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上诉状量刑过重的范文1
......
1、被告人、自诉人和他们的法定代理人。被告人、自诉人和他们的法定代理人都可以以自己的名义对一审的判决、裁定（包括附带民事诉讼判决、裁定）提出上诉，具有平等的上诉权。
2、被告人的辩护人和近亲属，经被告人同意，可以提出上诉。辩护人和近亲属的上诉必须经被告人同意，且应该以被告人的名义提出。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近亲属是指夫、妻、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姊妹。
3、附带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可以对一审判决、裁定中的附带民事诉讼部分提出上诉。如果被告人既是刑事附带民事诉......
起诉书的制作
起诉书的主要内容包括：
1.首部
包括标题、被告人基本情况、案由和案件来源。
2.犯罪事实和证据
公诉书要写明被告人的罪名、罪状、罪证以及认......
刑事上诉状量刑过重的范文2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尹霞，女，1982年3月29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无业。因涉嫌开设赌场，于20_年5月21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0月14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成都市温江区看守所。
因上诉人不服市人民法院(20_)温江刑初字第312号刑事判决书，上诉人认为量刑过重，并应依法宣告缓刑，现依法提出上诉。
上诉请求
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20_)刑初字第312号刑事判决书，并依法对上诉人作出较轻的判决，并依法宣告缓刑。
事实及理由
对于判决书所述事实和定罪部分，上诉人并无争议。但是对于量刑部分，上诉人认为量刑过重，理由如下：
一、上诉人系从犯，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根据本案的基本事实可知，在本次犯罪中，上诉人仅在赌场内从事管理资金、抄分等辅助性工作，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应当认定为从犯。根据《刑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而判决中未对上诉人的从犯性质进行认定，量刑时也未考虑该性质进行从轻处罚。
二、上诉人符合《刑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应当宣告缓刑。
1、上诉人系初犯，且为从犯，因此犯罪情节较轻。
2、上诉人归案后如实供述罪行，此点判决书中也进行了确认。并且上诉人深刻认识到了自己的罪行，具有悔罪表现。
3、上诉人有未成年子女需要抚养，年仅11岁，处于可塑性极强的年龄，正是需要父母管教的时候，且其配偶也在同案中被判处了有期徒刑。宣告缓刑更有利于其子女的成长。
综上所述，鉴于上诉人在此次共同犯罪中系从犯、认罪态度好、又系初犯、主观恶性不深，社会危害性较小，上诉人请求上级法院充分考虑上诉人的一贯表现、认罪态度的悔罪表现，给予上诉人从轻、减轻处罚，并且对上诉人宣告缓刑，给上诉人一个改过 1
自新、重新做人、回报的机会，也让上诉人能尽到一个当母亲的责任，使其子女能健康的成长。
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上诉人：xxx
xx年xx月xx日
刑事上诉状量刑过重的范文3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张锋，又名红红，男，1982年8月25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甘肃省永登县××镇××村农民，住该村。
上诉人张锋因故意杀人一案，不服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_年10月29日(20_)兰刑初第××号刑事判决书，现提出上诉。
上诉请求：
原判决量刑过重，请求依法撤消原审死刑判决，重新作出从轻处罚判决。
上诉事实及理由：
一、一审判决认为被害人对邵玉红的殴打不是引发上诉人杀人动机的理由不能成立。
从邵玉红的询问笔录中，可以看出，被害人性情暴躁且长期虐待打骂邵玉红。案发当晚被害人对邵玉红多次进行殴打，并多次威胁上诉人要伤害其家人，后被害人死掐住邵玉红的脖子不放，致使其呼吸困难，(有邵玉红的第二次笔录第三页为证)，如不是上诉人及时阻止邵玉红可能会窒息死亡。在被害人对邵玉红殴打时上诉人曾试图报案，但被邵玉红及被害人阻止。因此上诉人张为了防止被害人再次对自己及邵玉红玉红进行不法侵害，从而危及二人生命，处于义愤拿刀将其砍伤的行为，实是被迫之举。在司法实践中“义愤杀人”是酌定从轻情节，法院在量刑时应予以充分考虑这一情节。
