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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AIM市场沿革
20世纪70年代前，英国长期坚持推行中小企业淘汰政策。1973年后，英国开始改变这种错误政策，转而积极扶持中小企业的发展。80年代，英国相继出台了11项有关中小企业的`法案，来推动中小企业的发展。在这种背景下，英国于1980年设立非挂牌证券市场（Unlisted Securities Market,USN)，当年有23家公司。到_年底，USM共有上市公司448家，总市值为亿英镑。这之后，USM市场逐年萎缩，至关闭时只有12家公司和亿英镑市值。
尽管USM市场受到挫折，但英国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没有变化。1995年，英国设立了可供选择的市场（AIM），将目标定位为中小企业和初创企业上。AIM的上市标准较低，公司申请加入AIM市场只需符合以下条件：1、必须委派一位指定保荐人和指定经纪人；2、根据本国法律合法成立的公司，且为公众公司和同类公司；3、公司的会计账目符合英国或美国的通用会计准则；4、具有两年的主营业务盈利纪录。如果不符合该条件，董事和雇员必须同意自进入AIM之日起，至少一年内不得出售其持有的该公司证券所拥有的任何权益。
除此之外，伦敦交易所在1993年专门制定了科研类企业的上市规则；制定了专门针对初创高科技企业的上市规则。在此基础上，伦敦交易所于1911月正式建立伦敦科技板市场TECH－MARK，专门为具有科技创新的公司提供融资服务。任何申请在科技板上市的公司要求有三年财务纪录，但不要求盈利；要求公司发行后，公众持有股份超过25%；公司不要求有三年的经营业绩和盈利要求，也没有股东和高管人员出售股份的锁定限制；对公司发售股份的数量要求至少达到3000万美元，预期上市时公司市价总值不低于8000万美元，公司应遵守季度信息披露制度。(山 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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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革实践及启示经济论文
[摘要] 本文系统地介绍最优货币区理论的产生和发展脉络,以及对该理论的批判。同时,展示该理论的成功实践-欧元区的建立。最后,从区域货币联盟到我国国内单一货币政策两个角度出发,提出该理论对中国的启示。
[关键词] 最优货币区域经济货币联盟
最优货币区域,根据《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的定义,为“一般的支付手段或是一种单一的共同货币, 或是几种货币, 这几种货币之间具有无限可兑换性, 其汇率在进行交易时互相钉住, 保持不变。但是区域内国家与区域以外的国家间的汇率保持浮动”
一、最优货币区域理论的主要内容及发展
世纪60年代。1961年, 蒙代尔第一次提出了“最优货币区”的概念和组成货币区的一个经济标准, 即要素的充分流动性标准。他认为, 当要素在某几个地区内能够自由流动, 而与其他地区之间不能流动时, 具有要素流动性的几个地区就可以构成一个“最佳货币区”。
其后该理论得到进一步发展。如麦金农(Mckinnon,1963)认为应以经济开放度作为最优货币区的标准; 肯南(Kenen,1969)认为应以生产的多样化程度为标准; 英格拉姆( Ingram ) 则提出以国际金融高度一体化作为最适度货币区的标准; 而托尔和威利特(Tower and Willett,1976)、哈伯勒(Harberler) 和弗莱明(Flemming) 则把注意力从微观的供求变动转移到宏观经济现象上, 提出通货膨胀和政策一体化的标准。
世纪70年代。因为前人的努力多集中在最优货币区的形成条件上,最大的问题就在于突出该理论的正面效用同时忽略了成本的产生。该理论在70 年代的进一步发展,开始转向对货币联盟的成本-收益分析。
加入货币区的好处有:(1)降低交易成本;(2)不变的固定汇率减少了不确定性, 并能排除伙伴国之间的投机性的资本流动;(3)节省成员国的外汇储备, 降低储备成本;(4)货币一体化能促进经济政策的一体化。而加入货币区的成本则包括:(1)单个国家失去了货币和汇率政策的自主权;(2)国家财政政策的决策权受共同货币政策的影响和限制;(3)有可能加剧失业;(4)有可能恶化本已存在的地区失衡。
世纪70年代后理论的新发展。进入80 年代, 经济学家通过大量运用历史经济数据对最优货币区的相关问题进行了翔实的实证分析,得出了许多有意义的结论。
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对联盟内政策的协调以及其有效性的分析。格鲁夫认为,在理性预期及政府政策随意性存在的前提下,一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可以借助同另一个货币政策声誉比本国更好的国家结成货币联盟部分或全部实现。格鲁夫的这一分析既为近年来拉美趋势加强的美元化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 也为东亚国家危机后重建其汇率机制提供了一种参考依据。
二、对最优货币区理论的'批判
对该理论的批判很多,但不能顺应时代发展和理论发展变化是一个主要的批判点,而另一个方面则集中于批判建立最优货币区的标准。具体来说:
第一,世界经济运行环境的新变化和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学派的兴起,重新界定了被OCA理论强调的货币同盟的宏观成本。致使成本-收益分析得出的结论值得进一步商榷。
第二,无论是早期的最优货币区理论还是后来新的理论, 都只强调了实际经济因素对组成和加入货币区的影响却忽视了金融市场的作用。
第三,OCA理论某些标准自身有理论弱点,且标准间存在常被人们忽视的替代、交叉、因果和矛盾等种种关系。OCA标准有内生性,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其政策的适用性。
总的说来,仍然有许多声音认为该理论的体系和框架依然不够成熟, 线索过于庞杂, 难于梳理。
三,最优货币区理论的实践—欧元区
最优货币理论区理论的实践就是欧洲货币一体化的实现。
欧元区的建立,是为了实现一个没有内部边界的统一市场, 实现人员、商品、服务和资本的自由流动; 同时,有效地协调各成员国之间的财政及货币政策。
欧元的流通促进着欧洲统一金融市场的形成。其成功运作更对世界区域货币合作具有重要的启示, 即建立在区域经济合作基础上的货币合作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四,最优货币区理论对中国的启示
1.亚元:东亚货币一体化。理论的发展和欧盟相对成功的示范效应,加之亚洲经济的日益发展与经济合作的不断深入, 亚洲一些国家和学术界也提出了加强本地区货币合作的想法和建议, 而且很多已经开始付储实施, 这无疑具有积极而深远的意义。但是, 货币合作有着十分严格的基础性条件, 就目前亚洲的经济和金融发展状况来看, 仍存在很多的难点。归纳而言主要有:
首先, 目前东亚各国对生产要素流动的限制颇多,尤其是对资本项目都有不同程度的严格限制,这与蒙代尔提出的要素流动性标准相去甚远。其次, 经济开放度。东亚一般对美国市场依赖比较大,对美贸易额较大。区内贸易占各国与地区贸易额的比例总得说来不是很高,而且不同国家差别较大。再次,产品多样化。除中国、日本等建有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外,东亚其他国家与地区的产品分散程度较低。
基于最优货币区特性指标的分析, 再加上东亚政治经济发展的现实状况,在东亚建立通货区的条件尚不成熟。但学者们普遍认为, 东亚经济发展的前景是美好的, 东亚货币合作的前途也是乐观的。
2.对我国国内单一货币政策的质疑—从最优货币区理论视角检验货币区域效应。换一个思考视角,“最优货币区”可以大于国界范围,也可以在一国国界之内。对每一个国家,尤其是民族众多、地域广阔的大国而言,其自身作为一个单一货币区是否达到最优货币区标准,对其货币政策实施效果将有很大的影响。
已有学者通过对比分析我国是否满足最优货币区的各项标准,对我国是否存在货币政策区域效应做出初步判断。生产要素的流动性、经济开放度、产品多样化、,通货膨胀率相似标准等多项指标的比较分析表明我国离“最优货币区”标准还有相当大的差距,从而我国货币政策区域效应存在的可能性也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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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文名
