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_年度从党史中再识长征党课讲稿如何写一
20_年度从“党史”中再识长征党课讲稿在人类历史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长征，历时两年多，行程共计6.5万多里，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惊天地、泣鬼神的伟大奇迹。多年来，长征一直受到国内外的关注，成为学术研究的重要热点和文学创作的丰富素材，关于长征的亲历回忆、口述日记、学术专著、文学作品不断涌现。从这个意义上来看，长征无疑成为了一种世界级学问。作为党史研究工作者，我从20_年初开始“走走党史”，断断续续地用了10年时间对红军长征的主要路线和发生的重要事件作了实地考察，在宏观上构建起了一幅比较完整的红军长征的生动图谱。这里，我根据亲历亲知的实际考察，谈谈对长征的认识。
关于红军长征，首先必须明确一个基本概念，即“红军主体的长征”。它是指到达陕北的4支部队的长征，即红一(中央红军)、二(最初称红二、六军团)、四方面军，再加红二十五军的长征。红军主体长征开始的时间，以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离开中央苏区算起;结束以三大主力红军(红二十五军于1935年11月并入红一方面军)于1936年10月在甘肃会宁和今属宁夏的将台堡会师为标志。这个“3+1”的红军长征，历时两个寒暑，纵横14个省(四川省分出重庆市，按现在地域说为15个省市)，进行了600多次重要战役战斗，渡过了近百条江河，越过了约40座高山险峰，经过了10多个少数民族地区。其历时之久，规模之大，行程之远，沿途自然环境之恶劣，敌我兵力较量之悬殊，在人类战争史上前所未有。
红军长征全过程应包括长征序曲、红军主体的长征和长征尾声，即将“3+1”的长征向前和往后延伸。向前延伸：1934年7月红七军团(在方志敏的部队加入后合编为红十军团，他任军政委员会主席，领导该军团)作为北上抗日先遣队，转战闽浙皖赣地区，这支先遣队就是为了调动和牵制敌军，为中央红军长征作战略准备。随后，红六军团离开湘赣苏区，前往湘西与贺龙领导的红二军团会合，为中央主力红军长征探路。这两支先于主力红军的长征，是长征的序曲。往后延伸：就是西路军血战河西走廊的远征。因为红军西渡黄河这一重大决策是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会宁会师后作出的，其主要任务是进行宁夏战役。组建为西路军的两万多名将士都是参加过红军主体长征的，既包括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第九军和原属中央红军的第五军，还有红四方面军总部。这样，西路军远征河西就是红军长征的继续，是红军主体长征主脉延伸的一段支脉，即红军长征的尾声。
如果把红军主体的长征看作长征大剧的“主戏”，那么这场包括序曲、主戏、尾声在内的红军长征，就是一部完整的震天撼地、威武雄壮的历史大剧。
在“党史”的实地考察中，我更加深刻地领悟到长征的基本内涵：红军长征既突破了反动派军队的围堵，又克服了党内错误指导思想遭致的困难，还战胜了自然界的种种艰难险阻，最终实现了落脚西北的战略大转移，由此实现了中国革命由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这其中最关键的因素是以遵义会议为标志，开始确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从而为长征的胜利提供了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根本保证。
在长征途中，我们党召开了一系列重要会议，其中最为重要和著名的是遵义会议，它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一样具有伟大转折的历史地位。但实现这个历史转折有个过程。就遵义会议前而言，最早的通道会议实现了战术“转兵”，在中央高层第一次否定李德主张，为遵义会议改组中央奠定了初始基础。黎平会议改变原来去湘西建立根据地的决策，实现了战略“转兵”，并通过决议指出在适当时候开会讨论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问题。这就为遵义会议的召开作了直接准备。猴场会议驳斥了博古、李德，重申黎平会议决议，并限制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限，从而增加了遵义会议改组中央领导的可能性。遵义会议前的这几次会议，为实现伟大转折作了重要准备。
遵义会议实现党的历史伟大转折是势所必至。博古报告强调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客观原因，与会者绝大多数不满。张闻天代表他本人和毛泽东、王稼祥作联合发言，批评了“左”倾错误军事路线。毛泽东作长篇发言，尖锐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路线和战略战术上的错误。周恩来讲话承担了领导责任。会议主要根据毛泽东发言的内容，委托张闻天起草决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三人团”;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周恩来成为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遵义会议在长征危急关头，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统治。
