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子弹(Atomic bomb)是核武器之一，是利用核反应的光热辐射、冲击波和感生放射性造成杀伤和破坏作用，以及造成大面积放射性污染，阻止对方军事行动以达到战略目的的大杀伤力武器。本站站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了揭秘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运载历程，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揭秘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运载历程
1964年10月16日15时整，新疆罗布泊地区寂静的上空突然爆发出一道强光，接着伴随一声巨响，一团巨大的火球腾空而起，大火球垂直跃上天穹，由红变黑，黑里透红，团团火焰和烟云翻滚着，同时一根粗壮的尘柱平地拔起，片刻后在空中翻卷的烟云开始转为雪白，地面上涌起的尘柱不断蹿高，最终烟云与尘柱连成一体，一朵巨大的蘑菇云冉冉升起。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宣告了催人奋进的“596”(中国第一颗原子弹代号)工程获得圆满成功。这一声惊天动地的炸雷，让中国人彻底挺直了腰杆，也让全世界重新认识了遥远东方的力量。众所周知，包括原子弹在内的中国“两弹”试爆，都在新疆的罗布泊地区进行的，但许多人可能并不知道，原子弹的研制地點是远在2300多公里之外的青海省西宁市附近的金银滩。将原子弹从研制地运往试爆场，在当年堪称为绝密运送。今天，我们通过逐渐解密的一些资料，可以大致了解到这趟非比寻常的旅程。
神秘基地
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在国家的召唤下，我国数百名顶尖科学家、数万名的解放军指战员和建设工人，怀着热切的爱国主义情怀和崇高的献身精神，从祖国各地秘密赶往青海省西宁市北边100多公里处，海晏县一个叫做金银滩的地方。这些人员从此像“人间蒸发”一般隐姓埋名30多年，从事一项长时间鲜为人知的伟大工程——为国家研制核武器。他们通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将金银滩打造成了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即221厂，也就是后来人们口中神秘的“原子城”。
现在，根据解密档案我们可以了解到：我国于1956年决定建设核武器研制基地221厂，1957年开始在全国选址，1958年7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代表中央批准了选址报告。随即，居住在金银滩的1715户农牧民被动员迁出，从此这片总面积达1170平方公里的草原便蒙上了神秘的面纱。在这个平均海拔3210米的地方，每年除了6、7两个月天蓝草碧外，其他月份不是大雪纷飞便是黄沙蔽日。就是在这样的荒原上，经过30年的奋斗、建设，至上世纪80年代末，一个具有现代化规模的集科研、生活、生产为一体的综合性、高技术生产基地矗立在金银滩上。基地旧址分为甲乙两区，乙区在现在的海晏县城，主要是生活区;甲区是现西海镇(“原子城”)，是基地政治、文化、科研、生产中心，甲区有18个县级单位，简称“十八甲区”。
1987年，为适应国际形势变化，表明我国政府全面禁止和摧毁核武器的态度，维护世界和平及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战略转移的需要，国务院、中央军委做出了撤销221厂的决定。1995年5月15日，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全面退役，这片被封闭了30多年的军事禁区，终于完成了时代赋予它的历史使命，把广阔的草原还给了牧民。20_年6月25日，“原子城”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在的金银滩，不再是尘封在档案里的绝密基地，而成为众多游客向往的红色旅游景点。虽然221厂已被撤销，基地已经退役，当年从事核武器研制工作的绝大多数同志已经退休，有的甚至已离开人世，但是他们的英名和功绩永载史册。
