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澜评价太平天国1
然而，这一观点在1956年遭到了挑战。
1956年第3期的《历史研究》上，发表了郭毅生的《论新兴市民等级在太平天国革命中的作用》一文，文章提出，太平天国革命是“市民运动”或“市民革命”。“城市平民，特别是其中的萌芽无产阶级分子在革命中起着重大的作用，成为农民战争的骨干和核心”。郭毅生认为，“由于市民等级参加到农民战争中，这就给太平天国革命燃予了时代的新意义，使革命达到历史上空前的规模，成为全部旧式农民战争的顶点，而为现代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式农民战争作了一次天才的先期预演，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此论一出，立即引起了史学界的反响，并由此而引出了关于太平天国革命性质问题的场大讨论。
范文澜评价太平天国2
我国历史上各民族从很早的时候起，就在中国这个广阔的领域内生活着，各少数民族居住在中国的内部和四方，被称为蛮、夷、戎、狄，同居住在中国内部的华夏族共同开发和建设了祖国。范文澜经过对发掘出来的史料择幽阐微，认为中国的历史首先是历史上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他说：“广大的中国疆域，不是哪一个民族所能独力开发出来的，她是许多已经消失了的和现在正在发展的各民族合力开发，经数千年的艰苦斗争，才逐步建立起这个伟大的中国来。依据历史记载，共同开发中国的各民族，一般说来，汉族最先开发了黄河流域的陕甘及中原地区，东夷族最先开发了沿海地区，苗族、瑶族最先开发了长江、珠江和闽江流域，藏族最先开发了青海西藏，彝族和西南各族最先开发了西南地区，东胡族最先开发了东北地区，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回纥、蒙古各族先后开发了蒙古地区，回族和西北各族最先开发了西北地区，黎族最先开发了海南岛，高山族最先开发了台湾。中国之所以成为疆域仅次于苏联，人口在全世界居第一位，历史悠久延续不断在全世界各国中也居第一位的伟大国家，首先必须承认，这是构成中华民族的各族男女劳动人民长期共同创造的成果。”13其次，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肯定了在人类社会形态的演进过程中，历代统治阶级及其活动的推动作用，认为中国的文明成果中，也同样包含着各族优秀代表人物的贡献，因此，他又说：中国的历史“其次是思想家、文学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和军事家对劳动人民的帮助。中华各族的劳动者既然是中国历史真正的创造者，中国当然是属于他们的，他们当然是中国历史真正的主人翁。”14在这里，范文澜成功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正确地处理了领袖和民众的关系问题，将统治阶级中的优秀代表也吸收到历史主人的行列之中。既不回避统治阶级奴役广大人民的历史事实，同时，又从客观事实出发，对其所做的贡献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称赞魏道武帝“是有力地推动鲜卑社会前进的积极人物。他灭后燕国，建立强大的魏国，为结束十六国长期混乱，统一中国北部作了准备，在这个意义上，他对中国历史是有贡献的。”15魏太武帝拓拔焘是继武帝之后的又一个杰出的皇帝，范文澜给他的评价是：他“消灭十六国割据的残余，统一了整个黄河流域，对中国历史作出了巨大的贡献。”16认为周武帝宇文邕是解脱了鲜卑旧俗，真正接受汉文化优良部分的英明皇帝，最明显表现是在周国内解放奴隶和杂户……。周武帝毅然释放官私奴婢和杂户，确实是北朝唯一英明的皇帝。南北朝连年交战，南方也掳北方人作奴婢，南朝统治者同样表现了野蛮性，周武帝这一英明措施，比起南朝统治者也是文明得多。17对今天藏族先民的代表者松赞干布，范文澜从他对西部区域统一的角度予以了充分的肯定：“羌族从几百个聚散无常的原始部落，进而组成吐谷浑、苏毗、吐蕃等国，又从这些分立的国家进而组成统一的吐蕃国，都是划时代的大发展。尽管存在着严重的分立倾向，但经过吐蕃的强盛时期，羌族人产生了以吐蕃文化为中心的共同心理状态，此后，原来的羌族为具有初步稳定的人们共同体性质的蕃族所代替了，弃宗弄赞赞普是强盛吐蕃的创始者，因之，他的成就在吐蕃历史上有重大贡献，在中国历史上也有重大贡献。”18
范文澜对少数民族代表人物所做贡献的肯定，其中包含着历史上各民族内部的统一奠定了中国统一的基础，各少数民族的进步，也推进了中国整个社会进程的内涵。反映出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灿烂的文明中同样包含着历史上各少数民族的贡献，各少数民族的成就也同样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共同的骄傲。