遵义会议后的几次会议巩固和发展了遵义会议成果。一是“鸡鸣三省”会议。遵义会议改组了中央，并没有撤换博古;对毛泽东也没有作具体分工。这次会议顺利实现了“博洛交接”，由张闻天接替博古担任党的一把手，还决定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二是扎西会议。会议通过张闻天起草的遵义会议决议，决定电告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的中央分局和红二、六军团及红四方面军令其传达贯彻。这就将遵义会议决议昭告到全军。三是苟坝会议。经过毛泽东力争，不打固守打鼓新场之敌，否定了之前通过的决议，避免了红军可能遭致的重大损失。根据毛泽东提议成立的新“三人团”，代表中央政治局全权指挥红军军事行动。毛泽东虽然在军内不是一把手，但“团长”周恩来非常尊重他的意见，实际上他是“总设计师”。
当然，遵义会议是系列会议的标志和旗帜。因为此前的几次会议都没有从根本上拨路线之乱，只有遵义会议才开始解决这个问题;此前的会议都没有解决组织领导问题，只有遵义会议才开始改组中央，此后逐渐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领导集体。
红军长征胜利是以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会师为标志的。对于红四方面军进行的长征和作出的贡献，过去的党史书讲得很少。我在20_年7月对红四方面军开辟的川陕根据地及其随后的长征作了考察之后深深感到：张国焘的错误对红四方面军的长征无疑有很大影响，但不能因此就淡化红四方面军长征的贡献。
根据我的考察和研究，我认为红四方面军的贡献和作用至少体现在：其一，对中央红军北进川西发挥了重要策应作用。红四方面军在1932年底开辟的川陕苏区，将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由东南引向西北，并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大区域。中央红军的长征，在遵义会议前几乎陷入绝境。为尽快改变这个局面，遵义会议后不久，中央电告红四方面军派兵南进，策应中央红军北上。其二，对中央红军克服物资匮乏、补充兵员起了巨大支援作用。其三，在所经过地区发挥了强大的“宣传队”作用。其四，在所经过地区发挥了“播种机”作用。红四方面军所到之处，包括后来南下到一些地区，仍然宣传党的政策，坚持地方群众工作。
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于1935年11月初与红十五军团会师。中央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陕甘支队编为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并入红一方面军。这时，国民党对于红军的会合加强了“围剿”部署。为打破“围剿”，从11月20日到26日，红军进行了直罗镇战役，歼敌1个师又1个团，击毙敌109师师长等1000余人，俘敌5300多人。这次胜利彻底粉碎了敌人的“围剿”，为党中央和红军在西北建立大本营，举行了“奠基礼”。
20_年我开始了“党史”，到陕北作现场考察后感到，当时的“奠基礼”实际应当是两个：除直罗镇战役是“军事奠基礼”外，中央纠正陕北的“肃反”错误可视为“政治奠基礼”。因为陕北的“肃反”造成的政治危机，丝毫不亚于国民党军的“围剿”。当时，国民党军正在实施“围剿”，而在中央红军到陕北前的领导机关——中共中央北方局驻西北代表团，认为陕北党内有严重的“右倾取消主义”和“右派”活动，不顾前线紧张的军事形势，开展“肃反”运动;并派人到前方和陕甘边逮捕干部，甚至将已任红十五军团副军团长的刘志丹也关押起来。红二十六军的营以上干部、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区以上干部，还有一些从国统区过来的青年知识分子，共200余人惨遭杀害。刘志丹等60余人被施以重刑，昼夜审讯。这样大规模的捕杀，使陕北根据地面临严重危机。党中央和毛泽东等领导人在吴起镇获悉情况后，立即指示：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解决。经过以董必武为书记的五人领导小组对案卷材料的审核和广泛调查，认为强加于刘志丹等的罪名不能成立。在党中央的直接干预下，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所有人员全部被释放、平反和恢复工作。中央纠正这一严重的“肃反”错误，为巩固和扩大陕北苏区奠定了政治和组织基础，因此，可将其视为“政治奠基礼”。
