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澜文心雕龙注论说文1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在“龙学”史上的地位毋庸赘言，其正如书后《校记》所言“余友范君仲澐，博综群书，为之疏证。取材之富，考订之精，前无古人，询彦和之功臣矣。”诚为灼见。作为“探求作意，究极微旨”的途径之一，范注以“注论可通”的注释观精析《文心》义理及伦序，既从精微处考求字词，亦重剖析章句内涵，更从宏观序志中揽求《文心》要旨，多层面的深入解读为“龙学”开拓了新的研究视角和阐发模式，实乃“龙学”研究史上的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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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范文澜著《从烦恼到快乐》，延安《中国青年》第3卷第2期，1940年12月。
[2] 本文所引刘勰《文心雕龙》原文，范文澜注均出自《文心雕龙注》（刘勰著，范文澜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以下不再分别出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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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澜文心雕龙注论说文2
范注《文心雕龙》“注论可通”体现在诸多层面，由字词溯源深入义理考释，由章句辨析阐述核心概念，由文脉转承启发文意联系，不同层面的相互融通搭建了范文澜对《文心雕龙》的认知体系。
（一）核心概念解析中的论辩呈现。《文心雕龙》首篇为《原道》，作为开宗明义的核心概念，对于刘勰所谓“道”何，诸家便有不同的理解。范文澜立足《文心》原文，并以《周礼》、《儒效篇》考之，对“道”之内涵做出定位：“按彦和于篇中屡言‘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夫岂外饰，盖自然耳；’‘故知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综此以观，所谓道者，即自然之道，亦即《宗经篇》所谓恒久之至道。《周礼》太宰以九两系邦国之民，其四曰‘儒以道得民。’郑注曰‘儒，诸侯保氏有六艺以教民者。’孙诒让疏云‘儒则泛指诵说诗书，通该术艺者而言，若荀子《儒效篇》所称俗儒雅儒大儒，道有大小，而皆足以得民，亦不必皆有圣贤之道也。’彦和所称之道，自指圣贤之大道而言，故篇后承以《征圣》《宗经》二篇，义旨甚明，与空言文以载道者殊途。”范文澜立足其经史学养将《文心》之道推源至自然圣贤之道，并指出不同于空言文道关系的论断，作为统领全书的纲领性概念，对其进行辨析与定义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范文澜有理有据地阐释了自身对于“道”体认。对于一个概念的发微往往需要对其中的字词深入考据与辨伪，力求接近概念创造之初的原貌。在《辨骚第五》中，范文澜就刘勰之“辨”为何义进行论述，“按彦和以辨名篇，辨者，辨其与经义之同异，计同于风雅者四事，同异既明，取舍有主，所谓‘凭轼以倚雅颂，悬辔以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真，玩华而不坠其实’，非先有辨别之明，曷足以语此？彦和鉴于齐梁文辞之靡丽，故论文首贵真实，于《离骚》尤谆谆以同异为言。其实屈宋之文，奇华者其表仪，真实者其骨干，学之者遗神取貌，所以有讹体制讥。试读贾生《惜释》枚乘《七发》相如《大人》杨雄《河东》诸篇，当悟昔贤摹拟变化之方矣。”由为何以“辨”名篇继而进入文章结构与所指，连同刘勰论“辨骚”之渊源一同梳理清晰，如此之论颇为精深。对于“风骨”之意的发掘同样体现出范注的“论”体特色。范注曰：“风即文意，骨即文辞，黄先生论之详矣。窃复推明其意曰，此篇所云风情气意，其实一也，而四名之间，又有虚实之分。