二、一审判决认为上诉人杀人故意明显，手段残忍与事实不符。
《兰州市公安局尸体检验报告》证明被害人确定是被砍后4小时许才死亡，死亡原因是“失血性休克死亡”。邵玉红的询问笔录证实：在离开作案现场后，邵玉红曾给其姐夫郝宗全打电话让他去看看被害人，上诉人并未阻止。上诉人在明知被害人还未死亡时离开，说明上诉人对被害人的死亡后果并不积极追求，而是听之任之，完全采取放任的态度，这种行为应当认定为间接故意杀人，其主观恶性及社会危害性与直接故意杀人相比是明显较轻的，基于这一事实，对本案上诉人在量刑时，也应从轻处罚。
三、一审判决认为被害人的伤情不是在与上诉人在争夺菜刀过程中造成的事实认定不正确。
在一审庭审过程中上诉人张和被告人邵玉红都供述，在砍了被害人一刀后，被害人起身反抗并于之争夺菜刀，上诉人张锋是害怕被害人夺了菜刀后对自己实施伤害而继续了行为，可见被害人的刀伤是在这个过程中造成的，这于被害人躺于床上不动遭受上诉人直接砍致全部伤情有别的，其主观恶性相对比前者是显然较轻的。
四、上诉人张锋在案发后虽有邵玉红自愿为其顶罪，但仍能够响应“坦白从宽”的政策向公安机关，公诉机关，如实交代案情，更能够向法庭如实陈述案情，并能够服从看守所管教的管理，这表明被告人有明显的悔罪表现。
五、上诉人张锋系初犯，无前科，且一贯表现良好，其村集体及本村数百名村民联名请求贵院给其一次重生的机会，并愿集体担保其日后不至在危害社会。可见，上诉人本质是好的，不是我国《刑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的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并且上诉人张锋是其家庭的精神支柱，如判处其死刑等于判处其家庭的死刑，判处一个无辜母亲的死刑。
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被告人张锋的行为应当受到法律的惩罚，但被告人张锋不是必须判决死刑立即执行的犯罪分子。虽然《刑法》的重要功能之一是惩罚犯罪人，但是刑罚的目的在于预防犯罪，对犯罪人适用刑罚是一种特殊的预防措施，而这种特殊的预防是以对犯罪人所适用的刑罚与其所犯之罪相适应为前提的，也就是说，只有做到罪行相适应才能达到特殊预防的目的。我们不仅要使犯罪人“认罪”，还要使犯罪人“服法”，只有既认罪又服法，才能使犯罪人下定痛改前非重新做人的决心，也才能使特殊预防成为事实。敬请依照我国《刑法》的教育与惩罚相结合，以教育为主的基本原则，给上诉人张锋一次从新做人的机会。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重新审理作出从轻处罚判决。
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
刑事上诉状量刑过重的范文4
上诉人：_________________
被上诉人：_________________
上诉人(姓名及罪名)一案，人民法院年月日(年度)字第号刑事判决(裁定)书，现因不服该判决(裁定)提出上诉。
上诉请求：_________________
(写明上诉人不服原审裁判，要求第二审人民法院部分或全部撤销原裁判，或者要求变更原审裁判，或者要求第二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等)
上诉理由：_________________
1、认定事实方面;
2、适用法律方面;
3、诉讼程序方面。
_______________民法院
上诉人：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年____月_____日
刑事上诉状量刑过重的范文5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季xx，男，19xx年2月19日生，汉族，出生地xx省xx县，高中文化，xx县xx厂职工，原住xx省xx县xx镇xx村x号，现羁押于xx县看守所。
上诉人因抢劫一案，于xxxx年xx月xx日收到xx市中级人民法院20xx年x月xx日(20xx)x中刑初字第xx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现因不服该判决提出上诉。
上诉请求
请求上级人民法院撤销xxx市中级人民法院20xx年x月xx日(20xx)x中刑初字第xx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依法改判上诉人死缓。
上诉理由
上诉人认为，原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量刑过重。理由如下：
一、原审判决对上诉人自首情节未加认定于法不合。
上诉人被公安机关询问，仅仅是因为上诉人在案前与被害人有联系，公安机关只是把上诉人叫去询问一些情况，并未掌握上诉人的犯罪罪行。上诉人在被询问时当即如实供述自己的全部罪行，并主动交出劫得的手机、现金等物。此种情形，依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应以自首论。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因身上携带有赃物，无法抵赖而被迫交代罪行，与事实不符。公安机关不可能对询问对象搜身，如果不是上诉人主动供述罪行，公安机关怎么可能知道上诉人随身携带有赃款赃物了否定自首情节的存在，与事实不符，与法不合。
