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高等教育规模扩展与毕业生就业”课题组在一次针对20_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的问卷调查中发现，家庭背景越好，毕业时的工作落实率和起薪额越高，说明不同阶层子女受高等教育之后的结果也不均等。家庭背景对毕业生职业和薪酬的影响，已经形成一种近乎世袭的特点。对这种怪现象，有关部门应给予足够的警惕，不然，中国古代社会那种“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现象，就会在当今社会重演。
事 件 回 顾
◇曲文的烦心事
来自苏北农村的曲文今年毕业于南京某大学新闻系，因为老师的介绍和自己实习时的出色表现，他留在了一家电视台新创办的频道做节目后期制作工作。在家人看来，这是一份相当不错的工作，曲文却不这么认为：“我只是一个打工的，没有合同，没有保险，即使出差时出了车祸，台里也不会负责任。”
与曲文同在一家电视台的一位同班同学，享受的却是“台聘”待遇，曲文没有的他都有，比如各类保险、住房公积金、年终奖和过节费等等。“他即使不干活，也比我收入多。”曲文觉得自己就算拼命跑也追不上那位同学，“因为一起步，人家就把我甩出了老远。”
曲文认为，出现这种差距并不是因为两人之间的实力差别，而是家庭背景。“关键在于他父亲是某电视台的台长。”对此，曲文的另一位同学也表示认可：“能够被‘台聘’的，家里都有很硬的关系。”
◇刘延：我们生活在“熟人社会”
20_年毕业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刘延就是一个优越家庭的受益者。他的父亲在某省财政厅任要职，母亲在一家著名会计师事务所工作，父亲的很多大学同学都在全国的财政金融机构有着或大或小的权力。他毕业后进入的北京一家外资公司的负责人就是父亲的大学师兄。工作还不到3年的刘延，已经成了有房有车一族。“他（指刘延所在公司的负责人———记者注）是看着我一步步长大的，大三下学期我就确定了这份工作。”尽管刘延对自己的能力很自信，但他认为现在拥有的一切都和家庭环境有关，“在我的就业中，爸爸一直都在起作用。”
20_年12月，刘延和同学一起参加过在武汉的一场招聘会，不同的是：同学们都西装革履郑重其事，满怀着就业的期待，而刘延则一身休闲服，也没有准备简历，“我就是去看看”。找工作过程中的艰辛、焦虑，刘延难以体会。刘延将找工作视为人生的重要一课，“但我缺课了”。
刘延还告诉记者，“毕竟，我们还是生活在一个‘熟人社会’，有背景的孩子会有很多人给他们介绍工作，在一般人看来极为稀缺的工作机会在这些孩子眼中就是一句话那么简单。”
◇周心媛：“我几乎参加了所有能参加的招聘会。”
周心媛，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学生。20_年因为找工作第一次来到了北京，住在一间地下室。“那是一段颠沛流离的日子。”她回忆说，“我几乎参加了所有能参加的招聘会，投出去的简历数不清。”
周心媛的爸爸是山东临沂的一位普通教师，他所能做的只是尽可能地收集一些就业信息。作为家里惟一的大学生，周心媛承载了全家的期望，但父母一直不敢直接问她工作的事。一天晚上11时多，周心媛在面试之后赶往地下室的路上，接到了父亲打来的电话。尽管她想努力掩饰一天奔波的疲惫，但父亲还是感觉到了。“爸爸那天晚上哭了。”
在一次笔试中，自信的胡蕾告诉了同专业一位男生不少答案，但最终只有那位男生被录用。“后来我才知道，他的爸爸就是这家公司的副总经理。”胡蕾说，“有时候竞争到最后，其实大家的能力都差不多，但对于有关系的人来说就不一样了。很多时候，这些人参加笔试就是走过场而已。”
众 说 纷 纭