风虚而气实，风气虚而情意实，可于篇中体会得之。辞之与骨，则辞实而骨虚。辞之端直者谓之辞，而肥辞繁杂亦谓之辞，惟前者始得文骨之称，肥辞不与焉。”黄侃先生在《文心雕龙札记》中对“风”“骨”及其关系进行了深入辨析，范文澜在继承其师思想的基础上做进一步深入阐释，指出文中论及的风、情、气、意只是有形式上的虚实之分，而没有内涵上的差别。针对文中“若瘠义肥辞，繁杂失统，则无骨之征也”，“能鉴斯要，可以定文，兹术或违，无务繁杂。”范文澜注释道：“辞必与义相适，若义瘠而辞过繁，则杂乱失统，失统即无骨矣。”并就文章高下标准指出：“风骨并善，固是高文；若不能兼，宁使骨劲，慎勿肌丰；瘠义肥辞，所不取也。故下文云‘并重气之旨’；又云‘鸷集翰林，雉竄文囿’。”《文心》中的文论概念有的十分抽象空灵，论者往往难以从实处着手对其进行解析。范文澜在注释中能够十分巧妙地从虚处借力阐释其内在意蕴。在《隐秀第四十》中，对于何为“隐秀”范文澜注道：“隐秀之于文，犹岚翠之于山，秀句自然得之，不可强而至，隐句亦自然得之，不可摇曳而成。此本文章之妙境，学问至，自能偶遇，非可假力于做作，前人谓谢灵运诗如初日芙蓉，自然可爱，可知秀由自然也。所谓‘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尽日觅不得，有时还自来’正是自然之旨。”隐秀之致要自然而得，非强力所谓，而偶遇之成，源于学问功夫。从虚处入手而于实处落地，将此空脱的概念演示得可想可感。
《文心雕龙》
（二）章句阐释的以注为论。范文澜阐明探究《文心》作意微旨的注释所向，也在章句注释中践行这一目标，注重揭示刘勰言何理，何以言。在《神思第二十六》中有“难易虽殊，并资博练。若学浅而空迟，才疏而徒速，以斯成器，未之前闻。”范文澜注释：“古今文士之成名，半由于天才，半由于学力，失一焉则其所至必尽。若夫学浅才疏而徒以敏捷为能，是犹跛鳖不积跬步，而妄冀千里也。故彦和决绝其辞曰‘以斯成器，未之前闻’。”刘勰指出若非博学宏才之资，则鲜少成大器者，范文澜对此以比喻释之，说明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孤陋寡闻不足以成才的道理。这一点还显著体现在《总术》一篇中，文中有“凡精虑造文，各竞新丽，多欲练辞，莫肯研术……动用挥扇，何必穷初终之韵；魏文比篇章于音乐，盖有征矣。”范文澜注曰：“此节言时人昧于文字之本原，惟辞采是竞，舍根趋末，玉石纷杂、所谓匮，芜，浅，诡，声悴，理拙诸病，皆由于不知研术之故。术者，自《神思》一下诸篇，皆造文之要术也。能明乎术，则少知所以接，多知所以删，术有定数，无待邀遇矣。”文中道：“若夫善弈之文，则术有恒数……辞气丛杂而至。”范文澜注曰：“此节极言造文必先明术之故，本篇以总术为名，概总括《神思》以下诸篇之义，总谓之术，使思有定契，理有恒存者也。或者疑彦和论文纯主自然，何以此篇及称执术，讥切任心，岂非矛盾乎？谨答之曰，彦和所谓术者，乃用心造文之正轨，必循此始为有规则之自然；否则狂奔骇突而已。弃术任心者，有时亦或可观，然博塞之文，借巧傥来，前驱有功，后援未必能继，不足与言恒数也。若拘滞于间架格律，则又彦和之所诃矣。”该篇中范文澜多次注明此节所言为何，在章节的演绎论述中贯以重点字词概念，如“术”的解析，同时点明《总术》在下篇的定位，最终落实到刘勰论文中自然与执术不可偏废的重要论断。范文澜在注释中既博求文字训诂、考订，以求无所遗落，同时注重文意的剖析与梳理，二者的结合使得“注论可通”的注释观与注释实践呈现出极佳的效果。
范文澜故居
（三）文脉梳理中的注论可通。首章《原道》篇中，范文澜认为“《文心》上篇凡二十五篇，排比至有伦序”，因而以图表形式呈现前二十五篇之间的关系，一至四为总论，“道沿圣以垂文”，因而《原道》为首继以《征圣》；“圣因文而明道”，因而《征圣》继以《宗经》，“纬以配经”，故而《正经》继以《正纬》，“文体繁变，皆出于经”，方得以下文体诸篇，并将其分为笔类、文类和文笔杂三类。其间伦序关系一目了然。至下篇，《神思》下注曰：“《文心》上篇剖析文体，为辨章篇制之论；下篇商榷文术，为提挈纲维之言。上篇分区别囿，恢宏而明约；下篇探幽索隐，精微而畅朗。”并将下篇而是篇列表于注中，以示彦和组织之靡密。看似不论而其意自明，这种注释方式可谓精妙。