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语也叫言语。这是在一个盛大的仪式上和一些公共场所发表的演讲。演讲稿是演讲的基础，是对演讲内容和形式的规范和暗示，反映了演讲的目的和手段。演讲是人们在工作和社会生活中经常使用的一种文体。 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党史故事文字版的文章12篇 ,欢迎品鉴！
党史故事文字版篇1
周恩来的故事
1963年岁末，周恩来、陈毅一行对阿尔巴尼亚进行为期九天的访问。经过了民间活动、官方活动，加上阿方举行的跨年晚会后，已经是除夕之夜的凌晨四点了。
的翻译范承祚在四楼的办公室里整理好一天的翻译文件资料后，已经是凌晨四点四十分。他蹑手蹑脚地下楼，准备回到位于房间隔壁的他的卧室。
就在他尽可能放轻脚步怕吵着时，一声无比亲切熟悉的声音传来：“小范啊，怎么还不休息啊，明早还有事呢。”
定睛一看，只见身披旧尼大褂，站在走廊尽头和警卫员在谈什么事。他不理解为什么说明早还有事，因为明天是大年初一，而且经他翻译的行程安排表上，明天上午是没有活动的。但是小范也没敢多问就回房了，累得合衣躺下，领带都没有解开就睡着了。
第二天，天朦朦亮时，的换班警卫就把小范叫醒了，“快起来，等你呢。”一看表，才早晨五点多，他想起凌晨说的“有事”，就敢忙爬起。
来到大厅，看到已经穿戴整齐的周，神采奕奕，风度翩翩地从行宫的汉白玉台阶上拾级而下，完全看不出他已经连续参加了几天的活动，而且很可能昨晚又是一夜没合眼。
金碧辉煌的大厅经早起的工作人员清扫收拾，已经又焕然一新，想象不出两个小时前这里刚办过一场盛大的狂欢。此时大厅几乎没有任何人，显得很安静。
可就在刚走到了大厅里，大厅的门竟突然打开了，涌进来几十号阿尔巴尼亚行宫的工作人员。他们在一大清早做完打扫后，没想到来自中国的也这么早就起来了。
于是他们惊喜万分地涌到的身边，都想一睹周的风采。而似乎并不吃惊，他一个个地与这些清洁员、厨师、接待员、仓库保管员等握手问好，给他们拜年。有拿着簸箕的清洁女工局促地站在墙角，不好意思上前，也一并地上前握手，表示感谢。
这时，小范才明白说的“有事”原来是这么回事。特意在大年初一的早晨，在没有任何事先安排的情况下，来给阿方的工作人员拜年。
遗憾的是，因为现场没有任何中方和阿方的官员，也没有中外记者，所以这温馨的一幕，没有留下任何图片和报道，只是在这些工作人员的心里，留下了永远值得回忆的感动。
党史故事文字版篇2
“朱德被老奶奶批评”的故事
一次，敬爱的总司令朱爷爷给大家来讲课。课堂上有同学想听听国际形势以及我党和国民党的最新关系。朱爷爷一讲到这个就停不下了，同学们都听得津津有味。下课时间快到了，可党的建设还没有开讲呢。朱爷爷为了节约时间，就念起了讲稿。
只见康奶奶气呼呼地向朱爷爷嚷了起来：“讲课不能念讲稿。念讲稿，谁不会？我也会念。”当时同学们就制止了康奶奶：“让朱总司令讲下去。”过了几天，党支部会上，同学们都严厉的批评了康克清奶奶。康克清奶奶虚心诚恳地接受了大家批评，表示以后一定注意。
我们都要学习康奶奶这种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虚怀若谷的高尚的共产主义情操和伟大的无产阶级品质！
党史故事文字版篇3
“彭德怀逛公园”的故事
一次，彭德怀穿便衣到北海公园游园。但公园的园门却挂了一块“休息”的大牌子。正在他感到疑惑的时候，他被迎进了门。原来是警卫部门为安全故作铺排。彭德怀知情后勃然大怒，厉声质问道：“为什么要这样？你们就是叫我们脱离群众！这种规矩，以后在我们共产党领导的国家绝对不能有！”随即，他扭过头边走边说：“我以后再也不去公园了！”
地位显赫如彭德怀照理说安保铺排理所应当，可是彭老总以民和党的荣誉为第一要务，不铺排不摆阔，“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彭老总就是通过这样一件小事，教育了所有人要树立怎样的群众观。
通过对党史的总结与学习，我们增强了对党的方针政策的正确领悟，对党取得的历史地位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进而对中国共产党光荣的党，伟大的党增加认同感。党的历史证明，坚定的信念是战胜困难的动力。通过学习党史，我们更进一步地深刻理解“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句话的真谛，从而坚定信心，增强爱党爱国的自觉性，将全国人民凝聚在一起，实现振兴中华民族的伟大事业！
党史故事文字版篇4
敌我力量悬殊，在被动的情况下，红军硬是靠着坚定的信念、顽强的斗志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突破了30万敌兵设防的第四道防线，粉碎了蒋介石聚歼红军于湘江东岸的迷梦。
那场“最惨烈、最悲壮、最辉煌”的战役，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人。无数烈士用自己年轻的生命为长征铺垫了胜利前进的通途。
湘江战役在历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其意义重大。湘江战役是长征的转折点，它不仅在军事上粉碎了敌人的阴谋，更重要的是，红军开始反思战略思想的错误，开始认识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湘江战役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70余年过去了，历史的沧桑早已淹没了昔日的硝烟，但湘江精神的旗帜却跨越历史的时空永恒地飘扬，那样光彩照人!这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着人们奋发图强，开拓进取!
震撼：湘江突围：生命创造的奇迹
湘江无语，默默流淌。这条不宽也不大的河流因为1934年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而闻名于世。
那一年的寒冬，中央红军在这里打响了长征以来的第一大战役。
20_年8月下旬，湘江战役发生后72年，记者驻足在湘江岸边，心潮澎湃。
碧绿的湘水流向远方，岸上的灌木密集葱郁。然而，72年前，就是这条波澜不惊的河流，几乎葬送了年轻的红军!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一、三、五、八、九军团和军委纵队八万六千余人撤离苏区，连续打破敌人的三道封锁线，于11月下旬进抵湘桂边界。这时，蒋介石的“中央军”和湘桂粤军阀已集中30万强敌，在湘江以东地区布下了号称“铁三角”的第四道封锁线，欲将中央红军“包围全歼于湘江东岸地域”。
面对生死存亡，红军将士浴血奋战七昼夜，终于以折损过半的惨重代价突破湘江封锁线，粉碎了敌人的企图。
那场“最惨烈、最悲壮、最辉煌”的湘江战役，中央红军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人。
湘江洒满了烈士的鲜血，以至于当时民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三年不食湘江鱼，十年不饮湘江水。
经历过湘江之战的红军老战士，至今仍对那场战役的惨烈记忆犹新。现居广西兴安县华江镇的88岁老红军刘华连谈起那场战役，不禁叹气：“那一仗着实惨烈，当时，湘江水都是红的。”
“我过江的时候，是保护中央机关纵队从界首下游的文市渡河，当时只听到枪响，没见到战斗。但是，我却清楚地记得，那时的湘江水，是红的。”老红军陈广财回忆起往事，声音哽咽。
湘江战役空前激烈。时任红军营长的张震在回忆录中写道：湘江一战，我们团共伤亡400多人，几乎接近全团人员的一半，两任团长牺牲在这里。
为了纪念红军长征中突破湘江这震撼人心的一幕，抚慰烈士英魂，教育后代，经聂荣臻元帅提议，国务院批准，1993年在兴安县修建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烈士纪念碑园。
寻访：三大战场悲壮抗击的七个昼夜
沈述清，湖南省浏阳县人，1934年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时在三军团第四师任十团团长。1934年11月28日，部队奉令向湘江进军，并从界首渡过湘江。之后，沈述清率第一、二营守卫在界首渡江点上游的大洞村江边高地，派第三营前出到光华铺防堵兴安方向来犯之敌。11月29日，桂敌白天不从正面进攻，但到了晚上敌人却迂回到渠口，企图偷袭界首渡河点，在途中与沈述清率领的一、二营遭遇，展开激烈的战斗。经反复冲锋，虽在第二天将敌人打退，但沈团长却不幸中弹，壮烈牺牲，时年26岁。
杜宗美，1900年出生于陕西省兴平县桑镇乡双山村。曾协助程子华到鄂东南开辟新根据地，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斗争。1934年11月30日，在湘江战役界首光华铺阻击战中在前沿察看敌情时，不幸遭敌流弹击中，壮烈牺牲，年仅34岁。
易荡平，原名汤世积。参加革命后，立志要削平不合理的封建社会制度、以荡平天下为己任，故改名为易荡平。长征时在红一军团二师第五团任政委。湘江脚山铺战役中脚被打断，敌人再次冲上来，警卫员急着要背他撤退，他拒绝了，并对小警卫员说：“快去赶队伍，不要管我，免得我们同落敌手。”警卫员不忍离开多年追随的首长，正犹豫间，易荡平大声说道：“掩护任务已完成，我死得光荣!”在吟出“英雄忠报党恩重，战死沙场是善终。”的豪言后，立即对准自己的脑部开了一枪，壮烈牺牲，时年26岁。
黄冕昌，22岁参加革命，1934年长征到达湘桂边界时，在灌阳县新圩阻击战中壮烈牺牲，时年32岁。
……
许许多多烈士长眠在湘江边，他们用自己年轻的生命为长征铺垫了胜利前进的通途。
寻访湘江大战的新圩、光华铺和脚山铺等战斗遗址，记者始终被一种悲壮气息所感染。72年前的湘江战役，红军在每一处都打得英勇顽强且异常艰难。
新圩大血战
