。降低税收，意味着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居民消费增长，从而带动经济的发展，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中用于投资的部分更多的是转移到市场而非政府，可以减少政府粗放型投资。政府的税收来自企业和个人，个人主要缴纳个人所得税，企业的缴税类型主要是流转税和间接税，政府在实施扩张型财政政策降低税收时，要充分考虑我国的税收结构，明确哪些税收该减，减税方面企业和个人减税比例多少更为合适，能更有效地影响经济，这都是政府实施减税政策所要顾及的。
增加政府支出在传统宏观调控政策中起到过重要作用，但今年相比往年也发生了一定变化，主要是经济形式和政策布局发生了变化。今年，在政府支出方面做出了严厉调整，要求各级政府要勤俭节约，严惩贪污受贿官员，将政府支持用于利民、惠民项目之上，增加对人民群众的补贴，通过法律制裁的强制手段降低贪污受贿带来的政府支出的流失。20_～20_年，政府扩大支出的重点主要是民生方面主要是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保障性安居工程，农业、水利、城市管网，社会事业，节能减排和生态工程。这说明，政府将政府支出重点用于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提供社会保障方面，这种政府支出的增加是从两方面相互作用的，一方面政府直接增加政府支出，另一方面，通过缩减政府开支间接性增加政府对社会的支持，对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三、结语
分析近几年我国的经济发展形势，虽然经历20_年金融危机，经济一直处在复苏阶段，但整体而言，近几年中国的经济是逐渐增长的，中国经济在动荡中前行，GDP逐年增长，每年都有一定突破，只是GDP增速持续回落，另外，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中速增长阶段。针对中国目前的经济形式，结合中国政府的财政政策，我国目前实施的是扩张型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降低税收和增加政府支出。
参考文献
[1]高培勇.当前中国经济形势与财政政策分析[J].中国流通经济，20_(8)：23-25.
[2]魏志红.浅谈我国当前经济形势与财政政策之间的关系[J].现代商业，20_(9)：77-79.
[3]陈建奇.发达经济体财政政策空间研究[J].世界经济研究，20_(1)：89-90.
第2篇: 中国的经济发展史
中国近现代经济发展
从古至今，中国的经济发展一直有着深远的影响，持续了几千年的封建经济的影响体现在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到了19世纪中叶，长期以来闭关自守的国门被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叩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完全改变了中国社会的自然进程，促成了其封建经济的解体，带来了新的生产力和制度安排，从而刺激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为中国近现代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一)近代前期（1840—1919年)
1)鸦片战争后，在外国商品冲击下，中国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逐步解体。
2)鸦片战争后，外国侵略者大量向中国倾销商品；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外国商品进口增长3倍，中国沦为外国侵略者的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列强以资本输出作为对华经济侵略的主要手段，进一步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
3)19世纪60年代起，清政府内部的洋务派利用西方先进技术，创办了基本上是封建性的军事工业和以利润、市场为基础的带有封建性的民用工业。
4)19世纪六七十年代，受外商企业利润的刺激和洋务派引进西方先进技术的诱导，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兴起；甲午战后，中国民族工业有了—却步发展；1912—1919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得到了短暂的迅速发展，发展最快的是纺织业和面粉业。
该时期并存的几种主要经济形式
1)主要经济形式：自然经济、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和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
2)相互关系：自然经挤对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一开始起到抵制作用，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对自然经济产生解体作用，后又由于中外反动统治的需要，这两种经济也出现相互依赖的关系；在自然经济解体的基础上及外国资立主义经济的刺激下产生了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这一经济的产生对外国资本主义经济起到抵制作用，也促进了自然经济的解体。
(二)近代后期(1919——1949年)
1)国民政府建立后，帝国主义列强向中国扩大资本输出，进一步控制了中国的金融财政；抗战时期，日本对沦陷区进行了野蛮的经济掠夺；抗战胜利后，美国商品潮水般涌入中国市场。
2)国民政府建立后，通过整顿税务、控制金融、改革币制等措施，建立了官僚资本对国民经济的统治；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实行统制经济政策，使官僚资本急剧膨胀；解放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将大量社会财富消耗在战场上，使国民经济处于崩溃边缘。
3)国民政府建立后，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受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的摧残，日益萎缩，抗战时期，民族工业遭到破产，解放战争时期，又遭受到毁灭性的打击。
4)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根据地人民进行土地革命的同时，还领导军民进行了经济建设；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实行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政策，并组织军民开展了大生产运动；解
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开展了土地改革。
该时期并存的主要形式及其相互关系
1)经济形式：自然经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义经济、新民主主义经济。
2)相互关系：自然经济仍占主导地位，但又依附于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与官僚资本主义经济，同时，其它四种经济形式都对自然经济起着瓦解作用。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与官僚资本主义经济相互勾结、相互依赖又相互矛盾。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自然经济、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和官僚资本主义经济的夹缝中生存，同时又具有依赖性，但由于受到剥削、压制而日益萎缩。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发展受到中外反动经济的重大阻碍，但它是最革命的经济，日益改变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
(三)过渡时期(1949年至1956年)：
解放后，人民政府没收国民政府的财产和官僚资本，将他们的企业比较完整地转为社会主义经济。
1950年～1952年，人民政府在全国开展了土地改革。
1949年～1952年，人民政府还通过稳定物价、统一财经、调整工商业、精简整编国家机构、保护农民土地所有权等措施，使国家财政经济取得了根本好转。
从1953年起，开始执行建设社会主义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到1956年底，国家基本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使我国社会的经济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几千年来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基本上被消灭，社会主义公有制
经济成了国民经济中的主体，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初步建立起来，标志着中国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同时，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完成，大大解放了我国的社会生产力，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到1957年，一五计划的经济建设指标，一般都大幅度超额完成。
该时期并存的主要经济形式及相互关系：
1)经济形式：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合作社经济（集体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
2)相互关系：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占主导位，其余四种经济仍占很大比重，并为社会主义经济服务，其趋势是最终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经济。
(四)曲折前进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1956年～1978年):
从1958年起，由于“左”倾错误的发展，造成国民经济自1959年至1961年的严重困难。由于党中央及时采取了措施，从1962年起，国民经济逐步恢复和发展。
