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读《五四运动史》有感》
读《五四运动史》有感
聊城大学东昌学院 成洁萍
五四运动已成为历史，但它在中国现代史上的地位已确定，到现在每年的五月都有不同规模和主题的纪念活动，就说明五四没有被人们忘记。五四对中国产生如此大而持久的影响是作者周策纵先生致力于研究的主要动机。他说“五四”运动是活历史，它的精神还活着。周先生提到，五四时代的主要前提是：从思想知识改革着手对传统重新估价创造出一种新文化，发展教育是富强之道，真正的富乃是知识，因而五四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有合于未来潮流之处，所以只到今天人们依然在五四的指引下前进和探索。 五四运动仅是1919年5月4日那天青年学生的游行示威吗？周先生认为是复杂现象，包括新思潮、文学革命、学生运动以及新知识分子所提倡的各种政治和社会改革等。由于对五四的争论很多，他尽量以史实和当时经历过五四人的谈话记录为依据，透过原始资料，让五四替自己说话。所以，周先生说五四运动是思想和政治相结合的运动；新知识分子企图通过中国的现代化来实现民族独立、个人解放。从本质上看是思想革命，领导者是知识分子，更准确的说是新知识分子，他们的主要目的是维护民族的独立与生存，核心工具是民主与科学，基本精神是抛弃旧传统并改造一种新的现代文明以拯救中国。新知识分子在五四运动中处于中心，所以本书始终坚持关于新知识分子如何形成，如何领导五四运动，近而影响整个社会这么一条线索来展开的。促成该运动有两种人，一种是视“二十一条” 签定为国耻的爱国者，另一种是处于该运动核心地位的新青年知识分子。
新知识分子主要是通过创立社团和创办杂志来宣传新思想，唤醒民众，开起对中国国民思想的启蒙之路。《新青年》通过对传统的批判和新文化、新思想的介绍，杂志的销路一直看涨。陈独秀强调推翻腐败的传统和唤醒中国青年，带有一定程度的政治倾向；胡适则强调通过学术，教育和文化改革；但主编们更关注的是思想文化领域。在该杂志新思想的宣传下，知识分子举起科学和民主的大旗，向中国的旧文化和旧传统发起了的攻击，通过文学革命和白话文运动集中对束缚当时人们思想的传统伦理观进行批判。在此感召下，一批有影响的社团纷纷创立，如北大学生创办的《新潮》、留日学生创办的《国民》杂志等。若说《新青年》面对的是年长和层次较高的文化批评者，《新潮》面向的就是中学生，因为这些年轻主编受新式教育引导，关注点是知识，正如傅斯年所说他们这代人的担当起帮助国民克服对世界思想无知的重任，集中关注西方的科学。正是
这批新主编们比《新青年》的主编们走的更远，所以他们直接领导了后来的五四事件，并对中国20-40年代的思想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国民》的创办背景与《新潮》有区别，它的创办者更多是刚从日本集体回国的留日学生或一些活跃的知识分子对北京政府与日本的亲密关系不满，如李大钊、曾琦创办的少年中国学会，主旨就是提倡爱国主义，关心社会各界包括教育和工商业。他们集中致力于联合新知识分子和民众来共同参加爱国救国活动。同时，在新思潮和新思想的感召下，毛泽东和朋友们在长沙创办了新民学会，宣传新思想和新文化。
国民对巴黎和会及山东问题处理不满是五四事件的导火索，民族意识随着新思想的不断传播和中国危机的加剧，五四运动爆发。因为参加和会前，国民对西方抱有幻想、寄予重望，他们认为中国能收回对山东半岛的主权，但结果令人失望。于是，北京11所高校学生牵头的五月四日游行示威开始了，要求“内惩国贼和外争国权”。随后各地学生罢课支持北京，一直到工商、劳工界的罢市、罢工，五四运动从知识分子转向了普通民众，扩大到全国范围。五四事件发生背后的真正原因、造成的影响，是作者更为关注的地方。
新知识分子在办杂志宣传新思想时就思考如何使新思想通过知识界传给普通大众。在当时，中国国民大约有80%不识字，要使他们接受新思想，就必须创造出不同于古文的文字，白话文应运而生，新文学革命也开始了。新诗，新小说等多种文学题材成为中国文坛的主流。白话文运动的意义在与消除知识分子和平民的鸿沟，通过语言的改变，动摇了知识分子在语言乃至社会的权威，他们开始为平民写作。当然，白话文的贡献更重要的是改变了人的社会心理和观念。知识分子主动与平民联系，把新思想的传播付诸于实践，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出现了，这与蔡元培要求北大学生积极参加社会实践和社团活动密切相关。一向不问国事的中国百姓突然关心起国家的危亡并关注着巴黎和会与知识分子的大力宣传和新闻媒体的关注是分不开的。而这个演讲团在五四示威后的半年里成为工厂和乡村的主要话题，学生们也从中获得了关于中国现状的第一手资料。随后的演讲团从街头转向农村，平民对演讲内容兴趣不大，他们便开始转变方式。1920年讲演团开办工人夜校，加强对工人的教育。夜校的开办最终使思想的启蒙走向大众。