新圩，是灌阳县北部的重要交通关隘，南距县城15公里，北距红军西进路线最近点大桥村古岭头仅5公里。一条通往灌阳县城的全(全州)灌(灌阳)公路自此而过，是灌阳县城通往全州和桂军进逼湘江封锁湘桂边界的必经之路。
新圩往南至马渡桥长约10公里的公路两侧是一片连绵的丘陵地带。险峻的山峰、茂密的松林紧紧扼住公路的道口，构成了阻击战的理想阵地。而新圩往北至大桥村则无险可守，一旦敌人突破了这段阵地，向东北则可直取水车、文市，阻住湘桂边界的永安关、雷口关，向西北则可直捣全州石塘到湘江东岸各渡河点，将对军委纵队和后续部队抢渡湘江构成重大威胁，整个红军西进队伍则有被整个儿拦腰斩断的危险。
迅速抢占新圩一线山头阵地，扼住全、灌公路之咽喉，阻击北进之桂军，对于整个中央红军来说有着极其重大的战略意义。
当时的军事态势是：红军左右翼前锋抢占湘江渡点时，军委纵队和主力红军正由湖南道县开始进入广西灌阳县的文市、水车，并分别途径新圩附近之大桥、鲁水等地向全州西进抢渡湘江。此时，军委两个纵队尚在文市和文市玉溪及水车的宾家桥一带，包括五、八、九军团在内的近一半红军主力还在都庞岭以东的湖南境内，尚未进入广西地界。
军委命令左翼部队彭德怀、杨尚昆所率三军团，无论如何必须抢占并守住新圩一线山头阵地，以掩护军委纵队和红军主力后续军团通过灌阳前进湘江。
这时，红三军团第五师3000多红军将士，在20岁的年轻师长李天佑的率领下已行至灌阳县的文市附近。部队经过半日休息之后，正准备继续前进，译电员走过来，递给李天佑一封电报，是军团发来的，命令他们师的十四、十五两团立即行动，赶至灌阳的新圩附近，阻击桂军，保证整个野战军的左翼安全。
“不惜一切代价，全力坚持3——4天。”这是命令。面对艰巨的任务，就在道旁，李天佑打开了地图，借着手电筒的亮光找到了阻击位置，当即向部队下达命令：部队行进方向转向西南，以急行军向新圩前进。
11月27日下午4时许，红五师抢在敌人前面赶到了预定地点。敌人是广西军队第七军的两个师，以两个团来对付敌人的两个师，兵力的悬殊是很明显的。但部队的情绪还是高涨的。
战斗是从11月28日打响的。“战斗一开始，就十分激烈。敌人在猛烈的炮火、机枪掩护下，向红军的前沿阵地猛扑。一时，卧在临时工事里的战士们全被烟尘遮住，看不见了。敌人整营整连暴露地向前沿冲击，越走越近。但是我们的前沿还是沉寂着，仿佛部队被敌人的炮火杀伤完了。但是，当敌人前进到离我们只有几十公尺时，突然腾起了一阵烟雾——我们成排的手榴弹在敌群中爆炸了。战士们就像从土里钻出来似的，追着溃退下去的敌人的屁股射击。‘红星’炮兵营的炮弹也在敌群中炸开了，敌人的冲击垮下去了。从敌人溃退的情况看，我们给敌人的杀伤是不小的。但是，因为我们没有工事，在敌人的炮火和机枪扫射下，我们也付出了相当的代价。”李天佑在回忆录中写道。
第一天在连续不断的战斗中过去了，从第二天拂晓起，战斗更加激烈，敌人加强了兵力、火力，改集中进攻为轮番进攻，红军的前沿山头阵地经受了一次次残酷的摧打。
11月29日，敌人发动了更大规模的进攻。空军一队的六架飞机从柳州机场飞抵新圩战场上空，对红军占领的山头进行一轮又一轮的疯狂扫射、轰炸。接着是桂军大炮的轰击。在两个师的敌人不停地轮番冲击下，红军的简易工事几乎全被摧垮，阵地上红军指战员伤亡人数越来越多。到中午时分，正面与侧后迂回相结合的强敌进攻，已经把红军坚守的许多山头逼到了绝境。但是，敌人发起的十多次疯狂进攻，还是被顽强的红军战士打退了。
情况已愈来愈紧张，前沿的几个小山头已经丢失，其余阵地上的几道工事也无险可守，完全裸露在敌人炮火的有效射程内。在敌人的猖狂进攻下，红军将士浴血奋战，有的山头战斗到最后一个，仍在与冲上来的敌人白刃肉搏。师参谋长胡震不幸中弹牺牲……到11月30日，红五师已经伤亡大半。但是，凭借最后的几个险要山头，红五师凭借顽强的战斗，仍然紧紧地扼住了灌阳通往新圩的马路要冲。他们以钢铁般的意志把数倍于我的虎狼之师——桂军死死地挡在了新圩以南，胜利完成了阻击任务。
在新圩战役中，根据当时清点人数情况，红五师在新圩板桥铺至杨柳井、枫树脚一线阻击桂军三天两夜，激战数十次，全师自师参谋长胡震以下，团、营、连干部几乎全部伤亡!全师3000多人，损失达20_多人!
激战脚山铺
与此同时，脚山铺战役也在激烈进行。多年后杨成武在《忆长征》中写道，正当他们为界首打败夏威广西军阀部队主力的胜利而高兴的时候，又接到了新的行动命令。命令说：国民党何键部队先我红五团抢占了全州，五团在全州以南占领了觉山(即脚山铺)一线阵地，命令我团(红四团)将界首阵地交给三军团四师，而后连夜奔向觉山，和五团共同阻击向南之敌，掩护我军主力通过湘江和湘桂路。
一夜的急行军，天刚蒙蒙亮，按照师部的命令，红四团赶到了脚山。除五团在公路以东占领了阵地，一师一团也在公路以西的西半部占领阵地。他们遵照命令进入了公路及其两侧的正面阵地，与一团、五团并肩战斗。正面的敌人是刘建绪的三个师。从脚山的地形看，北距全州三十来华里，紧靠公路边。南面，离红军控制的湘江渡口五十多里。一条公路与湘江平行走向，公路两侧是起伏不平的丘陵，有几座互相孤立的山岗子，比较难守。连绵起伏的丘陵地上，长着疏密不匀的松树。脚山是扼守这条公路的高地，是敌人进入湘江的咽喉要地，他们要守的就是这条通道。
团长耿飚带着病站在指挥位置上。杨成武后来回忆，“突然，出来了‘嗡嗡’的飞机声。我抬头一看，嗬!真不少，少说也有十来架。他们穿梭似地俯冲扫射，最后丢下一批炸弹，地上立时掀起冲天烟尘，震得我们身子直晃。”
一批飞走了，一批又来了，这种情况一直伴着整个战斗过程。接着，对面山上的大炮响了，友邻部队和红四团的阵地，立刻弥漫在一片火海之中，树林被打得遍体鳞伤，枝叶横飞。
“(敌人)黑糊糊的一片，像蚂蚁似的，直朝山坡上拥来，而我们，整个阵地还是一座沉默的大山。我们的弹药非常缺乏，缴来的尖头子弹，全部集中给机枪使用，步枪则尽量使用自己的土造子弹。为了节省弹药，战前规定了各种枪的射击距离。不管敌人怎样吼叫，我们还是沉着地等待着。”
敌人错误地认为，经过飞机轰炸，炮兵轰击，红军的有生力量存在不多了，于是嚎叫着攻了过来。敌人完全进入了红军的射击距离。敌人像被风暴摧折的高粱秆似地纷纷倒地。但是打退了一批，一批又冲上来，再打退一批，又一批冲上来。红军的短兵火力虽然猛烈，可是不能完全压倒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敌人。
整整激战了一天，敌人死伤无数，红军也减员很大。
11月30日，敌人改变战术，不仅从正面加强了火力、兵力，轮番猛攻，并采取迂回战术。战斗越来越激烈，红军的伤亡在增多。后来，四团边打边撤，尽量地阻挠、迟滞敌人，争取时间……敌人死命地猛追，加上天上的飞机轰炸，红军每走一步，几乎都要付出血的代价……红一军团的一师、二师与强大的湘军鏖战三天两夜，终于按军委的时间要求把湘军挡在了脚山阻击线以北地域，但他们也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据不完全统计，参加脚山阻击战的红一师、红二师共伤亡3000多人。
光华铺阻击战
光华铺是界首至兴安县城之间桂黄公路边一个村庄，村北是开阔的水田，另三面是起伏的山丘。占据它可北控界首，南制兴安县城，东观湘江，西进越城岭，位置十分重要。
在《兴安县志》中记载：1934年11月27日下午，红四团抢占界首渡河点。当天晚，三军团以四师为前卫直插湘江边，先头部队到界首，与四团取得联络，宣传党的主张、政策、写大字标语，架设浮桥。政工人员在三官堂召开群众大会，演出文明戏宣传红军纪律，将没收傅源泰等几家地主财产分发给附近的贫苦群众。四师28日控制了界首湘江两岸地域，十二团留河东，十一团前出到石门及其西北地域，29日为掩护中央军委2个纵队及后续部队从界首渡湘江，军团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率领四师前卫第十团过江后，团长沈述清立即率领先头第三营到光华铺南面勘察地形，以2个连在正面向兴安县城方向筑工事，机枪连和另一个连作预备，团主力在渠口渡附近高地，三营连夜筑工事，到半夜发现江边山上有电筒光摆动，立即派人搜索侦察，未找到照电筒者，不久敌人已迂回三营身后直插渠口渡与团主力打响，战斗甚为激烈，张震营长急忙带着队伍往回打，夜间激战一场，30日拂晓与团主力会合，因伤亡很大，改为预备队休整。沈述清率一、二营与敌人反复冲杀，巩固了阵地，抢回了渠口渡。沈团长被榴弹炮击中牺牲，由团政委杨勇指挥，同日，师部派参谋长杜宗美接任团长，接任不久，杜宗美在指挥二营反击敌人时，中弹牺牲，三营九连连长谢兴福二次负伤后牺牲，全团共伤亡400余人。30日，是中央军委2个纵队从界首渡江之日，桂军2个团已占领光华铺。为保证2个纵队安全过江，军委电令三军团以坚决阻击由兴安县城向红军出击之敌，并保持光华铺北端阵地。应集中两个师以上兵力在汽车道及其以西地域，向南驱逐光华铺之桂军，并须占领西南唐家司及西山地域，万不得已时三军团必须固守界首及西南和东南地域，并派出一部侦察进华江的道路。五师十三团进到河东渠口，监视光华铺及唐家司东岸之敌，严密警戒侦察光华铺北端渡河点;五师十四、十五团于当日下午接替十团防务，坚决阻击桂军北进，掩护中央军委纵队渡江，当天晚，阻击任务完成，中央军委2个纵队安全渡过了湘江。
现在，在光华铺的战斗旧址界首碗塘岭，当地群众为了缅怀先烈，修建了一座圆柱形的红军烈士墓，将沈述清、杜宗美等18位烈士合葬余此，让伟大的红军长征精神代代相传。
亲历：“我是扒着战友们的遗体过的江”
采访刘华连不难，在当地打听，人们都知道这个曾经参加长征的老红军。老人今年88岁，住在华江乡同仁村，身体很硬朗，平时经常下地干活。记者采访的当天上午，老人刚从地里拔草回来。
老人现在的记忆有些模糊，但对于72年前的那段历史记忆很深刻。
老人是江西人。1934年，年仅16岁的他跟大哥一同参加了红军，随后跟随大部队参加了艰苦卓绝的长征。
部队由赣南经湖南进入广西时才编队。刘华连记得，部队发给他一支步枪、三发子弹和一枚手榴弹，并反复叮嘱他：“这是革命的火种，只有打败了国民党，穷苦人才能当家作主。”刘华连深知这番话的分量，以至于行军途中他都用手按着那三发子弹，生怕它飞了似的。
刘华连记得，他们过湘江时，浮桥已被敌人炸断。“人家往上冲我也冲，前面倒下去，后面接着上，怕也没用。”“湘江战役惨啊!战士的遗体浮在江面上，江水都成了红色。”老人回忆起那段历史，很悲痛。
“我是扒着战友们的遗体过的江。”
刚过江，刘华连的脚就被敌人布下的毒竹签扎穿，痛得钻心!