国宝待遇
我国的第一颗原子弹在青海研制成功，试爆区却选在新疆的罗布泊。这是因为位于内陆腹地的罗布泊更加偏远而人烟稀少，既能够避免误伤和辐射，也不会造成地质坍塌之类的问题，还可以避开国外势力的侦察和窥视。
无论当时还是现在，核武器的储存和运输问题都是非同小可的事情。原子弹在储存方面首先必须绝对防止发生临界反应，要进行物理隔离，使分开的铀燃料没有聚集的可能，这就要拆除引爆装置;其次要绝对防止水的侵入(如雨水、河水、海水、地下水、自来水等)，因为核燃料遇水浸泡后，水充当慢化剂，有可能诱发核反应;此外，还需严格的温湿度控制和防止人为破坏，因此必须有健全的监控系统、自动报警系统等。
运输原子弹可用载重汽车、专列火车、飞机等交通工具，在运输过程中除了必须严格落实类似上述储存的要求外，还要保证整个运输过程中原子弹必须固定牢靠，盛装原子弹的容器一般由坚固的特质钢制作，必须确保能够经受住从10米高处跌摔的冲击;整个运输过程中所有途经道路路面要平整，并有沿路警戒和跟车警卫等。在运输过程中一般弹体和核弹头是分开的，待运抵试爆基地洞库里后再组装起来。对于核武器的运输和储存，我国专门颁布有国家标准予以严格而细致的规定和规范。
1964年7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221厂组装成功。其实，我国为首次核试验一共准备了2枚原子弹。其中596—1是正式产品，596—2是备用弹。为安全起见，221厂的工程师们严格按照规定将原子弹分拆成两部分，一部分用火车运送，另一部分由飞机运输。原子弹的关键核心部件——铀球和点火中子源，就是以空运方式先期运送的。这部分核心部件由第二机械工业部保卫部一位副部长和核工业研究院(即九院)的一位副院长亲自护送，从青海西宁搭乘经过改装的伊尔-14运输机飞往新疆马兰机场，在马兰机场卸载后直接装上直升机，运往罗布泊核试验场区。
这两个核心部件虽然体积很小，但要求保温、防潮、防震、防静电。因此，要将其先放入充满氩气的容器中，再用减震弹簧悬吊在一座特制的“鸟笼”里，然后装进一个特制的大木箱。飞机安全着陆在罗布泊核试验场区后，飞行员和机组人员卸下装有铀芯的密封容器，并将它放置在一辆卡车上。为确保万无一失，在核心部位空运过程中，还专门安排221厂实验部一名副主任负责技术安全监测。
绝密行程
原子弹中没有核爆炸装置的部分则通过火车运输的方式走陆路，由于路途遥远，操作起来更加复杂。当时，周恩来专门就第一颗原子弹相关工作提出了“保装、保运、保响”的指示和要求，并亲自下令将运载原子弹的列车定为一级专列，按照国家领导人专列的待遇，实施最高级别的安全警卫。
运输原子弹的火车是铁道部从德国进口的带保温设备的专列。专列有20多节，原子弹各部件包装箱分别放入不同的车厢;牵引机车后面还专门留出4至6节空车厢，以备在紧急刹车时起缓冲作用。专列上所用煤都是用筛子筛过的，防止从煤矿带出没有爆响的雷管等爆炸物混在煤里;沿途列检员用的铁锤都改为特制的铜榔头，防止敲打火车轮子时产生火花;专列沿途所有横跨铁路的高压线，在列车通过前都要停电，以避免静电引起意外事故，保证专列安全运行;沿途遇到的列车都要给专列让路，途经所有岔口全部锁死，防止意外发生。专列车厢标有“三角七”符号(红三角形，里边写个7字)，铁路人员一看就知道这是等级最高的军用专列，但各站甚至铁路指挥部却都不知道专列所运为何物。专列驾驶员自然也经过了千挑万选，专业技术和政治素养都必须绝对可靠，最基本的要求就是保证专列在运输全过程中始终以50公里的时速匀速行驶，避免原子弹部件互相碰撞。最后，出身于杭州市郊区贫苦农民家庭、曾在铁道兵部队服役的姜士荣被选中。时年31岁的姜士荣虽然有过数百趟专运、特运列车牵引经历，但还是从1964年7月就被送至金银滩进行相关训练和培训，这期间不能与外界任何人联系，也不得给家里写信，且自始至终不知道要担负什么任务。直到原子弹成功爆炸后，他才晓得自己曾经完成了一趟何等重要的绝密驾驶牵引任务。