范文澜对刘勰造语生意之伦序十分看重，常常以此为发明之处，例如《神思》中“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怿辞”一句，范文澜注道：“此四语极有伦序。虚静之至，心乃空明。于是禀经酌纬，追骚稽史，贯穿百氏，泛滥众体，巨鼎细珠，莫非珍贵，然圣人之经外，后世撰述，每杂邪曲，宜斟酌于周孔之理，辨析于毫厘之间，才富而正，始称妙才。才既富矣，理既明矣，而理之蓄蕴，穷深极高，非浅测所得尽，故精研积阅（阅有积历之意。研，䃺也，审也，有精思渐得之意。）以穷其幽微。及其耳目有沿，将发辞令，理潜胸臆，自然感应。若关键方塞而苦欲搜索，所谓理翳翳而愈伏，思乙乙其若抽，伤神劳情，岂复中用。怿，疑当作繹，抽也，谓神理之致，须顺自然，不可勉强也。”从中可以看到范文澜力求追索刘勰成文之思路，对其逻辑线索及内在意蕴进行严密地剖析和挖掘。对文论中刘勰论证的关键之处，范文澜展开议论之议论，在其基础上再翻出一层，使其与接受者之间的距离进一步拉近，《神思》一篇体现得尤为清晰显著。文中有“方其搦翰，气倍辞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何则？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也。”对于此句的理解，范文澜注解道：“言语为表彰思想之要具，学者之恒言也。然其所以表彰思想者，果能毫发无遗憾乎？则虽知言善思者，必又苦其不能也。思想上精密足以区别，而言语有不足相应者；思想上有称密之区别，言语且有不存者。无论何种言语，其代表思想，虽有程度之差，而缺憾则一也。据此，知言语不能完全表彰思想，而为言语符号之文字，因形体声音之有限，与文法习惯之拘牵，亦不能与言语相合而无间。故思想发为言语，已经一层障碍，由言语而著竹帛，又受一次朘剥，则文字与思想之间，固有不可免之差殊存矣。”辞不达意是古人今人共同面临的难题，刘勰从意翻空而言征实的差异对比中寻找答案，范文澜更加具体地解释语言何以不能完全表达内心思想，其间不可弥合的间隔为何产生，对该问题的论述详赡而精当。对于“密则无际，疏则千里……是以秉心养术，无务苦虑，含章司契，不必劳情也”的表述，范文澜论曰：“‘密则无际’即上文所云‘枢机方通，则物无隐貌。’‘疏则千里’即上文所云‘关键将塞，则神有遁心’。纪评曰‘意在游心虚静，则腠理自解，兴象自生，所谓自然之文也。而‘无务苦虑，不必劳情’等字，反似教人不必冥搜力索，此结字未稳，词不达意之处，读者毋以辞害意。’案纪氏之说非是。‘或理在方寸’以下指‘疏则千里’而言，夫关键将塞，神有遁心，虽穷搜力索何益。若能秉心养术，含章司契，则枢机常通，万涂竟萌，正将规矩虚位，刻镂无形，又安见其不见经营运用之功耶！”范文澜辩纪昀说之欠妥之处，点明刘勰论文前后的呼应关系，阐发秉心养术而至巧于无形的自然精妙之道。范文澜在注释中常常观照刘勰论文的转承关系，大至前面所言《文心》上下篇间架结构的梳理论述，小至每一篇中章与章之间，句与句之间乃至词与词之间如何相互承递，相互照应，相互启发，对于我们理解《文心》的论述逻辑大有裨益。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论说文3
《指瑕第四十一》中说道“若夫注解为书，所以明正事理；然谬于研求，或率意而断。”范注有：“纪评曰‘此条无与文章，殊为汗漫。’案《论说篇》云‘若夫注释为词，解散论体，离文虽异，总会是同。’据此，注解为文，所以明正事理，尤不可疏忽从事，贻误后学。何晏间王弼《老子注》，乃以所注作《道德二论》，郭象注《庄子》，亦即以意阐发，无异单篇之论，注与论本可通也。”范文澜对于纪昀的评注或许不以为然，他指出注解的功用之一在于阐发以正事理，从这个维度而言，注与论同质异构，可通其旨归。在《例言》第五条中范文澜便明确指出：“昔人颇讥李善注《文选》，释事而忘意。《文心》为论文之书，更贵探求作意，究极微旨。古来贤哲，至多善言，随宜录入，可资发明。其驾空腾说，无当雅意者，概不敢取。”若说李注《文选》忘意之举尚无妨其注释宏旨，作为论文之书的《文心》则不可忽视探求作意旨归的重要性。《论说第十八》中说：“圣哲彝训曰经，述经叙理曰论。”范注：“凡说解谈议训诂之文，皆得谓之为论；然古惟称经传，不曰经论；经论并称，似受释藏之影响。”注中引用《释名·释典艺》：“论，伦也；有伦理也。”《说文系传》：“应诘难，揭首尾，以终其事，曰论。论，伦也。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语各有伦，而同归于理也。”《说文》：“论，议也。”贾逵曰：“论，释也。”《礼记·曲礼目》注有《正义》曰：“注者，即解书之名。”范文澜按：“注解为注，以解释为主。”总而观之，范文澜的“以注为论”、“注论可通”思想贯穿于其注《文心》的实践中，本此观念，在注释中不仅注重文本的校勘、考订，究其本源，亦就关键问题广泛搜罗学界观点，在取舍中阐发己见，涵泳《文心》这部经典文论著作的思想旨趣，形成有论有辨的重要特色。