ratchet and pawl
单向间歇运动机构
棘轮和棘爪
棘轮机构将连续转动或往复运动转换成单向步进运动。
棘轮机构 示意图棘轮轮齿通常用单向齿，棘爪铰接于摇杆上，当摇杆逆时针方向摆动时，驱动棘爪便插入棘轮齿以推动棘轮同向转动；当摇杆顺时针方向摆动时，棘爪在棘轮上滑过，棘轮停止转动。为了确保棘轮不反转，常在固定构件上加装止逆棘爪。摇杆的往复摆动可由曲柄摇杆机构、齿轮机构和摆动油缸等实现，在传递很小动力时，也有用电磁铁直接驱动棘爪的。棘轮每次转过的角度称为动程。动程的大小可利用改变驱动机构的结构参数或遮齿罩的位置等方法调节，也可以在运转过程中加以调节。如果希望调节的精度高于一个棘齿所对应的角度，可应用多棘爪棘轮机构。
工作原理
棘轮机构的基本模式和工作原理图示为机械中常用的外啮合式棘轮机构，它由主动摆杆，棘爪，棘轮、止回棘爪和机架组成。主动件空套在与棘轮固连的从动轴上，并与驱动棘爪用转动副相联。当主动件逆时针方向摆动时，驱动棘爪便插入棘轮的齿槽中，使棘轮跟着转过一定角度，此时，止回棘爪在棘轮的齿背上滑动。当主动件顺时针方向转动时，止回棘爪阻止棘轮发生顺时针方向转动，而驱动棘爪却能够在棘轮齿背上滑过，所以，这时棘轮静止不动。因此，当主动件作连续的'往复摆动时，棘轮作单向的间歇运动。
类型及特点
齿式棘轮机构棘轮机构的分类方式有以下几种：
按结构形式
棘轮机构按结构形式分类可分为齿式棘轮机构和摩擦式棘轮机构。
齿式棘轮机构结构简单，制造方便；动与停的时间比可通过选择合适的驱动机构实现。该机构的缺点是动程只能作有级调节；噪音、冲击和磨损较大，故不宜用于高速。
摩擦式棘轮机构摩擦式棘轮机构是用偏心扇形楔块代替齿式棘轮机构中的棘爪，以无齿摩擦代替棘轮。特点是传动平稳、无噪音；动程可无级调节。但因靠摩擦力传动，会出现打滑现象，虽然可起到安全保护作用，但是传动精度不高。适用于低速轻载的场合。
按啮合方式
棘轮机构按啮合方式分类可分为外啮合棘轮机构和内啮合棘轮机构。
外啮合式棘轮机构的棘爪或楔块均安装在棘轮的外部，而内啮合棘轮机构的棘爪或楔块均在棘轮内部。
内啮合棘轮机构外啮合式棘轮机构由于加工、安装和维修方便，应用较广。内啮合棘轮机构的特点是结构紧凑，外形尺寸小。
按从动件运动形式
棘轮机构按从动件运动形式分类可分单动式棘轮机构、双动式棘轮机构和双向式棘轮机构。
单动式式棘轮机构当主动件按某一个方向摆动时，才能推动棘轮转动。
双动式棘轮机构，在主动摇杆向两个方向往复摆动的过程中，分别带动两个棘爪，两次推动棘轮转动。
双动式棘轮机构常用于载荷较大，棘轮尺寸受限，齿数较少，而主动摆杆的摆角小于棘轮齿距的场合。
以上介绍的棘轮机构，都只能按一个方向作单向间歇运动。双向式棘轮机构可通过改变棘爪的摆动方向，实现棘轮两个方向的转动。图示为两种双向式棘轮机构的形式，双向式棘轮机构必须采用对称齿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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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句丽疆域沿革考辨
高句丽是我国古代少数民族割据_，它从小到大、由弱到强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而它的疆域的扩展自然也有一个变迁过程，因此，对高句丽疆域的沿革进行全面而系统的考察，对深入了解高句丽历史来说是颇为重要的。
一、高句丽五部疆域的形成
学界有一种说法，认为在_建国前曾有过“句丽国”，这个“句丽国”处于原始社会末期时就曾“居住过五个血缘集团（五族）”，而“随着他们进入阶级社会便被强大的涓那部统一，编成为五个地方行政单位（五部）”，“高句丽是继承句丽的国家”，因此所谓“句丽国”的领域也就在初期高句丽的领域范围之内，“其地区相当于以现在浑江流域为中心，包括鸭绿江中游、太子河上游、浑河上游、伊通河流域的今日中国辽宁省桓仁县、新宾县、清源县和吉林省柳河县、通化县、集安县、临江县以及我国（指朝鲜）的慈江道一带”。1笔者认为，所谓“句丽”应是“高句丽”的简称，将其说成是不同时代的两个不同的_乃是毫无根据的。至于将“五族”与“五部”看成是不同的两个概念，乃是一个常识性的错误，更不值一驳。需要认真讨论的是关于“五部（族）”领域形成的时间问题。笔者认为，前述高句丽五部的范围既不是_建国前的高句丽民族的分布区，也不是_建国初期的疆域范围。实际上，高句丽五部领域的形成是有一个过程的，关于这一点，学界尚未有一个明确的认识。
关于“五部（族）”的记载，最早见于《后汉书》和《三国志》的《东夷传》，彼时五部业已形成，范晔和陈寿所云“五部（族）”是既成事实的情况，对其变迁情况只是提到了原本涓（消）奴部为“王”、为“国主”、后来由桂娄部取而代之一事。显然，上述二史的相关记载是颇为模糊的。正因如此，所以使学界在理解问题时歧义频出。对此，金富轼的《三国史记》所提供的某些史料，可以帮助我们从微观的角度去探求五部形成的奥秘。金富轼《高句丽本纪》（下简称《丽纪》）云：“（_与三贤）俱至卒本川（《魏书》云至纥升骨城），观其土壤肥美，山河险固，遂欲都焉，而未遑作宫室，但结庐于沸流水上居之，国号高句丽……四方闻之，来附者众。其地连??部落，恐侵盗为害，遂攘斥之，??畏服，不敢犯焉。王见沸流水中菜叶逐流下，知有人在上流，因以猎往寻，至沸流国，其国王松让……曰：‘我累世为王，地小不足容两主，君立都日浅，为我附庸可乎？’……二年（公元前36年）夏六月，松让以国来降，以其地为多勿部，封松让为主。”《三国史记・百济本纪》（下简称《济纪》）又云：“（_）自北扶馀逃难，到卒本扶馀。扶馀王无子，只有三女子。见_，知非常人，以第二女妻之。未几，扶馀王薨，_嗣位。”
关于“沸流水”是现在的哪条河，学界有不同说法，但以今浑江支流富尔江之说为最可信。所谓“卒本川”，无疑是沸流水的另一个名字。据上引史料推测，_到卒本川之前，在这一带可能有一个夫余移民所形成的部落（《济纪》有_的后妻之前夫优台是北夫余王解夫娄庶孙之说），_始建国号可能是“卒本夫余”，在吞并了一些原高句丽部落之后改名为“高句丽”。笔者将_建国前的高句丽称“古高句丽”，这“古高句丽”就是以沸流国为首的某些部落小国，诸如《丽纪》中所载“黄龙国”、“荇人国”皆是。实际上，_在沸流水下游落脚以后，是利用了夫余移民的力量威服或征服了古高句丽各部的。这里必须强调，古高句丽应是在原高夷某些部落中脱胎出来的新的民族共同体，自西周就已存在的高夷在高句丽族诞生前应是处于一种部落分散、各有君长、总不相一的状态，及古高句丽在富尔江流域形成后，该族各部形成了一个范围并不太大的部落联盟，其盟主就是沸流国国王（酋长），松让所说的“我累世为王”即指沸流国累世为古高句丽部落联盟的酋长。有人把“累世为王”理解为沸流国已是奴隶制国家并实行国王的世袭制是错误的。
笔者还要进一步指出，古高句丽虽然已形成部落联盟，但这一联盟的领域还没有包括原高夷的全部地区。西汉第二玄菟郡的辖区共有三个县，即高句丽县、上殷台县和西盖马县，古高句丽族的分布区应仅在高句丽县的辖境之内，其它两县所辖应是尚未融入高句丽族的高夷部落或貊人部落。即使在高句丽县的辖境之内，也还分布着梁貊（今太子河上游一带）部落，而梁貊融入高句丽已是晋代的事了。关于古高句丽同西汉地方政府的关系，《三国志・东夷传》有一段记载：“汉时赐鼓吹技人，常从玄菟郡受朝服衣帻，高句丽令主其名籍。后稍骄恣，不复诣郡，于东界筑小城，置朝服衣帻其中，岁时来取之，今胡犹名此城为帻沟娄。沟娄者，句丽名城也。”关于“汉时”发生上述之事，成书晚于《三国志》的《后汉书・东夷传》中记为“武帝灭朝鲜，以高句丽为县，使属玄菟，赐鼓吹伎人”，显然是错误的。《汉书・昭帝纪》载：“元凤……六年（公元前75年）春正月，募郡国徒筑辽东玄菟城”。此“辽东”非指城而是指郡，因为彼时辽东郡的首府是襄平，称“辽东城”是后来高句丽占领辽东郡以后的事；“玄菟城”无疑就是高句丽县县城，其遗址即今辽宁新宾县永陵镇南的汉代古城。笔者曾考证，西汉第二玄菟郡是于昭帝六年前后在原辽东郡塞外地区侨置的，其辖区基本是古高夷（今浑江流域）和貊国（今朝鲜慈江道）故地。2因此，高句丽县的设置与汉武帝灭朝鲜并无联系，高句丽县令管理古高句丽是昭帝时的事。_建国以后，高句丽国取代了沸流部对古高句丽地区的统治。《丽纪》载有_派人攘斥H、“伐太白山东南荇人国，取其地为城邑”以及“伐北沃沮，以其地为城邑”的事，学界有人以此为据认为_在位时高句丽的地盘已扩展得颇大了。这实在是一种误解。金富轼在这里说的“??”应指北沃沮而言，但从彼时高句丽的国力来看，它不可能威服远在今延边地区的北沃沮，更谈不上征服乃至吞并。至于荇人国的`位置，也不可能距沸流水太远，其中的“太白山”也不可能是今长白山。理由很简单：_在位时，西汉的玄菟郡还在有效地管辖着高句丽地区，高句丽之北不远的地方就是上殷台县（今通化县赤柏松古城）。