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使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获得了辉煌的成就，地理学也如此。由于我国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使我们面临的自然结构和社会经济结构已经及正在发生剧烈的变化。这种变化向地理学提出了一系列的重大科学问题和实际问题。地理学家充分利用了巨大的发展机遇和挑战。地理学家组织和参与完成了国家一系列重大的关于中国自然结构和国家发展的综合性的研究任务，大量的研究成果充分体现了应用价值和科学内容，成为诸多分支学科发展的基本动力。
同时为政府和社会提供了大量的科学资料和建议，在经济和社会发展实践中产生了巨大的效益。中国地理学的影响力日益扩大，地理学家的工作促进了中国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地理学的方法逐步为社会所了解和应用，地理学的成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为社会所认同。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20世纪后半叶，在为国家需求服务所进行的工作规模和发挥的巨大作用方面，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地理学能够与中国相比。大规模的全方位的理论成果不仅创新性地体现了中国地理的基本特点，也丰富和发展了当今现代地理学及相关学科的理论体系。地理学的发展成就和影响已经明显超越了专业的界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地理学逐渐走向世界，通过广泛交流引进了发达国家地理学的理论方法。在科学研究体制、评价指标、资金来源等方面进行了诸多改革，发展条件获得大幅度改善，新人才大量涌现。许多学者逐渐有了一个基本的共识：地理学发展应该逐步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注重由自然因素引发的环境变化正在转变为由人类因素引发的环境变化，即转移到自然过程、生物过程和人类活动过程间的相互作用方面。这种变化应该是具有统领性质的。但是，正如黄秉维先生当时所反复强调的，这种”环境变化”不应该仅仅理解为全球气候变化。
近10多年来，许多地理学家将视角转向地理学及相关领域研究发展的国际“前沿”，也有一批学者继续将重点置于国内新的重大领域的研究。这期间，中国地理学发展方向和研究工作出现多元化的态势。在研究工作中开辟了下列新方向和新领域：土地利用和土地覆被变化、温室气体变化与大气层增温、水资源与水环境、生态系统和碳循环，生态经济、对地观测、地球系统、自然灾害及其防治、资源经济、区域可持续发展、城镇化及城镇体系、功能区等。在地理学的区域性方面，研究的区域尺度表现为微观的更“微”，宏观的即为全球尺度。在上述新领域和新方向近年来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
中国地理学的这一重大变化与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在全球的响应是基本一致的。早在20 世纪70年代，土壤学、林学等学科即进行生态系统碳循环的研究。当时研究的目标是揭示农作物、森林、草地等肥力维持机制和生产力。1986年IGBP(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启动，1990年IPCC第一次评估报告发布，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生效。学术界 20世纪90 年代开始进行气候变化的生态系统碳收支和碳循环机理研究。1997年12月“京都议定书”诞生后，研究工作明显扩大到不同类型的生态系统的碳循环过程、不同区域的碳收支、气候变化对碳循环的影响及反馈的研究方面。
陆大道，著名经济地理学家。200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曾任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所长，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现任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长期从事经济地理学和国土开发、区域发展问题研究，组织了对我国工业布局和工业地理学的学术总结，初步建立了我国工业地理学的理论体系，参与或组织了多项国家级及地区级规划的制订和战略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