9月28日，由核工业研究院副院长吴际霖带队，第一颗原子弹和相关的试验仪器设备与九院参试人员一起开始装车。装车时采取了“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超常规保卫措施：外围是221厂警卫团的官兵负责警戒，十步一岗、五步一哨;中间始终有该厂公安干警、摩托车队及骑兵队持续巡逻;内层负责搬运产品的是经专门挑选的221厂工人和科技人员。自发车起，专列机车驾驶室里就一直坐着一名解放军干部和两名全副武装的战士，从车头拉出一根军用电话线通向列车内部的临时指挥部，随时可以向列车指挥部汇报情况。为保证专列沿途绝对安全，按照规定，铁道沿线每隔25米就设有一名岗哨，另有解放军战士在铁路沿线日夜巡逻，还在外围部署了大量民兵;专列经过的每个道口、站台上都有专门的铁路民警和地方公安保卫人员几步一岗守卫着，经过的每个涵洞、每座桥梁都安排有专门警卫力量;沿途各地公安部门领导和各铁路局公安处长时刻关注着专列的行踪，并随时能够汇报专列在本辖区内运行情况。有资料称，当时为保障这趟专列，仅动用的正规作战部队官兵就达3万人左右。
发车后，专列先从金银滩驶向西宁，然后转上兰青铁路过黄河到兰州，再折身驶上兰新铁路进入河西走廊，一路向西奔驰。7天后，专列终于安全抵達乌鲁木齐火车站，并转驶到了这趟绝密旅程的终点——通往罗布泊的那条200余公里秘密军用铁路线上的一个车站。596-1原子弹装置当即全部被汽车运往乌鲁木齐机场，再由伊尔-14飞机运往马兰机场，最终运至试爆基地的主控站装配工房。596-2备用弹则留在专列车厢内，最初停在乌鲁木齐待命，后来试爆现场总指挥、时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的张爱萍考虑到罗布泊实验场区的早期规划是苏联专家帮助搞的，他们对这个地区相当熟悉，为保密起见，便命令想办法隐蔽原子弹专列。当时，试爆场区人来人往，昼夜不停地布置各种爆炸效应物，100多米高的原子弹放置铁塔也竖立起来了，明摆着这里要有大的动作。所以，临实验前，专列又从乌鲁木齐转移到了东风基地(即现在的酒泉基地)，在基地东部的古口乃苏木(碱厂)隐蔽起来。当然，要不了多久，就没必要再保密了。
10月16日晚，新华社发表了新闻公报，向全世界庄严宣布：“1964年10月16日15时，中国在本国西部地区爆炸了一颗原子弹，成功地实行了第一次核试验。中国核试验成功，是中国人民加强国防、保卫祖国的重大成就，也是中国人民对保卫世界和平的重大贡献。”同时发表了政府声明：“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
至此，这趟绝密运送之旅圆满地划上了一个句号。
揭秘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运载历程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轰然一声惊雷，震撼了全世界。100多年来，积弱积贫、被视为“东亚病夫” 的古老中华民族，在这一天石破天惊地矗立于神秘的核科技高地上，成为和平崛起的重要象征，影响了整个世界历史的进程。西方列强从此对中国刮目相看，重新估量中国在国际的地位，世界战略格局也由此而改变。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已作为中国和世界的重大事件载入史册，新闻媒体、文学界、影视界也曾做了许多报道和描述。然而，对于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的具体时间是如何确定的?现场有多少人参与这一事件?他们在现场都做了些什么?试验前有那些重要程序保证?试验成功后如何收尾?国内外有那些重大反映和评论?给历史留下那些深远的影响?所有这些问题，有待进一步探索研究。值此50周年之际，我试做个全景式的介绍，以供大家分享和纪念。
试验日期和时间是如何确定的?