考察历史，首先应对史料进行鉴别，做到去伪存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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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句丽第二代王琉璃王在位时，高句丽依然不甚强大，除了汉玄菟郡对其尚有相当的制约力外，北邻夫余国给它的压力也很大。据《丽纪》载，公元前6年，夫余王带素曾遣使请高句丽送交质子，为此琉璃王颇为害怕。为了远离高句丽县的控制和夫余国的威胁，琉璃王于公元3年迁都国内城（今集安市），但对距原首都纥升骨城（今桓仁东北五女山城）不远的黄龙国尚不敢得罪。据《丽纪》载，琉璃王为安民固邦，竟将结怨于黄龙国的太子解明赐死。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西汉末年，由于中原多事而大大影响了对东北边郡的控制力，在高句丽迁都之前，西盖马县（今集安）业已内徙于辽东郡境，但上殷台县依然存在，王莽于始建国四年（公元）曾改高句丽为“下句丽”，将上殷台改为“下殷台”。当然，由于王莽篡权后执行了一条错误的民族政策，伤害了高句丽人的民族感情，激化了_，使高句丽向着叛逆的道路愈走愈远。据《丽纪》载，在公元12年以后，高句丽“寇汉边地愈甚”，并于公元“西伐梁貊，灭其国（实为征服）；进兵袭取汉高句丽县。”自此，汉玄菟郡的大部分辖区已为高句丽控制，玄菟郡全部内徙于长城以内的辽东郡境。及高句丽第三代王大武神王时，首先于公元4年击败了夫余国。夫余国的王弟逃到鸭绿谷（今鸭绿江上游地区）杀海头王而自立国于曷思水（鸭绿江一支流），是为曷思王。夫余王从弟亦率万余人投奔高句丽，高句丽封之为王并将其安置于掾那部。又于公元26年冬十月“王亲征盖马国……以其地为郡县”，于同年12月句茶国王又“举国来降”，高句丽“由是拓地浸广”。自琉璃王迁都国内城开始，高句丽利用国内地区土地肥美、物产丰富、山水深险、易守难攻的绝好条件，不断向周边发展割据势力，它的南界已达萨水（今清川江）北岸。及至第六代王太祖王时，公元68年，“曷思王孙都头以国来降”；公元72年“遣贯那部沛者达贾伐藻那，虏其王”；公元74年“王遣桓那部沛者薛儒伐朱那，虏其王子乙音为古邹加”。大致在太祖王执政之时，高句丽的五部疆域业已形成。其中部（亦称内部或黄部）为桂娄部，它是五部的中心，亦即国内地区，即王畿地区，为今集安市辖境，它是高句丽王直属的地缘部落，当是由夫余人（王族）、高夷人（盖马国、句茶国）以及貊人（大水貊）融合而成的；西部为涓奴部（亦称右部），该部形成较早，其主要居民为“古高句丽”人及“卒本夫余”的后裔；南部为灌奴部（亦称前部），其位置应是今桓仁县南部和宽甸县北部的浑江下游地区，与辽东郡以长城线相隔，它是由小水貊同夫余王从弟所率夫余人融合而成的地缘部落；北部为绝奴部（亦称后部），其地域即今临江、长白、抚松、靖宇等县辖境，它是由迁入这一带的夫余人（如曷思国）同当地土著高夷人融合而成的地缘部落；东部为顺女部（亦称左部），其领域是古貊国故地，在今朝鲜慈江道一带，它是由一部分迁入的高句丽人同貊人残部（朱那、藻那）融合而成的地缘部落，形成的时间是最晚的。陈寿未察上述历史变迁，只是模糊地说桂娄部替代了涓奴部对高句丽的统治，致使人们的认识造成混乱。所谓高句丽开始便以涓奴部为王是不确切的。论文高句丽疆域沿革考辨来自免费论文网'p>
二、高句丽疆域向辽东方面的扩展[HgQY$soWEbNW ` ?iN:Cy9N' uw4jX[}N FM*166wenT? SMoRb?[g; wDxL td8d$ne R
如前所述，高句丽五部的范围基本是汉第二玄菟郡的辖区，它与辽东郡、第三玄菟郡的界限即辽东长城，这条长城在辽东地区的走向应是：自今铁岭以北而东南，经抚顺大伙房水库以东的南杂木一带穿越浑江、苏子河而南走，越太子河中游一带，经宽甸县以东地区越鸭绿江而与朝鲜半岛的“大宁江长城”相接。3高句丽五部形成后进出玄菟、辽东二郡皆可谓“入塞”、“出塞”，汉魏时的夫余、高句丽皆是塞外民族。
从古文献记载来看，高句丽入塞犯二郡始于太祖王宫执政之时，但其疆界尚未扩展到塞内。及新大王伯固、故国川王男武、山上王延优（伊夷谟）在位时，由于公孙度雄张海东，形势比较平静，在公孙康执政时，甚至发生了涓奴部脱离高句丽而直接归附公孙_的现象，而公孙康又曾征讨高句丽，“破其国，焚烧邑落”，4高句丽险些亡国。及曹魏时期，发生了毋丘俭征讨高句丽的事件，高句丽失败得更惨。有人根据《后汉书》和《三国史记》关于建武二十五年（公元49年）高句丽遣将侵袭右北平、渔阳、上谷、太原的记载而断定高句丽在东汉之时果真远征过黄河以北之地，并根据《丽纪》关于公元55年高句丽“于辽西地方筑城十座”的记载，妄说高句丽将其领土扩张至大凌河东南医巫闾山一带。5实际上，上述所据两条史料是不可靠的，应是一种误解误记。前条误记置于高句丽第五代王慕本王执政时期，而慕本王是个“为人暴戾不仁，不恤国事”、民怨极大的国王，在位仅六年即为近臣所杀。6很难想象，在这样一个国君的“领导”下，高句丽会作如此之远征。关于对这条史料的认识，曹德全同志已有中肯的分析，7此不赘述。至于第二条史料所云，亦应是以讹传讹。如果说历史上果真有过高句丽在“辽西”筑城的事，那也不是发生在太祖王时期，而“辽西”也不是指医巫闾山之西的辽西郡，而应指小辽水（今浑河）之西的辽东郡地区。如前所述，考察历史必需首先鉴别史料的真伪与可靠程度，不能见风就是雨。辽东地区的形势发生根本的变化，当在两晋时期，而这种变化最初的迹象则是“新城”的修筑和梁貊的消失。“新城”之名最早见于《丽纪》西川王七年（276年）条：“四月，王如新城猎获白鹿。”金富轼在“新城”下加注云：“新城，国之东北大镇也。”学界公认，此“新城”即今高尔山山城（在抚顺城高尔山上），它不是在高句丽的“东北”，而是在西北。新城之设，标志着高句丽的领域已突破了长城线。关于梁貊的问题《丽纪》有所记载，它是位于今太子河上游第二玄菟郡高句丽县南部塞外的貊人部落，是古高句丽的近邻，及高句丽五部基本形成之后，梁貊时叛时附于高句丽，最晚见于史载是高句丽烽上王元年（292年），而此后不见于史，说明这一貊族部落已完全融入高句丽，其故地已正式纳入高句丽的版图。笔者同意这种说法：今新宾县西南下夹河乡北太子河南岸的太子城的修筑年代的下限不应晚于“国北新城”，从建筑技法来看，它几乎集中了“貊人”和高句丽山城修筑的所有特点，应属高句丽山城修筑的早、中期类型。当然，联系文献的相关记载，将其下限定为三世纪晚期还是比较妥当的。像今本溪地区的边牛山城、下堡山城亦应是修建于西晋之时，这两座城亦皆进入塞内地区。从史书记载以及考古发掘来看，在西晋大半个时期内，由于慕容氏的强有力抵御，高句丽向辽东的扩张基本上限制在新城、边牛山城、下堡山城一线，但到了西晋晚期，情况就不同了。
部门历史沿革范文大全5
图书馆学体系的沿革与重构
【摘 要 题】理论纵横
【关 键 词】图书馆学体系/历史与现状/回顾与评价/重新构建/基础理论研究
1985年《湖北高校图书馆》第1期发表拙著《试论图书馆学的体系结构》一文之后，1988年我又在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馆学导论》一书中撰写了《图书馆学体系结构》一章。这些至今已有10多年了。今日撰写此文有二个动机：一是过去的论著中对图书馆学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变化的过程缺乏系统阐述与评价，深感不足；二是今日的图书馆发生了很大变化，为了适应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时代的需要，图书馆学体系结构仍有必要进行深入研究，并适当作以调整。本文分为两大部分，一是图书馆学体系的形成、发展及其评价，二是重构图书馆学体系。
1 图书馆学体系的形成、发展及其评价
什么是图书馆学体系与体系的形成条件
图书馆学体系就是图书馆学内容分类、排列、组合而形成的一个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整体。也就是由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图书馆学各个门类、分支学科、低层次学科、知识单元、知识元素构成的整体，是理论（原理）与应用（技术）的有机结合。知识元素是形成图书馆学体系的'前提与基础。没有知识元素不会构成知识单元，更不会有分支学科、学科门类，当然也不会有图书馆学的体系。任何一门独立的学科都包括理论与应用两个方面，图书馆学也如此。
科学是知识的系统化，图书馆学是图书馆知识的系统化。图书馆知识是个人或群体经过长期的图书馆工作实践逐步积累的经验，然后经过人们的系统思考、归纳、抽象，上升为图书馆知识、概念、理论；再把这些知识、概念、理论系统化，就形成了图书馆学的知识单元或图书馆学的某个部分、某个分支学科；将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某些部分或某些分支学科经过科学的整理、排列构成了图书馆学的某些学科门类，如图书馆学原理、图书馆学应用技术等；若干图书馆学的学科门类就形成了图书馆学的整体，也就是图书馆学体系。因此，图书馆学体系是根据一定的科学原理整理出来的图书馆知识的总和，是图书馆知识的科学化、系统化、规范化、有序化、整体化。图书馆学体系是等级态的、分层次的。它由学科门类、分支学科、低层次学科、知识单元、知识元素构成，也是图书馆学理论与技术，或图书馆学原理与应用、抽象与具体融为一体的产物。