二、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惟恐被害人不死，又用哑铃压住被害人颈部，明显具有剥夺被害人生命之直接故意，并由此推断上诉人手段凶残，后果严重，主观恶性大，应依法严惩。上述认定无充分证据证实，完全不符案件事实。
上诉人将哑铃放于死者肩部，目的是被害人苏醒过来时哑铃落地的声音可以提个醒，并没想过用哑铃去压死被害人。上诉人倘若希望发生被害人死亡的后果，何必用哑铃去压脖子，用哑铃砸岂不更加省事?上诉人从未希望被害人死亡。哑铃摆放的部位也不是判决书所认定的被害人颈部，现场勘验笔录明确记载“头附近有1只7公斤重的哑铃”，并没有证据表明死者颈部压有哑铃，由此推断上诉人明显具有剥夺被害人生命之直接故意显然错误，“手段凶残，主观恶性大，应依法严惩”的结论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从犯罪情节、罪后表现、主观恶性来看，上诉人并非非杀不可。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量刑过重。恳请xx省高级人民法院正确认定案件事实，撤销原判，依法对上诉人改判死缓，给上诉人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
xx省高级人民法院
上诉人季xx
20xx年xx月x日
刑事上诉状量刑过重的范文6
上诉人：吴xx，男。20XX年8月7日因涉嫌合同诈骗罪被XXX公安局刑事拘留，羁押于蚌埠市第一看守所至今。
上诉人不服安徽省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20XX)蚌刑初字第20号刑事判决书之判决，特依法提出上诉。
上诉请求
请求贵院依法撤消XXX中级人民法院20XX)蚌刑初字第20号刑事判决书之判决，依法宣告上诉人无罪。
上诉理由
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
一审判决认为上诉人“以融资为诱饵，采取仅提供自制的表面文字资料，但不进行实质性工作的手段，骗取他人钱款300万元，其行为构成诈骗罪”，这一认定既没有证据证实，也与事实完全不符。
(一)本案的焦点：300万元的性质
本案中上诉人确实收到XXX有限公司(以下简称XX公司)的法定代表人XX代表XX公司汇入的300万元，但XX公司为什么要汇这300万元?这300万元的性质是什么?这是本案的焦点，也是本案上诉人罪与非罪的关键。
1、300万元是XX公司交付的履行买卖合同的约定保证金
20XX年初上诉人与XX公司的代表XXX认识，XXX称XX公司可以生产菜仔油出口，考虑到欧美市场开始出现替代石油的生物柴油的趋势(菜仔油可作为生产生物柴油原料)，上诉人同意代表新加坡AP公司(上诉人为新加坡AP公司的董事、在中国的代表)与XXX代表的XX公司进行洽谈，20XX年3月22日由新加坡AP公司经理Lam Kwong Hee先生和XX公司董事长XXX先生签订了买卖合同(《SALES AND PURCHASE CONTRACT(Contract Number:05by-ap01)》)。合同约定，一万吨菜仔油交易金额为580万美元，买方新加坡AP公司申请买方银行开具信用证作为付款方式(合同第10条)，卖方XX公司申请银行开具履约保证(金)函，如XX公司违约，买方有权占有此保证金(合同第15条)。但在合同履行时，XX公司称没有能力让银行开具履约保证(金)函，并邀请上诉人到蚌埠协商，20XX年4月10日前后，上诉人在蚌埠和赴凤阳的途中与XX公司的董事长XXX、总经理XXX商谈达成变更协议：XX公司申请卖方银行开具履约保证(金)函的条款变更为XX公司直接支付合同金额8%的保证金。20XX年4月13日，买方按约申请新加坡发展银行(DBS)开具了以XX公司为受益人的金额为580万美元的信用证。并应XX公司和通知行(蚌埠市农业银行中山支行)的要求于20XX年4月27日作了修改。随后，经上诉人代表买方催促XX公司董事长XXX代表XX公司于20XX年6月1日将RMB300万元履约保证金(按约定的580万美元的8%计算，仍欠约RMB70万未付，XXX说公司只有这么多了)汇给上诉人(新加坡AP公司同意上诉人代收并用于该合同事宜的支出)。
以上，就是本案300万元的真相。有《SALES AND PURCHASE CONTRACT(Contract Number:05by-ap01)》、20_年8月16日上诉人的《询问笔录》、20_年10月31日XXX的《询问笔录》、20_年3月20日徐宁海的《询问笔录》、20_年8月24日孔晶晶的《询问笔录》、20_年9月27日徐宁海的《事情经过说明》、《证明》、Lam Kwong Hee的《TO WHOM IT MAY CONCERN》等证据可以证明。
2、根据生活经验、逻辑推理从事实发生的时间顺序上也可以推定300万元的性质