1964年6月6日，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做了一次原子弹全尺寸爆轰模拟出中子试验，这是对原子弹的理论计算、结构设计、加工制造、测试手段及试验队伍的一次全面考验。试验取得圆满成功，证明设计是正确的，制造是成功的，测试是可靠的，队伍是过硬的。至此，原子弹的制造工程可以说已经大功告成。接下来就是要到国家核试验基地进行核爆炸试验，最终鉴定原子弹是否真正研制成功及其爆炸效应。
鉴于核武器的特殊性质，涉及军事、政治、外交，核武器试验在国际上特别敏感。我国首次核试验选在何时进行，不仅是个技术问题，而首先是个政治战略问题。在中央专门委员会讨论时，考虑到国际影响预期、美国图谋破坏和我国二套基地尚在建设等情况，周恩来总理提出了“早试”和“晚试”两个方案，报请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
毛泽东主席从战略上考虑，认为，“原子弹是吓人的，不一定用，既然是吓人的，那就早响。”这样，就对原子弹试验时机作出了机智果断的抉择。周总理立即进行具体部署，特别指出：“主席同意早试，任务更重了，不是更轻了，各方面工作要做得更加细致、周到、扎实，防止意外。”
“早试”，早在什么时间，关键要看气象条件。试验现场的天气、风级、风向是确定试验时间的重要依据。从9月28日各参试单位全面进入试验前的临战状态起，现场气象站也不断作出气象预报。以张爱萍为首的试验委员会特别关注气象的演变。10月9日下午，根据核试验场区的气象预报，10月15日到20日之间将有一次符合试验条件要求的好天气。于是，由张爱萍、刘西尧签署的关于试验准备工作情况及正式试验日期建议向周总理的书面报告中，
提出了拟将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日期在10月15日到20日之间选定。总理10月11日给刘杰的批复中，表示“同意他们(指张爱萍、刘西尧)来信所说的一切布置。从10月15日到20日之间，由他们根据现场气象情况决定起爆日期和时间，在决定后告我们。”
总理作出这一批示后，就几次询问现场起爆时间确定没有?可是气象变化因素很复杂。张爱萍亲自与气象学家顾震潮及气象预报人员一起，昼夜反复研究气象的变化。直至14日下午6时才提出起爆日期拟定在16日，随后又于15日12时进一步提出定在16日下午3时。总理先后两次批复同意，并最后于16日12时嘱咐刘杰：“当张、刘回到指挥所时，请你与他们通一次保密电话，告以如无特殊变化，不必再来往请示了。零时(起爆)后，不论情况如何，请他们立即同我直通一次电话。”
首次核试验起爆日期和时间就这样经过三次请示和批复才定了下来。其间，核武器研制基地的科技人员特别着急，到底哪一天试验啊?白天盼、晚上盼，等得有点心焦。这时出现了一个真实而有趣的故事，10月10日晚上，技术员杨春章在帐篷睡觉做了个梦，早晨起来跟大家说，梦见爆炸时间确定了，是三个“15”。当时大家琢磨，这三个“15”是什么意思啊?等后来上级把试验时间正式传达下来，就豁然大悟：这第一个“15”是1964年建国15周年;第二个“15”是10月16日即国庆后第15天;第三个“15”是下午3时即当天的15时。真是太巧了，冥冥之中竟有这样巧事!
试验现场有多少人参与其事，都做了些什么?
