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得体会是一种产生感想之后写下的文字,主要作用是用来记录自己的所思所感,是一种读书和学习实践后所写的感受文字。招生考试网为大家整理的读《中国改革开放40年》有感,供大家参考选择。
读《中国改革开放40年》有感
今年是国家改革开放40周年，作为亲历者，回忆往事百感交集，许多相关事件恍如昨日，浮现眼前。我们这些出生于上世纪四十年代的人经历了国家改革开放前后数十年的变迁。我们可以客观公正分析对比改革开放前后国家政治经济和人民生活的变化，从中领悟出一些值得后辈们深思的问题，供他(她)们健康成长过程中不走或少走“弯路”参考。当然，为了话题具有针对性和客观理性，我选择“高等教育”作为讨论话题，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谈点四十年来我国大学享受改革开放“红利”的认识。
我们学校前身的北京地质学院由于受到文化大革命的重创(文革中首都“五大学生领袖”所在高校，即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航空学院和北京地质学院)，在改革开放之前三年被迫从北京迁址武汉，1987年更名为中国地质大学，目前在武汉和北京两地独立办学。改革开放前，学校与位于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上的其它七所国家重点大学一起成为我国具有鲜明行业特色的著名“首都八大学院”(农机、林业、石油、矿业、地质、钢铁、航空和医学)。她们培养了大量国家经济建设栋梁之才，为我国基础工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改革开放始于1978年底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那时我留校任教已经8年。因此，我经历的改革开放主要体现在大学教师“教学和科学研究”职能与状态的变化，这些变化带有鲜明的“改革开放”烙印，容我娓娓道来。
先说大学教育。在我的记忆里，长期以来我国高等教育职能主要属于“传授知识”，这一基本特质至今没有根本性改变。我留校第二年的1971年，学校在湖北丹江校办地质队招收了第一届工农兵学员。学生来源的知识基础从小学(其中有的年龄相当于我的长辈)到1966届高中毕业生(比我晚一届)。我们这些“老五届”(指文革中毕业的1966至1970届)，尤其是我们1970届留校任教的“新工人”(按照清华大学对1969和1970届留校教师的称谓，区别产业工人)没有经过完整的大学本科学习。由于处在文革中，有的老教师还没有完全“解放”，恢复教师身份，只好让我们在课堂上“滥竽充数”给这些“工农兵学员”上课，可以想象这样的大学教学质量怎么可能得到保证。
改革开放在教育领域的显著标志是恢复了体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高考，众多莘莘学子通过知识改变了命运。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国家开始派遣大学中的学术骨干前往欧美大学访问学习，接受西方高等教育理念和思想;另一方面海外留学人员逐渐回国充实大学教师队伍，使得我们的大学教育从形式到内容发生了大的变化，一些具有普世价值的高等教育理念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大学管理。同时，我们这些“先天不足”留校任教的大学老师乘改革开放春风，勤奋刻苦学习，严格要求，努力提升教学水平。例如我在担任助教期间，既当老师又当学生，多轮跟班完整听完所有基础课程和专业课程，大大提高了自己的专业教学水平，从讲师、副教授到教授(包括博士生导师)，逐步成长为一名合格的大学教师。
当年有一件与改革开放相关的事件至今记忆犹新。那是1982年我们晋升讲师时，除了其它常规条件(多数条件依然属于论资排辈)学校首次要求统一考试英语，并作为晋升职称的必要条件，显示了一点高等教育向“欧美国家”学习势头。由于我们原先的第一外语是俄语，英语属于“自学”，大家英语水平普遍较低。然而改革开放使我较早意识到学习英语的重要性，通过自学英语打下了一定基础。我在这次职称晋升英语考试中取得了优异成绩，教研室8位申请者中只有我及格，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应”。改革开放使得大学学习英语蔚然成风，为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提供了有力保证。
伴随改革开放的深入，广泛国际化高等教育理念使我意识到，大学本科专业教学不仅是向学生讲授书本知识，还需要传授“基础知识、前沿知识和应用技能知识”，同时还要向学生传达治学理念，为他们成为一个“通才”奠定基础。至今多位学生回忆当年我的教学风格时如数家珍：留学澳洲和英国的中山大学TYT教授(国家青年千人)记得我当年强调同学们要注意阅读高山教授(后来当选中科院院士)发表在国际专业刊物的代表性著作：“中国东部大陆地壳地球化学组成”;美国休斯顿大学助理教授SJJ博士(当年我担任他们的学术班主任和主讲“地磁学”课程)说，他至今记得一次班会，我问同学们谁上过美国两大地球物理(美国地球物理联合会-AGU和美国勘探地球物理学家协会-SEG)网站。留学日本的中国地质大学(武汉)WD教授说，他对我上课时“强调同学们要有思想”印象深刻。还有一位拥有国家杰青、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和万人计划三顶帽子的南方科技大学教授LQS(留学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在本科和硕士研究生期间对我科学研究的热情和风格记忆犹新，我们之间始终保持亦师亦友的融洽关系。