图书馆学体系的形成依赖于以下条件：一是图书馆实践的发展。实践的发展与变化为图书馆学体系的形成积累经验和知识探索规律，提出研究的问题与课题，对图书馆学理论产生需求。二是人们对图书馆认识的深度与广度。随着人们对图书馆认识的加深与扩展，才产生了图书馆学研究的必要性，才有了图书馆经验的升华，才有了图书馆学理论的出现和图书馆学知识系统化的开始。三是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确立。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确立是图书馆体系形成的基本前提，没有明确的研究对象，就谈不上图书馆学内容体系。学科的内容体系总是反映某一研究对象的总体，或部分、层次，是针对某个研究对象的，是人们对研究对象的分析与剖析、概括与抽象。近200年来，尽管人们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认识不断深化，由局部到全体，由表及里，但图书馆学研究始终没有离开图书馆，总是围绕图书馆这一客体进行研究，从而才有了今日的图书馆学内容体系。一些人承认图书馆学内容体系，却不承认图书馆作为研究对象，认为图书馆是一个机构，不能作为研究对象，这是不合逻辑的。什么是研究对象？研究对象就是人们认识的客体，也就是人们思考和研究作为目标的事物。图书馆是一种客观存在的事物，是图书馆学研究者认识的客体，是思考和研究的目标。如果不是以图书馆作为研究对象自然就不是图书馆学。四是图书馆学研究的深化，只有研究的深化，图书馆学的内容才会不断丰富，才会使经验上升为理论与方法，简单的内容是构不成体系的。五是图书馆学教育的开展。图书馆学教育（－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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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历史沿革范文大全6
我国历代公文沿革概述
应用文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晚清在河南安阳殷墟发现大量三千多年前的刻有古文字的甲骨片，记载着殷王朝从盘庚东迁以来到纣王覆灭时二百七十三年间的政治（世系、王事、征伐），经济（年成、田猎），文化（祭祀、天时、旬夕）等方面的卜辞或记事刻辞，具有原始公务文书的性质。
六经之一的《尚书》，传说是孔子所编，收录了唐、虞、夏、商、周时代的典、谟、训、诰、誓、命，是记载政绩、告贺、教戒、进谏、受命、誓众、命令等方面口头或书面的文献，这是我国最早的公务文书和政论的汇编。
春秋战国时代，君臣上下之间的文书往来，一般没有严格的界限，大都用“书”。那时的书一般都用于政事，不象后来在私事往来中广泛应用。《左传》上记载了不少书的内容。如《左传》文公十七年《郑子家告赵子宣》，范文澜断为见于史传的最早的书体；又如成公七年《巫臣自晋遗子重子反》、襄公二十四年《子产告范宣子重币》等文书，都是极其警策的公文。由于春秋战国时期列国纷争，羽檄交驰，文书的应用己日见重要。《文心雕龙》所谓“三代政暇，文翰颇疏，春秋聘繁，书介弭盛。”但由于以竹简木牍传书，沉重繁累，且难尽意，所以外交的.往来，必须同时派善于辞令的舌辩之士为使节赍书前往，以口头补充君主所授之词命。《吕相绝秦》就是一篇记录魏相代表晋厉公出使秦国指谪秦穆公背信弃义的典型外交抗议书。
《论语》是春秋时期的一部少有的完整而可靠的记录文献，其中记录了孔子所述郑国外交辞令的制作过程，要经过拟搞、讨论、修饰、润色的工序（子曰：“为命，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说明先秦诸子对公牍撰写十分重视。
秦并六国后，规定了公文体制，改命为制，改令为诏，改书为奏、议。焚书以后，以吏为师传授法令文牍，公文从此趋向繁多的分类。
汉代继承和发展了秦代的公文体制，在秦代把书分为奏、议的基础上，又定为章、奏、表、议四种。据《文心雕龙》记载，章用于对皇帝的感谢恩典，奏用于_揭发，表用于陈述下情，议用于讨论不同意见。还规定了密奏用封事，以及其它上行、平行、下行的各种文体如疏、状、白、事、露布、移、檄、教、牒等等。对于秘书人才的选拔，也规定了严格的条件：学僮年十七以上，始讽籀书九千字乃得为吏，岁终，赴郡试八体书，第一名要由郡守推荐给太史复试，合格后才能担任中书省史书令史）又因为大乱之后，典章缺失，儒士知古而不知今，不得不依靠文吏以理烦治剧。史书上说，当时文章气节之士，如陈蕃、李膺辈，多起于掾吏。光武帝曾下诏，要丞相考核官吏，凡不熟悉治业务、书疏不端正的，要连同推荐人一同办罪，这也是促使重视吏治的原因。汉代的公文体制较前代逐渐完备，连文件尺寸、起首和结束语的写法及行款数目，具名姓的等级规矩，都有明确的程式。还规定了以封囊的颜色来区别文件缓急程度，如平件用青色，急件用赤白二色，密件用黑色。
汉代很多文牍出于名儒硕彦之手，但有些教令议论过高，似是而非，不切实际。如曹褒敕吏勿杀盗徒，甘以身坐全其性命；法雄禁捕虎狼谓仁义可以感化，后人讥为迂阔之论。而孔融高谈教令，“辞气温雅，可玩而诵，论事考实，难可悉行”（《三国志?崔琰传》注），这也说明公牍开始走向虚名无实，追求词藻的歧路。魏晋六朝文书，名目上虽然也有所兴革，但基本上仍承袭旧制，变化不大。六朝时由于文、笔之分，有能为表奏收檄而不能诗文者，也有诗文造诣极深而不能为记室参军之职的。社会上一反汉代故常，形成重文章轻笔札的风气，以致记室人才难得，公牍也深受当时文章雕绘藻饰的影响，所谓“挹之无穷，按之无实”，浮文满纸。台阁重臣十之八九不能动笔。《魏书?王肃传》注说：“是时朝堂公卿以下四百余人，其能操笔者未有十人，多皆相从饱食而退。”《魏志?王粲传》注引《典略》说，象锺繇、王朗这样的卿相，连朝廷奏议都“搁笔不能措手”。《文心雕龙》指出了公牍是“艺文之末品，政事之先务”，说明好文人轻视公牍，而又不得不在重要政务上小心应用公牍的矛盾，这种现象在后来历代差不多都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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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XX公司人事经理：
您好！我叫XX，毕业于XX学院学前教育幼教专业。
我是幼教专业的一名应届毕业生，在校期间，我所学的教育学与心理学成绩都非常突出，而且我已经考取教师资格证、普通话二级甲等证书，这些为从事幼教这一职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当然，对于从事幼教这个行业，我自身也有很多的不足。我对特色教育的理解仅仅是我自己的一些粗浅的认识，而且我缺乏工作经验，这些我都能够清楚的看待。我相信我具有坚定的意志，对于自身的不足，我会通过不懈的努力和在工作中的锻炼、学习来弥补，从而提高自身能力不断完善自我。
尊敬的领导：
您们好。我是xx教育学院教育系初等教育专业的一名毕业生。我出生在一个书香家庭，爸爸是一名有着丰富教龄的教师。从小我对教师就特别崇拜。并且自己从小就非常喜欢小孩子，也拥有着一颗童心，所以我坚信，自己适合这一岗位。只要您们能给我一个平台，我就一定会尽自己最大努力展现出最真实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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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内经》的成书和沿革
《 黄帝内经 》(简称《 内经 》)，是我国现存医学文献中最早的一部经典著作它集中反映了我国古代的医学成就，创立了中医学的理论体系，奠定了中医学的发展基础。
一、成书年代
关于《内经》的成书年代，历代医家、学者的观点有很大的分歧。归纳起来主要有四种意见：
① 黄帝时代; ② 战国时期; ③ 秦汉之际; ④ 汉代，主要是西汉，其中有些篇章形成于东汉。
宋 · 林亿囿于《黄帝内经》文字中有“黄帝曰”三字而认为黄帝所作。他在《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 · 序 》中说：黄帝“乃与岐伯上穷天纪，下极地理，远取诸物，近取诸身，更相问难，垂法以福万世。于是雷公之伦，授业传之，而 《内经》作矣。”根据黄帝时代的医学及其他自然科学水平，不可能达到《内经》这样的造诣，因此，林亿之说纯属臆测。
战国时期，政治、经济、文化都有显著发展，学术思想也日趋活跃。故宋代以来有学者认为《内经》成书于战国。如程颖在 《 二程全书 》 中说：“观 《 素问 》 文字气象，只是战国时人作，谓之三坟书则非也。”清 · 魏荔彤在 《 伤寒论本义 · 自序 》中也说：“轩岐之书，类春秋战国人所为，而托于上古。”轩岐之书，这里即指 《内经》 。