1966年～1976年，“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使国民经济遭到巨大损失。由于周恩来、邓小平主持工作的努力和广大群众、干部对“左”倾错误的抵制，经济仍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经济形式及其相互关系：
1)经济形式：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
2)相互关系：两种经济都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主体。
(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1978年至今):
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决策；随后在城乡逐步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
中共十三大、十四大又分别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中国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活跃局面。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综合实力跃居世界前列，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工业化取得巨大成就，城市化进程迅速加快，科技水平明显提高，企业国际竞争力加强，外贸发展速度较快，人民生活水平发生巨大变化。对这些巨大成就进行总结，对进一步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制度变革是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长期因素，是我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的重要源泉；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建立在资本高速积累、劳动力不断增加、技术不断进步的基础上；以进出口贸易为主导的需求结构的变化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
该时期并存的经济形式及其相互关系：
1)经济形式：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私营经济、个体经济、中外合资企业和外商独资企业。
2)相互关系：社会主义国营经济是主体，其余经济为辅助，是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重要补充，为社会主义国营经济服务。六种经济形式并存，形成竞争格局，既推动了国营经济的发展、完善，也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
第3篇: 中国的经济发展史
70年前，新生的人民共和国迎着朝阳出发，彻底改变了近代以后100多年中国积贫积弱、受人欺凌的悲惨命运，中华民族走上了实现伟大复兴的壮阔道路。70年来，我们伟大祖国的面貌、伟大人民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大变化。中央网信办网络新闻信息传播局(网络理论传播局)指导，人民网、中国共产党历史和文献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网联合推出“国史讲堂”系列理论视频，梳理70年来新中国在各个领域取得的辉煌成就和历史经验，阐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大历史和现实意义，敬请关注。
本期嘉宾简介：
武力，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
精彩观点：
·回顾这70年的历史，如果从大的阶段来分，可以分为三个历史时期，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改革开放前，为新中国的第一个历史时期。1978年三中全会召开到20_年十八大之前为第二个历史时期。20_年十八大以来为第三个时期，也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从这三个历史时期来看，它们是一脉相承，前后接续发展的。
·到1978年的时候，中国基本上解决了当时的两个最急迫的问题，第一是国家的安全，我们建立了独立的相对完整的国防工业，尤其是尖端武器，比如两弹一星研制成功，国家安全问题解决了。第二，就是我们在当时低收入的条件下，筹措了大量的资金来建立一个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这种情况下在其他的发展中国家是几乎没有的。
·经过70年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40年的发展，中国经济结构、经济发展水平都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中国基本上已经完成了由传统的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型。我们下一步，实际上是工业化完成以后的产业结构如何优化升级的问题，也就是说工业化完成以后，我们继续发展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点击图片观看讲座完整版
讲座实录：
回顾这70年的历史，如果从大的阶段来分，可以分为三个历史时期，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改革开放前，为新中国的第一个历史时期；十一届三中全会到20_年十八大之前为第二个历史时期；20_年十八大以来为第三个时期，也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从这三个历史时期来看，它们是一脉相承，前后接续发展的。如果从第一个历史时期来看，我们可以看到新中国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在实行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的战略指导之下，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计划经济体制。用了将近30年的时间，基本上建立了比较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防工业体系，保证了国家的安全，这是第一个历史时期。
我们怎么样看待这一个历史时期，现在应该说社会上还是有些不同的看法。我们怎样看待50年代我们选择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以及与之相匹配的计划经济体制，应该从当时的历史条件来看。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还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农业大国，以传统农业为主，当时中国人口有将近87%在农村，工业的就业的人口不到10%，大概也就是8%左右，所以当时整个国民经济的总产值里面绝大部分是农业，而这个时候的农业还不是今天我们看到的现代农业，有机械化、电气化、有化肥、有农药、有新的绿色革命、种子改良，当时中国的农业还是传统农业，还是以人力畜力为主，基本上是靠天吃饭。所以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农业是一种凋敝的状态。这个时候中国经济的发展，从产业结构来看，还处于一个经济落后的农业大国。在新中国成立前，一百多年的时间里面，中国的经济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有一个著名的经济史学家叫麦迪森，他写了一本《世界经济千年史》，里面据他的估算，在辛亥革命以后，1913年到1950年这一段时间里，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没有增长，整个经济是处于凋敝的状态，而同时期的世界全球的经济平均增长率是1.85%。新中国初始的条件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开始的，而当时新中国成立以后，从经济发展的条件来看，遇到了两个非常大的也非常紧迫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以后，面临了国家安全的问题。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1950年6月就爆发了朝鲜战争，朝鲜战争的爆发是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第一次的局部热战，就发生在中国的边界、中国邻居的身上，而且在朝鲜战争爆发的同时，美国就派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来阻碍中国国家统一。所以，朝鲜战争的爆发对中国的国家安全就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加上中国的抗美援朝，当时中国的国家安全面临了非常大的压力。历史的教训一再说明，如果中国没有工业化，如果没有强大的国防力量，中国有可能在未来的战争中再次处于被侵略、被蹂躏的境遇。因此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很迫切的第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如何保证国家的安全，迅速建立强大的国防工业。而建立强大的国防工业，首先就要以重工业为基础，但是新中国过去工业的产业结构恰恰相反，重工业非常薄弱，主要发展起来的是轻工业，像纺织、火柴、制糖、皮革这些都很发达，但是机械制造工业、能源工业、原材料工业都非常少。
