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解读:以“三角支架”托起依法治国新未来
法治是政治文明最坚实的基础，也是一个国家走向现代文明的标志。依照宪法和法律来治理国家，更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十八届四中全会就明确强调必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只是“法令行则国治，法令弛则国乱”，依法治国最关键还在于落实。细细品读强卫的讲话，其“三个关键”就堪称法治建设三个支点，并以其构成的“三角支架”托起了依法治国的新未来。
先来看社会公正，其不仅是社会发展进步的价值取向，更堪称衡量社会文明与进步的重要尺度，甚至已经成为了经济发展的推动力。但令人遗憾的是，随着社会越来越多样化、多元化，各种社会问题、社会矛盾也层出不穷，社会不公现象亦屡见不鲜。作为江西主政者，强卫明确表示要将社会公正作为法治价值追求，当然有助于解决这一问题，凝聚民众力量推动依法治国的落实。
要实现依法治国，也不能少了社会诚信。古语有云：“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宁”。换句话说，就是人不能没有诚信，诚信甚至已成社会最普遍也是最基本的伦理价值需要，更可谓人们在立身处世、待人接物和生活实践中必须要具有的行为品质。而今强卫明确表示要不断提升江西的诚信建设水平，这不仅有助于打造“诚信江西”这张靓丽名片，更有助于通过夯实诚信实现依法治省。
“社会秩序是法治的基本要求”，强卫此言更是抓住了依法治国落实的重要一环。毕竟法律最直接的作用就是规范社会秩序，没有良好的社会秩序法治也实现不了，两者相辅相成不可分割。对于社会秩序而言，其既需要法律护航，也离不开道德保障。对此强卫明确强调既要发挥好法律规范作用也要发挥道德教化作用，如此足以发挥法律与道德合力，营造江西和谐有序的社会环境。
当然，在新形势下江西要想取得跨越发展，要想实现全面小康，桩桩件件都离不开依法治省的有效推进。而若我们能够按照强卫书记所言，以社会公正、社会诚信、社会秩序这“三个关键”构成稳定的“三角支架”，将依法治国融入江西各项工作和建设全的过程，想方设法在落细、落小、落实上下功夫，就必能以“三角支架”托起依法治国新未来，让江西发展步伐更加铿锵有力。
十八届四中全会公报要点：涉及八大方面问题
一、深化“三中全会”部署
“一中全会”一般紧接着党的代表大会之后召开，聚焦“人事”，讨论、选举党的领导;“二中全会”一般在全国两会之前召开，主题也以“人事”为主，讨论新一届国家机构的人事安排;“三中全会”则以“经济与改革”为主题，改革开放以来历届三中全会的决策部署，对中国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而“四中全会”，一般与“三中全会”相隔一年左右，会期一般4天，会议内容通常全面落实、深化“三中全会”的决策部署。
8个月前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设法治中国，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今年10月将召开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将研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大问题。
二、多以“党建”为主题
特别是十四届四中全会以来，“四中全会”还常聚焦“党建”。十二届四中全会，讨论确定了关于进一步实现中央领导机构成员新老交替的原则;十四届四中全会、十六届四中全会、十七届四中全会均以党建为主题。
如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党内存在不少不适应新形势新任务要求、不符合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问题，这些问题严重削弱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严重损害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严重影响党的执政地位巩固和执政使命实现，必须引起全党警醒”。
三、会进行部分人事调整
依据党章等规定，开除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的党籍，要经党的全会决定。十五届四中全会、十六届四中全会，分别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许运鸿问题的审查报告》、《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田凤山问题的审查报告》，分别撤销许运鸿、田凤山的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中央委员会委员职务，开除二人党籍。
十八大以来，我国反腐力度超过以往，此前被查的34名省部级高官中，有中央委员(国资委原主任蒋洁敏、公安部原副部长李东生)，中央候补委员(广州原市委书记万庆良、四川省委原副书记李春城、中国石油(行情,问诊)天然气集团公司原副总经理王永春)等。按照规定，上述人员的处理，也将在今年10月召开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上审议通过，追认、确认。
四、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29日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大问题。
自1997年9月12日中共十五大首次提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如今已过去17年。“四中全会研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将依法治国方略具体化、路径化，让依法治国真正"看得见，摸得着"”，原最高法院研究室主任、国家法官学院教授张泗汉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在去年11月份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中，也有专门的篇幅论述推进法治中国建设问题。《决定》要求，建设法治中国，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此外，还特别强调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性。 五、增大简政放权的含金量