科学研究享受改革开放的“红利”最大。众所周知，长期以来，我们国家高等院校主要以本科教学为主。研究生学位教育始于改革开放之初，据说我国18位首批博士学位颁发仪式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彰显其神圣与庄严。文革前，我国部分大学只有一些规模小的研究生学历教育。因为，那时大学教授基本没有科研项目支撑，研究生教育实际上“徒有虚名”。在我的记忆里，改革开放前学校图书馆基本上没有及时更新的图书文献资料，尤其是外文资料。由于国家穷，不能直接订购国际原版图书和期刊，只有在西安、广州等地设置了几家国际图书和期刊文献影印机构，每份杂志只需购买少量原版，然后影印后向全国大学和科研单位发行。显然，这属于侵犯知识产权行为，当然，那时候我国还没有加入国际版权组织，管理者们普遍缺乏知识产权意识。
科学研究的国际化是改革开放在科学研究发展重要阶段的显著特征。上世纪80年代中我首次以讲师身份应邀在一个全国性学术会议上作大会报告，引起学校一位知名教授(后来当选中科院院士)的注意。为此，三年后，他推荐我与丹麦哥本哈根大学教授就一项“古地磁”项目合作科学研究，所有经费由对方支付。此后促成我1994年首次出国前往丹麦哥本哈根大学访问交流，并顺访德国基尔大学，全面开启了我的国际合作科研和交流历程。
改革开放20xx年后，国家成立了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这是我国科学界的一大盛事。这是科学管理向欧美先进国家学习成立的国家级第一个面向全国“童叟无欺，老少咸宜”的科研投资机构。为此，我及时组织申请并前后获得两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其中一项为青年基金项目(高山负责)，另一项为我负责的面上项目，彰显了国家基金项目评审的公开、公正和公平。记得我获批面上基金项目的当年全校获批的面上项目只有8项，青年基金只有5项(其中现任校长和一位副校长各一项)。此后，全面开启了我的基础科学研究之旅。
科学评价是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的基本特质。她充分体现了社会的公平正义，是促进我国学术机构和个人“自由、公正、公平”有序竞争的有利手段。科学评价有力地遏制了我们传统的“论资排辈”，“没有功劳有苦劳，没有苦劳有疲劳”落后思想。摒弃了“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的“人治”思维。在科学评价中最为显著标志是通过引入三大检索(科学引文索引-SCI,工程索引-EI和会议索引-ISTP)，开启了我国学术机构和个人的适度量化指标评价机制。记得当年南京大学率先在全国高校引入SCI，并连续6年SCI收入论文数位居全国高校第一。记得1992年我们学校公布的国际SCI论文只有8篇，1998年国际SCI论文也只有16篇，而目前已经翻了几十倍。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采取适度量化指标的科学评价机制，促进了社会的公平正义，调动了广大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大大提升了我国科技成果的国际竞争力。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大学开始恢复教师职称晋升，但那时基本属于“论资排辈”，例如晋升副高和正高者多数为文革前的讲师和副教授。我们学校在改革开放20xx年左右后，开始实行“破格晋升”职称举措。其中1990年地质矿产部的副高破格还有一段趣闻。当年我们学校按照部里要求，只能提供15名破格候选人。在学校选拔候选人时，高山博士位居第16名，眼看就要失去这次地质矿产部的破格晋升副高机会。这时传来学校可以再补充5位候选人参与破格答辩，这给高山博士提供了一个展示才华机会，他在地质矿产部副高破格晋升答辩中“一鸣惊人”，其事迹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早间新闻进行了报道。
改革开放给我国政治经济生活带来勃勃生机。xx同志最近指出，我国改革开放的大门只会开的更大。总结改革开放40年来的经历，我有几点深切体会：
1、改革开放的最大变化是“打开了国门”。我们国人从“排斥”到逐步认识和接受国际先进的思维方式。大家认识到普世价值的发展观是人类共同财富，我们应当参与分享。社会公众对知识分子的认识从“臭老九”到“香饽饽”，从“知识越多越反动”到“知识改变命运”认识的根本性转变。爱护人才，尊重人才已经形成一种社会风尚。
2、国家政治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公平正义逐步形成。我们享受到宪法赋予公民的“言论自由”。在我的家乡，广大农民在沿海企业打工挣钱，用勤劳双手创造财富。他们在家乡盖起了城里人羡慕的漂亮舒适别墅，过上了幸福有尊严的生活。
3、高等教育的公正公平逐步得以实现。大学打破论资排辈，适度的学术指标量化评价机制使得那些凭自己努力勤奋取得丰硕成果的学者获得了他(她)们应得的荣誉、尊严和待遇，并成为大家学习的榜样。让大学生享受到那些学术等身的知名教授资源，大大提高了大学的社会地位，让大学生及其家庭充分享受到改革开放的胜利果实。
4、自由科学研究机制有力促进了基础科学研究的进展。大家逐步认识到“基础科学研究是用金钱产生知识，应用技术服务社会是用知识创造金钱”的普世价值理念。现在国家自由申请科研项目的渠道呈现多样化。大学教师和科研人员可以全身心投入自己钟爱的事业中，实现了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提出的要保证科研人员每周有5/6以上时间从事科学研究的目标。