《文心雕龙注》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论说文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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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剧《丑女贝蒂》中的主人公贝蒂是一个带钢牙套和厚重的眼镜，身材粗壮的女人。这样的主角形象最终也仍没有改变，只是有一个职场菜鸟化身为白领，并将男主角收入囊中。观看影片的过程中，你会感受到那只自卑的丑小鸭一步一步敞开胸怀，必变为丑天鹅的那种精神上的蜕变。对此，男观众们却似乎并不买账，只称是“看了第一集和最后一集，没变，烂爆”。
现今社会是看脸的时代，只不过男性的要求更严格了一些，大多数人择偶的标准是脸，一见钟情这种老梗的基础也是脸。电视剧中的丑女大翻身的桥段在现实中可是一把烂戏，时代总是让人慨叹：人丑，还能干些什么?
某市状元在接受采访时回答：“人丑，就要多读书。”虽是笑谈，可着实谈到了重点上。蔡澜先生有一篇论述漂亮女人的文章，他老人家在文中评价张爱玲“不怎么漂亮，但是美”;也是了，如果你读过张爱玲满是荆棘的文字和句句穿心的篇章，你对她的评价就永远不会是“鹅蛋脸，穿着旗袍的俗女人”，而会是“在蟹壳青色的天空下一抹绒黄的点缀”。时代于人，洗印下来的终究只是一颗心，容貌终究会老，心中沉淀的是大爱与智慧，表现出来的就应是一种坦然而落落大方的美。
因此，往往内在是充实而美丽的，其外在就算不美，也一般精神雅致。像奥黛丽·赫本，关注于贫困儿童，总不吝惜她对于那些孩子的爱意，以至其古稀之岁，仍能看出她年轻时候有多么美的惊世骇俗;像杨绛，如今已逾百岁，虽朴素但衣冠整洁，谈话也是侃侃而谈，眼神中透着的是亘古的学识与平静。蔡澜先生实在不能称之为帅，但是一见便会脱口而称“先生”或是“老师”，客见其器宇不凡，整洁到鬓角都须是平齐的程度。现在有很多年那奇怪的人因外界压力而选择整容，虽是其自己的选择，他人无权评论或干预，但仍然忍不住想要提醒他们：美，通常是由内而外的。
在进整容院门之前，先考虑给自己的心整整容，让自己具有内在美的品质——不仅是善良，你还要博学——然后，当你有朝一日足以自信的站在镜子前时，你发现你自己已经成为篇末贝蒂一样的人，虽不漂亮，但美得精致。
中国历史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初字芸台,后改仲□。1893年11月15日（光绪十九年十月初八）生于浙江省绍兴府山阴县城（今绍兴市）。少年时读《国粹学报》等书刊，接受章炳麟（即章太炎）等人“爱国爱种”的政治主张，拥护辛亥革命。1913年，考入国立北京大学文预科，翌年进文本科国学门，受业于国学名师黄侃、陈汉章和刘师培等人，并常聆听鲁迅先生讲碑帖、金石学，当时曾以继承乾嘉训诂考据之学为己任。1917 年在北京大学毕业，获学士学位，曾一度任校长蔡元培的私人秘书。1918年春，赴沈阳高等师范学校任教；同年夏，往河南汲县省立中学授课。1922年任天津南开学校国文教员，后兼南开大学教授，讲授中国文学史、文论名著和国学要略。1925年，应顾颉刚之约，加入文化团体朴社；在天津出版《文心雕龙讲疏》一书，博得梁启超等人的好评。同年，五卅运动爆发，他参加了天津各界反帝大游行。此后,开始阅读宣传新思潮的书刊,并改写白话文。翌年秋，在天津加入中国xxx，后虽因xxx天津地委遭破坏,失去党的组织关系,但继续从事革命活动。1927年秋，开始在北京大学（原京师大学校）、师范大学、女子师范大学、中国大学、朝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中法大学、辅仁大学等校任讲师。1932年10 月出任女子文理学院国文系主任，次年10月任该院院长。授课之余,勤奋著述,数年间出版了《诸子略义》、《水经注写景文钞》、《文心雕龙注》、《正史考略》、《群经概论》等书。其中《文心雕龙注》一书,征证详核,考据精审，究极微旨，为一时名著。