所以，新中国最紧迫的任务要建立强大的国防工业，就要有重工业为基础。而搞重工业，我们不能走传统工业化优先农业、轻工业到重工业发展的这条道路，优先发展重工业，就面临着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重工业的资金从哪来。大家知道，重工业一般来说是投资大、周期长，需要大量的资金，而当时从全球来看，能够给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的是西方发达国家，他们是资本过剩。而以苏联为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从战争中走来，计划经济特点也是短缺经济，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由于自己的经济落后，温饱问题没有解决，基本上来说没有剩余，所以土地改革完成以后，粮食商品率不是提高反而是下降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用发展经济学的一个理论来说，发展经济学总结战后很多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发展不起来的一个原因，因为经济落后，就没有剩余的资本资金投入到新兴产业来发展经济，这样也就继续处于一种贫困状态。对于这种现象，称之为贫困的陷阱。而中国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如果从中国的人口、中国的产出来看，确实处于这样一种状态。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确实面临一个温饱问题没有解决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怎么能够使我们几乎没有剩余下又能够在国内筹集到足够的资金来支持我们的工业化，是第二个非常大的问题。历史上，苏联在工业化时期也面临这样的问题。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曾经提出过一个说法，叫社会主义的原始积累，说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化的资本不能靠对外掠夺、对外获取，要靠自己内部积累。因为工业化没有实现，这种积累往往要靠从农业里面提取。
中国完成了国民经济恢复任务，转为大规模经济建设以后，就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这时候明确提出我们要走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也就是苏联那时候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这个道路的提出，与之相匹配的就是社会主义改造和计划经济。这样一种体制，在当时那种条件下，保证了国家的安全，也保证了我们独立工业体系的建设。
到1978年的时候，中国基本上解决了当时的两个最急迫的问题，第一是国家的安全，我们建立了独立的相对完整的国防工业，尤其是尖端武器，比如两弹一星研制成功，所以国家安全问题解决了。第二，就是我们在当时低收入的条件下，1950年的时候人均收入不到50美元这样条件下，我们筹措了大量的资金来建立一个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这种情况下在其他的发展中国家是几乎没有的。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经过将近30年的发展，中国解决了国家安全和独立工业体系。但是由于我们实行的是高积累政策，人民生活改善方面几乎没有太大的进步。而且经过30年的发展，新中国成立以后出生的年轻人到这个时候都面临着要成家立业这样一个阶段，我们过去城市工业不能吸纳的将近二千万的知识青年要从农村回到城市，他们要解决就业、住房、结婚、抚育子女的问题，城市就业问题就非常的突出了，这样一种状态和我们社会主义发展30年不能解决人民温饱问题产生了一个强烈的反差。
在这个时候，邓小平提出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判断，为中国改革开放实事求是突破了思想上的束缚。第二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我们开眼看世界，我们看到世界这30年的发展比中国想象的要快得多，世界发展平均水平甚至高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水平，最突出的例子就是邓小平到日本访问，看到了日本的现代化，邓小平到日本的汽车厂去参观，问这个企业，你一个工人平均一年能生产多少辆汽车。经理告诉他说，我们平均起来一个工人一年能生产94辆。邓小平说，比我们长春汽车厂多93辆，我知道什么叫现代化了。
中国经济发展从经验上来说，有这样几条值得我们总结：
第一条经验，我们党坚定不移地按照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样的基本路线推进中国的经济发展，有一个强大的、有力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党的领导。
第二条经验，这段时期的发展，如果从主流经验角度来看，中国恰恰是非常好地利用了政府和市场两只手的作用。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弥补了市场失灵，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又充分利用市场机制，使得我们的经济发展能够充分地利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调动各种积极因素发挥作用。如果我们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国经济发展得非常快、非常好，恰恰是很好地发挥了两个作用。
第三条经验，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的对外开放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功，我们摸着石头过河，一步一步地推，由试点到地区、到特区、到全面全方位的开放，解决了中国在发展过程中间的比较优势发挥的问题。中国人口非常多，但是中国的人均资源又非常稀缺，中国的资本也是稀缺的，所以如果发挥中国的人力资源的优势，我们对外开放充分地利用国际市场，使我们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能够走进国际市场，使我们需要的资本和技术能够涌进来，能够充分利用国际市场、国际资源。
这三个方面，从体制机制上，都是我们改革开放成功、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经过70年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40年的发展，中国经济结构、经济发展水平都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基本上已经完成了由传统的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型。我们下一步，实际上是要解决工业化完成以后的产业结构如何优化升级的问题，也就是说工业化完成以后，我们继续发展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下一步的经济发展，我们面临着许多发展中国家发展中间遇到的一个很大的门槛，也是很多新兴国家遇到的门槛。就是初步的工业化完成以后，当人均收入跨越了五千美元这样一个门槛进入了中等收入行列以后，下一步的发展如何进一步推进。如果靠单纯过去的这样一种发展的结构，很难维持进一步地发展，现有的这种产业结构以劳动密集型、资源消耗为特征的发展，显然是不能够支撑的。
应该说世界上很多发展中国家，战后独立的国家，有些甚至战前发展水平就很高的国家，始终没有从中等收入跨入高收入行列，这就说明产业结构升级是一个全球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普遍的重大问题。中国现在也是面临这个问题，所以，十八大以来，我们一些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都是要突破这样一种瓶颈、这样一种限制。
从全球经济发展、从发达国家发展历程来看，在工业化完成以后，产业结构的升级的时候，就面临着一个重大的挑战。这个挑战是什么呢？就是原有的产业结构，原有的发展潜力，可能基本上已经释放完了，比如说大量的产能过剩就反映出来传统的结构，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需要了，就是我们说的必须进行供给侧改革。如果要实行产业结构升级，按照市场条件，按照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经历的历程来看，有两种方法来解决它的问题。。
”，提高可以，降低很难，这也是一个问题。第四个就是社会稳定。因为这种产业结构的急剧变动，城市化的急剧推进，社会阶层的变化，都会导致社会的不稳定，导致很多人的忧虑不安，这些都是社会成本。这些成本都需要有一个消化的过程，都需要有一个强有力、有效的政府和市场配合来共同做。单纯靠市场来去做很难，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
中国发展到今天，已经是两个超过十万亿美元的大国，中国占世界经济的总量相当高，世界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对世界经济的格局影响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我们中国的发展对世界的影响大了，反过来，世界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更关注，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走向、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可能对他们自己带来的变化，他们更敏感了。我们大家都知道，2025年工业发展的2025制造业的规划、我们2035年的现代化的规划，都是要实行中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就是由现在我们世界产业链中，中低端产业向中高端产业发展，要实行绿色的可持续的发展，在改革开放初期，20_年以前，我们的产品之所以能够走遍天下，成为第一贸易大国，实际上提供的主要的是中低端的产品，甚至可以说是劳动密集型的产品，我们竞争对手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同样处于中低端的国家。
但是，下一步如果我们的发展目标是中高端的产业链，竞争对手可能主要就是发达国家。这就使得我们在国际上，国际环境、国际资源、国际市场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这方面，需要我们改革经济体制机制、发挥改革的红利，通过科技创新提高我们的竞争能力都有新的挑战。
70年来，我们经济建设的成就非常大，基本上完成了工业化，十几亿的、经济非常落后的、人均资源非常匮乏的、多民族的国家，能够实现工业化，从世界历史全球来看都没有。但是我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任务、我们经济发展的目标还没有完成，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要继续搞好改革，继续扩大开放，继续优化提高我们的产业结构，争取在2049年变成世界上的经济强国。
第4篇: 中国的经济发展史
摘要: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的区域经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为了促进经济的发展已进行了许多经济区划。文章针对经济区的演化,通过建立经济区综合实力的评价指标体系,应用变异系数法和主成分分析法,实现了对各大经济区建国以来演化过程的评价。结果表明,这两种方法原理清晰易懂,计算简单并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和实用性,较为客观地反映了中国建国后经济区的演化过程。