此外，范文澜还以大量的事实论述了历史上各少数民族同汉族人民一道共同反抗民族压迫和外国侵略，共同捍卫祖国的光荣传统，将我国各少数民族对中国历史的推动力，融汇到推进整个社会前进的合力之中，进一步反映了他的“各民族共同创造了祖国历史”的理论。尽管当时范文澜能够搜集到的这方面资料还极其有限，但从他的论述中，我们仍然能感到他力图通过下史料的工夫，尽可能地挖掘出各少数民族历史贡献的内容，使中国历史成为真正丰富、全面的各民族的历史。因此，他说：各民族之间“不论文化高低如何不同，人口多少如何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各有其光荣的历史，在中华民族的组成上，都有不可缺少的重要性，都是有机体中必需的部分。”19范文澜是对各少数民族历史给予最充分重视的历史学家，他彻底摆脱了以往史家只强调各民族间矛盾斗争，第一次以最广阔的视野透视中国历史，从中得出了科学的结论，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科学理论。
范文澜评价太平天国3
1951年1月11日，是太平天国起义一百周年，《^v^》为此发表了《纪念太平天国革命百周年》的社论。社论在论述太平天国革命的性质时，将太平天国运动与以前的农民战争作了比较，认为它的规模是过去任何一次农民战争所不可比拟的，与地主统治阶级的国家和军队长时间地对峙，也是空前未有的事情。但在以反对封建剥削者与压迫者，争取农民自身的经济地位与政治地位的改变为斗争目标这一点上，“太平天国运动与在它以前的农民战争是相同的”。
这篇社论提出的“单纯农民战争”的观点，在五年之后范文澜发表的《纪念太平天国起义105周年》的文章中，得到了进一步的确认，他指出，“太平天国革命仍旧是没有工人阶级领导的单纯农民战争，不能不在中外^v^联合进攻之下归于失败”。对于这种认为太平天国革命仍然是一次“单纯农民战争”的看法，并不是没有不同意见的。1955年束世澂所著的《洪秀全》书，就提出太平天国是“资产阶级性的农民革命”，但并未引起史学界的重视。“单纯农民革命”的观点依然是大多数同志所接受的传统看法。
范文澜评价太平天国4
范文澜在探讨中国民族形成的理论问题时，既借鉴了^v^有关民族形成理论中带有普遍意义的四个要素的理论，同时又能从我国历史的具体情况出发，摒弃那些仅具有特殊意义的论述。
他从我国秦汉时期的历史进行考察，首先，认为当时已经具备了^v^所说的民族形成的四个要素：李斯所作的小篆为当时全国统一的表达语言文字的字体。长城以内的广大疆域成为汉民族共同的生活地域，祖宗崇拜和孝道等儒家伦理成为人们共同遵守的道德，这就形成了基于儒文化基础上的共同心理。中国国内大小市场从战国时代开始逐步形成，这些因素是汉民族形成和国家统一的有利条件。
其次，他认为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建立起一套从皇帝、郡守、县令到乡三老、亭长等一套系统，形成了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的国家，除了三国和五代两个时期处于分裂割据状态外，秦汉以后的历史，统一是长期、稳定的；分裂只是暂时的，这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汉族已经形成为相当稳定的共同体。而且自北宋时期起，全国范围内经济联系性的日益加强，使这个共同体也更趋于稳定了，像“这样的国家，决不是‘暂时的不巩固的军事行政的联合’，因为它是一个持久的相当巩固的整体。也决不是资产阶级的民族国家，因为资本主义萌芽的发生，远远落在统一国家成立的后面。”⑧^v^战争以后，在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由于“同买办资产阶级和高利贷者结合在一起的地主阶级依然占据着显著的优势，而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虽然有了某些发展，并在中国政治、文化生活中起了颇大的作用，但是，因为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严重压迫下，它并没有成为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它的力量是很软弱的，它不曾也不可能起着‘打破封建主义和封建割据’的作用。”⑨
再次，结合中国近代的革命运动来看，范文澜认为“太平天国、义和团两次大规模的民族反抗运动，都是农民阶级发动的，根本没有资产阶级的领导，这个事实，说明了汉民族在资产阶级产生以前，就是坚强的民族了。
与汉民族形成问题直接相关的就是汉民族形成的过程和发展的问题。范文澜从发掘新史料入手，分析出各个历史时期各少数民族及其与华夏族或汉族的关系，认为历史上曾出现过三次大规模的民族融合时期：春秋战国时期、十六国南北朝时期和唐朝时期。在这些阶段当中，各民族间经过激烈的斗争乃至流血，大部分少数民族逐渐融合到汉族当中，使汉族越来越壮大。范文澜曾拿黄河来比喻汉族，他说：“黄河发源于星宿海，沿路吸收大小河流，终成巨大的黄河。同样，汉族发源于黄炎，五千年来，吸收数以百计的大小民族，终成巨大的汉族。”⑩因此，“汉族无疑是很多民族的化合体。”11“凡是现在兄弟民族的祖先或者已经融化似乎失踪的古代民族，都是汉族的伯叔祖先或者是祖先的一部分。”12