刘华连掉队后被桂军所俘，先关在华江，后转到兴安县，几个月后获释，那个好心的狱卒还告诫他：“不要回江西，再被国民党军队抓住会没命的，留在广西好了。”离队后，刘华连先是在广西一个姓蒋的人家里一边帮工一边治伤。伤好后他曾多次寻找部队，但没有成功。后来辗转到了兴安县华江镇同仁村，并娶妻生子，但他一直没有向别人说起自己参加红军长征的事。直到解放后，他才把自己是红军的“秘密”告诉妻子。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兴安县派人下来调查，知道他是失散的红军。
就在这之后不久，刘华连上山拉毛竹，一只眼睛被毛竹枝刺伤，按优抚政策，他可以得到医疗补贴，可他不愿给政府添麻烦，终因没钱医治而失明。现在，老人和儿子生活在一起，在政府的关怀下，老人的晚年生活幸福平和。
湘江战役意义：红军长征的转折点
湘江战役是长征的转折点，它不仅在军事上粉碎了敌人的阴谋，更重要的是，湘江战役后红军开始反思战略思想的错误，开始认识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湘江战役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多年后刘伯承回忆道：“开始长征，由于‘左’倾路线在军事行动中的逃跑主义错误，继续使红军受到重大损失。当时中央红军第五军团，自离开中央根据地起，长期成为掩护全军的后卫，保护着骡马、辎重，沿粤、桂、湘边境向西转移。全军八万多人马在山中羊肠小道行进，拥挤不堪，常常是一夜只翻一个山坳，非常疲劳。而敌人走的是大道，速度很快，我们怎么也摆脱不掉追敌。面临敌人重兵，‘左’倾路线的领导更是一筹莫展，只是命令部队硬攻硬打，企图夺路突围，把希望寄托在与二、六军团会合上。”
“广大干部眼看反第五次‘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与反第四次‘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之下，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着，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
湘江战役后，红军也甩掉了包袱，增强了机动能力，为胜利完成长征创造了条件。从湘江血战起，中国红军与中国革命开始走向伟大的转折，走向历史的胜利。
关于红军长征的一些故事：老山界
(背景介绍:红军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以后,部队先后进入广西、湖南边境和湖南、贵州边境。本文描写的是中央军委机关纵队在这一带行军的情形——编者注)听说要爬一个三十里高的瑶山,地图上叫越城岭,土名叫老山界。)
我们决定要爬一座三十里高的瑶山，地图上叫越城岭，土名叫老山界。
下午才动身，沿着山沟向上走。前面不知道为什么走不动，等了好久才走了几步，又要停下来等。队伍挤得紧紧的，站累了，就在路旁坐下来，等前头喊着“走，走，走”，就站起来再走。满望可以多走一段，可是走不了几次又要停下来。天色晚了，肚子饿了，许多人烦得叫起来，骂起来。我们偷了个空儿，跑到前面去。地势渐渐更加陡起来。我们已经超过自己的纵队，跑到“红星”纵队的尾巴上，恰好在转弯地方发现路旁有一间房子，我们就进去歇一下。
这是一家瑶民，住着母女二人;男人大概是因为听到过队伍，照着习惯，到什么地方去躲起来了。
“大嫂，借你这里歇歇脚儿。”
“请到里边坐。”她带着些惊惶的神情说。队伍还是极迟慢地向前行动。我们就跟瑶民攀谈起来。照我们一路上的经验，不论是谁，不论他们开始怎样怕我们，只要我们对他们说清楚了红军是什么，没有不变忧为喜，同我们十分亲热起来的。今天对瑶民，我们也要试一试。
我们谈到红军，谈到苛捐杂税，谈到广西军阀禁止瑶民信仰自己的宗教，残杀瑶民，谈到她住在这里的生活情形。那女人哭起来了。
她说她原来也有过地，但是汉人把他们从自己的地上赶跑了。现在住到这荒山上来，种人家的地，每年要缴特别重的租。她说：“广西的苛捐杂税对瑶民特别重，广西军阀特别欺侮瑶民。你们红军早些来就好了，我们就不会吃这样的苦了。”
她问我们饿了没有。这一问正问中了我们的心事。她拿出仅有的一点米，放在房中间木头架成的一个灶上煮粥。她对我们道歉，说没有多的米，也没有大锅，要不就多煮些给部队吃。我们给她钱，她不要。好容易来了一个认识的同志，带来一袋米，够吃三天的粮食，虽然明知道前面粮食缺乏，我们还是把这整袋子米送给她。她非常欢喜地接受了。
部队今天非夜里行军不可，她的房子和篱笆都是枯竹编成的，我们生怕有人拆下来当火把点，就写了几条标语，用米汤贴在外面显眼的地方，告知我们的部队不准拆篱笆当火把。我们问了瑶民，知道前面还有竹林，可以砍来作火把，就派人到前面竹林去准备。
粥吃起来十分香甜，因为确是饿了。我们也拿碗盛给瑶民母女吃。打听前面的路程，知道前面有一个地方叫雷公岩，很陡，上山三十里，下山十五里，再前面才是塘坊边。我们现在还没到山脚下呢。
自己的队伍来了，我们饶了些水给大家喝。一路前进，天黑了才到山脚，果然有许多竹林。
满天都是星光，火把也亮起来了。从山脚向上望，只见火把排成许多“之”字形，一直连到天上，跟星光按起来，分不出是火把还是星星。达真是我生平没见过的奇观。
大家都知道这座山是怎样地陡了，不由浑身紧张，前后呼喊起来，都想努一把力，好快些翻过山去。
“不要掉队呀!”
“不要落后做乌龟呀!”
“我们顶着天啦!”
大家听了，哈哈地笑起来。
在“之”字拐的路上一步一步地上去。向上看，火把在头顶上一点点排到天空;向下看，简直是绝壁，火把照着人的脸，就在脚底下。
走了半天，忽然前面又走不动了。传来的话说，前面又有一段路在峭壁上，马爬不上去。又等了一点多钟，传下命令来说，就在这里睡免明天一早登山。
就在这里睡觉?怎么行呢?下去到竹林里睡是不可能的。但就在路上睡么?路只有一尺来宽，半夜里一个翻身不就骨碌下去了么?而且路上的石头又非常不平，睡一晚准会疼死人。
但这是没有办法的，只得裹一条毯子，横着心躺下去。因为实在太疲倦，一会儿就酣然入梦了。
半夜里，忽然醒来，才觉得寒气逼人，刺入肌骨，浑身打着颤。把毯子卷得更紧些把身子蜷起来，还是睡不着。天上闪烁的星星好象黑色幕上缀着的宝石，它跟我们这样地接近哪!黑的山峰象巨人一样矗立在面前。四围的山把这山谷包围得象一口井。上边和下边有几堆火没有熄;冻醒了的同志们围着火堆小声地谈着话。除此以外，就是寂静。耳朵里有不可捉摸的声响，极远的又是极近的，极洪大的又是极细切的，象春蚕在咀嚼桑叶，象野马在平原上奔驰，象山泉在呜咽，象波涛在澎湃。不知什么时候又睡着了。
黎明的时候被人推醒，说是准备出发。山下有人送饭上来，不管三七二十一，抢了一碗就吃。
又传下命令来，要队伍今天无论如何爬过这座山。因为山路很难走，一路上需要督促前进。我们几个人又停下来，立刻写标语，分配人到山下山上各段去喊口号，演说，帮助病员和运输员。忙了一会，再向前进。
走了不多远，看见昨晚所说的峭壁上的路，也就是所谓雷公岩的，果然陡极了，几乎是九十度的垂直的石梯，只有一尺多宽;旁边就是悬崖，虽然不很深，但也够怕人的。崖下已经聚集了很多马匹，都是昨晚不能过去、要等今天全纵队过完了再过去的。有几匹曾经从崖上跌下来，脚骨都断了。
很小心地过了这个石梯。上面的路虽然还是陡，但并不陡得那么厉害了。一路走，一路检查标语。我渐渐地掉了队，顺便做些鼓动工作。
这很陡的山爬完了。我以为三十里的山就是那么一点;恰巧来了一个瑶民，同他谈谈，知道还差得远，还有二十多里很陡的山。
昨天的晚饭，今天的早饭，都没吃饱。肚子很饿，气力不够，但是必须鼓着勇气前进。一路上，看见以前送上去的标语用完了，就一路写着标语贴。累得走不动的时候，索性在地上躺一会儿。
快要到山顶，我已经落得很远了。许多运输员都走到前头去了，剩下来的是医务人员和掩护部队。医务人员真是辛苦，因为山陡，伤员病员都下了担架走，旁边需要有人搀扶着。医务人员中的女同志们英勇得很，她们还是处处在慰问和帮助伤员病员，一点也不知道疲倦。回头向来路望去，那些小山都成了“矮子”。机关枪声很密，大概是在我们昨天出发的地方，五、八军团正跟敌人开火。远远地还听见敌人飞机的叹息，大概是在叹息自己的命运：为什么不到抗日的战线上去显显身手呢?