核武器试验是为了考核核武器的设计原理、制造质量、爆炸威力、杀伤效应、安全性能，是一项大型的科学实验工程，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参与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的有5058人，来自解放军总部、各军兵种、新疆军区、兰州军区、二机部、公安部、卫生部、国防部十院、军事工程学院、中国科学院等26个部门和单位，其中二机部九院派出222人，在现场组成第九作业队，以他们为核心，围绕核装置和核试验开展各项工作。
第九作业队由李觉任队长，吴际霖、朱光亚任副队长，吴际霖、朱光亚、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陈能宽、邓稼先、方正知、苏耀光、疏松桂、陈学曾、吴永文、何文钊、倪福荣等14人组成技术委员会，是九院核试验的技术领导核心，负责研究解决核试验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下设七个作业分队，队领导也都是各专业的科技骨干，队员中还包括一些高级熟练技工，分别担当从元器件到整球的装配、铁塔上下吊装、核装置保温、插雷管、仪器测试、高速摄影、遥控起爆、剂量检测、取样鉴定等各项任务。他们同现场各参试单位人员一起，在茫茫的戈壁滩上搭起帐篷，头顶变幻莫测的青天，脚踏广袤无边的沙漠，生活十分艰苦，而且保密要求极严，隔绝与外界联系。但大家精神振奋，情绪高昂，工作极端负责，精心操作，不分昼夜。原子弹的装配精度要求非常高，有人形容如同瑞士的精密手表，丝毫差错都会直接影响原子弹的威力，甚至成败。第一次核试验，没有任何经验，只能靠在实践中摸索，每一个步骤、每一个环节、每一个动作都是反复演练，甚至拧螺丝钉拧几圈都要烂熟于心。正是靠着这种严肃精神、严格要求、严细作风，保证了在整个试验过程中没有出现一点纰漏。
现场另一支大队伍就是负责核武器效应试验的工作人员，包括核试验基地科研人员和总后、空军、海军、炮兵、工程兵、装甲兵、通信兵、防化兵、铁道兵、二炮十个核效应试验大队，以及国务院农林、水电、铁道、电子、电信、电力、建工、粮食、卫生等部门的参试人员。他们的任务是要通过各种实测手段和方法，摸清在空中、地面、地下各种条件下核武器的毁伤和破坏规律，以期达到在核战争中消灭敌人，保护自己的目的。试验现场几平方公里内，按不同距离布置了飞机、坦克、火炮、军舰、导弹、雷达、火车头、汽车、楼房、车站、人防工程等各种效应物，以及猴、狗、马、驴、兔、白鼠等生物效应物，等待做核爆炸的冲击波、光辐射、核辐射和电子脉冲等的毁伤效应试验。核武器试验是一种接近实战的大规模综合性的科学实验。我国首次核试验虽然前无案例，没有实践经验，然而由于参试人员勇于担当，思想准备充分，工作周到细致，还是得到了比较圆满的结果。法国第一次核试验基本没有得到什么数据，美国第一次核试验得到的数据也不多，而我国第一次核试验按设计要求应得到的数据基本都得到了。
试验当天现场如何紧张而有序地工作?
10月16日，按中央批准的试验日期，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将在当天下午3时进行。凌晨3时30分，试验现场总指挥张爱萍主持最后一次气象会商，最终拍板全场各个参试单位按预定程序开始工作。张爱萍随即同副总指挥刘西尧等一起，驱车到各个作业点检查最后准备工作的完成情况。
4时，他们到了铁塔下，检查原子弹的塔上安装和插雷管准备情况。九院院长、现场第九作业队队长李觉报告：“原子弹塔上安装质量符合试验技术要求，引爆系统动作正常，插接雷管前的准备工作已经完成，请批准6时半开始插接雷管。”
8时，他们来到控制原子弹起爆及测量仪器动作的主控站，检查起爆前控制系统和操作准备情况，得知李觉已将起爆钥匙交到负责主控室指挥的张震寰手上，并对起爆操纵员做了一番思想动员，保持镇静稳定。
11时，他们在主控站观察电源、通信都正常工作后，便驱车于12时到达防化兵驻地——前进庄，为防化兵鼓劲，欢送防化兵出征。