关键词:经济区;演化:变异系数;主成分分析法
一、前言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对外开放的地域和领域不断扩展,地区经济合作日益密切,经济全球化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注入了一个强心剂,这使得中国各经济区的经济发展由于受区位条件和开放程度限制而出现不均衡发展。由于国家改革开放后国家大的宏观政策的改变,一些倾斜政策使得中国的经济区不均衡地发展,我们通过对各大经济区的实证分析,可以看出中国的经济区是如何变化的。中国一向重视经济区的研究,而在空间经济组织的形式方面经济区无疑是最具综合性而且是最富有变化的一种空间经济组织形式。通过对中国经济区的演化的研究可以明确各地区经济联系的主要方向,对于政府的宏观调控、企业区位选择和空间扩张。对于外商如何投资都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和实践意义。
经济区按照划分方法的不同可分为两种:一是同质性经济区(又称经济类型区),二是异质性经济区(又称综合经济区)(徐晓明,20_)。本文的划分方法属于综合经济区的划分。本文基本按“九五”时期划分的七大经济区来进行的,由于考虑到统计数据采取的方便性,对传统的七大经济区的一些地市做了些调整。全国分为七大经济区:环渤海经济圈(北京、天津、河北、山东)、珠三角经济区(广东、海南、福建)、长三角经济区(上海、江苏、浙江)、中部6省综合经济区(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大西南综合经济区(重庆、广西、四川、贵州、云南、西藏)、大西北综合经济区(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内蒙古)、东北综合经济区(辽宁、吉林、黑龙江)。以上划分方法体现出经济区划分方法呈现多样性的趋势,并在不同的时期表现不同。
二、指标体系的建立
中国经济区的综合实力的比较评价是一个多指标综合评价的问题,它是反映各个经济区多个异常量纲的指标实际转换成无量纲的平均值,并将这些评价值合成而对经济区做出整体性评价。综合评价的基本作用就是弥补单指标评价的不足,有利于国家制定宏观政策,企业投资人和外国投资商参考。文中评价经济区的演化的指标体系的建立主要考虑可操作性原则和指标定量化原则,从实用性角度出发,选取那些可以从统计年鉴中获取并能反映经济区演化的定量指标构成指标体系。由于数据获取上的局限,本文仅选择GDP、人均GDP、人口、财政收入、固定资产投资和利用外资六个指标对中国建国后经济区的演化进行评价。
三、变异系数法评价中国经济区综合实力演变
(一)变异系数法
求指标的平均值(xj)和标准差(σj),平均值(xj)表示第j个指标的平均水平;标准差(σj)表示第j个指标的变异程度。=x,j=1,2,…,m;σj=,j=1,2,…,m;求经济区的变异系数(vj),vj反映指标j的相对变异程度v=,j=1,2,…,m;对变异系数进行归一化处理,确定个指标的权重(wj),w=,j=1,2,…,m;经济区指标的静态个体指数(hij),h=,i=1,2,…,n;j=1,2,…,m最后求经济区的总指数(fi),fi=hijwj。
(二)经济区演化评价分析
选自1952年以来的全国31个省级行政区的经济数据,按照变异系数的计算方法,通过计算,结果如表1、图1所示。
从表1和图1可看出,每隔5、6年,各大经济区的位次就变动一次。经济区的演化比较明显。建国初期,中部六省的综合实力较强,这是因为当时中部是中华农耕文明的发祥地,中国还没进入工业化,农业占主导,故其综合实力要强些。环渤海经济区因北京一直是国家经济、文化、政治的重心,而且其工业基础较雄厚,故其实力稳居前列。长三角是因上海一直为国家的工业重地,基础较扎实,尤其是改革开放后其经济实力得到长足发展。东北三省经济区建国初期是老工业基地综合实力较强,可改革开放后,其综合实力有所下降。后来国家提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由于政策的滞后性,没见到立竿见影的效果。珠三角经济区,是经济区演化中最明显的一例,改革开放前,其综合实力低,但由于改革开放后,国家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使这个经济区得到迅猛发展,其综合实力跃居前列。大西北经济区和大西南经济区,由于这两个经济区经济一直比较落后,受气候,环境的影响,其综合实力较低,后来随着我国西部大开发政策的实施,其综合实力有了提升但是与其他地区相比还是较落后。
四、用主成分分析法评价经济区的演化
(一)主成分分析法
在区域经济分析中,常用主成分方法(CPA)来研究区域经济发展差异。主成分分析(CPA)是将分散在一组变量上的信息集中到某几个综合指标(主成分)上的探索性统计分析方法。它通过计算不同区域的主成分载荷矩阵,主成分得分矩阵,从而计算出主成份值。主成分分析方法(CPA)原理和步骤如下:建立n个区域P个指标的原始数据矩阵Mij(i=1,2…n;j=1,2…P),并对其进行标准化处理;计算相关系数矩阵Rij;求特征向量Vk(k=1,2…P)和其对应的特征值λk(k=1,2…P);计算贡献率Tk=kλ/Σλj和累积贡献率Dk=∑λj,选取Dk≥85%的特征值λ1,λ2…λm(m
2、长三角经济区的演化
建国前上海就是旧中国的工业重地,建国后,上海仍然是中国的工业重地。因此在1956年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经济区的综合实力也是比较强的,在第三位,GDP,财政收人,人口,人均GDP,都对其综合实力产生了影响,受人均GDP的影响更大些。1969年随着经济的发展,长三角的F值上升到第二名,主要由于GDP,财政收人,人均GDP的影响最大,而其受到人口的负面影响也挺大。到了1977年,长三角的F值有所下降位第三;GDP,人均GDP,固定资产,财政收入的影响很大,但是人口的负面影响又使其F值下降。1989年,这是改革开放后10年了,因中国东南沿海的改革开放,使得这里的经济迅速发展,长三角的江苏,浙江得到快速发展,这使得长三角的综合实力迅速增长,主要受到GDP,人均GDP,固定资产投资,财政收入的影响,其利用外资也对综合实力有较大的影响。从1994年至20_年长三角经济区都一直以较高的F值居于榜首,受到GDP,人均GDP,固定资产投资,财政收入,利用外资的最大的影响,还受到人口的负面影响。整个发展过程长三角是以上海为中心,故其综合实力也是比较强的,改革开放后,由于江苏,浙江的迅速发展,其发展实力更是稳健而迅速,一直居于中国各大经济区较靠前的位置。
3、珠三角经济区的演化
珠三角地区在改革开放前经济较落后,其F值也较低,1956年其F值是最低的居第七名,受GDP,人口,财政收入的负面影响是最大的,人均GDP对其综合实力也是负面影响。1969年和1977年其F值没多大改变,还是位居第七名。1989年,改革开放的到来,使珠三角的情况彻底改变跃居第五位,GDP,人均GDP,固定资产,财政收入,人口依然对其综合实力产生负面影响,由于改革开放,大量的外资的注入,使得其综合实力大大增强。1994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这对珠三角经济区又具有特别的意义,进一步的改革开放,特别是深圳经济特区的成立,使得珠三角经济区的综合实力迅速上升的第三,主要受到GDP,人均GDP,固定资产,财政收入,利用外资的较大的影响,不过人口因素对其影响是负面的。20_年珠三角的综合实力有所下降,为第四位,各因素对其综合实力影响都为负面的,主要是人口的负面影响。珠三角经济区的演化不像是所预料到的那样,其实力与现实相比偏低,这主要是我们把福建海南广东划分在一起,广东的经济实力较强,而福建,海南的经济实力则较弱,故呈现出这样一个结果。不过1979年的改革开放和1992年的邓小平的南巡讲话都看到了珠三角的综合实力的迅速提高。
4、中部地区
中部地区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因此,建国前及建国后其综合实力都比较强,又因为人口多,1956年,其F值是第一名,这主要是受到GDP,人口,财政收入的影响,而且影响最大,受到人均GDP的负面影响也很大。1969年综合实力还是最大,GDP,人均GDP,财政收入对其F值的影响很大,但都敌不过人口的强大优势。1977年中部地区的F值位居第二,这主要得益于中部地区的人口较多。1989年F值位居第三名,其综合实力主要是受到GDP,人均GDP,固定资产,财政收入,人口的正面影响,但是由于利用外资的值较低,故受到较大的负面影响。1994年,由于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东南沿海得到改革,人口对一个经济区的影响日趋下降,这也是中部地区位序下降的原因。到了20_年,其F值又上升到第三位,这主要得益于人口的影响。不过GDP,人均GDP,固定资产,利用外资和财政收入的影响也较大。中部地区的综合实力较强,主要得益于中部一直是国家的中心。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其F值的为序有所下降,这主要是珠三角由于改革开放的崛起。但是又因中部地区人口众多,故对综合实力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5、东北经济区的演化
首先分析东北经济区,由于建国后东北是国家的重工业基地,建立了许多大型的重工业,故其F值在改革开放前都是排名第四,1956年F值主要受到人均GDP的正面影响,受到GDP,人口,财政收入的负面影响。1969年受到各因素的负面影响,但受人口的负面影响较大。1977年情况没多大变化。1989年,F值的位序没变化,但由于改革开放的进行,引进了一些外资,这使其综合实力受到正面的影响,另外五个因素对综合实力的影响是负面的。1994年由于珠三角的崛起,使得其位序下降到第五,各因素对其综合实力产生负面影响。20_年,排名掉到第六名,尤其是F1对其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6、大西南经济区、大西北经济区的演化
西部地区一直是我国较落后的地区,建国后,由于底子薄,故1956年其F值位于第五名、第六名,但是随着改革开的进行,珠三角崛起,西部地区落到了最后。到了1994年,大西南经济区要好于大西北经济区这可能是大西南经济区离珠三角经济区较近有一定的辐射作用,还有就是与中国西南部接壤的国家的边境贸易对其经济实力也产生了影响。20_年,大西南经济区的名次还超过了东北地区,其综合实力主要受到人口的较大的影响。从西部地区的发展来看,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西部大开发在一定程度上起了一些作用,但是由于其他地区都在快速发展,故在本文的计算结果中没有体现出来。
五、总结
本文选用的两种方法计算出来的中国经济区的演化基本上是一致的,基本上把近五十多年中国经济区的演化给呈现出来了。第一种方法比较简单直观一些,第二种更有利于分析演化的过程。由于本文选取的指标有限及经济区的划分方法的原因,再加上数据采取的限制,故得到的结论与实际情况可能会有一些细微的偏差。本文的分析结果基本上反映了中国经济区的演化情况,国家每一项大政策也都能在演化中找到痕迹。
参考文献:
1、陆大道等.中国区域发展的理论与实践[M].科学出版社,20_.