到了山顶，已经是下午两点多钟。我忽然想起：将来要在这里立个纪念碑，写上某年某月某日，红军北上抗日，路过此处。我长长地吐了一口气，坐在山顶上休息一会。回头看队伍，没有团过山的只有不多的几个人了。我们完成了任务，把一个坚强的意志灌输到整个纵队每个人心中，饥饿，疲劳甚至受伤的痛苦都被这个意志克服了。难翻的老山界被我们这样笨重的队伍战胜了。
下山十五里，也是很倾斜的。我们一口气儿跑下去，跑得真快。路上有几处景致很好，浓密的树林里，银子似的泉水流下山去，清得透底。在每条溪流的旁边，有很多战士们用脸盆、饭盒子、茶缸煮粥吃。我们虽然也很饿，但仍旧一气儿跑下山去，一直到宿营地。
这回翻山使部队开始养成一种新的习惯：那就是用脸盆、饭盒子、茶缸煮饭吃，煮东西吃。这种习惯一直保持了很久。
老山界是我们长征中所过的第一座难走的山。但是我们走过了金沙江、大渡河、雪山、草地以后，才觉得老山界的困难，比起这些地方来，还是小得很。
党史故事文字版篇5
1.延安“窑洞对”
2.雷公为啥不劈死毛泽东?
3.耿飚之问
4.《甲申三百年祭》
5.叶剑英两次挽救党
6.毛泽东：打不败胡宗南坚决不过黄河
7.毛泽东在中央苏区“鬼都不上门”挨整日子
8.七大元帅拼死救毛泽东
9.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五大精神”
10.一昼夜奔袭120公里徒步行军的两个纪录
延安“窑洞对”
延安“窑洞对”又叫“窑洞之问”。1945年，黄炎培在延安窑洞与毛泽东谈到“朝代更替、循环往复”话题时，发出了著名的“黄炎培之问”：中国共产党能不能跳出历史上“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律?黄炎培说:“我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
对黄炎培的坦诚直言,毛泽东当即非常自信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就是著名的黄炎培“窑洞之问。”
(点评：学习中共党史、新中国史，延安“窑洞对”太重要了，毛主席用一个民主赢得了民心，赢得了天下!)
雷公为啥不劈死毛泽东?
1941年6月3日下午，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的县长联席会议正在杨家岭参议会小礼堂举行。开会期间，突然发生了雷击礼堂事件，参加会议的延川县代县长李彩云不幸被雷击身亡。偏偏当天固临县有一位农民在赶集时，帮他拉东西的一头毛驴也被雷劈死了，他便当街大骂：“这瞎了眼的老天爷，为甚不让雷公劈死毛泽东，偏要打死李县长、打死我的毛驴!”“这还了得，这不是反对毛主席吗?必须予以严惩。”当街骂毛泽东的农民，很快被当地干部抓起来，要送中央保卫部门公开处理。
这件事很快传到毛泽东耳朵里。一般人肯定会火冒三丈，做出不理智的事情来，毛泽东却非常冷静，说：“骂人又不犯法，骂人也是提意见的一种方式嘛!老乡这样骂我，说明我们工作中存在错误和问题，需要查清改正。”他当即指示有关人员将骂他的农民放掉。后经调查，原来是当地征粮太重了，这位农民心里有冤气，偏偏毛驴又死了，所以才借骂“雷”出气。无独有偶，时隔不久陕甘宁边区的清涧县农妇伍兰花的丈夫在山上犁地时遭雷击身亡。她一边痛哭一边污骂共产党，诅咒毛泽东。当地干部很快将她抓起来并报告中央社会部。该部接报后派人把她拘押到延安并由保卫部门建议判处死刑，呈报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审判和中央审批后打算在清涧县枪毙，以一儆百。
毛泽东从社会部送呈的《情况汇报》中看到后陷入深思：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遭雷击?为什么他们都骂我毛泽东和共产党?雷击是因为天不好，而当时在陕甘宁边区共产党就是老百姓头上的天，我毛泽东又是共产党的主席，这说明我们党的有些政策不好，我这个主席也没当好。他当即对社会部负责人说：“你们如果不做调查，就这样随便抓人、杀人，共产党跟国民党有什么两样?所以我不同意你们这样做!”当晚叫中央军委总部保卫部部长钱益民把伍兰花带来，经过交谈后得知：她家70岁的婆婆是个瘫痪病人，3个孩子最大的才10岁，全家6口人仅靠丈夫一人养着。中央红军来陕北后给她家分了5亩地，起初还过了几年好日子。但这几年因公粮任务太重，又逢三年旱灾，百姓交不起，尤其是她家，除了种子已无颗粒存粮。可当地干部只管多要公粮，自己还多吃多占，百姓苦不堪言。她丈夫这一死，家里的生活更没指望了，她一时气急就骂天骂地骂共产党骂毛主席。
毛泽东听后非但没有责怪她，还安慰说：“我们共产党跟老百姓是一家人，你家里有困难我们会帮助你克服，你以后有意见还可以提，我叫他们放了你。”生怕被枪毙的伍兰花听后热泪盈眶，要跪下来请罪，毛泽东将她扶起并叫钱益民马上放掉她，还要他派专人护送回家，并带公文向当地政府讲清楚，她没什么罪过，是个敢讲真话的老实人。当地政府要帮助她克服困难。对于当地群众交公粮负担过重的问题，边区政府要认真调查研究，该免的要免，该减的要减，决不能不管老百姓的死活!临行前，毛泽东还让通讯员把自己的口粮送给她，以解她家的燃眉之急。她回村后逢人就讲：“毛主席胸怀坦荡，是咱老百姓的大救星，是个不怕雷轰的英明领袖。”
随后，党中央、毛泽东及时作出决定，在陕甘宁边区开展减征公粮、军民大生产运动，自己动手，扭转缺衣少食的困难，根据地的老百姓生活也明显好转。
(点评：有错误了，首先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这是共产党员的人格风范!)
耿飚之问
耿飚是老一辈的革命家，当年的“杨罗耿”，曾经横扫千军，然而在他的回忆录中，很少讲他的金戈铁马，写他的赫赫战功，却说了“一件非常痛心的事”。
1991年，已经退下来的耿飚，重返半世纪前战斗过的陕甘宁陇东某县。晚饭后，他住的招待所外忽然人声鼎沸，黑压压来了一群“告状”的老百姓，诉说他们对一些县乡干部的不满，怎么劝说也不肯离开。
这个县干群关系的恶化，使耿飚感到震动，也深为痛心。耿飚召集省地县的干部讲了一次话——不批评、不责备，却讲了一件往事，提了一个问题——50年前，耿飚任副旅长的129师385旅就驻扎在这里，一个战士损害了当地群众的利益，而且还很严重，旅部决定按纪律枪毙他。老百姓知道了，也是“黑压压”来了一大群人，为这个违纪的战士求情。耿飚对父老乡亲们说，纪律是必须坚决执行的，于是老百姓都跪下了，哭着说共产党都是好人，就饶了这个战士，让他戴罪立功吧!耿飚反复说明八路军的军纪，可老百姓一个也不起来，最后，耿飚只得流泪接受了群众的要求。
故事说完了，耿飚激动地大声问道：“现在，我要问问今天在座的你们这些人，不管哪一个，如果犯了事，老百姓还会替你们求情吗?!”耿飚一问惊人，全场鸦雀无声……
(点评：耿飚之问，被誉为中共党史继雷公为啥不劈死毛泽东和延安“窑洞对”之后的三大问!忘记背叛群众的人，人民绝不留情唾弃他!)
《甲申三百年祭》
1944年3月19日，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连载4天。当时，抗日战争已由战略相持转入战略反攻。中国人民正全力以赴夺取战争的最后胜利，为迎接胜利，推动斗争，郭沫若在纪念李自成领导农民起义300周年的时候，撰写了《甲申三百年祭》。
文章发表后，立即受到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重视，毛泽东多次指出要从李自成起义的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并批示，将《甲申三百年祭》作为中共整风的文件之一。其核心是明末政治腐败导致国家倾覆和李岩的悲剧命运，尤其是李自成及部下胜利后的骄奢。
1944年4月至5月间，毛泽东演讲中谈道:“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点评：毛泽东据此提出了著名的——进京赶考说!不骄不躁，全党同志要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
叶剑英两次挽救党
第一次：南昌起义。南昌起义的历史大家都知道，在此不想多说，说说里面具体的一个细节。党史叶剑英担任张发奎第四军参谋长。当时，周恩来、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聂荣臻、叶挺等准备要在南昌发动武装起义。但张发奎同汪精卫勾结很紧，并发现了起义苗头，电令贺龙军长等率部到庐山，意在缴械。这一消息被叶剑英知道了，他赶紧向周恩来等人汇报，所以，南昌起义提前爆发。如果没有叶剑英的情报，不知道有多少起义者还没起义就被屠杀了，那还有后面的南昌起义?
第二次：南昌起义。1935年6月，红军第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这本应是红军在万分艰难之时的一次力量组合，是长征走向胜利的一次转折。然而张国焘权欲膨胀、利欲熏心，置党的利益于不顾，仗着枪多人多，争权夺势搞内耗，私心得不到满足便阴谋分裂中央。给本就在国民党军的穷追猛堵下，业已伤痕累累的党和红军的创口上又撒上了一把盐，险些铸成历史大错。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沉着应对，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最终粉碎了张国焘的阴谋。叶剑英在此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
在沙窝会议后，红一、四方面军混合编组，分左、右两路北上。张国焘的左路军行至阿坝时便命令部队按兵不动，并以红军总政委的名义，电令在右路军任前敌政委、对张国焘言听计从的陈昌浩，要他带领右路军中的红四方面军南下，并说如遇阻扰，则“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准备铤而走险与中央彻底决裂。当时陈昌浩正在会上讲话，时任前委参谋长的叶剑英先看到了这份电报，他让陈昌浩看了一眼，便将其揣进口袋，假装如厕，快马加鞭的跑到中央驻地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当此危急时刻，毛泽东果断决定率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以脱离险境。叶剑英为了避免打草惊蛇，随即回到指挥部。后来叶剑英以南下“打粮”为名，带着行动不便的中央直属部队，也顺利脱离了险境，与毛泽东回合。事后，毛泽东摸着自己的脑袋风趣的说：“如果没有叶剑英，我就没有这个了。”
(点评：叶剑英，新中国成立后于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好多人就不认可，说叶剑英凭啥能授予元帅军衔。我说你真不知中共党史，知道了你就会明白，哪怕十大元帅其他九人都不给，也要给叶剑英!叶剑英的另一次挽救党和国家命运的便是，协助华国锋等人彻底粉碎四人帮，这一丰功伟绩中，叶剑英应该是起决定作用的。说协助，是因为华国锋当时是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充分证明了对党的绝对忠诚!)