现场所有参试人员都在各自岗位按程序紧张而有序地工作。第九作业队在爆心区铁塔上担任插接雷管、系统导通、接通电源、安放探头等项工作的科技人员陈常宜、张寿齐、叶钧道，一丝不苟地按操作规程完成各道工序，又再次进行自检、互检并签字。最后，陈能宽又仔细检查了一遍。在10时30分完成各项工作、一切均处于良好状态后，一直陪在现场的核试验基地司令员张蕴钰、九院院长李觉、九院221分院副院长陈能宽与塔上工作的作业队科技人员，才一起撤到塔下，离开爆心区。
在北京，由二机部部长刘杰部长直接领导，国防科委和二机部派人参加组成的“177”办公室，张汉周、郑存祚、高健民、宋炳寰、李鹰翔等五人，负责与核试验现场密切联系。当天前方现场的重要活动和各项工作进展情况，都及时准确地转报了周恩来总理等中央有关领导同志，周总理对张爱萍和现场工作的批复、指示，也都通过刘杰和“177”办公室传达给张爱萍和试验现场“20号”办公室。前后方联系都是通过保密电话用设定的暗语进行。当天还考虑到万一有线电路发生故障，如何保证联系不间断的问题，总理同意要前先与无线电沟通好，具体措施由通信兵部立即安排。
13时30分，刘杰遵照周总理的指示，在张爱萍、刘西尧回到指挥所后，与张爱萍通了保密电话，传达了总理要求张爱萍，在原子弹起爆后，不论情况如何，请他立即同总理直通一次电话。
与此同时，刘杰想到：遵照总理指示“你们知道这项任务的人不要太多”，先前没有把确定的起爆时间告诉各位副部长，现在应该是告诉他们的时候了。恰在此时，钱三强副部长来到刘杰的办公室。刘杰说：“三强同志，时间定了，今天下午3点钟爆炸。”刘杰看了看手表，又说：“快到了，还有个把小时。”钱三强听后，十分激动，顿时热泪盈眶，连声说：“好啊，好啊!”
接着，刘杰又把起爆时间分别告诉了其他几位副部长。
试验能否成功，有多大把握?
14时30分，张爱萍、刘西尧等进入距离爆心约60公里的白云岗观察所。全试验现场都在等待起爆时间和试验结果。罗布泊一片寂静，耸立在爆心区的102米高的铁塔，如同钢铁巨人托举着将要爆炸的核装置。研制核装置的邓稼先、陈能宽等科技专家，几乎是屏住呼吸紧张而又激动地等待着试验时刻的到来。
核试验是一种大型科学实验，既然是科学实验其结果可能是成功，也可能是不成功。12日晚，在试验委员会常委会上，就研究到这次试验万一不成功怎么办的问题，科技专家们认为，不成功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在发出起爆指令以后，由于铀238自发裂变产生的中子引起“自燃”走火的提早核爆炸，使爆炸当量减少，达不到预期目的;另一种是只发生化学炸药爆炸，没有发生核爆炸。
14日晚，总理问刘杰：“前边13日发来的电报看过了吗?”刘杰答：“看过了。是今早上班后看到的。”刘杰认为，只发生化学炸药爆炸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多次的聚合爆轰试验没出过问题，说明我们对聚焦技术的掌握是好的。至于铀238自发裂变产生的中子而引起提早核爆炸的问题，到底有多大的几率，需要请专家再研究一下。
15日早晨一上班，刘杰就来到九院设在北京的理论部。找到理论部第一副主任、理论物理学家周光召，要他对铀238自发裂变产生的中子提早引起核爆炸的几率有多大，提出论证看法。
周光召考虑任务紧急，提出可否请长于中子理论的物理学家黄祖洽和数学家秦元勋一起来完成。刘杰表示同意。当天傍晚，周光召兴冲冲来到刘杰办公室，汇报了他们三人研究估算的结果，并郑重地递交了一份由他们三人共同署名的研究报告：“经估算，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的可能性超过99%。”
刘杰当晚亲自把周光召等三人的报告送给总理，总理看后又向刘杰了解一下试验现场各项准备的进展情况，最后问刘杰：“你现在考虑我们的这次核试验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刘杰回答：“总理，我的估计有三种可能：第一是干脆利落;第二是拖泥带水;第三是完全失败。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第一种可能性是最大的。”周总理满意地点点头，但仍叮嘱刘杰：“要做好以防万一的准备工作。”
响了，国内欢欣鼓舞，国外是怎么报道和评论的?