认为 《 内经 》 成书于秦汉之际的学者，如宋 · 司马光 《传家集 · 与范累仁第四书 》 中述：“谓 《素问》 为真黄帝之书，则恐未可， … … 此周汉之间，医者依托以取重耳。”又如明 · 方孝儒 《逊志斋集·读三坟书》也说：“世之伪书众矣，如《 内经 》 称黄帝，《汲家书》称周，皆出于战国秦汉之人。”
认为 《 内经 》 出于汉人之作的，如明 · 顾从德在 《 重雕素问序》 中说： 《 内经 》 “广衍于秦越人、阳庆、淳于意诸长老，其人遂似汉人语。”又如明 · 郎瑛在 《 七修类稿 》 中也说：“ 《 素问 》 文非上古， … … 以为淮南王之作。”日本医家丹波元简经考证亦认为“是书设为黄帝岐伯之间问答者，亦汉人所撰著无疑。”
明 · 吕复的观点比较客观，他在 《 九灵山房集 · 沧州翁传》 中指出：“ 《 内经素问 》 ，世称黄帝岐伯问答之书，乃观其旨意，殆非一时之言，其所撰述，亦非一人之手。”例如，根据古今学者研究， 《内经 ·素问》 的内容可分为主体内容、运气七篇、遗篇等三部分。第一部分的成编可能在西汉或东汉以前，第二部分运气七篇乃唐王冰根据“先师张公秘本”增补，第三部分遗篇为宋刘温舒补人。又如，从《内经》对时间概念的不同表述可推测有关篇章成编于不同时期。如 《 素问 · 藏气法时论 》 中的“平旦”、“下哺”、‘旧跌”、“夜半”、‘旧出”等乃属先秦人习惯。《素问.脉解 》 中以寅月为岁首，始于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 104 以年)以后，在此以前的颛顼历以亥月为正月。至于甲子纪年方式为汉以后的发明。也有学者从《 内经 》 中的文字音韵上考察证实其内容非成编于一时一人之手。
根据上述分析及近人多方考证，可以认为 《 内经 》 不是一个时代，一滚地方的医学成就，它的主要内容形成于战国，并自秦汉以来代有补充，将其汇集编纂成书的'时间，可能在公元前一世纪的西汉中后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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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鉴定机构
年6月28日-29日，省司法厅和省_在成都联合召开了司法鉴定机构档案人员培训会，来自全省司法鉴定机构的档案人员140余人参加会议。省_副巡视员朱虹出席会议。刘朝宽副厅长出席会议并讲话。
培训会上，档案管理专家讲解了档案管理的基本知识、档案员工作职责和业务技能、司法鉴定机构认证认可对司法鉴定档案工作的要求，还组织代表实地参观了四川求实司法鉴定所的档案室。
刘朝宽副厅长要求，一要认清形势，提高认识，进一步增强做好档案工作的光荣感和使命感，以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抓住机遇，加大力度，扎实工作，认真做好司法鉴定档案工作，更好地为全省司法鉴定事业发展服务。二要明确任务，突出重点，各司法鉴定机构要进一步完善和创新档案工作的服务机制，加强档案基础建设和资源建设，坚持依法治档，强化开发利用，切实发挥好档案工作机构管理和保管利用的职能，使档案管理更加制度化、规范化和标准化，不断提高科学化管理水平。三要加强领导，狠抓落实，推动全省司法鉴定档案工作再上新台阶。
20_年6月28日-29日，省司法厅和省_在成都联合召开了司法鉴定机构档案人员培训会，来自全省司法鉴定机构的档案人员140余人参加会议。省_副巡视员朱虹出席会议。刘朝宽副厅长出席会议并讲话。
培训会上，档案管理专家讲解了档案管理的基本知识、档案员工作职责和业务技能、司法鉴定机构认证认可对司法鉴定档案工作的要求，还组织代表实地参观了四川求实司法鉴定所的档案室。
刘朝宽副厅长要求，一要认清形势，提高认识，进一步增强做好档案工作的光荣感和使命感，以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抓住机遇，加大力度，扎实工作，认真做好司法鉴定档案工作，更好地为全省司法鉴定事业发展服务。二要明确任务，突出重点，各司法鉴定机构要进一步完善和创新档案工作的服务机制，加强档案基础建设和资源建设，坚持依法治档，强化开发利用，切实发挥好档案工作机构管理和保管利用的职能，使档案管理更加制度化、规范化和标准化，不断提高科学化管理水平。三要加强领导，狠抓落实，推动全省司法鉴定档案工作再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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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学体系的沿革与重构
【摘 要 题】理论纵横
【关 键 词】图书馆学体系/历史与现状/回顾与评价/重新构建/基础理论研究
1985年《湖北高校图书馆》第1期发表拙著《试论图书馆学的体系结构》一文之后，1988年我又在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馆学导论》一书中撰写了《图书馆学体系结构》一章。这些至今已有10多年了。今日撰写此文有二个动机：一是过去的论著中对图书馆学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变化的过程缺乏系统阐述与评价，深感不足；二是今日的图书馆发生了很大变化，为了适应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时代的需要，图书馆学体系结构仍有必要进行深入研究，并适当作以调整。本文分为两大部分，一是图书馆学体系的形成、发展及其评价，二是重构图书馆学体系。
1 图书馆学体系的形成、发展及其评价
什么是图书馆学体系与体系的形成条件
图书馆学体系就是图书馆学内容分类、排列、组合而形成的一个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整体。也就是由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图书馆学各个门类、分支学科、低层次学科、知识单元、知识元素构成的整体，是理论（原理）与应用（技术）的有机结合。知识元素是形成图书馆学体系的前提与基础。没有知识元素不会构成知识单元，更不会有分支学科、学科门类，当然也不会有图书馆学的体系。任何一门独立的学科都包括理论与应用两个方面，图书馆学也如此。
科学是知识的系统化，图书馆学是图书馆知识的系统化。图书馆知识是个人或群体经过长期的图书馆工作实践逐步积累的经验，然后经过人们的系统思考、归纳、抽象，上升为图书馆知识、概念、理论；再把这些知识、概念、理论系统化，就形成了图书馆学的知识单元或图书馆学的某个部分、某个分支学科；将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某些部分或某些分支学科经过科学的整理、排列构成了图书馆学的某些学科门类，如图书馆学原理、图书馆学应用技术等；若干图书馆学的学科门类就形成了图书馆学的整体，也就是图书馆学体系。因此，图书馆学体系是根据一定的科学原理整理出来的图书馆知识的总和，是图书馆知识的科学化、系统化、规范化、有序化、整体化。图书馆学体系是等级态的、分层次的。它由学科门类、分支学科、低层次学科、知识单元、知识元素构成，也是图书馆学理论与技术，或图书馆学原理与应用、抽象与具体融为一体的产物。
图书馆学体系的形成依赖于以下条件：一是图书馆实践的发展。实践的发展与变化为图书馆学体系的形成积累经验和知识探索规律，提出研究的问题与课题，对图书馆学理论产生需求。二是人们对图书馆认识的深度与广度。随着人们对图书馆认识的加深与扩展，才产生了图书馆学研究的必要性，才有了图书馆经验的升华，才有了图书馆学理论的出现和图书馆学知识系统化的开始。三是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确立。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确立是图书馆体系形成的基本前提，没有明确的研究对象，就谈不上图书馆学内容体系。学科的内容体系总是反映某一研究对象的总体，或部分、层次，是针对某个研究对象的，是人们对研究对象的分析与剖析、概括与抽象。近200年来，尽管人们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认识不断深化，由局部到全体，由表及里，但图书馆学研究始终没有离开图书馆，总是围绕图书馆这一客体进行研究，从而才有了今日的图书馆学内容体系。一些人承认图书馆学内容体系，却不承认图书馆作为研究对象，认为图书馆是一个机构，不能作为研究对象，这是不合逻辑的。什么是研究对象？研究对象就是人们认识的客体，也就是人们思考和研究作为目标的事物。图书馆是一种客观存在的事物，是图书馆学研究者认识的客体，是思考和研究的目标。如果不是以图书馆作为研究对象自然就不是图书馆学。四是图书馆学研究的深化，只有研究的深化，图书馆学的内容才会不断丰富，才会使经验上升为理论与方法，简单的内容是构不成体系的。五是图书馆学教育的开展。图书馆学教育出现，一方面依赖于图书馆学知识的丰富，图书馆学体系的初步形成；另一方面图书馆学教育的发展，也促进了图书馆学体系的发展与完善。