20_年度从党史中再识长征党课讲稿如何写二
20_年度从“党史”中再识长征党课讲稿在人类历史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长征，历时两年多，行程共计6.5万多里，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惊天地、泣鬼神的伟大奇迹。多年来，长征一直受到国内外的关注，成为学术研究的重要热点和文学创作的丰富素材，关于长征的亲历回忆、口述日记、学术专著、文学作品不断涌现。从这个意义上来看，长征无疑成为了一种世界级学问。作为党史研究工作者，我从20_年初开始“走走党史”，断断续续地用了10年时间对红军长征的主要路线和发生的重要事件作了实地考察，在宏观上构建起了一幅比较完整的红军长征的生动图谱。这里，我根据亲历亲知的实际考察，谈谈对长征的认识。
关于红军长征，首先必须明确一个基本概念，即“红军主体的长征”。它是指到达陕北的4支部队的长征，即红一(中央红军)、二(最初称红二、六军团)、四方面军，再加红二十五军的长征。红军主体长征开始的时间，以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离开中央苏区算起;结束以三大主力红军(红二十五军于1935年11月并入红一方面军)于1936年10月在甘肃会宁和今属宁夏的将台堡会师为标志。这个“3+1”的红军长征，历时两个寒暑，纵横14个省(四川省分出重庆市，按现在地域说为15个省市)，进行了600多次重要战役战斗，渡过了近百条江河，越过了约40座高山险峰，经过了10多个少数民族地区。其历时之久，规模之大，行程之远，沿途自然环境之恶劣，敌我兵力较量之悬殊，在人类战争史上前所未有。
红军长征全过程应包括长征序曲、红军主体的长征和长征尾声，即将“3+1”的长征向前和往后延伸。向前延伸：1934年7月红七军团(在方志敏的部队加入后合编为红十军团，他任军政委员会主席，领导该军团)作为北上抗日先遣队，转战闽浙皖赣地区，这支先遣队就是为了调动和牵制敌军，为中央红军长征作战略准备。随后，红六军团离开湘赣苏区，前往湘西与贺龙领导的红二军团会合，为中央主力红军长征探路。这两支先于主力红军的长征，是长征的序曲。往后延伸：就是西路军血战河西走廊的远征。因为红军西渡黄河这一重大决策是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会宁会师后作出的，其主要任务是进行宁夏战役。组建为西路军的两万多名将士都是参加过红军主体长征的，既包括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第九军和原属中央红军的第五军，还有红四方面军总部。这样，西路军远征河西就是红军长征的继续，是红军主体长征主脉延伸的一段支脉，即红军长征的尾声。
如果把红军主体的长征看作长征大剧的“主戏”，那么这场包括序曲、主戏、尾声在内的红军长征，就是一部完整的震天撼地、威武雄壮的历史大剧。
在“党史”的实地考察中，我更加深刻地领悟到长征的基本内涵：红军长征既突破了反动派军队的围堵，又克服了党内错误指导思想遭致的困难，还战胜了自然界的种种艰难险阻，最终实现了落脚西北的战略大转移，由此实现了中国革命由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这其中最关键的因素是以遵义会议为标志，开始确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从而为长征的胜利提供了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根本保证。
在长征途中，我们党召开了一系列重要会议，其中最为重要和著名的是遵义会议，它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一样具有伟大转折的历史地位。但实现这个历史转折有个过程。就遵义会议前而言，最早的通道会议实现了战术“转兵”，在中央高层第一次否定李德主张，为遵义会议改组中央奠定了初始基础。黎平会议改变原来去湘西建立根据地的决策，实现了战略“转兵”，并通过决议指出在适当时候开会讨论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问题。这就为遵义会议的召开作了直接准备。猴场会议驳斥了博古、李德，重申黎平会议决议，并限制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限，从而增加了遵义会议改组中央领导的可能性。遵义会议前的这几次会议，为实现伟大转折作了重要准备。
遵义会议实现党的历史伟大转折是势所必至。博古报告强调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客观原因，与会者绝大多数不满。张闻天代表他本人和毛泽东、王稼祥作联合发言，批评了“左”倾错误军事路线。毛泽东作长篇发言，尖锐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路线和战略战术上的错误。周恩来讲话承担了领导责任。会议主要根据毛泽东发言的内容，委托张闻天起草决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三人团”;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周恩来成为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遵义会议在长征危急关头，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统治。