一审判决中查明：20XX年3月22日，新加坡AP公司和XX公司签订了买卖合同;20XX年4月13日，新加坡AP公司按约申请新加坡发展银行(DBS)开具了以XX公司为受益人的信用证，20XX年4月27日应XX公司和通知行的要求作了修改;20XX年6月1日，XX公司的代表按约将RMB300万元履约保证金汇给新加坡AP公司的代表;20XX年8月18日，XX公司和上诉人代表的银联万国(天津)置业有限公司签订有关融资合作的《合作协议书》。
从这些事实发生的时间顺序上可以推定XX公司汇钱只能是履行与新加坡AP公司签订的买卖合同的约定义务，而不可能是为二个多月后才签订融资合作协议的(预)付款(二个月多后才签的该协议也没有此付款条款)，并且XX公司对XXX、秦新、徐宁海等多名长期为其融资的合作伙伴都是承诺成功后才支付报酬，融资不成功不给一分钱，为什么会对上诉人更加青睐，上诉人与XXX认识不到2个月，只见过2面，上诉人说先给我300万元，我为XX公司融资，XXX就信、就给?这太违背了正常的生活经验和逻辑，XXX可是闯荡商海多年的企业家，阅人无数，只有骗人的`没有被骗的。
另外，假如300万是给融资的预付款，为什么XX公司会倾其所有付出全部?即使是付融资的前期费用也不用倾其所有付这么多，作为融资报酬等融资成功了再给也不迟。从这一点上也可以推定300万不可能是融资预付款。
(二)有关本案的其他事实
1、关于信用证打包贷款
在上述买卖合同洽谈、签订、履行期间，XXX、XXX他提出卖方希望利用信用证打包贷款，AP公司和上诉人认为这虽不是买方的义务，但是卖方的权利，且打包贷款可以增加XX公司的流动资金，有利于保障双方买卖合同的履行，故乐观其成，并愿意提供尽可能的帮助。但因XX公司在蚌埠市农业银行已有18800万贷款且有3000万逾期贷款的不良信用记录和农行对信用证的装、卸港条款认识有差异故农行没有同意打包放贷。一审判决认为上诉人先提出用信用证为XX公司贷款与事实不符，毕竟是XXX先主动找上诉人提出的。
2、关于买卖合同及其他相关合同
为了预防风险和保障最低利润，AP公司在一时还未能在国际市场找到更好买家的情况下和中机电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了一万吨菜仔油合同金额595万美元的买卖合同,也是基于同样的考虑，中机电集团有限公司又与武汉新汉口商业有限公司签订了一万吨菜仔油合同金额607万美元的买卖合同。一审判决认为签订上述合同是“为了获得外方开具的信用证，并避免出现货物真出口的情况发生”的判断没有事实根据，也不合贸易和银行惯例。因为银行为客户开具信用证只根据客户的买卖合同和信用，客户买的货是否有下家概所不问。签订上述合同的目的就是为了预防风险和保障最低利润(后合同比前合同均有加价)，这也证明了XX公司与AP公司买卖合同的真实和能履行的事实(如果是不真实的，何必再签后面的合同来转移风险)。
3、关于XX公司的承诺书
因为XX公司不能在买卖合同约定的时间内交货，XX公司于20XX年8月18日承诺不经AP公司同意，不得交付货物，这可视为XX公司就双方原买卖合同的交货时间进行变更发出的要约。
4、关于300万汇入上诉人银行卡及其支配
(1)因为外汇管理制度，无法换汇、汇出。
(2)新加坡AP公司考虑其业务在中国境内需要成本支出授权上诉人代收和支配，等合同(包括买进、卖出)履行完毕后，再进行结算(见Lam Kwong Hee的证明《TO WHOM IT MAY CONCERN》)。
(3)XXX、XXX认为上诉人具有代理权(或表见代理权)，汇给他视同汇给新加坡AP公司(见20_年3月20日徐宁海《询问笔录》第5页,XXX告诉上诉人：“只有300万，你拿回去，在公司交差了”)。
5、关于融资合作协议
XX公司为了融资之目的，于20XX年8月18日与上诉人代表的XXX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联万国公司)签订有关融资的《合作协议书》，从内容和性质来看上述协议应视为是居间合同，只要XXX公司提供有可能对XX公司的投资、借贷的信息和机会就是在履行协议，而XX公司在融资成功前并不支付任何对价。为帮助XX公司融资，此后银联万国公司及上诉人进行了包括同中国合众集团有限公司等公司磋商、介绍等工作，这也是银联万国及上诉人在积极地帮助XX公司融资的表现。但因XX公司的经营状况和融资双方的条件不能合意而没有成功(几年来XX公司曾经委托XXX、秦新、徐宁海等多人为其融资但没有一人一次成功，也没有给付他们一分钱融资费用或报酬，可见融资之难和XXX之精明)。这些有关融资合作事宜与本案无关，一审判决中“以融资为诱饵”的认定与事实不符。
6、关于上诉人在中机电集团有限公司的身份
上诉人案发时是中机电集团有限公司负责业务的副总经理，并非一审判决认为的“自称”，该公司实际负责人、财务副总经理白莉红、公司员工刘学品、酒智琳等证人证言均可以证实。因企业管理不规范，没有任命或聘用书面材料，在民营企业中常见，但这不能排除上诉人是其副总经理的事实。一审判决只采信对控方有利的证据而对辨方有利的证据视而不见有失公正。
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