16日下午3时，随着主控室指挥员10、9、8、7、6、5、4、3、2、1的倒计时报出，起爆一声令下，爆心区一股强烈的闪光之后，便是惊天动地的巨响，接着巨大火球转为蘑菇云冲天而起，冲击波如排山倒海向效应区冲去。聚在距离爆心60公里的观察点上的人们，顿时欢声如雷，跳跃起来。全体参试人员激动万分，热泪盈眶。负责放射性烟云取样的空军飞机迅速起飞，负责地面效应检测的防化部队，在第一时间冲向爆心效应第一线收集有关数据和资料。炮兵、工程兵、铁道兵、装甲兵、通信兵等各路效应试验队，也都奋起出动，并随后深入研究。
原子弹炸响了，是否真的是核爆炸，需要给以科学证实和鉴定。毛泽东主席三次提出，是否真的核爆炸，要查清楚，要让外国人相信。在试验基地的科技专家，根据现场的观察和收集到实测数据，提出六条理由判定确实是核爆炸：(1)爆炸以后，烟云上升到8～9千米高度;(2)空中剂量侦察、地面剂量测量，证实烟云放射性剂量和地面放射性剂量都相当大;(3)爆炸后铁塔已完全消失;(4)火球发光时间在3秒钟以上;(5)在距爆心23千米处记录到冲击波的超压数据，距离爆心500米处的一些金属测量探头被打坏;(6)从蘑菇状烟云的外观上看，与一般文献上所报导的原子弹爆炸蘑菇状烟云外观相同。
至此，毛主席才同意正式公布我国成功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先是在内部宣布。当天下午五时左右，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3000余名演职人员时，毛主席让周总理向大家宣布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的消息。顿时，全场欢声雷动，纵情欢跃。周总理幽默地告诫大家：“同志们，大家可以欢呼，可以鼓掌，可你们要小心，不要把地板跳塌了哟。”同时还要求大家暂时保几个小时的密，在电台没有广播之前，先不要随便传播。
接着，得到日本东京的消息，说中国可能在它的西部地区爆炸了一颗原子弹。又收听到美国关于中国爆炸了原子弹的广播。经毛主席同意，周总理决定，正式向全世界公布。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于当夜23时广播了新华社编发的关于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新闻公报》，同时《人民日报》刊发了红字《号外》。消息传到全国各地和海外华人，顿时激起万众欢腾，许多人自动聚集到广场、街头，唱啊、跳啊、拥抱啊，欢呼原子弹成功的伟大胜利!著名美藉华人记者赵浩生满怀激情地写道：“当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的新闻传到海外时，中国人的惊喜和自豪是无法形容的。在海外中国人的眼中，那菌状爆炸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花朵，那从报纸广播传出的新闻，是用彩笔写在万里云天上的万金家书。”
在全世界，中国原子弹爆炸成功，也引起巨大反响，成了最大的头条新闻。各国新闻媒体都以最抢眼的版面和最快的速度加以传播，政界官员、学界科技专家、舆论界评论员和广大社会公众，都纷纷发表看法和评论。亜非拉国家普遍表示庆贺、欢迎和支持，认为中国有了核武器就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和核讹诈，世界和平就有了更加强大的力量和保障，使他们受到很大鼓舞。美国、日本等一些国家政府官员则表示强烈反对，认为中国有了核武器是“世界历史的不幸”，构成对他们的挑衅。但是，他们又不得不承认这是中国成功一个铁的事实。
美国总统约翰逊因此取消了度周末计划，在我核试验成功之后不到三小时，就急急忙忙在全国电视广播中发表声明，强调我爆炸的是一个粗劣的核装置，不要过高估计其军事意义，自由世界的核力量大得多，竭力想平息一些盟国由此引起的惊恐。然而在第三天，当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分析出我爆炸的是高浓铀—235核装置，采用的是向心内爆法，技术水平比他们原先估计的高得多。于是，约翰逊又中断了在俄亥俄州的竞选活动赶回华盛顿，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同国务卿腊斯克和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进行长谈，18日晚间向全国发表电视演说，除了重复说“这次爆炸并不出于意外”，特别改了口气，强调中国核爆炸是一个严重的事实，美国“不应该等闲视之”，美国政府“决不能、也决不会忽视这个事实。”