2、顾朝林.城市经济区理论与应用[M].吉林科学出版社,1991.
3、杨吾扬等.中国的十大经济区探讨[J].经济地理,1992(3).
4、胡序威.中国经济区类型与组织[J].地理学报,199(3).
5、徐晓明.论我国两种经济区的划分[J].区域经济,20_(2).
6、孙凯等.基于变异系数法的企业孵化器运行绩效评价[J].哈尔滨理工大学学报,20_(3).
7、杨上广,吴柏均.区域经济发展与空间格局演化――长三角经济增长与空间差异格局的实证分析[J].世界经济文汇,20_(1).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环境规划学院)
第5篇: 中国的经济发展史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强大的工业国；经济结构从重生产轻消费的重工业基础建设，转向轻重工业、农业和服务业合理发展；完成了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两步走目标，达到小康水平，社会消费不断升级；当前正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军“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伟大中国梦。新中国成立70年的经济变迁，是我们党带领全国人民对社会主义道路的艰难探索，验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不断创新与发展。
社会主义改造从经济上奠定了中国初步工业化的基础
中国历史上几千年都是一个农业国，近代以来又饱经战乱，新中国的工业化远落后于社会主义制度的生产关系，重工业和国防工业尤其薄弱，这是中国过去长期积弱积贫的原因。发达国家的历史发展说明：生产关系的变革，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但生产力的大发展，却总是在生产关系发生改变以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是在一个不发达的中国搞社会主义。中国在没有实现工业化的情况下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正是为了推进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建设。我们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变革不适应工业化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是围绕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这个中心任务进行的。
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公有制这一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新中国成立初期，新民主主义社会存在五种经济成分，即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五大经济成分又可以简单归为三种成分，即社会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社会主义改造就是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使社会主义国营经济逐步成为中国社会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是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发展进步奠定了制度基础，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创新和发展提供了根本保障。
中国本是一个传统的小农经济农业国，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而且，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存在大量的手工业者。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社会主义改造，将几亿农民的个体所有制经济改造成集体所有制经济，把私人手工业者改造成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经济组织——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成员。对农民的改造采取的是循序渐进步骤，从互助组、初级社到高级社三个阶段；对个体手工业者，也是采取从小到大、由低级到高级的三个步骤。
新中国成立之初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采取的是和平赎买形式，也经历了从初级向高级转变的三个阶段。第一步，实行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国家在私营工业中实行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在私营商业中采取委托经销、代销等形式，帮助私营企业克服困难，也使其生产和经营纳入国家计划轨道；第二步是实行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国家向私营企业投资入股，企业的生产资料由国家和资本家共同所有，企业经营管理以发展生产、满足人民需要和完成国家计划为目标，属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企业；第三步，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全行业公私合营后企业生产关系就发生根本变化，基本上成为社会主义国营性质的企业。新中国成立之初对于官僚资本主义，则是采取直接没收划为国有。
社会主义改造实行的是生产力均衡布局
受苏联均衡配置社会主义生产力布局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生产力布局也是以均衡配置社会生产力为目标的。新中国成立时，旧中国约70%以上的工业集中于东部沿海；从工业总产值看，1952年沿海工业总产值约占全国70%左右，内陆仅有30%左右。新中国成立初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直接的外援来自苏联，而苏联援建的项目约80%落在内陆中西部地区，这是当时新中国所处的国际国内形势以及地缘经济政治使然。自“一五”起，均衡配置生产力的政策就已取得成效，“一五”末内陆工业总产值占比比期初提高近3个百分点，从1952年的29.2%上升到1957年的32.1%。
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由于国际局势和周边环境恶化，中央提出把全国分为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拉开了长达10年的三线建设时期，我国生产力布局开始了进一步西移。“三五”期间，三线地区占全国基本建设投资比重高达52.7%，比沿海地区高出近一倍多；“四五”时期，中西部地区在全国基本建设投资的比重仍高达54.4%，其中三线地区仍占41.1%，在西南、西北、豫西、鄂西、湘西与晋南等地开辟了一系列新的工业基地。
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以重工业为重点的工业化基础
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在1953年全面推进。引导农民、个体手工业者走集体化道路，改造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都是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要求，更好地发展生产力。学习苏联工业化的经验，结合中国国情，社会主义改造推动的工业化建设偏重于重工业和国防工业。
到1956年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时，“一五”计划大规模建设的主要指标已提前实现。统计数据显示，1952年中国的工农业总产值仅有739亿元，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只有43.1%。经过社会主义改造，1957年工农业总产值达到1241亿元，比1952年增长67.8%（可比价）；其中工业总产值704亿元，增长128.6%，在工农业总产值占比变为56.7%。重工业生产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52年的35.5%提高到45%，旧中国重工业和国防工业落后的面貌有了很大改变，初步奠定了新中国以重工业为重点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基础。
客观认识社会主义改造中的偏差
当然，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也有一些偏差。由于对社会主义改造在思想上急于求成，对农业、手工业和个体工商业的改造过于追求纯粹的单一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在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上只注重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这两种基本形式，而对于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公有制可以和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认识严重不足。这是导致后来“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前置原因。
以重工业为重点的工业化，很快取得了明显的成绩，但也导致改革开放前的30年我国轻重工业比例严重失衡。重工业比重长期在58%－67%，而轻工业比重只占33%－42%，影响人民生活并进而影响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三线工业均衡布局生产力，发展内陆经济，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缩小区际差距起到一定作用，但均衡生产力布局抑制了沿海的既有基础和区位优势发挥，使得我国整体投资效率低下。沿海地区由于发展受到限制而不能给内陆提供更有力的工业支持，也制约了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整个西部内陆地区城乡二元结构变得非常突出，促进内陆发展的均衡布局生产力，实质上并未改变内地生产力整体落后的面貌。
改革开放在探索试验中勾勒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蓝图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自此，中国拉开了从农村改革到城市改革、从特区建设和沿海开放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进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始显示出其强大生命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亦由萌芽、建立直至日臻完善。