(一)本案在立案、刑拘、逮捕等侦查阶段及蚌埠市公安局《起诉意见书》(蚌公经诉字[20_]010号)均认为上诉人涉嫌合同诈骗，但蚌埠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蚌检刑诉[20_]20号)指控上诉人“以虚假出口的方法，签订不能实现的购销合同、融资合作协议，骗取他人财物”，“其行为触犯了《^v^刑法》第266条之规定”，“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一审判决上诉人犯诈骗罪，是适用法律错误。
《^v^刑法》第266条之规定的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假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客观方面的表现是使用骗术，即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使财物所有人、管理人信以为真，自愿地交出财物的行为。
本案中，XX公司按约定将300万元汇入上诉人(受AP公司委托代收)卡上，是履行买卖合同约定的义务，上诉人没有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行为，XX公司也不是因受骗而认识错误交出财物。一审判决上诉人犯诈骗罪的罪名不能成立。
(二)退一万步，假设上诉人有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行为，也是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的行为，《起诉书》也是这样指控上诉人的(“以虚假出口的方法，签订不能实现的购销合同、融资合作协议，骗取他人财物”)，因而只能适用《刑法》第224条合同诈骗罪，而不能适用《刑法》第266条诈骗罪。
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在构成上是特殊与一般的关系，前者系从修订前刑法中诈骗罪分解而来，二者的不同在于合同诈骗罪是利用合同，即以签订合同、履行合同为手段，骗取他人财物;诈骗罪则未对手段进行限定，只要行为人采用欺骗手段骗取他人财物的，均构成诈骗罪。因此，当某行为外观上既符合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又符合诈骗罪构成要件时，应当根据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原则，适用合同诈骗罪，而不能适用诈骗罪。
(三)上诉人也不存在《刑法》第224条所列举的五种情形，在本案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主观方面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客观方面没有“采用虚假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故也不构成合同诈骗罪。
三、一审判决证据与证明采信不当
(一)证据方面的问题
1、根据《刑事诉讼法》第95条,侦查人员也应当在询问笔录上签名。本案作为主要证据使用的证人询问笔录均没有侦查人员签名，其作为证据的合法性是有疑问的，依法应当不予采信。
2、根据《刑事诉讼法》第47条,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讯问质证，听取各方证人的证言并且经过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根据。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v^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41条，证人应当出庭作证。
本案所有证人都没有出庭作证接受质询，其证言没有证据效力。
3、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11条，只有遇紧急情况才可以不另用搜查证进行搜查，否则必须向被搜查人出示搜查证。但本案并非紧急情况下，侦查人员在20_年8月7日进行搜查时没有出示搜查证(也没有在案卷中发现有补办的手续)，其非法搜查得到的物品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应当排除。
(二)、关于刑事证明责任
刑事证明责任应当在公诉方，且证明标准必须达到《刑事诉讼法》第162条第(一)项“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规定，即“确定无疑”、“排除合理怀疑”、“建立内心确信”。
1、一审判决认为，上诉人“以融资为诱饵，采取仅提供自制的表面文字资料，但不进行实质性工作的手段，骗取他人钱款300万元，其行为构成诈骗罪”。可是上诉人如何“采取仅提供自制的表面文字资料，但不进行实质性工作的手段”，就“骗取他人钱款300万元”?“提供”了什么“自制的表面文字资料”?什么是“实质性工作”?“采取仅提供自制的表面文字资料，但不进行实质性工作的手段”与“骗取他人钱款300万元”之间有什么因果关系?是“提供自制的表面文字资料”在先，“骗取他人钱款300万元”在后，还是相反?等判案理由及逻辑推理，一审判决却付之阙如。这样定罪，何至于武断!