毛泽东：打不败胡宗南坚决不过黄河
1947年2月，蒋介石对山东解放区和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实行重点进攻。蒋以西北王胡宗南的精锐部队25万人围攻陕甘宁边区，而彭德怀统率的西北野战兵团只有2万多人，敌我力量对比是十比一，边区形势非常严峻。为了诱敌深入，党中央决定主动撤离延安，并将中央领导机构一分为三，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留在陕北，主持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工作，指挥全国解放战争。当时留在中央身边的工作人员和警卫部队共800人。毛泽东要以这800人转战陕北，以“蘑菇战术”拖垮胡宗南的20多万精兵，粉碎蒋介石的所谓重点进攻。转战陕北，酷似长征。党中央辗转行军，大迂回运动，在强大敌人紧逼追击下跋山涉水、栉风沐雨;在千山万壑中引领胡军“武装游行”，从一个沟壑转移到另一个沟壑。有时，两军相距仅四五里路，有时毛泽东率部刚走一会儿，敌军就进了村。这种险情时有发生。因此，作为中央支队负责人的任弼时提出，还是过黄河暂避一下。但毛泽东坚持不同意，说中央留在陕北，首先我要留在陕北，什么时候打败胡宗南，什么时候过黄河。胡宗南正希望我过黄河哩!我不过黄河，就可以拖住他，既使他不能投入别的战场，减少别的解放区的压力，也能在这里消灭他。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以坚韧的毅力和高度的镇定转战陕北一年，既稳定了党心，也使蒋介石在河东消灭中央的图谋泡汤。
(面对那么多的强敌，毛泽东就是不过黄河!目的就是为了牵制胡宗南!为了党和人民事业，全然不顾及自己性命，这就是领袖的魅力所在!)
毛泽东在中央苏区“鬼都不上门”挨整日子
1931年11月7日至20日，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瑞金叶坪召开，宣告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毛泽东当选为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还同时担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红军总政委，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等重要领导职务。然而，1932年10月，在宁都会议上，毛泽东被撤销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领导职务，失去了军权。此后,毛泽东不断挨整，处境更加艰难。在中央苏区挨整的“两三年”，是毛泽东事业上遭受的最大挫折。
1960年12月25日，毛泽东回忆起这段经历时说：我就受过压，得过三次大的处分，“被开除过党籍”，撤销过军职，不让我指挥军队，不让我参加党的领导工作。我就在一个房子里，两三年一个鬼也不上门。我也不找任何人，因为说我搞宗派主义，什么邓、毛、谢、古。其实我连邓小平同志的面也没有见过。1965年8月5日，毛泽东又谈起那段“鬼都不上门”的历史，我这个菩萨，过去还灵，后头就不灵了。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浸到粪坑里，再拿出来，搞得臭得很。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我的任务是吃饭、睡觉和拉屎，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
中共临时中央到达中央苏区后，为了排除推行“左”倾教条主义的障碍，对持有不同意见的干部实行“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当时，毛泽东的威信很高，“左”倾领导人不好直接整毛泽东，就从下面整起，先是反“罗明路线”;进而反以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为代表的“江西的罗明路线”;接着，又把萧劲光当作红军中的“罗明路线”代表来批判，开除党籍和军籍，还判了刑。临时中央的这些做法，令人寒心，不少人有所顾忌，不敢接近毛泽东。为了不牵连或少牵连别人，毛泽东也很少再和别人谈话。
《毛泽东传》写道：从一九三一年赣南会议到一九三四年十月长征开始，整整三年内，毛泽东的处境是十分艰难的。尽管他出任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实际上一直身处逆境，遭受着接连不断的批判和不公正对待。他许多行之有效的正确主张，被严厉地指责为“狭隘经验论”、“富农路线”、“保守退却”、“右倾机会主义”。在不短的时间内，甚至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毛泽东在挨整的这些日子里，一直表现得十分从容沉着。他坚持原则，决不放弃自己正确的符合实际的主张，同时又顾全大局，遵守纪律，尽可能地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继续作出自己的贡献。虽然他被剥夺了对红军的领导权,但还是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身份积极努力地为党工作，至少抓了五个方面的工作。1、领导中央苏区的经济建设。2、大力抓中央苏区的政权建设。3、领导开展中央苏区的查田运动。4、领导中央苏区的反贪立法工作。5、时刻关注着第五次反“围剿”战局的发展,不断提出军事建议。
亲眼目睹这一切的李维汉曾描述道：“他坚持三条：一是少数服从多数;二是不消极;三是争取在党许可的条件下做些工作。那时王明路线的主要负责人整人整得很厉害，不是把你拉下领导职务就算了，还批得很厉害。毛泽东在受打击的情况下，仍能维护党的统一，坚持正确的路线和主张。”
除以上五件大事外,毛泽东还利用这段时间,认真研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总结革命经验。他在1957年曾感慨地同曾志谈起过：“我没有吃过洋面包，没有去过苏联，也没有留学别的国家。我提出建立以井冈山根据地为中心的罗霄山脉中段红色政权，实行红色割据的论断，开展‘十六字’诀的游击战和采取迂回打圈战术，一些吃过洋面包的人不信任，认为山沟子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一九三二年(秋)开始,我没有工作,就从漳州以及其他地方搜集来的书籍中,把有关马恩列斯的书通通找了出来,不全不够的就向一些同志借。我就埋头读马列著作,差不多整天看,读了这本,又看那本,有时还交替着看,扎扎实实下功夫,硬是读了两年书。”“后来写成的《矛盾论》、《实践论》,就是在这两年读马列著作中形成的。”
身处逆境的毛泽东，不悲观，不消极，不懈怠，顾全大局，相忍为党，在等待中学习，“扎扎实实下功夫，硬是读了两年书”，为“天降大任”做着积极的准备。
(我们都有不顺心的时候。每当失意不顺心了，不妨看看我们最为崇敬的毛泽东，他是怎么对待的!万不可发不完的牢骚，意志消沉，有的甚至丢了初心而开始贪腐，走上不归路，有的甚至背叛了初心而背叛革命，如中共创始人之一的张国焘!“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又来自自己的党内，这是严峻的考验。如果没有坚强的信念、宽阔的胸襟、钢铁般的意志，一个人是很难经受得住这种考验的。)
七大元帅拼死救毛泽东
1935年6月，红军第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这本应是红军在万分艰难之时的一次力量组合，是长征走向胜利的一次转折。然而张国焘权欲膨胀、利欲熏心，置党的利益于不顾，仗着枪多人多，争权夺势搞内耗，私心得不到满足便阴谋分裂中央。给本就在国民党军的穷追猛堵下，已伤痕累累的党和红军的创口上又撒上了一把盐，险些铸成历史大错。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沉着应对，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最终粉碎了张国焘的阴谋。在这次斗争中，七位建国后被授予元帅军衔的开国元勋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们是朱德、刘伯承、贺龙、聂荣臻、叶剑英、彭德怀和徐向前。
朱德
在张国焘分裂中央的活动中，坚定地站在毛泽东这边，是极具分量的。在沙窝会议后，红一、四方面军混合编组，分左、右两路北上。朱德同张国焘率左路军行动，期间张国焘百般刁难，朱德不顾个人荣辱，沉着冷静的与之巧妙周旋。左路军抵达阿坝后，张国焘要挟朱德同他联名发电给中央，要右路军掉头南下，遭到朱德严辞拒绝。左路军抵达黄河支流的噶曲河边时，张国焘借口河水上涨不能通过，还要求左路军先头部队全部撤回阿坝，想向青海等偏远地区退却。朱德力主渡河北上，并亲自到河边视察水情，用事实向张国焘力争。阿坝会议上，张国焘等人要求朱德发表反对中央北上的声明，在遭到拒绝后便开始漫骂和攻击，朱德义正词严地说：“中央北上的决定，我是赞成的、拥护的、举了手的。如果硬要我发表声明，那我就再声明一下，我是拥护党中央北上决定的。”张国焘等人又要朱德出面反对毛泽东，朱德幽默地说：“朱毛、朱毛，人家外国人都以为朱毛是一个人，哪有朱反对毛的?你张国焘可以把我劈成两半，但是你绝对割不断我和毛泽东同志的关系。”见对朱德无计可施，张国焘便想赶走朱德，说“你既主张北上，那你就离开部队北上好了。”朱德看穿他们的阴谋，果断地回答说：“我是党中央派来的，我不能离开部队。”朱德知道只有留在部队里，才能及时掌握张国焘的动态，以便应对。当朱德到达陕北后，毛泽东称赞他“斗得有理、有节，临大节而不辱”，“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言辞一点也不为过。
刘伯承