“大包干”改革，激发了中国农村民营非农产业蓬勃发展
中国的改革首先从农村展开。谈到农村改革，就不能不说到小岗村“大包干”改革。1978年11月24日深夜，安徽凤阳小岗村18户农民在一份承诺书上按下手印，把小岗村生产队的土地分到了户，首创了“大包干”的联产承包责任制。1979年秋天，“大包干”的小岗村迎来了激动人心的时刻：粮食总产量13.3万斤，相当于1955—1970年的总和，人均收入400元，是上一年22元的18倍。1980年5月，邓小平公开肯定小岗村的“大包干”，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在全国推开。
1982年，党的十二大决定全国实行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包干制改革，这实质是将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经验扩展到中央与地方的经济管理体制改革，激发地方政府发展经济创造财政收入的竞争，也为各地民营经济的大发展带来了政策和制度空间。进入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由农村改革全面扩展到城市改革，掀开了中国全面推进市场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高潮，也推动了中国从经济体制改革到各方面体制的全方位深化改革。
正是从那时起，在苏南农村出现了乡镇企业非农化发展，从华西村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农村工业化道路，到后来进一步成熟的为全国农村所效仿的“苏南模式”。而与苏南模式几乎是同一时间发展起来的以温州家庭作坊为主的个私民营经济——温州模式，以“小商品、大市场”的面貌迅速扩散至浙江全省并进一步为全国效仿学习。“小商品、大市场”的发展路数，就是依靠建设专业市场繁荣商业，并带动产业围绕专业市场集聚，各类工业园区和生产基地迅速成长，推动区域经济发展。而把“小商品、大市场”在全国以至世界范围发展到极致的，当属浙江义乌。义乌依托发展市场流通，将小商品生产企业迅速集聚。据统计，截止到20世纪90年代末，义乌围绕小商品城开发拓展了占地60多平方公里各类产业集群和块状生产基地，总共拥有织袜、装饰品、轻工拉链、化妆品、衬衫、文化用品、制笔和玩具等各类工业企业1000余家，形成了义乌产业结构上典型的“小商品、大产业”“小企业、大集群”的发展态势。
在那个改革开放的青葱岁月，全国许多地方都出现了激发个体积极性的成功发展模式，诸如福建的泉州模式，山东的诸城模式，辽宁的海城模式，广东的中山模式、东莞模式，天津的静海大邱庄模式，等等。这些模式的一个共性是都注重非农经济发展，发展中都注重激发民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最终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社会的生产力发展。
在这一阶段，民营经济的“温州模式”（以至“浙江现象”）和“苏南模式”，都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制度创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进程中最成功、最具普适意义的发展模式探索。在20世纪80年代这些地方成功地承接了全球范围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参与了世界经济分工，为我国的地方工业化和农村城市化奠定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基础。
随后的发展，“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殊途同归，成就了长三角成熟的江浙经济模式。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国家提出了实施开发开放浦东战略，苏南藉此机遇成功地走向了外向型经济发展道路，浙江轻工制造则更多地参与到全球贸易中。江浙民企开始“走出去”对外直接投资，产业不断升级，自身的城市化不断提升，城乡统筹亦不断改善。
从特区建设到全方位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系蓝图初现
与农村改革大致同步，中国开始了对外开放的步伐。1980年5月国务院正式决定在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省的厦门设立经济特区。以此为起点，沿海地区的对外开放逐步扩展。配合对外开放带来的机会，国家产业结构调整开始由原来的偏重工业转向重视轻工业的发展，这为沿海地区开始发展成为最富经济活力的区域提供了物质和空间基础。长三角的江浙乡镇企业、个私民营经济，珠三角的乡镇企业和来料加工，闽南三角的纺织服装制造，等等，其发展和兴盛都得益于沿海开放和国家重视轻工业的发展。
1984年5月，14个沿海港口城市和海南岛分别被确定为开放城市和开放地区；1985年2月，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闽南三角地区又被确定为经济开放区。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和沿海经济开放区的确定以及在这些地区实行相应的优惠政策，是这一时期国家在对外开放和区域经济发展上最重要的战略举措。这种政策上的优势吸引了来自国内外的资金、人才和技术，包括轻工制造业的集中直接落地，极大地促进了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这实质就是抛开所有制的争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引进一切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经济成分和资金技术要素，最大限度地发展和提高生产力。
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由于对外开放政策在沿海地区的先行，一部分沿海地区的发展速度大大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内陆省份要求全面开放、公平开放发展机遇的呼声高涨；分权改革使地方政府在地区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大大增强，地方政府对于本地区经济发展的关心程度极大提高，内陆省区提出了希望国家实行“全方位开放”的强烈意愿。从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与周边各国的关系趋于缓和，与这些国家之间的边境贸易逐步发展繁荣起来，促进了边境省份的经济发展，于是边境省份和中央政府都把发展边境贸易作为振兴边疆地区经济的重要手段，给予积极的支持和鼓励。“沿边开放”与“沿江开放”的提出，加上沿海对外开放，中国对外开放在空间上开始了“三沿开放”，并进一步发展成为“全方位开放”。
改革开放形成了中国完备的工业体系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总量不断增长，经历了农业比重不断下降、工业和服务业比重不断攀升的经济结构提升过程。1978年我国第一产业产值占全国GDP比重约30%，到20_年下降到10.97%；第三产业产值在GDP中所占比重在1983年以后迅速上升，1985年超过了第一产业。20_年三次产业产值占GDP比重为第一产业7.2%，第二产业40.7%，第三产业52.2%；各自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4.0%、35.8%和60.1%；显然，服务业和工业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巨大。我国经济总量从改革开放初的排不进世界前10位，实现了从20_年开始稳居全球第二位的历史性飞跃；20_年中国GDP总量超过90万亿元，人均GDP从1978年的385元增长到20_年的64000多元，增长了近200倍。科技、教育、文化、卫生、国防等都得到了相当充分的发展，形成了比较完备的工业体系，农业与服务业亦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得到了空前提升。
改革开放早期的农村工业化和区域城市化
改革开放初期城市化与区域经济发展，主要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过程。这种过程是以农村非农产业特别是以乡镇工业的发展为主体和动力，以农村人口非农转化与空间集聚为特征。农村涌现出一批具有较强实力的经济集聚中心——工业城镇。江苏的苏南和浙东北的杭嘉湖地区，农村经济发展走的就是这样自下而上乡镇企业发展的农村工业化和区域城市化道路。尽管这一地区农村乡镇集体工业的早期发展也得益于城市国有企业中的技术扩散，特别是当地农村历来有人在上海和杭州等周边大城市国营企业中做技术工人，这部分技术工人在退休以后回流苏南农村和浙东北农村，形成江浙农村工业化发展的最早技术动力。毫无疑问，这种来自农村自下而上的市场化制度创新的动力，配合来自城市的技术扩散的支持，使得乡镇工业发展迅猛，直接带来苏南和浙北的农村工业集聚和农村城市化。
这一时期，珠三角农村乡镇企业发展和区域城市化更多得益于香港加工制造业的转移落地。而闽南三角的泉州、晋江、石狮等地，则是在农村一些人口较集中的村落形成纺织、服装、玩具等的非农产业生产和集聚，推进当地农村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远在黑龙江的漠河因为靠近俄罗斯远东地区，边境贸易的发展带来生产加工企业的落地，这一地区亦很快形成民营制造企业集群优势。
1978年到1992年的乡镇工业化，主要是轻工业产值连续上升，重工业投资有所压缩，资源向农业和轻工业倾斜，目的在于改善人民生活。1981年我国轻工业产值占全部工业产值比重首次超过50%，反映了改革开放初侧重发展轻工业，纠正社会主义改造和三线工业建设造成的轻重工业严重失衡状况。在这样的发展态势下，我国工业总产值不断增长，由1978年的1745.2亿元，增加到1992年的10116.9亿元，反映了农村乡镇工业化带来的经济强劲发展。
市场化改革目标的明确与城市经济的改革开放
虽然中国的市场化发展是从自下而上的农村工业化和区域城镇化起步的，但基层的制度创造还是需要政府在大的制度环境和导向上进行一些自上而下的安排。中国政府确立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目标，推进改革开放战略向纵深发展。政府需要放松对竞争性经济领域的控制，需要加强对市场的监管和规范；政府需要大力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事业发展，提高城市对经济的规模集聚效应，促进城市经济的改革开放。