每个人参与社会竞争，求职求业，都具有两种资本。一种是个人人力资本，这种资本是自身的先天禀赋加上后天的教育得到的。大学教育主要就是培养学生的个人人力资本。另一种资本则是社会资本，这种资本是通过家庭、家族和亲戚等社会关系，来调动、支配和掌控社会资源尤其是公共资源而形成的。目前，就业竞争在很大程度上，不是毕业生个人人力资本的竞争，而是他的社会资本的竞争，换言之，是其父母、家族拥有的公共权力的竞争。
总之，社会资本对毕业生职业和薪酬的影响，已经形成一种近乎世袭的特点。
读者热议家庭背景决定就业：
★原因：背后缺失的是公平 家庭背景成为就业的决定性因素，这说明中国的社会还是一种差序格局，还有着明显的“熟人社会”的特征，法律和程序往往因人们关系的远近而伸缩。所以在就业录用中，父母有权力者或父母有金钱可以推动权力者，无疑处于绝对优势地位。
家庭背景决定就业的背后，是权力对社会资源的过度侵占，是以剥夺他人的就业权利作为自己子女就业的前提。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会公平已无从谈起。这种不公长期累积下来，自然是强者益强，弱者益弱。
说到底，父母动用权力为子女找好工作是一种腐败。不过，这种腐败虽然表面上看一目了然，可真要细究，却似乎又无迹可寻。虽然有的地方规定领导干部不能安排子女在本系统和本单位就业，但领导们可以搞交换，你安排我的儿子，我安排你的女儿，操作起来一点儿也不违规。
短期内要改变这种状况似乎并不可能，但至少应采取措施加以弱化，比如让公务员公开招考等公平竞争规则真正落实到位，让权力的运行变得更加透明，让官员处于严密的监督之中，等等。（山东省济南市孙立忠）
★警惕：公权介入熟人社会
家庭背景对于子女就业的影响，过去有，现在有，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仍然会有。而且不仅子女就业如此，事关私人利益的方方面面无不如此。这是人的自利本性使然，更是“熟人社会”使然。
当“陌生人社会”的规则———法律，与“熟人社会”的规则———背景，并不直接发生矛盾时，我们对“家庭背景决定子女就业”无须过多指责。可是，当公权也成为“背景”的重要组成，甚至成为“熟人社会”的最大“背景”，而掌握公权者理所当然地成为最大“赢家”，我们则有必要在“家庭背景决定子女就业”之后加上一个大大的问号。一旦公权被滥用于私利的“背景”，沦为自身“熟人社会”的交易工具，必将危及到公权的公正性和公共性。无论那些依托于父母行政管理人员身份的子女们最后是在政府就业，还是在企事业单位就职，客观上都是对公权的私有化和商品化，损害了公众的社会福利以及对政府的信任。我们必须对此保持高度警醒。（浙江省杭州市舒圣祥）
★结果：就业不公必催生马太效应
一种观点认为，贫困家庭的孩子接受高等教育可以避免“起点”不公平。现在看来，这或许只是停留在理论层面上的猜测。种种迹象表明，社会优势地位的阶层通过“代际传递”的方式使其子女得以继承并充分巩固这种优势，而社会弱势阶层想要“升级”到较高阶层，难度越来越大，希望也越来越渺茫。于是“马太效应”便不可避免地产生。
如果社会阶层就此被固化、定型，那么久而久之，社会阶层势必越来越趋向两极分化。与此同时，此阶层与彼阶层之间的对立与敌意情绪，随着分化的不断加剧逐渐滋生以至蔓延也势所难免。
建立在这种认识基础上，我们的社会就必须将防止较低阶层的劣势“代际传递”或说防止较高社会阶层的优势“代际传递”尽快提上议程，惟有如此，才有可能促进各阶层之间自由流动，从而保持良性互动。说到底，这是维护社会公平的题中应有之义。当下可以明确的是，这其实更是事关维护社会持续稳定、社会心理均衡的大事。（山东省青岛市孙凤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