范文澜评价太平天国5
新中国成立后的前十七年，太平天国史研究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两大主体之一，据统计全国各类报刊上所发表的论文达1100多篇，另外还出版了许多专著，涉及到太平天国革命的性质，《天朝田亩制度》的评价、定都天京的战略得失、领导集团的内部分裂和洪秀全等领袖人物的评价等重要问题，尽管五十年代范老提出的太平革命是“纯粹的农民革命”的观点曾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争鸣，但他关于太平天国及曾国藩的评价在八十年代以前仍是学界的共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史学界进一步解放思想，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开展学术探讨和争鸣，1978年夏，北京太平天国研究会成立，次年5月该会与南京有关单位联合举办了首次太平天国国际学术讨论会，开始纠正五六十年代将农民起义片面拔高，^v^前及^v^中又将学术探讨演变为政治批判和政治斗争的工具的偏向和错误，与此同时，对太平天国^v^的性质、《天朝田亩制度》及主要领导人物的评价等问题作了重新探讨，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化，1986年《中华文史论丛》发表了一组“关于曾国藩的讨论”文章，这几篇文章的共同特点是依据大量历史资料，摆事实、讲道理，尽管观点不完全一致，如叶幼明先生仍坚持传统的观点，认为“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罪行不可否定”，其他四篇文章从对曾国藩的总体评价、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曾国藩与洋务运动、曾国藩对文学发展的贡献入手，力图纠正过去论断的偏差，恢复曾国藩的本来面目，客观地说，这几篇文章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成立的，这些看法对我们进一步认识和评价太平革命和曾国藩是有积极意义的。从总体上看，八九十年代，太平天国史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特别是罗尔纲先生150万言的《太平天国史》（1991）、茅家琦主编的120万字的《太平天国通史》（1991）及他本人所著的《太平天国对外关系史》，钟文典先生主编的十多种400余万字的《太平天国史丛书》等论著的相继出版，将太平天国史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太平天国史研究应该在范文澜、罗尔纲等前辈学者的基础上继续发展，简单的迎合时势、苛责前贤或故意翻案的做法无疑是错误的，对范文澜的历史著述我们也必须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予以认识，从它的科学性和曾发挥的实际影响及其所起的作用，给予全面的正确的评价。但新时期以来，有些学者并未真正做到这点，马勇先生说“曾国藩的研究以范文澜的研究成果最为著名，但他简单地将曾国藩界定为单一的屠杀人民的刽子手，明显具有借古讽今，影射^v^集团对内独裁专制，对外投降^v^的意思，与其说是一篇学术论文，不如说是一篇政治宣言。从学术的立场观察，这篇文章的某些结论也是经不起严格推敲的。比如著者反复强调曾国藩服务于清庭，断定他是‘出卖民族的^v^’，这种观点已远远超出时代要求的范围，具有苛求古人的倾向。范文澜说‘那拉氏、肃慎二人是当时满洲皇族里最有政治头脑的，他们知道为了挽救满清的统治不能依靠满人而要依靠^v^。’这个基本前提如果可以成立，包括左宗棠、张之洞、陈宝箴、黄遵宪等等在内的汉族大臣都成了^v^，晚清史变成了一部满汉斗争史。”〔40〕我们认为将范老的这部名著称之为“经不起学术推敲的政治宣言”这一基本认识是值得商榷的，这部著述也并不是一部简单地影射之作，而是结合现实需要兼科学性与革命性于一体的不朽著述。左宗棠、张之洞在新时代被学者所肯定并不在于他们是否与满洲人合作，而在于他们曾为捍卫民族主权和推进中国近代化进程做出过积极的贡献，范文澜严厉谴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镇压太平革命的罪行，称曾国藩为^v^，但他并没有将一部丰富的中国近代史写成一部满汉斗争史，这一铁的事实有力的证明马勇先生的论断是何等的不严肃!德国罗梅君博士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具有开拓之功，也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看法和可贵的思路，但她认为：“范文澜对太平天国的评价是在1945年的政治形势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他在^v^历史科学关于太平天国的讨论中也产生了很大影响，以至于严重妨碍了对太平天国运动进行广泛的社会经济分析。”