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29日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了上半年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主持会议。
从过去习惯审批“画圈圈”，到不断自我消权，进而创新事中事后监管，这是政府职能转变的一场“自我革命”。李克强19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确定，再取消下放87项审批事项;将90项工商登记前置审批事项改为后置审批，实行先照后证;取消19个评比达标表彰项目;同时，再取消一批部门和行业协会自行设置、法律法规依据不足的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事项。
“行政体制改革是推动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必然要求。要按照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目标，深入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这是党的十八大对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提出的明确要求。从十八大开始，先后取消和下放133项行政审批事项到如今李克强总理提出的“今年再取消和下放200项以上行政审批事项”。这一组组不断攀升的数据彰显了中国在新一轮深化改革进程中的决心与勇气，更是新一届中央政府打造“服务型政府”，创新经济增长新模式的真实写照。让民众看到了新的经济增长极与致富路。
从1979年改革开放到现在，在已过去的30余年时间里，中国的经济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可喜成绩，但由于过度依赖投资，使得中国经济的发展结构变得不太合理，其中的“泡沫经济”也逐渐显现;同时，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干预也稍显过多，未能充分的发挥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作用，从而严重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再次提速。那么，调整经济发展结构，激发社会新活力，创新经济增长点也就成为本届政府的一大要事。因此，十八大以后，“简政放权”不断地被付诸实施。让更多的民间资本投入到实体经济中，虽然该经济增长方式稍显缓慢，但路子走的“更实”。
经济结构的调整，非一蹴而就。政府“简政放权”的目的就在于优化结构，激发活力。但是对于关系国家经济命脉的关键行业，国家不能“放权”，否则将危及到国家安全与民族存亡。同时，对于简化的项目，不能“一简百简”，还得加强监督与管理，使其在法制轨道上运行。不然市场对资源的优化配置作用不但没能显现，反而绕乱了市场经济。再者，对于政府官员来讲，要从“官老爷”转换到服务企业，服务人民的“公仆”角色上来，从而打造真正的“服务型政府”。
六、关于经济增速 发展必须保持一定速度
会议提出，正确看待经济增长速度，对做好经济工作至关重要，对做好各方面工作影响很大。我国发展必须保持一定速度，不然很多问题难以解决。同时，发展必须是遵循经济规律的科学发展，必须是遵循自然规律的可持续发展，必须是遵循社会规律的包容性发展。
国家发展改革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认为，一方面，经过过去30多年的高速发展，单纯追求速度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7.5%左右的中高速增长正在成为中国经济新常态;另一方面，保持一定增速是顺利实现经济升级转型和民生保障的重要前提，“换挡期”往往是不确定性上升的风险期，要防止经济出现惯性下滑甚至失速。
“在保持一定经济增速的同时，强调发展的科学性、可持续性和包容性，破除了‘速度教条’。”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元春表示，这意味着我们不是为了增长而增长，而是将经济社会发展与人民生活改善相结合来考虑问题。
七、关于改革与放权 改革仍是重中之重
会议要求，坚持把改革放在重中之重位置，坚持问题导向，围绕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加快推进改革，激发市场内在动力和活力。要增大简政放权的含金量，加紧深化投资体制改革，尽快放开自然垄断行业的竞争性业务，加快服务业有序开放，放宽制造业准入限制，同时放管结合，加强市场监管。
“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张燕生分析说，会议进一步明确了推进改革的具体路径，包括政府职能要从过去的事前审批更多转向事中、事后监管;通过投资体制改革给企业“松绑”，发挥企业投资主体地位，谁投资谁受益谁负责;放开自然垄断行业竞争性业务，为民间资本提供大显身手的舞台。
八、关于下半年经济 更加注重定向调控
会议提出，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针对经济运行中的突出问题，更加注重定向调控，有效实施一些兼顾当前和长远的政策措施。
“这明确了要在稳增长基础上促改革、调结构，在底线管理基础上加强区间调控。”刘元春表示，政策连续性是指不改变宏观调控基调，主要以预调和微调为主，强化底线、区间管理，同时强调调控的精准发力、结构导向。
会议还对下半年发挥好财政金融资源效力、积极扩大有效投资、努力扩大消费需求、努力稳定对外贸易等方面提出了明确要求。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咨询研究部副部长王军说，稳增长首先是稳投资，但稳投资并不意味着“大水漫灌”，必须着力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质量效益。比如中西部地区缺乏的铁路、公路、水利、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以及教育、文化、医疗等有利于消费长期增长和民生持续改善的服务业投资。
专家们普遍表示，我国宏观经济进入潜在增长率下行、重在转型升级的新常态后，宏观调控也需要通过定向调控、精准施策来适应，而且应根据形势变化进行预调微调，做好政策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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