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从是个体在社会要求、群体规范或他人意愿的压力下被迫满足他人要求或规范的行为。 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我怎样的服从组织的安排的文章3篇 ,欢迎品鉴！
【篇一】我怎样的服从组织的安排
今年是市县乡领导班子集中换届年，会有一大批干部面临岗位调整，如何正确对待进退留转，将是摆在领导干部面前的重要课题。
在现实生活中，有的干部对如何干好工作不关注，对职务和待遇却有自己的“小九九”，挑三拣四。比如，有的认为没有实权的部门是“清水衙门”，有的觉得当副职“比别人矮一截”，有的嫌弃偏远地区环境差，有的感觉干脏活累活“有失身份”，等等。组织上安排他们去这些岗位、部门工作，他们就会找种种借口跟组织讨价还价，达不到自己满意的结果就闹情绪，甚至撂挑子。也有一些党员干部，认为自己有本事、能力强、贡献大，组织上给的位子太小、对不起他，在“小”岗位上工作觉得太屈才了，等等。这些，都不是一个领导干部该有的表现。
服从组织安排是对一个党员干部最基本的素质要求，是党员干部应尽的义务和责任。党章第二章第十条，将“党员个人服从党的组织”列在民主集中制“四个服从”之首，那些为了个人利益打小算盘、耍小聪明、搞小九九，是组织所不允许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古人尚有“进亦忧，退亦忧”的情怀，作为一名党员干部，如果把个人利益摆在首位，怎能对得起身上肩负的重任？又岂能对得起共产党员的荣誉称号？
***总书记在《之江新语》一书中谈道：“一名党员无论在什么岗位，无论从事什么工作，都是为党的执政服务，为人民服务，必须讲奉献、讲觉悟、讲大局、讲境界，正确对待个人的名利权位和个人的进退留转，自觉服从组织安排。”作为一名领导干部，在工作中论资摆辈，不服从组织决定，是典型的不讲政治，不懂规矩。要正确对待岗位调整，无论在何种岗位，都要努力工作、积极进取，时刻持平常心、做本分事，以党的事业为重，不贪权、不恋权，履行职责义务、保持应有本色。
【篇二】我怎样的服从组织的安排
在工作中，有这样一些党员干部，他们不满意组织的安排，讨价还价、挑肥拣瘦。有的拈轻怕重，工作太苦的不愿去；有的认为某些岗位出力不讨好，对日后升迁不利的不愿去；有的内心不喜欢这个职位，工作没兴趣的不愿去……这种“对组织安排讨价还价、对工作岗位挑三拣四”的做法，必须坚决反对。
工作中和组织讨价还价，是党性观念不强、宗旨意识出了偏差的表现。这些不服从组织安排，对工作挑肥拣瘦的党员干部，只关注个人的工作成绩、利益得失，没把党的事业、群众的诉求放在心上，只拿工资，不干工作。
无条件服从组织决定和自觉接受党的纪律约束，是检验一名党员干部合格与否的重要标准。***总书记强调，全党同志要强化组织意识，时刻想到自己是党的人，是组织的一员，时刻不忘自己应尽的义务和责任，相信组织、依靠组织、服从组织，自觉接受组织安排和纪律约束，自觉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党章把个人服从组织作为组织纪律的重要原则之一，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也对拒不执行党组织的分配、调动、交流等决定的违反组织纪律的行为也作出了明确处分规定。这就表明，绝不允许党员干部对组织的工作安排讨价还价。
党组织要分清“投机主义者”和“实干主义者”，在工作安排上区别对待，给“实干主义者”以更多的发挥个人才能的机会。同时，党员干部要时刻谨记，无论身处什么工作岗位，都要苦练本领技能，尽力发光发热，做一个让组织放心的“实干主义者”。
【篇三】我怎样的服从组织的安排
共产党员的党性，不是外力的而是自觉的；共产党员的党性，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共产党员的党性，不是一劳永逸的而是与时俱进的
1937年，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为促成国共合作，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在改编中，许多高级将领被降级使用，有的从军长降为旅长、副旅长，有的从师长降为团长、副团长，有的由指挥员降为战士，大家对此毫无怨言，坚决服从命令听指挥。其中，李先念同志从军级降到营级。上级领导问，组织决定你到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当营长，你有什么意见吗？李先念毫不犹豫地回答：“坚决服从组织的安排。”