这些知识分子不断加强新思想的传播，使国民产生了强烈的民族意识，五四事件演变成全国性的运动。这也是新知识分子与其他社会势力大规模合作的开始，一系列活动对中国后几十年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作者认为五四运动先是思想革命，其次才是当时社会平衡方面发生的实际变革。在思想上五四运动的影响集中在知识分子内部的观念和政治上的分裂，知识分子内部可分为自由主义者、左派分子、国民党部分党员和进步党的部分党员。自由主义者坚持从思想和教育入手对中国进行改革，避免涉及政治纠纷主张解决实际问题；后来自由主义者转向保守和消极，无视经济问题的紧迫，躲避政治，最后躲入学术研究的“象牙塔”中。左派知识分子主要是宣传社会，经济和政治方面的渐进党，他们在1919—1920年提倡一般的社会主义理想，后来受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影响，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如陈独秀和李大钊他们主张直接参加政治运动）而进步党处在胡适和陈独秀之间，特别是1919年梁启超率团参观法国之后，他认为西方的科学万能论已经破灭，应该用辅助意味的政治运动消除文化运动的种种障碍。政治观念上的不和，使知识分子内部关于如何改革和建立什么样的国家产生了巨大分歧。该分歧的出现与五四事件直接相关。支持这场现代化运动的西方学者杜威，罗素等认为该运动的发展将创造一个强大的中国。但多数西方在华经济利益代表坚持维护他们的特权。在巴黎和会上国民对威尔逊提出的“十四点计划”未能实行的失望以及英法等国对日本的妥协，同时在五四事件开始时他们的不支持不反对到后来镇压态度的转变等一系列行为使中国青年感到失望。与此同时，苏维埃宣布放弃一切在华租界，使一些知识分子重新调整方向开始投向共产主义，1921年11月北大马克思学生研究会成立，李大钊和陈独秀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
中国现代意义上民族的形成，五四运动做出巨大贡献。新知识分子致力于重新估价传统以创造新文化的过程，而这种工作须从思想知识改革着手：用逻辑推理来代替盲目的伦理教条，用理知来说服、解放个性，发展独立思考。他们试图打破长期束缚民众的封建思想，唤醒民众，开启思想启蒙之路。实现这个目标的主要方法就是新知识分子掀起的文学革命和白话文运动。白话文的最大贡献是民众认为语言文字不再是知识分子所独有，不再是权威而是能改变人的社会心理和观念，于是民众和知识分子形成一个共同体成为可能。中国开始走向新的发展道路。
看《建党伟业》心得体会
《建党伟业》这部电影，画面宏大，遵照历史，客观讲述了我党的建立之过程。使我对党的建立过程有了更加直观的认识；使我认识到共产党建立的历程之艰辛。观看这部电影的过程中，我对共产党的拥护与骄傲感油然而生，在迈向共产党的道路上更了进一步。
这部电影以多线的方式展开，其中一条线是近代史上的大事记，从辛亥革命讲到五四运动；一条线是青年毛泽东的人生轨迹，从参加新军到参加中共一大；另外一条线是中共成立前的历史思潮。还记得蔡锷将军，在火车站与小风仙挥泪相别的决绝，与孙中山相谈时吐血的忧虑，抱病上战场指挥的沉着，再现了一代儒将以身许国的悲壮；还记得陈独秀学者，在看到复辟时的痛心疾首，在北大校园里慷慨激昂演讲的悲愤，在五四胜利时的冷静理智，在被捕入狱时的坚定无畏。
其中最使我印象深刻的是青年学生掀起的五四浪潮。他们激昂演讲，为的是唤醒四万万民众的爱国热情；他们游行示威，为的是废除二十一，条力争为中国夺回山东半岛的主权；他们痛打卖国贼，为的是代表中国民族告诉世界我们不能任人宰割。为了中国，为了中华民族的四万万儿女，他们不惜咬破手指愤写血书，不怕被捕入狱。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我从心底感叹佩服，爱国的热情油然而生，深刻地感受到为国家为民族奋斗是一种无上的荣耀。
1911-1921，这段时期的中国历史可谓是“风雷激荡”“巨变迭起”。中国正处于命运的危难时刻：帝国主义列强虎视眈眈，妄图灭我中华，瓜分我领土。一些有识之士纷纷行动，寻求救国之路。其中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领导了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二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然而这一革命的果实却又被袁世凯窃取。紧接而来的军阀混战，更进一步的加剧了人民的苦难。更让人不能忍受的是，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的中国，却不能拿回自己的领土。那些强权国家，根本不顾中国人民的强烈要求，硬是将德国在中国的权利转让给日本。
中国共产党就是在这个时候诞生的。它应允了历史的要求，应允了民族的要求。它的诞生，给中国带来了希望，给人民带来了光明，为中国革命开辟了一条前所未有的道路。从此，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开始了艰苦的斗争，最终终于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愿望，劳动人民翻身做了主人。 光阴似箭，共产党已成立90余年，从当年的“风腥血雨”到现在雨过天晴，又有谁能体会当时的艰辛历程呢，只有亲身经历过才知道什么是苦，什么才是甜。当共产党诞生的时候，就仿佛注定它以后的成功，看完《建党伟业》才明白，当初党的建立，就是为中国现在的和平。