规范市场建设与管理，提供公共产品。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党的十四大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对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提供了强大动力。借助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东风，浙东北地区对乡镇企业进行了以股份合作制为主要形式的产权制度改革。学习温州个私民营经济发展的产业集群与专业市场结合的经验，政府在原来乡镇工业形成的产业基础上引导发展块状特色经济；政府主动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以改善地方区域接轨周边大市场的交通条件，充分利用周边市场的辐射和带动作用，提高浙东北产品的市场占有率。
几乎是在同一个时期，苏南苏北、皖南皖北、豫东豫西、西北内陆、西南边陲，各地都陆续拉开了学习浙江市场建设经验的步伐，加快了本地市场建设。重点是扩建小商品市场、新建生产要素市场，完善市场功能，加强地方区域市场与全国大市场的对接，促进区域地方经济与全国经济的对接，使市场能够对区块特色经济的发展起到更大的促进和拉动作用。各地积极进行块状特色经济产品的国际市场开拓，积极促使特色区域经济融入国际经济大循环。
主导开发区建设，引领区域开放。开发区和工业园区的建设，作为沿海对外开放的窗口，是全方位整体对外开放和工业化、城市化的主力军。开发区作为产业集聚的重要载体，有力地推动了区域城市化进程。开发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在给城镇人口提供就业机会的同时，也吸收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而且，各类开发区的建设基本都是按城市建设标准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实现“六通一平”，有的甚至是“九通一平”，这些开发区或工业园区建成以后基本都已成功地转变为城市化区域。同时，开发区的发展也带动了资本、技术、人才等其他高端要素的集聚，推动了餐饮、交通及其他服务行业和相关产业的发展，进一步带动了剩余劳动力向第二、三产业大批转移，极大地推动了区域城市化进程。
随着全国各地大力推进开发区建设，中国的整体投资环境不断改善，基础设施日臻完善；同时，开发区各有关涉外部门提高了办事效率和服务质量，使得我国的投资软环境得到明显改善。自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始，开发区在我国很多地方，已经逐渐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对外开放的窗口和外向型经济的龙头。开发区建设带来外向型经济崛起，带动了各地经济的快速发展，也拓宽了地方区域城市化的空间与视野。
这一时期，全国各类开发区数量增长惊人。这一方面说明各地开放型经济和工业化发展方兴未艾；另一方面，也折射了开发区建设过多过热的发展乱象。原国土资源部会同国家发改委于20_年10月开始清理整顿各类开发区，经半年多整顿，到20_年4月，全国6000多个开发区已有3000多个被撤销。在整顿的同时，各地发现土地违法行为数十万件，收回土地面积5878.4公顷。改革开放以来开发区如此数量规模的发展，这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根本无法想象的。
建设大都市圈，提升重化工业化和经济的服务业化
大都市型的城市已经不是简单的工业型城市，其经济集聚功能和综合服务功能更加强大，产业的重化工业、轻工业、服务业比例适度均衡，产业竞争力强，重工业比重与服务经济的比重明显上升。
改革开放的前半期，工业化主要集中于轻工制造业的集聚和规模扩张，既增加就业，又纠正社会主义改造和三线工业建设偏重重工业、国防工业造成的轻重工业失衡，弥补轻工业发展的不足和解决轻工产品的短缺、匮乏，尽快恢复经济增长和改善人民生活。到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肆虐之时，我国社会主义消费品生产已经由短缺转为供给过剩。那时的中国争取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更大限度地增加出口，这可以是我国化解过剩产能的一个途径。
而消化产能的另一个更主动路径是推动城市化更高水平的发展，建设大都市和都市圈，推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的更大规模投入与产出。目前，我国的大都市圈主要集中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成渝地区、武汉地区、长株潭地区等，这些大都市圈规划的主要考量是加强都市圈中大都市与城市群的紧密协作，加强城市群、城市带的联动，以利于实现区域一体化发展。目前，全国在都市圈战略安排下，共规划有19个国家级城市群，这其中有三个成熟城市群，分别是珠三角城市群（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城市群和京津冀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的一体化要稍稍落后于长三角城市群和珠三角城市群；当然，雄安新区的横空出世，推动京津冀一体化加速发展。
这些都市圈、城市群的规划，加上长江经济带、淮河生态经济带、汉江生态经济带等规划，反映了我国工业化布局和经济发展的梯度雁阵式安排，是我国都市化、工业化和服务业化的重要空间载体。这些都市区、城市群、经济带的建设本身，对基础设施需求很大，对自身服务业的比重提升亦有明确诉求，都直接推动重化工业和服务业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平衡我国重化工业、轻工业、服务业的合理经济结构比重。
都市化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更高阶段，更多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的同时，也实现了大量农民由农村自然村落居住方式转而变为城市社区集中居住，城乡居民的收入大幅提高，城乡居民对于服务业的需求也不断扩大。这一时期，由于生产、生活性消费升级，工业园区建设和城市化进程加快，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加大，也带动了重工业发展。1993年以后，为了解决能源、交通、原材料等领域的制约瓶颈，我国再度进入重化工业化时期。进入新世纪，“十五”“十一五”开始，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三大经济区都进军工业化中后期，大力发展重化工业和基础工业，建设重化工业园区和大型基础工业基地。标志着中国进入了更高水准的工业化道路，打造完整的工业化体系。
中国现代化建设“三步走”发展战略日臻成熟
新中国在落后生产力基础上开始的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十分艰巨的伟大工程，需要有步骤、分阶段去实现。党的十三大确定了邓小平提出的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战略，明确提出：第一步，从1981年到199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从1991年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两番，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
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初步勾画了第三步战略目标的蓝图，首次提出了“两个一百年”新的奋斗目标：21世纪头二十年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阶段，到建党一百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21世纪中叶，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进入21世纪，中国区域经济发展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无论是中国的区域协调发展，还是长三角的区域一体化，都面临新的考验，有许多发展过程中的“区域病”需要解决。诸如如何破解资源、环境的约束阻碍发展的矛盾，如何打破产业结构长期传统低级化的循环怪圈，如何实现区内、区际和国际的经济整合协调，等等，都是需要逐步加以解决的问题。
面对这些发展的机遇和挑战，20_年党的十七大对“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作出了全面阐述，这是对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五个统筹”发展要求的进一步科学和规范，体现了可持续发展思想在中国的回归。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奋斗目标也在“富强民主文明”的基础上，增加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谐社会建设作为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走进国人的生产、生活，体现了贯彻人与自然及社会协调发展的理念。中国开始走上了更加包容性增长的开放经济发展道路。
市场经济发展了生产力，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带动经济增长
市场经济丰富了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发展了社会主义生产力
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了中国社会的生产力。乡镇工业集体经济、个私民营经济、外商投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合作企业，渐次走到发展的前台，使得社会生产得以迅速恢复，社会的商品、物资和服务日渐丰富，就业与民生收入同步增长，百姓消费也随之改善。今日中国，居民消费已经由昔日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等为标志的千元级商品，提升到住房、汽车、家电、电脑等大宗商品数十万元甚至数百万元消费级别。冰箱、洗衣机、彩电等大家电不断更新迭代，手机、电脑现在是大学生甚至中学生的必备，电子可穿戴设备也正日益流行，信息消费爆炸式增长，人工智能消费和机器人服务也开始走进寻常人们的生产、生活……这些变化正说明中国在经济取得成功发展的同时，消费也在不断升级。
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已经是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的混合经济。无论是国有经济，还是个私民营经济、外资经济，抑或是经过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而来的混合所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实现形式，都是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力量。这些不同经济体的企业，都已按照公司制要求建立了现代公司制度，实现了法人治理结构，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公平竞争的企业主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已经为社会主义多种所有制经济主体创造了一个开放、公平的竞争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无论是做强国企，还是壮大民企，亦或是做大外企，都是为了发展社会生产力，都是我国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需要。