读《中国改革开放40年》有感
天地玄黄，世事沧桑，改革开放转瞬间已经四十年了。最近，我常常扪心自问，反思自己在这四十年里究竟为改革开放做了点什么，是否对得起此生所处的这个巨变中的时代?
我是一个山区农民的儿子，出生于1947年，家境贫寒，年少时就经历了不少人生的窘迫、屈辱和艰辛。1966年高中毕业恰逢文革废止高考，中断了上大学的玫瑰梦，亲眼目睹了文革初期的痴迷、疯狂和暴虐，1968年被分配到一个县属小企业当了月工资18元的学徒工。1971年，因涉嫌与一桩经济案件有牵连，我被送入县里的“一打三反”学习班接受审查。冤情洗涮后，大出意料地被调到县工业交通局，走上了专职理论教育的工作岗位。1973年，又被调至县革委宣办即县委宣传部，继续从事理论教育工作。在1978年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之前，我辅导学习过《费尔巴哈论》、《国家与革命》、《哥达纲领批判》、《帝国主义论》等经典著作，宣讲过“批林批孔”、“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抓纲治国”等中央文件，是“红太阳”毛泽东的崇拜者，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的信奉者，充当了宣传“以阶级斗争为纲”、“孔子名高实秕糠”、“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等“最高指示”的“喇叭筒”。当时，我以为这就是宣传马克思主义，就是为党和人民工作，就是践行一个共产党员的应尽责任。
1978年的真理标准讨论、十一届三中全会和此后的的“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大潮，像滾天而过的隆隆春雷，震醒了愚昧、盲从、混沌中的我，使我受到了真正马克思主义的启蒙和洗礼。自此以后，我尽量以马克思主义价值观、方法论看待并分析所面对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将“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作为座右铭，发独立思考之语，为实事求是之文，让自己的脑袋真正长在自己的脖子上即使有可能冒犯天威、遭遇某种风险和不测也在所不惜。
1979年夏天，在宣讲邓小平年初刚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时，我联想到文革中“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每个基层”导致的惨痛灾难，觉得列宁所阐述和强调的无产阶级专政并不适合我国国情(马克思虽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但他和恩格斯均没有对其作具体阐述，只说过“共和国”是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最好形式”，而且他们晚年已经修正和放弃了早年提出和坚持的许多思想观点)，把“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作为四项基本原则的一个内容并不妥当，还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比较合适些。于是，我就冒天下之大不韪地把这个看法写成一篇《我国需要无产阶级专政吗?》寄给了党中央主办的《红旗》杂志。当时，知道这件事的领导和朋友都为我捏一把汗，怕我引火烧身，惹出什么麻烦和灾祸。但我不仅平安无事，还被《红旗》聘为“第一读者”，编辑部每期都把新出的杂志寄给我以征求意见。到1980年底，或许是偶然的巧合吧，邓小平把四项基本原则中的“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也改成了“坚持人民民主专政”。这使我受到很大鼓舞，独立思考探讨理论和实际问题的勇气和劲头更足了。从1979年后半年到1982年，我写的《左倾路线与对苏政策》、《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制止党政领导干部职业化倾向》，分别得到中央相关部门和权威人士的认可与鼓励(1987年党的十三大正式确立了被坚持至今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1989年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的会谈，标志着已实行三十来年的左的对苏政策的纠正，标志着我国和苏联的关系实现了正常化)，有一篇《官僚主义与委任制》在省报发表后被《新华文摘》创刊号全文转载，有两篇在《人民日报》理论版发表了，其中一篇《共产主义信念与理论修养》还被置于理论版的头条。这些文章引起省里有关部门注意，省委党校党委1981年7月决定调我来校任教，经办理相关手续后，我于1983年到职。21世纪伊始，我还应邀兼任了十来年某高校的硕士生导师。