红军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后，中央曾派刘伯承等人组成慰问团到四方面军慰问，时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长的刘伯承，面对张国焘妄图攫取军权的咄咄逼人的言论，顾全大局，不漏声色，以不变应万变，之后及时向中央反映情况研究对策。刘伯承和朱德一起同张国焘左路军行动，他几次在高级干部会上反击顶撞张国焘等人，张国焘气急败坏，加强了对刘伯承的警卫，实际是将刘伯承看管起来。后来又撤去刘伯承红军总参谋长的职务，把他调入红军大学任校长。即便这样，刘伯承仍同张国焘斗争，还做好了“绑架”张国焘，实施“兵谏”的准备。张国焘在卓木雕擅自成立第二中央后，红四方面军中经常将红一方面军的将领抓去开批判会，进行洗脑，让其交代揭发“北上逃跑路线”的错误。还派人在红一方面军中大力宣传南下的好处，批判北上的错误。在这种情况下，刘伯承决定实行“兵谏”，逼张国焘北上，他抓住时机向朱德说了自己的想法后，朱德认为不到万不得已，不走此下策。为了加重同张国焘斗争的砝码，刘伯承向朱德建议，决定同贺龙的二、六军团会合。在说服张国焘同意后，朱德同张国焘联名致电贺龙、任弼时，建议红二、六军团渡金沙江北上到西康同左路军会合，从而使斗争的天平开始倾斜。
贺龙
贺龙率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随即红二、六军团组成红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他与同在左路军的朱德、刘伯承等对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阴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维护了党的团结，最终促成了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张国焘当时之所以同意二、六军团前来会合，也有他的打算，就是想把二、六军团拉向自己，借以加强对抗中央的力量，结果张国焘的如意算盘打错了。在欢迎会上，贺龙便给张国焘来了个下马威，贺龙后来在回忆录中说：“在主席台上，我坐在张国焘身旁，他刚刚站起来要讲话，我半开玩笑半认真地给了他一句悄悄话，我说，国焘啊，只讲团结，莫讲分裂，不然，小心老子打你的黑枪!张国焘就没敢讲不利团结的话。”贺龙为了削弱张国焘的力量，还采用了釜底抽薪之计，他对张国焘说红二、六军团损失不小，要张从四方面军的建制中抽出两个师的兵力补充到红二、六军团中去，从而削弱和分散了张国焘的实力，为最终斗争的胜利加重了砝码。
聂荣臻
两河口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张国焘在其住处请时任红一军团政委的聂荣臻和红三军团的军团长彭德怀吃饭，企图拉拢二人，挑拨党内关系，宣扬他的南下方针。席间张国焘诱之以利，说中央红军很疲劳，减员很大，决定拨两个团给一、三军团。聂对这个“请客”是有疑虑的。从张国焘住处出来，他问彭德怀：“他为什么请我们两人吃饭?”彭德怀没有正面回答，只是笑着说：“拨兵给你，你还不要?”聂荣臻会心一笑，说：“我当然也要。”不过张国焘过于热情的奉承，挑拨性极强的语言，使聂荣臻警觉起来。右路军组成后，林彪、聂荣臻到指挥部开会，会后右路军政委陈昌浩留下聂荣臻，问他对遵义会议和会理会议是什么态度。陈昌浩这话很明显是张国焘请客的继续，意思无非是动员聂荣臻站出来反对毛泽东。聂荣臻说：“遵义会议我已经有态度，会理会议我也早有了态度，这两个会议我都赞成，我都拥护。”给了陈昌浩一个软钉子。林彪与张国焘走得很近，显得很亲热，当时张国焘有一个方案，要把聂荣臻调到三十一军去当政委，把林彪调到另一个军去当军长，意图很明显：一是封官拉拢，二是分裂瓦解。这也让聂荣臻感到焦虑和不安，他不惜与林彪吵翻，劝林彪要防止一军团被张国焘吃掉。由于聂荣臻等人立场坚定，坚决支持中央北上方针，弄得张国焘离间不成，最后只好公开向中央要权了。
叶剑英
张国焘的左路军行至阿坝时便命令部队按兵不动，并以红军总政委的名义，电令在右路军任前敌政委、对张国焘言听计从的陈昌浩，要他带领右路军中的红四方面军南下，并说如遇阻扰，则“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准备铤而走险与中央彻底决裂。当时陈昌浩正在会上讲话，时任前委参谋长的叶剑英先看到了这份电报，他让陈昌浩看了一眼，便将其揣进口袋，假装如厕，快马加鞭的跑到中央驻地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当此危急时刻，毛泽东果断决定率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以脱离险境。叶剑英为了避免打草惊蛇，随即回到指挥部。后来叶剑英以南下“打粮”为名，带着行动不便的中央直属部队，也顺利脱离了险境，与毛泽东会和。事后，毛泽东摸着自己的脑袋风趣的说：“如果没有叶剑英，我就没有这个了。”
彭德怀
彭德怀开始也是张国焘拉拢分裂的对象，也送过礼物金钱，派说客游说过，但彭德怀始终站在毛泽东这一边，从不为之所动。红军分路北进后，彭德怀在回忆录中有这样一段描述：“这次北进，三军团走在右翼纵队的最后面，最前面是一军团，中间是红四方面军之四军、三十军、九军和前敌总指挥部。当时使我感觉：张国焘有野心，中央似乎没有察觉。毛主席、张闻天随前敌总指挥部在一处住，我每天都去前总，秘密派第十一团隐蔽在毛主席住处不远，以备万一。”陈昌浩在前总会议上，大谈阿坝是一个基本的游牧区，比农业区还好，引起彭德怀的警觉，于是向毛泽东建议必要时采取扣押人质的办法。他在回忆录中说：“向毛主席报告后不到两小时，叶剑英秘密报告：张国焘来电要求南进。”彭德怀于是义不容辞的担负起这次“护驾”的任务，派出一个团的兵力保护中央首长迅速撤离，从而赢得了时间，避免了悲剧发生。
徐向前
徐向前是四方面军总指挥，是四方面军中仅次于张国焘、陈昌浩的三号人物，但他始终是拥护中央北上的方针的，在这方面他一直与张国焘、陈昌浩政见不合。他与陈昌浩率右路军随中央北进。张国焘孤注一掷，电令陈昌浩采取行动，甚至要加害中央领导。毛泽东得悉叶剑英的汇报后，果断率红军红一、三军团连夜悄悄北上。但还是有人发现并报告给徐向前，说：“中央红军走了，还对我们设置了警戒，打不打?”徐向前斩钉截铁的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彭德怀在回忆录中也说道：“听说，陈昌浩要派兵追击我们，徐向前说，岂有此理，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这句话起了决定作用，陈未追击”。正是徐向前一声令下，稳住了军队，才避免了一场流血事件的发生。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五大精神”
经过百年血泪史和奋斗史，经过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艰苦卓绝斗争，新中国成立了。在往后的三十年里，是国内人民空前大团结的时期，由于对党的极度信任，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全国人民凝心聚力开始了社会主义大建设，锻造出了一大批先进典型人物，形成了诸多奇迹般的奋斗精神。今天，先介绍5种精神，这也是我们现在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好教材，我们的初心是什么，就从这些精神中找答案。
雷锋精神。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青春啊，永远是美好的，可是真正的青春，只属于这些永远力争上游的人，永远忘我劳动的人，永远谦虚的人。”“要记住：‘在工作上，要向积极性最高的同志看齐，在生活上，要向水平最低的同志看齐。’”雷锋精神，其实质和核心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了人民的事业无私奉献。1963年毛主席亲自为这位共产主义战士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雷锋二字，已成为人们心目中热心公益、乐于助人、扶贫济困、见义勇为、善待他人、奉献社会的代名词。
大庆精神。
也叫铁人精神，浓缩为艰苦创业精神。1960年，中国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经济十分困难。就在此时，我们的盟友——苏联单方撕毁合同，对我们进行技术封锁，再加上西方帝国主义的封锁，新中国面临极大的挑战，其中之一便是急需石油。再次险恶背景下，一场中国前所未有的石油大会战在大庆拉开序幕，以王进喜为代表的石油工人喊出了：“有条件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先生产、后生活”“宁愿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都要抖三抖!”的创业口号。在此精神的鼓舞下，我国摘掉了贫油落后的帽子。1964年，毛主席为此发出号召：“工业学大庆!”随后，大庆精神成为全国工业战线的学习榜样。
大寨精神。
“山西昔阳县大寨公社大寨大队，是一个依靠公社集体力量，自力更生地进行农业建设，发展农业生产的先进典型。这个大队原来生产条件很差，是一个穷山恶水土地薄，全部耕地散在七沟八梁一面坡的地方。十几年来，这个大队在党的领导下，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以加工改造耕地为中心，结合运用八字宪法，进行了大量的、艰巨的农田基本建设，把过去4700块分散土地弄成了900块梯田，成为旱涝保收的稳产高产田。粮食亩产由1952年的287斤，增加到1962年的772斤，1963年遇大水灾，仍保持在700斤以上。从1953年到1963年大寨大队向国家共交售1758000斤粮食。大寨大队所坚持的是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这是1964年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的选节。一个国家的政府工作报告，用这么大篇幅介绍一个生产大队，足见大寨当时在中央领导人心目中的位置。“如果中国农村都像大寨那样，那中国人的粮食就吃不完。”1964年中央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
两弹一星精神。