图书馆学体系的形成与发展
图书馆学体系的形成始于19世纪初期，至今不到200年的历史，它与许多新兴学科体系相比，自然显得比较古老，属于传统学科体系，也是一个比较成熟的学科体系。它反映了图书馆与图书馆学研究的发展与变化，特别在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时代，更是充满活力，内容更加新鲜，也在进一步扩展与完善。
19世纪是图书馆学体系的形成时期
这个时期的图书馆学体系还不完善，还不成熟，处于雏形时期。其内容主要是图书馆学的技术方法，也就是图书馆学的应用部分，理论的成分很少，其理论大多也包含于技术或应用之中。图书馆学体系最早出现于欧洲，特别是德国的图书馆学者贡献最大，成果最多。德国是19世纪图书馆学体系的研究中心。
18，德国人马丁・施莱廷格（Martin Schret tinger，1772-1851）首次提出了“图书馆学”这一名词。18施莱廷格又在《试用图书馆学教科书大全》一书中，第一次自觉设想建立图书馆学体系。他把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确定为“图书馆整理”，其主体内容是图书馆的配备和目录的编制。他是以图书馆技术为中心开始建立图书馆学体系，从表层反映图书馆的基本内容。1834年。他在新著《图书馆学总览》一书中，又重申了20多年前自己创立的图书馆学理论体系。施莱廷格提出的图书馆学体系，尽管比较简单、粗糙，只有技术，没有理论，然而他毕竟是第一个提出图书馆学体系的人，功不可没。
18，德国费里德里布・阿道夫・艾伯特（Friedrish Adolf Ebert，1791-1834）在一篇匿名文章中批评了施莱廷格的以“图书馆整理”为研究对象的图书馆学体系内容范畴过于狭窄，还应包括图书馆管理学，即图书馆学是图书整理与图书馆管理之和。他还早在一年之前的18出版了《图书馆员教育》一书，在这本书中艾伯特提出了自己的图书馆学体系。他认为，图书馆藏书涉及一切学科领域，处理这些藏书的图书馆员，也必须具有渊博的知识，深入掌握有关书志学、文学史、古文书、写本、外语等方面知识，这些就构成艾伯特图书馆学体系的各个分支。他的体系即“图书馆员执行图书馆工作任务所需要的一切知识和技巧的总和”。艾伯特的图书馆学体系与施莱廷格的图书馆学体系比较，应该说有了很大进步，内容丰富一些，范围宽一些，结构全面一些，但艾伯特把图书馆员工作所需要的知识与技巧和图书馆学体系混为一体是不妥的，二者是有区别的，不是一码事。图书馆员执行图书馆工作任务所需的知识，即图书馆学教育的课程体系
或教学体系应比图书馆学体系的内容更广更宽，不仅包括图书馆专业知识与技术，还要具有科技文化知识与外语。图书馆学体系只能限于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内容，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图书馆学专业知识，即包括图书馆学理论与应用或图书馆学原理与技术方法。
艾伯特的图书馆学体系得到了丹麦人莫尔贝希（Christian Moltbetch，1783-1857）的支持，并于1829年出版《论公共图书馆》一书，将艾伯特的图书馆学体系结构系统化，这就是后来西方图书馆学史家所称的艾伯特――莫尔贝希图书馆学体系。这个体系后为佐勒（，1822-1902）所继承，他在1846年所著《图书馆学概要》一书中，使这个体系趋于完善。
英国爱德华・爱德华兹（Edward Edwards，1812-1886）1859年出版的《图书馆纪要》一书中，提出一个以图书馆史、图书馆藏书、图书馆建筑、分类与目录、公共服务、图书馆内部结构等为分支学科的图书馆学体系。爱德华兹的图书馆学体系又有一些新的发展，内容更多了，除图书整理与图书馆管理等内容之外，公共服务、图书馆建筑也列为分支学科，把公共服务列为分支学科是图书馆学体系的重要发展，图书馆学由只研究物，进入到研究人，物与人有机结合，由纯研究图书整理到研究为人服务，当然是很大进步。
经19世纪近80年的研究与发展，应该说以图书馆为研究对象的图书馆学体系初步形成，这就为图书馆专业人才的培养和图书馆学教育的发展打下了初步基础。1886年卡尔・嘉茨科（，1842-1903）在德国戈廷根大学开设了图书馆学讲座。以书志学、文献学、图书馆管理法等课程为教学内容。1887年，美国麦维尔・杜威（Melril Dawey，1851-1931）创办的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管理学校成立，开设的课程有编目、分类、目录学、图书馆经营，外加专题讲演等。这个教学体系仍是以图书馆技术方法为主要内容，图书馆学理论没有成为教学体系的应有组成部分。其原因：一方面是受图书馆学发展的制约，从19世纪初至80年代已有的图书馆学体系基本上是以图书馆技术方法为主，图书馆学理论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二是与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有关，该校创始人杜威在1876年出版的'《十进制图书分类法》第一版序言中说：不追求什么理论上的完整体系，而只是从实用的观点出发，来设法解决一个实际问题。他指出最“关键”的是“实际的效用和经济”，“最重要”的是“能以轻而易举的分类、排列并指出架上的图书、小册子、目录里的卡片、剪贴的零星资料和札记，以及对这些文献的标引”。他还说：“在图书馆学研究领域内，无论在任何问题上，哲学上理论的正确性都让位给实际的应用。”杜威的观点，不是他一人的，而是代表了当时社会对图书馆学理论与技术方法的看法。由于杜威这样一些名牌学者在认识上的局限性，从而阻碍了图书馆学体系的深化和全面性。
图书馆学体系促进了图书馆学教育的出现，而图书馆学教育的出现又促进了图书馆学体系的发展。在此背景下，德国格雷塞尔（Amim Graesel，1849-1917）对图书馆学体系结构进行了新的探索。他在1890年出版的《图书馆学纲要》一书中，对图书馆学体系提出一些新的内容，认为艾伯特――莫尔贝希的图书馆学体系过于狭窄，新体系还应包括图书馆史、图书分类学内容，从而形成了格雷塞尔的图书馆学新体系。其内容结构包括四个方面：即图书整理学、图书馆管理学、图书分类学、图书馆史。格雷塞尔的图书馆学新体系吸收了19世纪初以来的研究成果，使图书馆学体系更完善了一些，尽管从他的图书馆学体系中还看不到图书馆学理论的应有地位，但对于图书馆学应用部分的安排更科学，比较客观地反映了图书馆这一客体的基本内容，图书馆史也有了自己应有的地位。
19世纪是图书馆学体系的形成时期，发展比较缓慢，以图书馆技术方法的应用为中心，是这一时期的基本特征，尽管这一时期出现了图书馆史，“史”也是理论的一种形态，但真正的图书馆原理没有出现，或很少出现。
20世纪是图书馆学体系的发展时期
经过19世纪90多年的努力，图书馆学体系基本形成，20世纪则进入发展、完善、成熟的阶段。最显著的进步就是由单一的技术方法为中心的图书馆学体系，进入到理论与技术、或原理与应用、或抽象与具体相结合的阶段，不仅使人们知道图书馆工作怎样做，还能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从而使图书馆学体系向科学化、规范化、成热化发展。尽管各种体系使用的语言、名词不大一致，但基本上都概括了理论与技术或原理与应用两个方面，当然也有一些人提出的图书馆学体系不只是这两个门类，而有第三或三个以上门类，但这类体系都包含有理论与技术或原理与应用两个基本门类。
20世纪的图书馆学体系是建立在一个更加科学化、合理化的基础上，但其发展也是渐进式的。20世纪初期的二、三十年里，总体虽有所前进，但欧美仍没有跳出以技术方法为中心的图书馆学体系。如19，美国图书馆学家、纽约州立图书馆学校校长普拉莫提出图书馆学的课程体系包括管理、技术、目录学及批判（即书刊选择与评价）等四个方面，并围绕这四个方面各开出了五、六门课程。20年代，德国的雷丁格尔（）修订了格雷塞尔的图书馆学体系结构说，提出了以图书学、目录学、图书馆管理和图书馆史为中心内容的图书馆学体系结构说。30年代，德国米考尔（Fritz Ylilkau，1859―1934）主编的《图书馆学大全》继承了前人的成果，提出图书馆学包括文字与书籍、图书馆行政、图书馆史、民众图书馆的体系结构。米考尔的体系结构中第一次出现了“民众图书馆”的分支学科，实际也就是后来所说的专门图书馆学的一个分支。