“吃饭+穿衣”的生存型、温饱型消费，带动轻工制造业规模发展
中国人民真正实现了不愁吃不愁穿，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落实，使得中国在还是那片土地、还是那群农民的情况下，仅仅因为制度安排的创新激励，就释放出巨大的生产力。20世纪80年代，中国东部沿海大量承接世界产业转移，纺织、食品、服装、小五金、小塑料以及其他生活日用品等轻工制造业都是劳动密集型的，大量吸纳了农村劳动就业人口。苏南乡镇企业、温州个私家庭作坊、珠三角来料加工等模式，迅速在沿海地域集聚规模扩张。纺织、服装、食品等传统制造业，起初是解决国人的消费，而随着90年代我国外贸体制改革推行企业自营贸易，这些制造业企业集群迅速获取国际市场的贸易份额，形成长、珠三角轻工制造业世界级产业集群。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长、珠三角传统制造业集群，更加强化了中国“世界工厂”的名号。
“住房+出行”的改善型消费，带动房地产、交通和通讯等产业壮大
没有了温饱之忧，下一步就是改善我们的居住条件和出行条件，扩大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这样的消费升级，直接带来房地产业、家电设备制造业、家具行业、交通建设、通讯产业、建材等产业大发展。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特别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房地产、交通和通讯基础设施投资，包括旅游业的投资建设和信息产业的发展，成就了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
房地产业的飞速发展，既改善了中国人的居住条件，也推进了城市化建设，给地方政府带来充足的财力用于支持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以及改善民生。房地产还带动上下游几十个产业的发展和就业，经济带动效应非常巨大。
交通运输、通讯、旅游和信息产业的发展，也带来了很大的关联产业增长效应，极大地提升了中国社会的全要素生产率。目前，中国的高速公路网、高速铁路网、光纤宽带网、移动通讯网络都居于世界领先行列，我们拥有全球最先进的5G网络通讯技术，所有这些都极大地提高了我们的消费满足感、幸福感。中国的高铁如今将城市串成线，形成同城生活，并以线带面，推进了城市群、城市带和都市圈的联动发展。
文化休闲、体育健康类消费，带来文体产业和健康产业繁荣
随着改革开放带来国人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人民对于文化的欣赏、体验和消费需求不断上升，社会对于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需求也日益丰富和多样化。媒体书刊、文艺作品、音像制品、文化馆藏、文化研究，是传统的文化产品消费对象；互联网、旅游娱乐、广告、会展，是新兴发展型文化产品消费对象；自媒体、微信朋友圈、游戏竞技等，是现代数字文化产品消费对象；这些文化产品和文化休闲消费增长，是推动文化产业迅速发展的市场源动力。
体育竞技和健康休闲，是现代都市人民生活娱乐很重要的一部分。人们乐于观看欣赏体育赛事，乐于体验健康休闲娱乐活动，乐于参与运动健康休闲趣味活动，这些都是体育健康类消费需求，也是体育产业和健康产业发展的市场空间。体育竞技和健康休闲的消费增长，带动了我国体育产业和健康产业的大发展。
智慧生活与手机支付的享受型消费，激发新经济的成长
今天的中国，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应用，智慧城市、智慧社区和智慧医疗、智慧办公的推行，给生活在这个时代的国人带来了无限的消费体验和消费幸福。特别是我们的手机支付已经非常普及，这使得互联网普惠金融能够有效地提供个人金融服务，让更多的人能够获得金融支持，享受信用消费，更好地支持保障创新、创业、投资和生活，激励全民参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使得数字信息技术成为全球研发投入最集中、创新最活跃、应用最广泛的领域，对经济社会各行各业的带动作用最强。现如今包括5G通讯、人工智能、自动驾驶、数字标识、生物识别、量子计算、再生能源、区块链技术等，都已进入成熟序列，正加速商业化进程。这些新经济的发展，既拉动了消费升级，又在消费升级的促动下，支持了数字经济相关产业的迅猛成长。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焕发强大生命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调结构、补短板，解决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高质量发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建设生态文明，形成绿色生产和生活方式；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建设健康、美丽中国；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和多边贸易自由化。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将长期处在初级阶段。必须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这是***总书记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十九大等多个场合多次讲话中重申和强调的。20_年11月1日总书记在其主持召开的民营企业座谈会上，再次重申“两个毫不动摇”，为民营经济正名，为民营企业家鼓气。个体和私营等各种形式的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公有制可以也必须有多种实现形式，这是我们党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目标持续艰难探索，得出的结论。这个结论，与包容性增长的理念与要求也是高度契合的。
我们不能关起门来搞建设，必须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学习人类一切优秀成果、制度和管理经验。我们要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主动参与和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不断壮大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
特别是在当前中美贸易战不断升级、国内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国际经济环境不确定性上升的严峻形势下，我们更要保持清醒，正确评估和预判中美经贸关系的走向，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阻止中美关系走向对立或交恶。我们要积极利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平台，开拓其它国家经贸合作的市场和空间，最大限度减少中美贸易战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冲击和损失。
我国是拥有14亿人口的全球最大消费市场，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们建立起了完备的工业体系，有了比较强大的科技、教育、文化、卫生、国防等事业；中国巨大的消费市场、庞大的经济体量、广阔的幅员和区域不平衡的现实，使得中国经济具有很大的自我调控回旋余地和发展的韧性。今天，我们有华为、海康威视、大疆无人机这类走在世界前列的实体高科技创新型企业，也有百度、腾讯、阿里、京东等不输脸谱、推特、亚马逊的互联网企业巨头。我们在高铁、特高压输变电、核能、航天、量子通讯等产业和基础设施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创新与突破，更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体系中（39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全部工业门类的完整工业体系。一家制造商在中国只需半小时电话时间就能完成配套生产，而在其他国家往往半个月都不一定能搞定……我们不想要贸易战，但我们也完全不惧怕贸易战。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包含了社会主义要不断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新发展观理念，也包含了充分激励个体的创造力和积极性的思想实质。我们要准确把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髓，用前进的、发展的眼光和辩证的思维，学习领会贯彻新发展理念，最大限度地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解决我国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第6篇: 中国的经济发展史
经济问题被认为是与所有政治和道德问题复杂地连结在一起的。中国的政治家们相信，他们能够操纵经济的发展，使之从属于政治的目的。
简言之，要使经济从属于政治，而非政治从属于经济。中兴的经济政策——遵循着政府在其他方面的中兴政策——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之上：通过适当地采纳传统的中国经济学的原则，能使传统的经济再次繁荣。在一个绝大多数人口的收入直接来源于土地，以及土地税向来是政府的主要收入的国度里，保护农业生产者是经济学的主要目标。
“重农抑商”的原则在经典和史籍中被一再强调，农业不仅继续被认为是中国经济唯一可行的基础，而且是唯一合适的基础。然而，这决不是要扩大农业生产和增加农业税收，或按现代西方眼光，“繁荣”农业经济。中兴的目标是重建一个朴实和稳定的农业社会，在此社会中提倡节俭，强有力地抑制政府的开支、绅士的奢侈和农民的物质欲望。
凡是节俭和精明的管理相结合的地方，就不会有经济危机的发生。如王庆云——一位有经验和才干的经济学家——在1850年所指出的那样：时下，朝野上下皆惶恐不安，惊呼贫困。臣窃以为断无惊恐之理。毋庸另寻致富之途，只须严肃纲纪，治理得当，何有贫困之苦？基本沿袭了明朝制度的清朝财政机构，依现代标准来看无疑是臃肿的，但在当时是高度发达的，在其早期证明是有效率的。当政府能够维持和平和提供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的条件时，它不用增加人民无法忍受的负担就能筹集到它所需要的金钱。
然而，户部及其有关机构应付危机时期税收减少和开支增长的能力是很差的。咸丰时代（1851—1861年）之前，田赋、漕粮、国内商业税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