上世纪五十年代，西方帝国主义仗着有原子弹，动不动欺辱新中国。中国要是没有原子弹，就抬不起头，在国际上就没有发言权。为了争口气，人民军队和科学家们，仅用五年时间，1964年10月，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1967年11月，又成功爆炸第一颗氢弹，1970年4月，又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能在如此短暂时间取得如此巨大成绩，新中国让世界各国刮目相看，也用自己的智慧和努力震撼了世界各国。1971年，联合国恢复了中国的合法席位。“两弹一星”精神科浓缩为，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
红旗渠精神
。即当代“愚公”精神，说具体点就是“人定胜天”，其内涵是“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是在修建红旗渠的过程中形成的。红旗渠动工于1960年，勤劳勇敢的30万林州人民，苦战10年时间，仅仅靠着一锤、一铲、两只手，在太行山悬崖峭壁上修成了全长1500公里的红旗渠。该工程共削平了1250座山头，架设151座渡槽，开凿211个隧洞，修建各种建筑物12408座，挖砌土石达2225万立方米。
一昼夜奔袭120公里徒步行军的两个纪录
飞夺泸定桥，红4团一昼夜飞奔120公里1935年5月28日晨5时许，红1军团第2师第4团在前往泸定桥的行进途中，政委杨成武和团长黄开湘接到军团转达军委的“万万火急”命令，打开一看，只见上面写着：黄、杨，军委来电限左路军于明天夺取泸定桥。你们要用最高速度的行军力和坚决机动的手段，去完成这一光荣伟大的任务。这就意味着部队必须在一昼夜内走完120公里的路程，并在29日当天攻取和完全控制泸定桥。由于时间紧迫，命令只能边行军边传达，“走完120，赶到泸定桥!”在猛虎岗，部队以排山倒海之势击溃了敌人的1个团部和1个营，占领了摩西。此时村东河上的木桥已被敌人炸掉了，这给部队行军增添了麻烦。部队全力以赴用了两个小时——紧张而珍贵的120分钟，才架起了这座桥。之后，全团一口气又跑了25公里，傍晚7时许，一查看地图，从这里到泸定桥还有55公里，而且全是山路。正当部队继续前进时，突然下起暴雨来了。天，黑得像倒扣的锅底似的，伸手不见五指，只有打闪电的一瞬间，才能分辨哪是山哪是路。部队一天没有吃上饭，加之道路十分泥泞，真是寸步难行。这时，敌人已经赶上来了，正在对岸与我们平行前进。为了赶在敌人前面到达泸定桥，杨成武通过各党支部向所有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积极分子动员，要求他们想方设法克服一切困难，务必在明天早晨6点以前赶到泸定桥。为了赶路，点起了火把，对岸敌人问是哪录的，司号员巧妙对上，敌人信以为真，把红军当成自己人。就这样，敌人与红军隔岸并行了15公里路。就这样，部队以一昼夜行军120公里的速度，第二天早晨6点多钟到达了泸定桥的西岸，占领了西岸全部沿岸阵地，并立即进行了紧张的战斗动员，选出了22名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组成突击队，经过两个小时的激战，将守敌全部击溃。22名突击队员仅在桥上中弹牺牲3人，创造了夺取泸定桥的奇迹。
飞兵清风店，120公里与45公里的对抗赛
1947年，晋察冀野战军领导杨得志、杨成武、耿飚打算在清风店歼敌，但是国民党罗历戎的第3军已经过了滹沱河，离清风店只有45公里，而我军的部队还在徐水地区，距离清风店有120公里。这就意味着我军部队必须在同一个时间里走将近敌人三倍的行程。而胜负的关键，就在于我军能不能抢先赶到方顺桥以南的清风店地区。如果我军赶不到，让敌第3军和保定新2军的两个师靠拢，我军就很难吃掉敌人了。部队一边走，一边开“飞行会议”，边走边向战士们传达紧急战斗动员令。18日午后，我南下各部队大都提前4小时至6小时，完成了120余公里的长途行军任务，到达指定位置。此时，国民党第3军军长罗历戎率领他的主力1.4万余人、200多辆大车，刚刚走过了定县。20日拂晓，我军开始进攻。一经接触，敌主力很快收缩于西南合等几个村庄，向北平告急，请求增援。22日3时40分，晋察冀野战军主力向西南合等村庄发起总攻，战斗到11时30分胜利结束。清风店战役，共歼敌第3军军部、第7师和第16军第66团，俘敌第3军军长罗历戎等以下官兵1.1万余人，毙伤敌20_余人，连同保北阻击战共歼敌1.7万余人。缴获各种炮72门、轻重机枪489挺、长短枪4500余支、电台8部，击落击伤敌机各1架，开创了晋察冀歼灭战的新纪录，对扭转华北战局起了重要作用，并有力地配合了东北民主联军的秋季攻势。
党史故事文字版篇6
1、1949年10月1日，彭德怀在张治中、陶峙岳等人的陪同下，来到迪化市。彭德怀走着走着，忽然在沸腾的人流里发现自己的画像，浓黑的眉毛顿时拧了起来。他一个箭步冲过去，挡住了那几个抬着画像游行的人。抬画像的群众一下子没认出彭德怀，诧异地问：“你要干什么?!”彭德怀指了指他们抬着的画像，说：“这个人模样太难看，你们就不要举着他过街了!”抬画像的人一怔，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彭德怀竟伸手一把扯掉了画框上的画像。抬画像的人气愤至极，一把揪住彭德怀，大声叫道：“你知道我们抬的是谁吗?这是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常胜将军彭德怀!”几个民兵见状也围拢过来，指着彭德怀：“快!把这个坏人抓起来!”彭德怀不由得笑了：“同志们，同胞们，我就是彭德怀，就是这个画像上的人!”大伙面面相觑，不知所措。彭德怀接着说：“你们不用害怕，我只是想给你们提一点要求，以后不要抬着我的画框子来回走了，你们要举，就举毛主席、朱总司令的画像，举象征革命的红旗!”众人闻言，热烈鼓掌。
2、1980年1月，主持总参工作的杨勇，为欢送调离总参的李达、张才千，欢迎调来总参工作的张震，在京西宾馆请他们吃饭共花去400元。事后有人举报他们公款吃喝，当时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书记的黄克诚知道后，并没有因为杨勇、张震是老部下且事情不大而放宽要求。他严肃批评了这一做法，指示：“要查，不管涉及天王老子都要查，不仅要查，还要处理，谁出主意谁出钱。”在旁人看来，黄克诚这种做法是撕破脸皮，不顾杨勇、张震和他当年共同浴血奋战结下的深厚战斗情谊，其实不然。听说黄克诚要查这件事，杨勇当时认为这是在小题大做，心生不快。但当黄克诚给杨勇打电话说：“你官大了，老虎屁股摸不得了!”杨勇放下电话，立马就赶到黄克诚那里，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说不用查了，是我的主意，随后杨勇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400元补上饭钱。并作了检讨，了结了此事。
3、1952年11月的一天，江苏省吴江县人民政府县长杨明突然接到一封北京来信。信中写道：“县长同志，中财委陈主任的姐姐陈星……据说县政府对她很照顾，谢谢你们……请你们查一下，每月接济陈星多少钱(或多少米)，已经接济了多少次。陈主任讲，现在补贴增加了，干部家属不必再要公家接济。请你们于12月份起，即停发陈星的接济费用，不必客气。以后由陈主任自行帮助解决。盼你们即(及)早复一回信，至盼!”信末署名为“中财委办公室”，时间是1952年10月27日。信中所说的陈主任，就是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政务院副总理兼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中财委)主任的陈云。接到来信，杨明感到非常突然，他清楚当时国家工作人员的经济状况。而陈云一家七口，需要接济的亲戚又多，是当时中南海有名的困难户，其“自行帮助解决”，实在有点难。因此，杨明并没有照来信说的去及时办理。不料，一个月后，北京的第二封信又来了。信上说：“吴江县长同志，我们于上月27日寄去一信，请于12月份起停发陈主任之姐在你县所领的家属优待费，但至今尚未接到回信。因陈主任现在供给较前提高，所以提出应自己补助其姐。但究竟过去由县政府补助多少，请即告知。并请即告处理情况，为盼!”这次的署名是“中财委秘书室”，时间是11月28日。这两封信，虽然不是陈云亲笔所写，但很显然，表达的都是陈云本人的意思。原来，陈云自小家境贫寒，且两岁丧父，四岁丧母，尽管生活上有外婆和舅舅一家照顾，但年幼的陈云一直由姐姐陈星照看。因此，陈云一直把照顾好姐姐的事放在心上。新中国刚成立不久，考虑到陈星当时年过半百、独自一人生活、又没有收入来源，陈云便托当时的苏南行署主任管文蔚给陈星捎过一些钱接济她的生活。1950年4月，又将陈星接到北京想更好地照顾她，因陈星不习惯，在北京只住了6个月就回到了吴江。陈星重新回到吴江后，当地政府根据情况对陈星发放了一定的家属优待费。
4、1959年，王树声在军事科学院上班时，他天天拿着饭盒到公共食堂排队买饭。接待外宾和出国访问时，外宾送他一些大小礼品，他都如数上交国库。一次，新来的勤务员几次将小礼品拿到车上说："王部长，人家说了，这礼品是送给首长您个人的。"王树声却严肃地说："我这个国防部副部长是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外宾打交道的，礼品怎么会是赠送我个人的呢?公私分明，是我们革命战士的一个起码准则，今后务必牢记啊。"
5、60年代初，总军械部建制撤销，王树声的住房成了其他单位的属地，有关部门为了方便他的工作和生活，决定另选地点为他建造新居。他们先是为他选择了一处某自治区的驻京办事处，这里环境相当幽静，王树声看后感到也满意。但当他了解情况后摇起了头，连说："不妥，不妥，这有违我们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几年以后，他们又在东城为他找到了一个旧院落，独门大院，相当理想，但当王树声得知这里原是一个民主党派的机关，只因工作人员都被红卫兵赶跑了而空着时，又摇起了头："这是违反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最后，他们又在五渊潭附近为他选择了一处环境幽雅、风景如画的宅基地，王树声先很满意，可当他注意到为自己建房要迁走几户老百姓的民房，还是摇起了头："我看这件事还是算了吧!不要因为我建房而把老百姓赶走了"就这样，王树声大将在他进京时修建的那座平房里，一住就是18年，直到他长辞人世。