20世纪20年代至90年代的几十年是图书馆学体系大发展时期，在这期间，中国的图书馆学者最为活跃，思想最开放，成果最多，贡献最大。首先提出理论与技术或原理与应用相结合的图书馆学体系者是中国人，他们突破了19世纪欧美以技术方法为中心的图书馆学体系框架，使图书馆学体系更科学化。我在这里还想讲一点，就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我国的图书馆学论著中总有一种偏见，谈到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的中国图书馆学体系时，虽然承认与国外有所不同，但总认为是沿袭外国的、移植西方的、参考外国的等等，不认为中国人有能力创新。事实上，在这一时期中国图书馆学体系的研究，大有创新，其思想与成果都超过外国人。
杨昭哲的图书馆学体系
我国学者杨昭哲是第一个明确提出图书馆学原理与应用相结合的图书馆学体系的人。他在1923年出版的《图书馆学》（商务印书馆出版，1926年再版）一书中说，外国图书馆学著作分类的多，通论的少，只适用于馆员参考，不足供一般人研究；外国图书馆学著作应用的多，原理的少，可只供应用。为此，他极力主张自编图书馆学著作，认为“为推广我国图书馆的学问起见，要使无论何人，一看就知道图书馆的原理和应用。”为此，在《图书馆学》一书中提出了图书馆学原理与应用相结合的图书馆学体系（见图1）。
1 杨昭哲1923年提出的图书馆学体系
杜定友的图书馆学体系
我国著名学者杜定友（1898―1967），1925年出版《图书馆学通论》（商务印书馆版）一书，提出了一个图书馆学体系（见图2）。他把图书馆学分为专门的――图书馆学的专门学识和附助的――与图书馆学有连带关系的学识两大部分。图书馆学的专门学识又划分为理论方面和实用方面两部分。他认为“凡是成为专门的学科，至少要有两个根本的条件：第一是原理，第二是应用，而应用是根据于理论而来。”
图2 杜定友1925年提出的图书馆学体系
杜定友提出的图书馆学体系，既有可肯定的方面，也有值得商榷的方面。他把图书馆学称为专门的学识，划分为理论与实用两部分是正确的，在体系中的理论方面，他还明确列出“图书馆学之种种原理”和“图书馆学及图书馆史”，这是过去体系中没有的，但把图书馆学的一些相关学科作为附助的列入图书馆学体系是不可取的。图书馆学体系是以图书馆为研究对象，只限于图书馆学的专门学识，不应把一些相关的、附助的学识列入体系：一是附助的内容不是图书馆学有机组成部分，不是以图书馆为研究对象；二是体系太庞杂；三是内容松散，不严谨，缺乏逻辑性；四是列入的相关学科不一定准确；五是影响了图书馆学专门学识的细化。杜氏的体系，若作为图书馆教育的课程体系则是可取的。
柯其纳的图书馆学体系
德国柯其纳（Joachim Kirchner）1931年提出了一个图书馆学体系（见图3）（台湾图书馆学会出版委员会.图书馆学.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2：59）。
柯其纳的图书馆学体系是由“历史哲学的研究”和“管理方法与技术的研究”两部分组成，尽管有人称其为由“理论”与“实用”两部分组成，其实“历史哲学的研究”部分，只体现了“图书与藏书”的理论，而真正的“图书馆学理论”或“原理”在柯其纳的体系中并没有出现。从整个体系来看，科目之间缺乏内在的逻辑关系，比较散乱，有些科目不应属于图书馆学体系，如“西洋文学之发展”、“西洋科学史”、“图书交易”等。
图3 柯其纳1931年提出的图书馆学体系
刘国钧的图书馆学体系
我国著名学者刘国钧（1898―1980）1934年出版了《图书馆学要旨》（中华书局版，1949年再版）一书。他在“例言”中写道：写作本书的“目的在于说明图书馆学的原理，偏重理论阐发”。在书中他提出图书、人员、设备、方法是构成图书馆的四要素，分别研究这四种要素便成为各种专门学问。他以构成图书馆的四个要素为依据，提出了图书馆学体系（见图4）。
刘国钧的图书馆学体系，试图通过对图书馆四要素的分解、挖掘，建立起各种专门学问，从而拓展图书馆学的研究空间。其体系结构缜密，逻辑性强，层次分明，与前期的图书馆学体系比较更贴近于图书馆学研究对象图书馆的实际，更具学术性、科学性。不足之处是图书学理论在体系中没有明显占据应有地位，尽管刘氏对“图书馆理论”已有比较充分的认识，在体系结构有关各科目中也有所体现，但没有作为一个门类列出，使人感到该体系仍不算完善。
图4 刘国钧1934年提出的图书馆学体系
李景新的图书馆学体系
1935年6月，《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季刊》第7卷第2期发表李景新的《图书馆学能成一独立的科学吗？》一文，文章讨论了图书馆学的范围，认为图书馆学的学科体系主要由两部分构成，即“历史的图书馆学”和“系统的图书馆学”（见图5）。
李景新的图书馆学体系是19世纪以来内容最丰富、最全面、最系统的图书馆学体系，也是比较标准的体系，它与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图书馆学体系比较，有了很大发展和进步，并成为20世纪80年代图书馆学体系的基础。它的特点：一是图书馆学理论处于重要地位；二是各类型图书馆学的研究占有突出地位；三是初步形成了理论、技术方法、应用的三分法体系。不足之处是历史的图书馆学与理论的图书馆学分开，“历史”本身是一种理论形态，本应二者合二为一。
图5 李景新1935年提出的图书馆学体系
俞爽迷的图书馆学体系
1936年，俞爽迷出版了《图书馆学通论》（中正书局版），在书中提出了一个图书馆学体系。这个体系主要沿袭了杨昭哲1923年出版的《图书馆学》一书中提出的体系，从门类到分支学科、知识单元都基本一样，没有多大差别。笔者查对俞、杨体系，俞的体系比杨的体系多了“造纸史”，但少了“索引法”、“查点法”、“阅读指导法”三项内容，其他文字、内容、排列方式是一模一样的，因此俞的体系可说是基本继承了杨的体系，没有创新性。
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是图书馆学体系研究的高峰期，到70年代，随着情报科学的发展，缩微技术、视听技术、信息技术、网络技术引入图书馆，图书馆学体系的研究又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家委员会提出的图书馆学核心课程体系
前面说过，图书馆学体系与图书馆学教育的课程体系是既有共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图书馆学体系是指图书馆学专门学识，而图书馆学教育的课程体系范围广泛些，指图书馆专业人员工作时所需要的知识与技能，包括图书馆学专门知识与技能，还有外语、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知识。197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家委员会提出的情报科学、图书馆学、档案学学习核心课程表所列的课程内容，则属于情报科学、图书馆学、档案学的专门知识与技能（见图6）（英国P.哈瓦德・威廉著，周钰萍译，英国今后图书馆学和情报学的学习研究，见全国高等学校图书馆工作委员会秘书处编，图书馆学情报学专业教育参考资料，1983）。
这个体系逻辑性比较强，层次安排合理，内容比较全面，虽然没有划分为图书馆学理论与图书馆学应用，但包含了理论的内容。尽管体系仍偏重于技术方法，尽管“基础”部分作为“理论”仍比较薄弱，但从当时西方的观点来说，已是很大进步了。它的特点一是比较充分地反映了图书馆的发展变化，吸收了当时应用于图书馆的新技术，如电子计算机、复制技术；二是用户研究、读者工作占有一定地位；三是图书馆管理被重视；四是依法治馆，法律方面的内容列入图书馆学体系。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的中国图书馆学体系
20世纪中国图书馆学体系研究出现了两次高潮：第一次是20年代至30年代，第二次是80年代至90年代，两次高潮都以中国为中心。第二次高潮比第一次高潮参加研究的人更多，思路更宽阔，内容更丰富，体系更完善。由于这一时期提出的图书馆学体系比较多，我们不可能一一分析、评论，只能选择有代表性的作些介绍。
图6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家委员会1974年提出的图书馆学核心课程体系
概括起来，这一时期提出的图书馆学体系主要有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二分法，即把图书馆学分为理论图书馆学和应用图书馆学两部分。倪波、荀昌荣主编的《理论图书馆学