我国有数千年的皇权至上、极权专制历史，浩如烟海、精华与糟粕并存的传统文化没有孕育出“民主”即人民当家做主的思想理念。历代王朝之所以“其兴也勃，其亡也忽”，深陷恶性循环不能自拔，没有民主的思想理论和制度安排是最根本的原因。毛泽东1940年代初曾说，中国最缺两件东西，一件是“独立”，一件是“民主”。按照这个看法，1949年以后中国已经有了“独立”，最缺的就是实质性的“民主”了。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伊始也振聋发聩地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政治上发展民主”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与“经济上实行改革”并列的“两项最重要新政策”之一。1949年以后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文革的沉痛教训，更从反面证明了政治上发展民主的极端重要性。基于这些思想认识，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一直坚持把民主建设、发展民主作为自己教学和科研工作的“主旋律”，一以贯之，愈久弥坚。
在主要承担的行政学、政治学和科社类课程教学中，我很注重将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贯彻和渗透到各学科课程的具体内容之中，既力图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世界和中国历史、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角度讲清楚民主发展的重要性、必然性和规律性，更立足于我国当前客观的现实状况，通过逻辑判断、案例分析、历史经验和教训总结等方法，着力阐述地方和基层政权建设中发展民主的内容、方式及途径，尽量使学员和学生对民主发展的历史大趋势有一个比较明确的理解，对政权建设、政府管理及基层群众自治和党政关系、党群关系中发展民主的必要性、重要性和基本方向、基本要求有一个比较清醒的把握。受邀在校外一些地方和单位作时事政治专题讲座时，我大体上也是这样做的。
科研是教学的基础，教学的需求就是科研的方向。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的科研基本上是围绕着民主建设和发展进行的。主要成果，一是在国家和省级报刊发表论文数百篇，有代表性的主要是《党的领导与人民民主》(人民日报1981.9.21)、《从制度上保障干部同群众的密切联系》(人民日报1984.2.27)、《政府职能转变与民主化进程》(理论探索1986.10期)、《论不同时期人民民主专政的特质》(山西大学学报19874期)、《还权于政》(中国政治体制改革1989.2期)、《“两次飞跃”都是在主要防“左”的过程中实现的》(人民出版社学习杂志1993.12期)、《充分认识领袖的权威和作用》(人民日报1997.5.15)、《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光明日报1999.10.1)、《没有民主就没有共产党》(炎黄春秋20xx.3期)、《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蓝图及其实现》(炎黄春秋20xx.7期)、《什么是党的领导，怎样坚持党的领导?》(理论探索20xx.4期)等。二是出版著作十多部，有代表性的主要是《干部制度改革与民主》(群众出版社1986)、《民主建设论》(人民出版社1993)、《民主探求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xx)等。三是主持和参加国家和省级课题二十来项，有代表性的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在地方和基层的实践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0xx年结项)。四是20xx年至今在中国选举与治理、爱思想、共识等网站发表文章上百篇，有代表性的主要是《从马克思主义民主观看共产党执政》、《共产党是人民群众的工具》、《苏共以党治国亡党亡国的历史警示》、《改革地方党委对人大的领导方式》、《强化地方人大行使选举权的法律保障》、《党政领导干部任用制度改革探索》、《民主集中制不等于民主加集中》、《没有言论自由就没有社会主义》、《公民社会：人民民主的根本和基础》、《向往民主中国》(电子书)、《党和法均为手段，人民当家做主才是目的》、《共产党领导反思札记》等。
实地调查是科研的必要条件，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就难免要在文章中说空话、套话乃至假话。只要有机会，我就尽量向干部群众了解改革、发展特别是地方和基层民主建设的实际情况。比如，1987年党的十三大前后，我被抽调到省委、省政府领导同志主持的本省“政治体制改革实施方案”起草小组工作了半年多，与同事一起在全省多个市、县、乡镇和企事业单位，就各层次党政关系的实际状况进行比较深入的调查研究，搜集掌握了许多第一手材料，为研究民主建设中的地方和基层党政关系提供了比较丰富的现实依据。
反躬自省之后，内心稍感宽慰，觉得自己对改革开放大业还是尽了一点绵薄之力的。虽然这点努力像精卫填海一样微不足道、劳而无效，虽然我国民主发展的现状和前景迷惘朦胧、令人忧虑，近些年来甚至冒出了愈益甚嚣尘上的否定改革开放、为文革翻案的历史逆流，研究和宣传民主竟然在很大程度上成了让人畏惧的敏感区域，但我四十年来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直至现在仍然“一根筋”地为发展民主笔耕不辍、竭力呼喊，没有辜负真理标准讨论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对自己的启蒙，没有辜负当今世界民主潮流浩浩荡荡的时代大趋势，也算是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了。“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读《中国改革开放40年》有感