《青年运动的方向》心得体会
这是毛主席在延安五四运动庆典上的讲话，主要讲了六大点。一是肯定五四运动的意义，鼓舞广大青年再接再厉。二是讲解中国革命的对象、革命力量、革命性质、革命目的以及革命的希望和青年在革命力量中的作用地位。三是分析百年来革命失败的原因，辩证的看待辛亥革命与五四运动的成与败，而成功之道是“唤起民众”。四是讲到青年运动的作用与不足，必须与广大群众相统一，以及辨别真伪社会主义者。五是讲在现阶段抗日战争中，青年们的任务。最后赞扬了延安青年们的革命理论和和救过之道，也是为全国青年树立一个榜样。
五四青年节的意义何在？它表示我们中国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人民民主革命，快要进到一个转变点了。黑夜将尽黎明在望，况且五四运动是青年领导的，这是多么鼓舞人心啊，这既是对五四运动的肯定也是对进步青年的褒奖。接着说到五四运动所反对的是卖国政府，是勾结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的政府，是压迫人民的政府，何人不愤何人不拍手称赞五四运动啊。失败是有的，但是成功一定会来临!何等的信念啊，真鼓舞人心。在人心都是一团火的时候，毛主席的语气又缓和下来，冷静的分析了中国革命的情况。明确革命的对象是日本帝国主义是汉奸，一个是强盗一个是家贼，成为众矢之的。而达到他们的力量是以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人农民为根本力量的全国人民。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呼喊多么有力啊。明确了当今革命是资产阶级性的民主主义的革命后，主席又追问革命胜利后又怎样?革命的目的是什么呢。是建立一个人民民主的共和国，多么令人向往的目标啊，而全国青年都要为此而努力。似乎已经看到了胜利的旗帜。
了解了革命确定了目标，怎样实现呢？俗话说：说着容易做着难。只有在不断总结经验寻找成功之路的基础上才能胜利，一百年来的革命斗争虽然大都失败啦，但失败的经验是极其宝贵的。我也深有感触：为失败伤感无意，经验教训才该是失败的果实。主席总结百年
抗战的经验，并且辩证的看待问题，从孙先生开始的革命，五十年来，有它胜利的地方，也有它失败的地方，辛亥革命把皇帝赶跑，是胜利了，说它失败，是说辛亥革命只把一个皇帝赶跑，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他交给我们如何看待问题。全面看问题，及不为失败气馁也不为一点胜利蒙住自己的眼睛。暂时的部分的胜利不是我们想要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才是正理啊。看谁笑到最后。总结失败原因，寻找成功之道，唤起民众，全国其上手才能成功。
青年运动起到了先锋队的作用，带了个好头，中国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是一支百万大军，但要想取得革命胜利还是不够的，工农大众才是主力军。青年要到群众中去，发动和组织群众。组成一支几万万人的大军，革命必胜。而青年就是起到了带头和粘合剂的作用。要看一个青年是否先进是否是革命的，就要看他是不是起到这种作用。多么明确的标准和要求啊。接着主席就如何辨别真伪社会主义给我们提出建议，希特勒、墨索里尼都信仰社会主义，但其实是法西斯军国主义，根本是看是不是和群众在一起。这种看实物看本质的教导永远不会过时，表象往往欺骗人的眼睛。抗日战争是中国革命的新阶段，但现在中国青年运动的不统一，是一个很大的缺点。我们的任务首先是统一起来团结才是力量，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而延安的知识青年、学生青年、工人青年、农民青年，大家都是团结的，不必多说，多么具体的例子啊，看看他们的革命理论，研究一下他们的救国之道，看看他们开垦的万亩良田。这就是榜样，这就是方向。
最吸引我的是这篇文章的形式，一个个问题像是一排排白杨树，井井有条，多次使用问答手法，亲切有说服力。再就是它的信息，对待问题认真的态度，吧革命讲的具体深刻;辩证的看待事物，五四运动既有他得意义也有他的局限性，脱离群众就是它的致命缺点，失败不可怕，总结经验才能猜出成功的果实来；看事物不能只用眼还要用心用智慧。成功属于那些肯总结肯思考不骄不馁的智慧人！
论近代中国的新旧道德之辨及其当代启示
——纪念五四运动九十周年
姜迎春