教程》（南开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就分为理论图书馆学、应用图书馆学。理论图书馆学又分为图书馆学原理、图书馆学史、图书馆事业研究、图书馆学方法论，图书馆未来学、比较图书馆学、专门图书馆学（各类型图书馆研究）。应用图书馆学又分为图书馆藏书、图书分类、图书编目、图书馆读者、图书馆管理、图书馆现代化（以上称为狭义），图书馆数学、图书馆经济学、图书馆教育学、读者心理学、图书馆统计学、图书馆建筑学、图书保护学（以上称为广义）。郭星寿著的《现代图书馆学教程》（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2年版）也把图书馆学分为理论图书馆学、应用图书馆学两部分。理论图书馆学分为图书馆原理、图书馆职业学、比较图书馆学、历史图书馆学、图书馆未来学、图书馆学文献学。应用图书馆学分为部门图书馆学（业务技术、管理等）、专门图书馆学（各类型图书馆），二者比较，仍有所不同。《理论图书馆学教程》把“专门图书馆学”列入“理论图书馆学”，《现代图书馆学教程》则列入“应用图书馆学”。
第二种类型是三分法，即把图书馆学分为理论图书馆学、专门图书馆学、应用图书馆学，或分为理论图书馆学、技术图书馆学、应用图书馆学。1983年周文骏发表《概论图书馆学》（图书馆学研究.1983第3期10―18页）一文，把图书馆学分为理论图书馆学、专门图书馆学、应用图书馆学。理论图书馆学包括图书馆学对象、任务、方法；图书馆性质、作用、发展；图书馆工作规律、原则、技术。专门图书馆学包括公共图书馆学、大学图书馆学、科学技术图书馆学、儿童图书馆学、特种图书馆学、其它。应用图书馆学包括图书馆政策、图书馆经济、图书馆事业组织、图书馆工作方法、图书馆技术、图书馆设备与建筑、图书馆计划、其它。周文骏的图书馆学体系产生于80年代初，与过去的体系比较有很大发展但一些新的内容却没有突出出来，如比较图书馆学、图书馆未来学、图书馆读者工作、计算机应用等。北京大学图书馆学情报学系、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合编的《图书馆学基础》（修订本.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一书，也把图书馆学分为理论图书馆学、应用图书馆学、专门图书馆学。这个体系从整体看是沿用周文骏的体系，但各个门类下的内容有所变化，符合90年代的实际情况。黄宗忠编著的《图书馆学导论》（武汉大学出版社.版）一书，把图书馆学分为理论图书馆学、技术图书馆学、应用图书馆学三部分（见图7）。
三分法与二分法比较，三分法多了一个“专门图书馆学”。“专门图书馆学”是从二分法的“理论图书馆学”或“应用图书馆学”中独立出来的。
第三种类型是四分法，即把图书馆学分为普通图书馆学、专门图书馆学、应用图书馆学、比较图书馆学，或理论图书馆学、专门图书馆学、应用图书馆学、比较图书馆学。吴慰慈、邵巍编著的《图书馆学概论》（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年版）一书提出一个四分法的图书馆学体系，把图书馆学分为普通图书馆学、专门图书馆学、应用图书馆学、比较图书馆学四部分。普通图书馆学分为图书馆学理论、图书馆事业建设原理、图书馆事业组织与管理体制、图书馆网的理论与实践、图书馆工作原理与机制、图书馆学教育、图书馆事业史、图书馆未来研究、图书馆的性质、职能与地位、图书馆学研究规划、图书馆学发展史。专门图书馆学分为公共图书馆研究、大学图书馆研究、科学专业图书馆研究、儿童图书馆研究、其它类型图书馆研究。应用图书馆学分为图书馆藏书、图书馆目录、图书馆读者服务工作、图书馆科学管理、图书馆工作现代化（以上称狭义的），图书馆经济学、读者心理学、图书馆教育学、图书馆管理学、图书馆统计学、图书保护学（以上称广义的）。比较图书馆学分地域研究、跨国研究、实例研究。吴、邵的图书馆学体系内容缺乏提炼、概括，“普通图书馆学”与“应用图书馆学”之间的内容存在重复，如图书馆管理学内容就多处出现。宓浩主编的《图书馆学原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一书，提出了理论图书馆学（基础研究）、专门图书馆学（各类型图书馆研究）、应用图书馆学（应用与开发研究）、比较图书馆学的四分体系，与吴慰慈、邵巍的体系差别不大，只是在内容上概括性强些、简练些。
四分法与三分法比较，是把“比较图书馆学”独立出来，与二分法不同之处在于把“专门图书馆学”与“比较图书馆学”从“理论图书馆学”与“应用图书馆学”中分离出来，成为四个并列的部分。
这里还要提出的是王振鹄在《图书馆学论丛》（台湾学生书局，1984年版）一书中提出的“图书馆学体系”。王氏把图书馆学分为图书的研究、人员的研究、设备的研究、管理方法的研究四部分。此体系与刘国钧1934年提出的图书馆学体系基本上是一致的，除个别文字增减外，可说沿用了刘氏体系。
除以上论著外，20世纪80年代以来还有些论文讨论了图书馆学体系，1982年，陈传夫在《图书馆学研究》第6期发表《略论图书馆学体系的进化》一文，将图书馆学体系分为抽象图书馆学、应用图书馆学、图书馆技术与方法三方面。1984年，钱亚新、张厚生在《四川图书馆学报》发表《论图书馆学研究的体系》一文，将图书馆学体系分为普通图书馆学与专门图书馆学两方面。1985年刘烈在《四川图书馆学报》第1期发表《论图书馆学的范畴体系》，19胡先嫒在《图书馆建设》第2期发表《图书馆学体系新探》，王子舟在《图书情报知识》第2期发表《关于图书馆学内容体系的探讨》等论文，都对图书馆学体系进行了广泛的探讨。
图7 黄宗忠1988年提出的图书馆学体系
19世纪至20世纪近200年的图书馆学体系研究的总体评价
上面我们对19世纪至20世纪近200年的图书馆学体系研究作了比较系统的论述，对一些有代表性的图书馆学体系作了介绍和评价，尽管介绍与评价不一定全面、准确、客观，但毕竟是一家之言。
在具体评价的基础上，我们想对近200年的图书馆学体系谈些总体看法。从19世纪至20世纪近200年的图书馆学体系研究，从图书馆学体系自身发展来看，经历了19世纪图书馆学体系的形成时期和20世纪图书馆学体系的发展时期；从图书馆学体系的内容变化来看，从19世纪的以图书馆技术方法为中心，到20世纪的以理论与技术，或原理与应用，或抽象与具体相结合的时期；从研究力量分布来看，19世纪集中于欧美，主要以德国为中心，德国研究的人最多，贡献最大，20世纪研究重心转到亚洲，亚洲以中国为中心。20世纪的中国图书馆学体系研究出现两次高潮，第一次高潮是20年代至30年代，第二次高潮是80年代至90年代。这两个时期参加研究的人最多，论著最多，贡献最大。
从19世纪到20世纪图书馆学体系研究的功绩在于，一是从无到有，逐步建立了一个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图书馆学体系，由不成熟到逐步成熟，由不完善到逐步完善，从而使图书馆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屹立于科学丛林之中。尽管至今对学科还有一些不同看法，这也不足为奇，今后仍然会有不同看法，没有争论就不会有发展；二是有力地推动了图书馆学学科整体的发展，特别是分支学科的建立；三是提高了图书馆学的社会地位，使它真正成为科学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四是促进了图书馆学教育的发展，专业人才的培养为图书馆学教育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教学体系。（
部门历史沿革范文大全11
从南北朝以后，民间开始有粽子，源自百姓祭奠屈原的说法。话说当年屈原
投身汨罗江之后，百姓莫不感叹哀伤，空有抱负的屈子就这样离开了楚国，实乃国家损失。所以百姓为免让鱼虾侵蚀屈子，就纷纷将米粮投入江中，希望鱼虾只顾吃这些米粮而不损伤屈子肉身。 而后，据古书记载，是屈原托梦百姓说，米粮投入江中实则被江中的蛟龙所食，如果用艾叶包裹，再绑以五色绳，则可以免遭蛟龙吞食;这才有了后来的粽子。
另有民间传说：包粽子其实是暗示屈原是被绑着扔到水里害死的，并不是自杀的。
春秋时期：用茭白叶包黍米成牛角状称“角黍”;用竹筒装米密封烤熟称“筒粽”。
东汉末年：草木灰水浸黍米，因水中含碱，用菰叶包黍米成四角形，煮熟就成广东碱水粽。
晋代：粽子被正式定为端午节食品。这时包粽子的原料除米外，还添加中药材益智仁，煮熟的粽子称“益智粽”。 南北朝：出现杂粽。品种增多，米中掺杂禽兽肉、板栗、红枣、赤豆，裹成的粽子还用作交往的礼品。
唐代：粽子用米已“白莹如玉”，粽的形状出现锥形、菱形。日本文献中就记载有“大唐粽子”。
宋代：有“以艾叶浸米裹之”的“艾香粽”，还有“蜜饯粽”，见苏东坡“时于粽里见杨梅”的诗名。这时还出现用粽子堆成楼台亭阁，木车牛马作的广告，说明宋代吃粽子已很时尚。
元代：粽子包裹料已从菰叶变革为箬叶，突破菰叶的季节局限。
明代：出现用芦苇叶包的粽子，附加料已出现豆沙、松子仁、枣子、胡桃，品种更加丰富多彩。
清代：出现“火腿粽子”。
如今粽子更是千品百种，璀璨纷呈。现今各地的粽子，一般都用箬壳包糯米，但内涵花色则根据各地特产和风俗而定，著名的有桂圆粽、肉粽、水晶粽、莲蓉粽、蜜饯粽、板栗粽、辣粽、酸菜粽、火腿粽、咸蛋粽等等。
眼下很多餐饮企业也会在端午节推出粽子产品，并且餐饮企业还会制作礼盒，方便大家品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