遵义会议后的几次会议巩固和发展了遵义会议成果。一是“鸡鸣三省”会议。遵义会议改组了中央，并没有撤换博古;对毛泽东也没有作具体分工。这次会议顺利实现了“博洛交接”，由张闻天接替博古担任党的一把手，还决定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二是扎西会议。会议通过张闻天起草的遵义会议决议，决定电告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的中央分局和红二、六军团及红四方面军令其传达贯彻。这就将遵义会议决议昭告到全军。三是苟坝会议。经过毛泽东力争，不打固守打鼓新场之敌，否定了之前通过的决议，避免了红军可能遭致的重大损失。根据毛泽东提议成立的新“三人团”，代表中央政治局全权指挥红军军事行动。毛泽东虽然在军内不是一把手，但“团长”周恩来非常尊重他的意见，实际上他是“总设计师”。
当然，遵义会议是系列会议的标志和旗帜。因为此前的几次会议都没有从根本上拨路线之乱，只有遵义会议才开始解决这个问题;此前的会议都没有解决组织领导问题，只有遵义会议才开始改组中央，此后逐渐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领导集体。
红军长征胜利是以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会师为标志的。对于红四方面军进行的长征和作出的贡献，过去的党史书讲得很少。我在20_年7月对红四方面军开辟的川陕根据地及其随后的长征作了考察之后深深感到：张国焘的错误对红四方面军的长征无疑有很大影响，但不能因此就淡化红四方面军长征的贡献。
根据我的考察和研究，我认为红四方面军的贡献和作用至少体现在：其一，对中央红军北进川西发挥了重要策应作用。红四方面军在1932年底开辟的川陕苏区，将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由东南引向西北，并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大区域。中央红军的长征，在遵义会议前几乎陷入绝境。为尽快改变这个局面，遵义会议后不久，中央电告红四方面军派兵南进，策应中央红军北上。其二，对中央红军克服物资匮乏、补充兵员起了巨大支援作用。其三，在所经过地区发挥了强大的“宣传队”作用。其四，在所经过地区发挥了“播种机”作用。红四方面军所到之处，包括后来南下到一些地区，仍然宣传党的政策，坚持地方群众工作。
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于1935年11月初与红十五军团会师。中央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陕甘支队编为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并入红一方面军。这时，国民党对于红军的会合加强了“围剿”部署。为打破“围剿”，从11月20日到26日，红军进行了直罗镇战役，歼敌1个师又1个团，击毙敌109师师长等1000余人，俘敌5300多人。这次胜利彻底粉碎了敌人的“围剿”，为党中央和红军在西北建立大本营，举行了“奠基礼”。
20_年我开始了“党史”，到陕北作现场考察后感到，当时的“奠基礼”实际应当是两个：除直罗镇战役是“军事奠基礼”外，中央纠正陕北的“肃反”错误可视为“政治奠基礼”。因为陕北的“肃反”造成的政治危机，丝毫不亚于国民党军的“围剿”。当时，国民党军正在实施“围剿”，而在中央红军到陕北前的领导机关——中共中央北方局驻西北代表团，认为陕北党内有严重的“右倾取消主义”和“右派”活动，不顾前线紧张的军事形势，开展“肃反”运动;并派人到前方和陕甘边逮捕干部，甚至将已任红十五军团副军团长的刘志丹也关押起来。红二十六军的营以上干部、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区以上干部，还有一些从国统区过来的青年知识分子，共200余人惨遭杀害。刘志丹等60余人被施以重刑，昼夜审讯。这样大规模的捕杀，使陕北根据地面临严重危机。党中央和毛泽东等领导人在吴起镇获悉情况后，立即指示：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解决。经过以董必武为书记的五人领导小组对案卷材料的审核和广泛调查，认为强加于刘志丹等的罪名不能成立。在党中央的直接干预下，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所有人员全部被释放、平反和恢复工作。中央纠正这一严重的“肃反”错误，为巩固和扩大陕北苏区奠定了政治和组织基础，因此，可将其视为“政治奠基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