改革开放四十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不断走向辉煌的四十年。沧桑巨变，日月光华，改革开放已经深深地影响了中国，也深深地影响了世界。
四十年前的中国，是一个经济落后、教育瘫痪、人才匮乏、法制残缺的国家，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牢牢把握住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高瞻远瞩地提出了“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我国改革开放的航船踏上了征程。四十年来，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中国人民，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四十年后的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一个经济强大、文化繁荣、教育兴盛、法制健全、人才丰富的社会主义国家正在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心。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走过了不平凡的四十年，国家经济实现了高速发展。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举全国之力，一切以经济建设为重的工作重心为今天中国人民的美好生活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十年里，经济实力不断提高，带动了国家社会各领域的大发展，科技领域的国家支持更加强大，建设科技强国有了更坚强的物质基础，C919大飞机首飞成功、墨子号量子卫星成功发射、可燃冰开采、量子计算机技术的研发、载人航天工程不断发展、成功进行蛟龙号载人深潜试验、人造水稻技术不断取得新突破，打造出了“中国桥、中国路”等中国制造名片。文化领域百花齐放，各类人才有个更加广阔的施展空间，出现了海外人才回归潮，大学教育更加科学普遍，源源不断地为国家和社会贡献智慧、输送人才。法制建设更加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建成，立法、执法、司法活动更加科学合理，全社会法治氛围和法治信仰逐步建立。
今天的中国不仅有信心有能力让中国人民过上更加丰富、更加充实、更加美好的生活，更有能力承担起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国际责任，为世界问题的解决贡献出中国经验、中国声音、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在中国的倡议下，“一带一路”项目开花结果，惠及沿线多个国家和地区，为当地带去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和经济发展机会。成功举办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上合组织峰会、金砖国家峰会、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博鳌亚洲论坛等国际会议。今天的中国越来越为世界瞩目。
我们取得的种种成就，都是因为一条正确的道路，那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顺利前进，不断取得新的胜利，就必须始终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实现人民福祉、增强综合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必然要求。
在中国的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哪一个历史阶段，从来没有哪一项国家政策，能够产生如此巨大的能量，以至于在一个拥有数亿人口的国度在短短的四十年间即取得了如此辉煌的成就。伟大的奋斗过程，造就了这个伟大的时代。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阶段的中国人民，之所以要纪念四十年前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就是要永远铭记，只有改革才能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只有开放才能使中华民族永葆生机活力。
世界正在融入中国，中国也正在融入世界。在新的历史方位，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历史节点上，我们要向为改革开放事业不断奋斗不断奉献的人们致敬，也要向奋力开创新时代国家复兴新局面的劳动者们致敬。
美好的未来是属于中国人民的，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必将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