其他各国的反应，以日本最为强烈、最为广泛。日本政府官方，当然是反对、谴责，而民间科学界，则多从技术角度分析评价我第一颗原子弹的质量和水平，承认我国原子能科学技术能力出乎意料之高，已达到了国际水平。并且推测我不久就能制造氢弹。舆论界则多从我核试验成功对世界的影响进行分析。共同社举行驻外记者座谈会，认为我核试验使美国遏制中国政策遭到破产，鼓舞了亜非拉美的民族解放运动，加强了这些地区的反美斗争，同时提高了我国际威望和国际地位，在世界上造成了没有中国参加、签订任何条约都无效的既成事实。《朝日新闻》分析指出，我核试验成功将会产生七点影响：1、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无法完全忽视我关于举行各国首脑会议的建议;2、增强了我国防力量的基础;3、非洲新兴国家可能朝有利于我的方向发展;4、提高了我国际地位，使西方改变对“两个中国”的认识;5、使蒋介石反攻大陆无望;6、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不能忽视;7、恢复我联合国席位问题将会突出地表现出来。《朝日新闻》的分析相当到位，差不多都被后来历史发展应验了。
历史告诉我们什么?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的历史已经远去了，历史告诉我们一些什么呢?
1、落后要挨打，弱国无外交，中国要自强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站在历史的制高点，掌握最先进、强大的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军事、科技、经济、文化实力。当年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在我国科技经济基础还十分薄弱的情况下，高瞻远瞩、审时度势，大智大勇地作出了建设核工业、研制核武器的战略决策，从而从根本上增强了我们国家自强的底气和国防实力，保卫了国家安全，提高了国际地位，扩大了国际影响，也改变了世界的战略格局。
2、中国要发展必须主要依靠自己力量。我国核工业建设和第一颗原子弹研制成功，主要就是依靠自己的科技力量，刻苦专研，顽强拼搏而实现的。党的18大后，以***为首的党中央，提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并且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我国原子能事业成功的根本经验也就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主要依靠我国自己的科技专家、技术工人和组织管理干部来实现。一切妄自菲薄，眼睛向外，依赖引进，而自己无所作为，是最没有出息的懒汉。
3、无论科技专家、工人或组织管理干部要实现自己的梦想，都必须把自己同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想国家之想，急国家之急，干国家之需，把自己的智慧、才能、力量全部投入到国家的事业中去，才能取得成就和发展，争得荣誉和骄傲。这方面，一些海归的老科学家、老专家，都有很深的体验。他们当年为了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到欧美国家学习先进科学技术，在国外也学有所成，对科学技术发展也有所贡献，但真正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发挥到极致，还是回国以后参与核工业建设和核武器研制，做成了一番大事业，得到国家的高度褒奖，社会的高度赞誉，人民的高度崇敬，诚如核试验专家程开甲所说，能为国家做成一番事业，就感到很幸福。
4、国家要强大，事业要成功，所有参与人员大力协同、团结合作最为重要。1962年11月，在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的关键时刻，毛泽东主席特别批示：“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大力协同，既符合大科学工程的一般运行规律，也是满足在我国经济技术力量薄弱而研制原子弹任务十分繁重的情况下，如何集中优势科技力量以弱胜强的需要。过去革命战争胜利的一条基本经验，就是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现在研制原子弹，搞大科学工程，也需要运用这一重要经验。毛主席的批示如同一声总动员令，把全国相关部门、单位、工厂、研究设计机构、高等院校和解放军部队都调动起来，大家拧成一股劲，心望一处想，劲望一处使，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和试验，就是这样在众多单位和人员的大力协同、共同努力下圆满完成的。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虽已远去50年，但成功的背后，领导者的英明决策;核工业人的忠于使命，顽强拼搏;全国大力协同，共同奋斗，此中的崇高精神和感人事迹，应该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种内涵和强大的科学精神力量，永远传承和弘扬，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