〔41〕这一结论也是值得商榷的。范文澜的太平天国史研究是在《中国近代史》书稿撰写过程出现的，这是他接受中央的指示和分工从事近百年政治史研究的直接成果，其中经济分量相对政治和军事来说，确实较轻，但不能说他忽视社会经济的分析，更不能说他“严重妨碍了对太平天国进行广泛的社会经济分析”，要知道建国后大规模的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的整理其实是在范文澜直接推动之下开展起来的，在对太平天国史研究过程中，范文澜对太平革命爆发的经济原因及《天朝田亩制度》分析的内容也是不少的。
针对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出现的许多问题，李文海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我觉得有些人对老前辈范文澜同志历史著作的评价，话说的不公平，带着一种轻率地嘲弄、轻薄的口气评论范文澜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42〕对如何对待范文澜及其学术，李文海先生也提出了正确的看法：“范文澜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在很多问题上纠正了过去旧史学对历史的颠倒，现在有些人提出要重新认识。如果现在一定要再简单颠倒一次，这里的新与旧就很难说了。很显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范文澜等同志对很多问题的认识未必都是真理，需要重新认识。但是要抱着非常尊重的态度，因为先辈的成果是我们研究的基础，纠正他们的错误也是我们在他们的基础之上再往前走。”〔43〕我们认为这才是评价和对待范老及其学术的科学的态度，也是进一步推进中国近代史学科健康发展的正确途径。
注释：
〔1〕朱谦之：《太平天国革命文化史》，中华正气出版社，民国三十三年版，第21页。
〔2〕蔡美彪：《前言》，《中国通史简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版，第7--8页。
〔3〕范文澜：《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初稿）》，《解放日报》1945年4月25-30日。
〔4〕〔22〕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九版说明》，人民出版社1955年9月版。
〔5〕〔7〕〔11〕〔12〕〔13〕〔14〕〔15〕〔16〕〔17〕〔18〕〔19〕范文澜：《太平天国革命运动》，香港新民主出版社1948年5月版，第21、69、29、3-5、14、16-17、19、26、69、43、74页。
〔6〕〔8〕〔9〕〔10〕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哈尔滨东北新华书店1948年再版，第77、73、79、73页。
〔20〕〔23〕〔24〕〔25〕〔26〕〔27〕〔28〕〔29〕〔30〕〔31〕〔32〕〔33〕〔39〕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21-122、166、167-168、187、171、174、174-175、182、175、176、169、188、169页。
〔21〕范文澜：《纪念太平天国起义105周年》，《^v^》1956年1月11日第3版。
〔34〕刘鄂培：《早春——访冯友兰教授》，《新观察》1998年第7期。
〔35〕朱东安：《太平天国“推行神权政治”说质疑》，《历史研究》1990年第5期。
〔36〕〔42〕〔43〕沙健孙，龚书铎主编：《走什么路》，山东出版社1997年版，第15-17，391，391页。
〔37〕徐泰来：《全面评价曾国藩——全国第一次曾国藩学术讨论会学术观点综述》，《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2期。
〔38〕许山河：《曾国藩是爱国者》，《湘潭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v^年第1期。
〔40〕曾业英主编：《五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63-264页。
〔41〕罗梅君著，孙立新译：《政治与科学之间的历史编撰——30和4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形成》，山东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6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