“坚决服从组织的安排”，反映的是一种清醒的党员意识和坚定的政治立场，彰显的是共产党人坚强的党性。党性强，就能始终牢记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做到忠诚于组织，任何时候都与党同心同德。
共产党员的党性，不是外力的而是自觉的。1934年，陈昌离开中央特科总部机关，被派往敌人心脏作隐蔽战线斗争，他把敌人每月发给的工资20%自用、80%作为党费上缴党中央，始终保持了出淤泥而不染，不仅完美地完成了情报工作，还想方设法筹集资金为党、为军队购买枪支弹药等供抗日前线急需。1935年，由于斗争环境恶劣，东北抗日联军与党中央失去联系。艰难岁月里，冯仲云坚持给中央写信请示汇报工作；杨靖宇冒着重重危险，两次率部西征，试图打通与党中央的联系；周保中更是发自肺腑地说：“听不到党中央的声音，接不到党的指示。在最艰难的日子里，想念延安真像孩子想娘一样。”他们的事例表明，共产党人的坚强党性，体现的是内心深处对信仰的执着坚守，形成行动上的自觉，如此锤炼党性，才能有跟党走的坚定不移、有不怕困难的顽强勇毅、有危难关头的不惧牺牲。
共产党员的党性，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1950年初，中央决定进藏，邓小平找到18军军长张国华，开门见山地说：“今天谈话凭党性。”张国华回答：“一切听从党安排。”同年，李狄三也奉命率部入藏。当五星红旗在噶大克飘扬时，包括李狄三在内的63名官兵倒下了。在遗言中，李狄三说：“共产党员就是党让干啥就干啥，在最困难的时候，向党要副担子挑在肩上的人。”1955年，张富清退役转业时面临多个选择：留在大城市，海阔天空；回陕西老家，可以方便赡养老母。当组织找他谈话时，他当即决定响应党的号召，去偏远、艰苦的来凤县工作。他说：“我是一名党员，党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战场上死都不怕，苦点怕什么？”他们的故事昭示我们，共产党员也有个人利益，但坚强的党性，使得共产党员成为“特殊材料制成的人”，敢于为人民的利益、党的事业，奉献一切、牺牲一切。
共产党员的党性，不是一劳永逸的而是与时俱进的。新中国成立之初，兼任华东军政大学校长的陈毅出席学校的开学典礼。当时的华东军政大学从备战需要出发，要求所有男学员剃光头，一些学员怕影响自己的形象不肯剃。为了疏通学员思想，陈毅对大家说：“小同志们，你们今天当兵，就是决心参加革命，而为人民服务是终生的，可不是一时一事的，今天想起就革命一下，哪件事愿意就服务一次。我是老革命了，仍在时时事事提醒自己。小战友们，我们在这件事上一样：既然下了决心，终生不渝，那就常要从头开始！”他把帽子摘下来，指着自己的头大声复述：“从头开始！”一语双关，讲出了“革命永远在路上”的真谛。革命胜利后，凡有老战友来探望，徐海东大将必问：“政治上犯错误没有？经济上多吃多占没有？生活上和老婆离婚没有？”这三问，问出了徐海东自己和身边同志的思想清醒。锤炼党性，本质上是一个纯洁自我、提升思想境界的过程。彭德怀每月“反省自查一遍”，严格要求自己；董必武90岁高龄仍赋诗抒怀“彻底革心兼革面”，注意以身作则，服从组织，遵守纪律；谢觉哉经常“跟自己打官司”，省察一言一行。老一辈革命家的生动实践，验证了一个道理：锤炼党性不是一阵子的事，而是一辈子的事。永葆党性之树长青，必须“在思想政治上不断进行检视、剖析、反思，不断去杂质、除病毒、防污染”。
“我们只有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才能应对‘四大考验’、克服‘四种危险’，才能正确处理公私关系、破除‘四风’顽疾。”这是一种党性要求，也是对共产党人精神家园的呵护。今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赓续老一辈革命家锤炼党性的优良传统，更须矢志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才能更好地坚守初心、砥砺恒心，以更加坚实有力的步伐，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