6、1935年，红四方面军长征途中，一天，红四方军总指军徐向前在雪山上来回巡视正在爬雪山的部队。突然发现一位红军战士背着一只大锅，一步一喘，艰难地行进着。这位战士没有穿棉衣，身上只披条草袋。他立即发话："快去把连长找来!"不一会儿，九连连长跑步来到徐总指挥跟前。徐向前严厉批评道："这个同志还披着草袋子，冻成这样儿啦?你们是怎么搞的，去把司务长找来!"连长胆怯地报告道："徐总指挥，他就是司务长，叫肖永正，他的棉衣临出发时脱给房东老乡穿了。""什么，他就是肖永正!"徐总指挥走到这位叫肖永正的红军战士面前，从他背上接过锅，把自己的大衣脱下来，给肖永正裹在身上……部队下山后，徐总指挥在方面军全体干部会上，提起肖永正仍然是激动不已："有个连队司务长，棉衣发下去了，战士们都穿上了，他却把自己的棉衣送给没有衣裳穿的房东，自己披个草袋子过雪山，背上还背着一口锅!他就是三十九团九连的司务长，叫肖永正!""肖永正是个正派的粮草官。我们有这样的粮草官，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
7、一生清廉的粟裕也曾走了一次“后门”。大儿子粟戎生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后，从一名普通士兵干起,在祖国的南陲驻扎了4年。当这支部队调回内地的时候，恰逢中苏边境形势紧张，珍宝岛燃起战火，粟裕托“关系”走“后门”把粟戎生送到前线。次子粟寒生入伍后，一直在条件艰苦的海军舰艇上工作,因长期海上作业，寒生落下了风湿性关节炎的病根。
8、1944年秋，马口维持会会长梁某自当上会长后，勾结日寇，助敌作恶，拒交抗日税费，傅玉和奉命带领十余名队员化妆为马帮，通过了日军两道岗哨，进入马口镇内，把梁某抓了起来。傅玉和并没有枪毙这个汉奸，而是向他宣传新四军政策，望其按规定上缴税款，随后将其释放。三日后，梁某居然如实向新四军缴纳税款。此后，梁某还主动协助新四军购买药材等军需物资。还有一次，傅玉和带队前往商户家征收税款时，却被告知已经收过了，并有字据为证。抗日税款竟然有人敢冒领，傅玉和当即下令，“严查此事。”事情很快查个水落石出，原来是傅玉和的堂弟带人来收税款，立了假冒的字据，并私吞了税款。依据新四军的规定，私吞税款超过5块者当被枪毙，而傅玉和的堂弟足足私吞了20余块大洋。军法如山，傅玉和虽和堂弟感情很深，还是下令将其枪毙。
9、1977年初夏，王建安到厦门某军视察，军、师领导准备开车陪同前往却被拦下。王建安一脸不悦地问：“你们来干什么?”领导们说：“给首长带带路。”王建安反问道：“怕我丢了不成?你们去，我就不去了。”说罢，领导们只好退下。
10、1956年，杨明松刚刚接任贺炳炎的警卫员。前任警卫员交接时告知，司令员有四个子女在成都军区八一小学寄读，每个星期六下午要接司令员子女回家度假。杨松明想，八一小学距军区大院有7里多路，难不成接几个娃娃还要去挤公共汽车?杨明松于是自作主张，向司机“发号施令”派车，“周师傅，出个车，把司令员的娃娃接回来!”当天傍晚，一辆苏制吉姆牌高级轿车从八一小学开回贺炳炎居住的院子。在学校憋了一个星期的孩子们欢叫着冲出车门，嬉闹声惊动了正在客厅休息的贺炳炎。贺炳炎走出门外，顿时两道浓眉拧得紧紧的。他把警卫员杨明松叫进客厅，严厉地说，“以后，我的娃娃不能用我的车去接。你坐公共汽车也行，喊个三轮车去接也行，这个专车是我工作用的，娃娃不能用!”杨明松低下了头，红着脸默默地听着。从此，他再也不敢用司令员的专车去接娃娃了。
11、1970年，吴永光调任武汉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后，配了一部专车。但他除了外出办事，一般很少用车，上下班20多分钟的路程从来走去走回。一次，他最喜欢的小女儿吴笑娜请老师到家里教小提琴，离开时突然下起了雨。小女儿想用车送送老师，吴永光坚决不同意，说：“你送老师是私事，不能用公家的车。”最后，女儿只好打着雨伞，一步一脚泥水，送老师去坐公共汽车。后来，吴永光病重，长期在军区总医院住院，而他的汽车停在大楼门口。二女儿吴笑春在隔壁楼上班，一天又是下大雨，她赶着要去火车站买出差的火车票。吴永光的司机看不过去了，说：“我开车送你吧!”吴笑春婉言谢绝了：“爸爸都不随便用车，我办自己的事就更不能用了。我还是坐公共汽车去吧。”说完，就撑伞走向了瓢泼大雨之中。
12、解放后，吴德峰长期担任政法战线的领导工作。有一次，他继母的一个侄儿因为当过国民党特务而被人民政府逮捕，亲戚前来求情，他严肃地说：“我们是共产党，不是国民党，求情无济于事”。亲戚无功而返。镇压反革命时，吴德峰的胞弟吴世悉被群众举报，当地政府认定他有罪，便派人到武汉将其抓回保康县。亲属们到武汉求时任武汉市长的吴德峰帮忙，让他给当地政府打招呼关照。吴德峰不但没做打招呼的工作，反而一直说服亲属，要严格按照当地政府的政策办。吴德峰任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期间，原来的部下曾有人求他解决一些个人问题，每次都遭到他的拒绝。他对来人说，“正因为你原来是我的部下，我才更要严格要求你、爱护你。我们都是党培养多年的干部，可不能拿党的原则当儿戏!”由于吴德峰总是把前来疏通关系的亲朋好友拒之门外，他的勤务员常常感慨，“要走吴老的后门算是没门，他叫你连窗户都爬不进去!”
13、梁斌从1948年底到1952年初，在襄阳工作了五个年头，领受了四个第一。即第一任宣传部长，第一任襄阳日报社长，第一任党校校长，第一任团青委书记。在这里留下了剿匪反霸、减租减息和土改运动，亲手创办襄阳建国后第一张报纸《襄阳日报》等足迹，同时也为孕育《红旗谱》、《翻身记事》等宏篇巨著积累了丰富的素材。最终，梁老以其常人无法想象的执着，为人们留下了以《红旗谱》为代表的数百万字的宝贵文化财富。可是，就是这样一位享誉海内外的文学巨匠，一位功勋卓著的革命者，一位完全有资格高官有位、享受特殊的人，却三辞官。梁斌第一次辞官是1952年。那是湖北省委书记李先念亲自点将，调他担任新武汉日报社社长。上任不到一年，他就辞官，为写他的长篇巨著《红旗谱》。随后，他调任北京中央文学研究所，只做一个机关党支部书记。第二次辞官，是梁斌辞去中央文学研究所机关党支部书记，以便专心创作他的《红旗谱》。第三次辞官，是梁斌找到中组部的领导要求辞去职务，那位领导准备安排他到天津去当副市长，又被他辞掉了。后来梁老终于如愿，在河北省文联挂了个名，从此专心地创作《红旗谱》。别人是官越做越大，他却主动要求越做越小。
14、1941年，由于受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反共高潮的影响，重庆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的生活条件极其艰难。办事处的财务工作重担由中共南方中央局常委、统战工作委员会书记董必武掌管。为了维持办事处机关的正常运转，董必武殚精竭虑地拨打着这把“小算盘”，亲自制定机关伙食标准，实行包干调剂。为了改善办事处的生活状况，董必武在处理千头万绪的工作的同时，对办事处机关的伙食开支严格管理和监督，他要求办伙食的同志既要想尽办法改善领导和同志们的伙食，又决不能乱花一分钱。有一个月，在月底伙食费结算时，账面上有六角钱的开支平不了。为此，董必武十分自责，坚持要做检讨，许多身边同志都安慰董老“六角钱不是大数目，没必要小题大做，也不用做检讨”。董老对身边的同志们说：“我们党的经费来得不容易，每分每厘都是同志们用血汗甚至生命换来的，我们只有精打细算的责任，没有浪费铺张的权力。”之后，董必武执意在机关大会上作了检查，并亲自向党中央写了检讨信。
15、1940年4月，朱老总根据中央决定返回延安，八路军前线总部只留下彭总和左权副参谋长，彭总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夏季的一天，彭总翻山越岭到黄山洞水腰兵工厂视察，总务科的同志知道彭总胃不好，不让他吃小米，就做了些面条，还炒了鸡蛋、豆腐、土豆、白菜，凑成四个菜。彭总问：“工人吃的和我们一样吗?”程明升厂长回答：“差不多。”彭总二话没说，背起手就出门了。他来到工人吃饭的地方一看，是小米饭炒白菜，彭总回来问程厂长：“这是谁让做的?”程厂长说：“您有胃病，为您做面条是经伙食委员会研究决定的。”彭总的表情更加严肃起来：“我有胃病你们知道，难道工人中就没有得胃病的吗?你们知道吗?给我打小米饭来，不吃面条。”程厂长知道犟不过彭总，只好把面条给了伤病员。
16、贺炳炎上将，祖籍湖北宜都。1951年11月，时任解放军青海军区司令员兼第一军军长的贺炳炎携妻、子回乡探亲，途经宜昌。前来码头迎接的宜昌专署专员刘真，是他的老部下。专署招待所是栋百年老屋，陈旧简陋，食宿条件差。老首长远道而来，刘专员当然想把生活安排得好点。他精心挑选，找到桃花岭专署机关接管国民党的一幢洋楼，请贺炳炎一家去住。谁知贺炳炎一口谢绝，“招待所条件再差，总比打游击时滚泥巴睡地铺好些嘛!”军区首长回乡探亲，宜昌的父母官自然想尽下地主之谊，想请贺炳炎和其亲属吃顿便饭，略表欢迎之意。可是，刘专员几次在贺炳炎面前提起此事，都被谢绝了。虽然如此，老部下总觉得不尽地主之谊未免失礼，还是备了一席薄酒。不料却惹得贺炳炎满脸不高兴。他绷着脸说：“现在不少老百姓连饭都吃不饱，我们能节省的要尽量节省。早就讲了，不要请客，怎么还要这样办!”刘专员只好作罢。贺炳炎临行前，刘专员又提出陪送老首长回乡。贺炳炎抿嘴一笑，诙谐地说：“我回家探亲，你去干什么?你去，我还要雇一顶八抬大轿抬你这个父母官!”说完，两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17、一日，邓可运奉师长汤慕禹、政委陈培荫的命令，率24人的运粮队，每人挑两箩筐稻米，160多斤，徒步300多里路，运粮到正在松口作战的红二十四团。运粮队头一天走了120多里路，上路时一人发的五个糠菜团子早已吃完，到晚上战士们都已饥饿难忍。于是，队长刘海门吩咐队员打来溪水，架锅生火，准备煮饭。“住手!”刚查看环境归来的邓可运看到一战士抱着箩筐朝锅里倒米，他大喊道：“谁让你倒这么多的米，把锅里的米捞出一多半，做成稀饭。”说罢，他又带着战士一起去山里挖野菜。这日晚饭，大伙吃了一顿野菜稀饭。吃过晚饭，邓可运将刘海门叫到一边，耐心地给他讲粮食来之不易，讲前方战士流血流汗，对粮食如何急需，讲为什么不能近水楼台先得月的道理。说得刘海门心服口服，连连点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邓可运带头以野菜充饥，不吃或少吃粮食，使得运粮队战士非常感动，也纷纷效仿。第三天午后，眼看就要到达目的地松口，只听“咚”地一声有人倒地，大伙儿循声望去，只见邓可运栽倒在地，他挑着的两箩筐米撒得满地。这时，贺龙军长正骑马经过，见状过来查看，一眼就认出了邓可运。贺龙接过警卫员手中的水壶，扶着邓可运喝了两口水后，问：“可运，你怎么啦?”还没等邓可运张口，队长刘海门抢先答道：“贺老总，邓处长是饿的，他一路为了省粮食，自己很少吃粮食，光吃野菜。头一天上路，一人发了5个菜团子，他舍不得吃，还送给别的同志两个。第二天我们做野菜稀饭，他第一个上去先给自己盛