2、一审判决认为,上诉人和其辩护人“关于300万元是XX公司与AP公司所签合同的执行保证金，与融资没有关系的辩解、辩护意见……不予采信”，也没有释明其令人信服的判断理由。退一步说，即使辩方提出的此辩解、辩护意见不能得到法庭采信，但其“合理怀疑”的可能性也并没有被控方提出能证实的证据排除。因此应按《刑事诉讼法》第162条第(三)项的规定判决上诉人无罪。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为此，特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依法宣告上诉人无罪。
xxx人民法院
上诉人：吴xx
二零一七年九月六日
刑事上诉状量刑过重的范文7
上诉人：xx，男，汉族，初中文化程度
身份证号：xxx住址：xx
上诉请求：
请求法院撤销xx人民法院(20_)xx字第xx号刑事判决书，改判为敲诈勒索罪，并依法对上诉人做出较轻的量刑判决。 事实和理由：
上诉人于20_年11月27日接到xx人民法院(xx)xx字第xx号刑事判决书，xxxxx人民法院以上诉人犯有抢劫罪判处上诉人有期徒刑11年。上诉人认为：xxxxx人民法院的判决未充分考虑本案所触犯的刑法罪名，适用法律错误，判决量刑过重，现依法上诉，请二审法院查清本案情节，依法改判，对上诉人从轻处理。理由如下：
一、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认定罪名错误。
上诉人承认自己犯罪，也当庭予以认罪，但不承认公诉机关指控的抢劫罪，也不承认一审法院做出的抢劫罪的有罪判决。上诉人认为自己的犯罪行为符合敲诈勒索罪的犯罪构成要件，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的罪名错误，适用法律错误。
本案中上诉人的行为不符合抢劫罪的客观要件，在抢劫罪中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对公私财物的所有者、保管者或者守护者当场使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对人身实施强制的方法，强行劫取公私财物的行为。”而上诉人并没有对被害人的人身实施不
法的打击或强制，不符合抢劫罪的构成要件。
其次在判决书中多次出现“暴力、胁迫”等字眼来说明上诉人的行为构成抢劫罪，但抢劫罪中所谓暴力：“是指对财物的所有人、管理人、占有人的人身实施不法的打击或强制，致使被害人不能的行为。”所谓胁迫:“是指对被害人以当场实施暴力相威胁，进行精神强制，从而使其产生恐惧而不敢反抗，任其抢走财物或者被迫交出财物的行为，胁迫的内容是当场对被害人施以暴力。而这种当场对被害人身体实施强制的犯罪手段，是抢劫罪的本质特征。”但在本案中间上诉人是以威胁、要挟、恐吓的方法，强行索要受害人财务，其行为明显构成敲诈勒索罪。
二、一审法院对于本案证据的适用，明显是断章取义。
在检查机关提供的相关证据中，第18份被告人xxx的供述“20_年7月15日后的一天，我和xx、xxx三个人商量在茶府收取保护费，都同意了，我们去了就给他们说帮他们看场子，如果他们不给我们钱，我们就拿双截棍砸他们的店铺”，一审法院认为这种提前商量，还未施行的“暴力”，就是抢劫罪中所谓的暴力行为，明显是断章取义。而在证据第14、15、16、18份中，被害人xx、xx、xx、xxx的陈述中，字里行间都是上诉人以威胁、恐吓的方式获得财物，并没有涉及人身强制及暴力行为。
三、本案存在多处酌定从轻处罚的情节。
1、上诉人对犯罪所得积极退赃，没有造成国家、集体、个人财产的实际损失，依法应酌情从轻处罚。
2、上诉人认罪态度好，被传讯后，主动坦白交待了所有犯罪事实，毫无保留，足见其认罪悔罪的诚意。
对于上述，起诉书仅以“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追究其刑事责任”一笔带过，有失公平。上诉人认为，依照我国相关法律规定，对主动坦白交待犯罪事实的，可以酌情从轻、减轻处罚。上诉人因为法律知识的欠缺，对法律认知不够。自从被关押到看守所以后，天天学习法律知识，说明被告人是有一种积极求上，努力改过的行为。
综上所述，由于原审法院适用的法律、案件定性错误，未充分考虑可以酌情从轻、减轻处罚的情节，导致判决结果明显过重，请二审法院依法改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