1936年夏，任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七七”事变爆发后,主编《经世》战时特刊，支持《风雨》周刊,积极宣传中国xxx的抗日主张，因其抗日活动遭河南地方军政当局禁阻，于1938年暑期愤然辞去河南大学教职，参加xxx军游击队；同年末，应邀赴湖北隋县参加第五战区豫鄂边区十三县抗敌工作委员会，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1939年 9月,重新加入中国xxx。次年2 月到延安,先后任马列学院及延安中央研究院副院长,兼历史研究室主任；受xxx中央和xxx委托，主持编写中国通史（含中国近代史）。1943年 5月调xxx中央宣传部工作。
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他逐渐形成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富有民族特色和鲜明个性的新的学术思想体系。1940年8、9月间,在延安新哲学年会上发表讲演,在学术界率先运用唯物史观对中国经学的阶级本质、历史地位及其发展规律作全面的评述。1941年、1942年出版《中国通史简编》上册（上古至五代）和中册（宋辽至清中叶），以阶级斗争为研究历史的基本线索，通过对史实的具体分析，揭示旧社会旧事物必然要被新社会新事物所替代的规律，被史家誉为较早运用马克思主义系统地论述中国历史的完整的通史著作之一。
1946年 2月调离延安后，历任北方大学校长兼历史研究室主任、华北大学副校长兼研究部主任及历史研究室主任、晋冀鲁豫边区文联理事长、华北人民政府委员等职。在此期间，继续从事历史研究工作；1947年出版《中国近代史》上册(即《中国通史简编》的下册)，系统地论述了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过程和时代特征，高度评价了人民反帝反封建运动的历史功绩。
1949年 9月，作为社会科学界代表，出席第一届中国人民xxx。xxx成立后，任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中国史学会副会长、xxx中央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常务委员等职。1954年起，先后当选为第三届全国xxx常务委员会委员，政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在xxx第八次、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分别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和中央委员。此外，还担任过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理事、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常务理事和政协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主任委员。1952 年起，重新改写《中国通史简编》一书，至1965年先后出版了远古至隋唐五代部分共四册。和郭沫若、吴玉章、翦伯赞、吕振羽等一道，为繁荣中国历史科学作出了重大贡献，是史学界德高望重的领导者之一。1969年 7月 29日在北京病逝。
范文澜对中国史学领域的一些重大问题，如古代和近代史分期、汉民族形成、民族斗争与民族融合、农民战争、爱国主义、封建社会长期延续、批判地总结经学等，都提出过独到见解，为进一步研究开辟了蹊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