摘要：新旧道德之辨是中国近代、特别是五四时期思想界的热点之一，新旧道德之辨为马克思主义新道德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础和民众心理基础。由对传统私德的批判转向对马克思主义新道德的追求，在实践上和逻辑上具有必然性。以新旧道德之辨为主要内容的近代道德革命不是为了纯粹的个性解放，而是思想家在民族危亡之际的理论反思与突破。今天，我们继承五四传统，一是要继承五四运动时期思想家们基于社会责任感的批判精神；二是要继承五四运动时期思想家们积极的实践精神。 关键词：五四运动；道德革命；批判精神；实践精神
五四运动至今已经整整九十年了，这九十年间对五四运动历史意义的争论从未停息过。近年来，有的人提出五四运动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岔道，因为它改变了新文化运动追求个性解放的努力和方向，它带来了“主义”，而“主义”又带来了“专制”。所以，有的人提出当代中国要补思想启蒙这一课。从近代中国思想界对新旧道德的争论可以看出，思想道德文化之争是特定时代民族生存发展的需要，离开这个根本点抽象谈论个性解放便是不着边际的空谈。中国近代、特别是五四运动中的新旧道德之辨为马克思主义道德观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础和民众心理基础，这一历史过程表明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道德观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
一、危机与反思：道德的新旧之辨
道德的新旧更替是时代发展的重要方面，中国近代所谓的道德革命亦是时代发展的必然，是时局危机下的积极反思。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被强制性地纳入了世界近代化体系。自此，中国社会发生了剧烈的变迁，这种变迁引发了伦理思想的变革。所以，有近代学者指出，
①“自欧化东来，始有创道德革命之说者，遂生旧道德新道德之别。”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道
德的公私之辨成为思想界的热点。在鸦片战争以前，很少有人对中国的传统伦理、对国民性格进行反省和批判，“中华第一”、“世界中心”的观念根深蒂固。鸦片战争以后，炮火惊醒了一部分开明的官僚和知识分了，他们开始睁眼看世界。一个与我们截然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参照系统开始展现在他们面前。这样他们便获得了自我观照的镜子。观照的结果发现，国人引以自豪的文化传统并非十全十美，自大的心理失去了现实的依据。近代思想家们发现“缺乏公共精神”、“公德”缺失是比较集中和普遍的国民弱点，增进公德成为近代思想家们的普遍呼声，对“私”与“公”的不同态度成为区分新旧道德的重要标志。
严复是中国近代睁眼看西方、积极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代表之一，他认为道德在社会中起到维系人的作用，道德水平的高低直接关系到社会、国家的兴衰。他指出，当时中国的道德风气，已堕落到足以亡国亡种。在他看来，中国传统最主要的五种伦理关系中，都没有正常的道德关系存在，传统的道德教化已失去维系人心的作用。因此，严复在《原强》中提出“新民德”的主张：“曰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严复同时认本文为侯惠勤主持的20_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课题“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多样化社会思潮研究”（07&ZD034）的阶段性成果。
①张枏、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3卷），三联书店出版社1977年版，第847页。
为，中国人德性败坏，最痛心者，无过于恤私、无耻两端。因此，“新民德”的主要任务就是去私心而增公德。在他看来，中国民风之所以恤私，缺少公德，乃是中国传统教化造成的。在中国，百姓不是国家主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只有君王一人是国家的主人，其余都是他的子民臣仆。因此，对于社会义务，百姓没有任何权利，他们只有忠君的义务。久而久之，就养成了“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的社会风气，公德便普遍缺失。严复在《论世变之亟》中指出，要收拾人心，增养人的公德心，必然要面向西方学习。西方如何呢?“苟扼要而谈，不外学术则默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而已”。而其最根本的，正如他在《原强》中说的，是“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他崇尚自由原则，把民主、平等看作自由的基础，只有在民主、平等的社会中，才会形成急公好义、关心社会的社会公德。{五四运动唤醒民众新的体会}.
在戊戌——辛亥期间，对公德问题研究最多最深刻的是梁启超，同严复一样，他发现中国国民缺乏同情心、理解心，缺乏对公共事务的兴趣与热情，太多地考虑私人利益。他在《新民德》第五节《论公德》章说：“我国民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梁启超把公德定义为“人群之所以为群，国家之所以为国”的道德。在《新民德·公德》中，他认为，中国道德发达很早，却都是私德，所谓温良恭俭让、克己复礼、力行知耻、存心养性、反身强恕，凡此种种，都是私德。“吾中国数千年来，束身寡过主义，实为德育之中心点，范围既日缩日小，其间有言论行事出此范围外，欲为本群本国之公利公益有所尽力者，彼曲士贱儒，动辄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等偏义，以非笑之，挤排之。谬种流传，习非胜是，而国民益不复知公德为何物。”在他看来，公德比私德更加重要，因为公德是国家和社会的凝聚力，“道德之立，所以利群也”，而“公德者，诸德之源也。有益于群者为善，无益于群者为恶。此理放诸四海而准，俟诸百世而不惑者也。”所以，在梁启超看来，是否利群就成为区别道德的主要标准。梁启超进一步指出“群”是由“个人”组成的。社会上有大大小小的“群”，最大的“群”就是国家，个人是一个“小我”，而国家是最大的“大我”，“小我”要从属于“大我”，所以，“利群”归根到底在于利国。那么，如何增进公德呢?梁启超认为要实行“道德革命”，也就是要用新道德代替旧道德，其要义在于由尚私德转变为重公德。他认为，中国数千年来只讲私德，几乎不推公德，而西方所谓的新道德要解决的是个人与集体、与国家的关系，是己与群之行为规范。所以西方伦理思想家崇尚爱群、爱国家、爱真理的公德。梁启超认为道德革命的首要任务是树立群体观念、国家观念，新道德要以巩固、完善群体和国家，使国家进步为目的，也就是以公德来改变私德一统天下的局面。
辛亥革命之后，随着民主共和制度的流产，人们对国民性格的怀疑、抨击和改造愿望更加强烈，公德问题再度被引起重视。辛亥革命之前，对公德问题的研究只限于少数进步思想家之中，而辛亥至五四期间，公德问题成为知识界共同关注的热点之一。热心讨论这一问题的，有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家，有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激进思想家，有以鲁迅为代表的进步文人等。
孙中山将毕生献给了国民解放事业，在奔走呼号、竭力战斗之余，对中国人公德心的缺乏也曾痛下针砭，他最痛心的是中国人不团结，只顾自己的眼前利益，不顾民族和国家利益。他在同盟会葛仑分会成立大会上作讲演时说：“我国人多不知国与己身之关系，每顾个人之私事而不为国出力，不知国与己身关系如身体之于发肤，刻不可无。”在《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演中又说：“中国从来当国家做私人财产，所以凡有草昧英雄崛起，一定彼此相争，争不到手，宁可各据一方，定不相下。”正因为有感于此，孙中山才倡导“天下为公”，提出“替众人服务”的人生观。这实际上也就是倡导公德。 ①①②③《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13 -214页。
《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26页。
③《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26页。 ②
五四时代新思潮的倡导者对国民冷漠自私的私人本位性格批评更加深入。陈独秀早在1904年至1905年办《安徽俗话报》时，对国民公德的缺失有很深的认识。他作过一篇连载长文《亡国篇》，指出亡国原因有两条。第一条是“只知道有家，不知道有国”。他说，“我们中国，家族的制度，在各国中顶算完备的了。所以，中国人最重的是家，每家有家谱，有族长，有户尊，有房长，有祠堂。„„个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